王水照:文学所“何其芳时代”杂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3 次 更新时间:2013-12-03 20:59

进入专题: 文学所   何其芳  

王水照  

 

文学所是在激烈、动荡、多变的政治风浪中发展而来的。在政治气候的“严冬时节”,何其芳和文学所往往落后于种种运动,总是“慢半拍”,常被指责为“右倾”;而在“解冻天气”,何其芳总是积极工作;在“常温环境”下,他念兹在兹的就是两条:出成果,出人才。

侯体健:王先生您好,今年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成立六十周年,文学所出版了系列丛书予以纪念,特别是其中一本《甲子春秋——我与文学所六十年》采用访谈录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那段历史的活泼而真切的材料。您从1960年至1978年在文学所工作十八年,对文学所一直有很深的感情,我想您一定也注意到这套丛书了吧?

王水照:是的,这套丛书我目前正在看,《甲子春秋》已经看完了,另外几本《文学研究所所志》《告别一个学术时代——樊骏先生纪念文集》和《翰苑易知录》还没怎么看,还有一本王平凡同志口述的《文学所往事》我也拿到了。这些书,特别是《甲子春秋》让我想起以前在文学所的日子,可以说感慨万千。

侯体健:您能不能先简单谈谈读了《甲子春秋》后的最直观感想?

王水照:在文学所五十周年的时候,所里编了一本《岁月熔金》,我觉得从《岁月熔金》到《甲子春秋》这系列的书编得都很好,《岁月熔金》是单篇文章,以个人撰写为主,《甲子春秋》则是访谈录的形式,提供的历史细节更丰富、更鲜活一些。《甲子春秋》也补充了许多《岁月熔金》中没有的内容,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打派仗的一些回忆,以前很少提。其实,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文革”史是非常典型的,从全国范围来说都非常典型,共有五百四十七名干部被立案审查,占全体人员的四分之一。比如“文革”时有个“五一六集团”,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五一六”究竟是怎么回事,最早是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公开点“五一六”的名,说“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全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究竟有没有?如果没有又是怎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那么大的运动来,死了那么多人?光学部范围,就死了许多人,文学所虽然没有死人,但是打人很厉害。这真是把人性扭曲到一个骇人听闻的程度。

侯体健:这确实是《甲子春秋》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文革”的反思与回忆比较多了。我们这代人对“文革”的了解比较少,从这本书中能知道一些具体的事例,也算给我们补课吧。

王水照:当然,这其实还不是该书的重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从这部书中能看到文学所的历史侧影,而深入研究这所国家级研究机构是有学术意义的。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研究机构的问题,而是涉及建国以后中国的学术生态、学术发展方向以及那个时代环境下学人的各种遭遇与应对策略,或者说他们的生存环境及其反应等问题。另外也可以总结一下文学所六十年——对我来说当然是文学所前面一段时间——究竟有什么优良传统值得我们发扬,又有什么经验教训需要吸取。

侯体健:据资料显示,文学所是1953年2月2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决定成立的,第一任所长是郑振铎,郑先生应该是在您进所之前就去世了吧?

王水照:是的,我1960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文学所,郑振铎先生在1958年就去世了,由何其芳同志接任所长。我在文学所的十八年,都属于 “何其芳时代”。要回顾文学所的历史,绕不开何其芳,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何其芳就是文学所的灵魂。我多年前曾经看到过一篇题为《良知的限度》的文章,谈“何其芳现象”,这次看《甲子春秋》又让我思考起这个问题。该文意在从理论上揭示“左”倾的毒害,但对具体批评对象而言,有点隔膜。文章的主要论点就是:何其芳是真诚的,不虚伪,不管是从他的诗歌创作来说,还是从工作态度来看,都比较坦率、不掩饰,但是他有限度,什么时候有限度呢?听党的话的时候,使他的“良知”“消泯于一种非理性的迷误”。何其芳作为中宣部系统的重要干部,是周扬的左右手。周扬身边有两员“大将”,给他当笔杆子,一位是林默涵,另一位就是何其芳。这次在书中读到陈涌对林、何的比较:林“对文艺问题还不能像何其芳一样熟悉,一样深刻理解,何其芳是深知文艺规律的”,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见解。林默涵主要是从政策性的角度阐述党的文艺方针,何其芳则是在学术领域写文章响应。所以,当时历年的文艺界学术争论,几乎都是由何其芳写总结性文章。例如,胡风问题,最后一篇文章是他写的,胡适批判、《琵琶记》讨论等,也都如此。李煜词讨论最后总结性文章由毛星写,但何其芳也发表了重要的相似意见。至于文学史讨论会、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最后的总结报告由他来写,更是属于他的本职工作了,会议是由文学所主持召开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何其芳体现了居于意识形态部门的声音,而且是从学术的角度发出声音,他就是处于这样的位置。

文学所成立时的定位非常明确——是执行党的政策的部门,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党的工具”嘛。当时《北京日报》有过一场讨论,论题就是“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怎么说,你就应该怎么做。讨论到后期,有人就认为,已经是“工具”了,又要完全“驯服”,那么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一点都没有了,也不好啊。后来就折中为“要做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又要“驯服”,又要“奋发有为”,要矛盾统一,在驯服的前提下还要做出自己的成绩来。何其芳主观上就是努力朝这个方向做,执行这个政策。但这只是他的一种面相。

侯体健:当时您到所里的时候,所里的人事格局是怎么样的?

王水照:文学所当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单位,与一般高校不同。文学所当时组成人员的情况,大致可以认为有三个人才来源和资质类型:

第一类是代表“五四”以来现代学术传统的一批人,比如俞平伯先生,接受过“五四”的洗礼,继承了“五四”的学术传统,包括像余冠英先生,都是直接在“五四”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有明确的理念,就是学术工作要独立,要自由。大家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名言,其实,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私言”,而是当时的“公论”,是这代人的共同认识,学术研究必须保持它的独立性,不能为某种先验的指导思想服务。他们当然不完全否认学术研究的理论指导思想,但这个思想不是外在强加的,必须是学者本人在研究过程中真正服膺的。这种思想,在他们这代人身上深入骨髓。在这第一类人员中还应包括一些主要从事传统学术工作(如考证、训诂)的学者,他们身上现代学术色彩较为淡薄,但也主张独立、自由,在他们那里,这已不是一人一时之主张,而是群体性的主流看法。总之,在文学所,这批人都称作“老先生”。他们都是从各高校物色选聘而来,郑振铎先生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

第二类是从延安过来的学者,这派就是以何其芳为首。像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过来的一批,很多还是骨干,因为何其芳曾经是“鲁艺”的文学系主任。除了何其芳,还有朱寨,他应该算是当时文学所排在何其芳、毛星之后的第三号人物,当然,王平凡作为党的负责人也在起作用,但从学术事务上,他们三个人影响最大;还有陈涌(杨思仲),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后来被打成“右派”;还有井岩盾、王燎荧等,这批都是鲁艺的。建国以后,不知为何没有给何其芳安排什么职务,而是在中央马列学院做语文教员,他从那里直接来组建文学所,也带过来一些人,比如力扬、王平凡。当时文学所领导比较特殊,排名是所长、学术秘书、副所长、党总支书记,第一任学术秘书是力扬,后来罗大冈、朱寨都当过,再后来学术秘书的地位有所改变,排到第四位了。从这个体制来看,文学所对学术还是非常看重,虽然它当时的成立是在行政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学所当时受双重领导,在北大的时候,行政上归北大管,业务上归中宣部领导;后来到了学部,行政上归学部领导,业务上依然是归中宣部领导。对文学所来说,中宣部的领导是最重要的,因为行政领导主要是物资条件的提供,思想上一直就是号召当好中宣部的助手。既有这样的组织结构,又有延安来的这批人,那么很显然,文学所就是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延安这批人都是共产党员,而且是老共产党员,他们天然地代表共产党来领导文学所,这一群体在文学所起到最重要、最关键的作用。

第三类就是青年大学生,何其芳当时很重视他们,叫做“我们自己培养的学者”,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

侯体健:这样的人事格局对何其芳领导文学所来说,应该也有影响吧,毕竟这三个群体在对待学术、对待党的领导上,可能有着不一样的想法。

王水照:那当然,这三群人中其实就潜藏着两股“势力”,一股就是党的声音、党的政策,你必须要执行,而且何其芳也的确是相当忠实地去执行的;另外一股呢,就是学术本身的,要讲究学术的独立思考、自由研究,要尊重科研工作自己的规律,这种思想在第一批老先生身上,也包括在青年大学生身上根深蒂固,不是说推翻就推翻,说改造就改造的,甚至何其芳他们自己也是如此。在何其芳身上,对科学研究本身规律的尊重,在其内心也根深蒂固。所以,杨绛先生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这些思想改造运动,改来改去,最后“我还是我”。这句话放到历史语境中去理解,非常深刻。他们受的最初教育,已经让这种尊重科学规律的思想深入骨髓了,不是外面来的几个“运动”就能改变的。所以,思想改造实际上对于这批知识分子来说,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据传闻,当时好像是马寅初提议要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这里面还挺复杂。最近有本书叫《故国人民有所思》,专门谈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分析了许多典型,比如陈垣、梁漱溟、王瑶、周培源、汤用彤等。

在这样的情形下,所里主导的思想就是执行党的政策,它是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嘛,这是义不容辞的;但学者本身又要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坚持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与学术主张去搞研究,这虽是潜在的,却又是发自内心、深入骨髓的。这两股势力,在何其芳身上经常“打架”。但何其芳的“诗人气质”、“书生本色”久传人口,他对学术独立性的认同乃是天然的,也是刻骨铭心的。面对文学所普遍存在的独立自由的诉求,可谓一拍即合。所以,何其芳有两个面相,一个是作为党的“工具”的何其芳,一个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领导人的何其芳。

侯体健:所以我看到《甲子春秋》中,大家对何其芳先生非常推崇,这和某些声音并不一致。

王水照:是的,所里一直很尊重何其芳。在何其芳那里,一条是执行党的政策,是“工具”;另一条呢,就是在执行党的政策的同时,还有“三个尊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研究规律。这“三个尊重”,在何其芳这类党的干部身上,其实也有突出表现。比如“运动”当中批判俞平伯,批判当然必须进行,因为是政治任务,但批判的时候他一再请俞平伯发表自己的意见,强调批判中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旦政治氛围稍微松弛一些,他就努力为老先生们辩诬,恢复真相。陆定一发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里面就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这句话是在何其芳要求下才有的。何其芳有时候会违犯上意,学部的领导非常怕他,虽然他只是文学所所长,但他敢和学部主任顶,在那种官场上下级关系非常森严的环境中,别人不敢,他敢。特别是当时有人说俞平伯垄断资料,何其芳做了大量调查工作,认为不是事实。陆定一的报告专门提到此事,那么就等于给俞平伯翻案了。后来文学所评职称,就定俞平伯为一级研究员。原来何其芳自己被评为一级,他诚恳地说“我不能评一级”,一个理由就是“我学术水平不够,而且我是党的干部”,还有个理由就是俞平伯当时都只是二级,哪里有老师二级,学生一级的道理。所以他就正式打报告给中宣部,要求自己是二级,中宣部居然同意了。再后来,是由文学所党组织提出不同意见,才定他和俞平伯都是一级。最开始文学所只有钱锺书一个人是一级。

所以你看,在何其芳领导下,文学所在政治运动中尽量保护专家学者,老先生当中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杨思仲,何其芳当时不同意,但中宣部一定要这样,结果杨就被打成了右派;还有一个较年轻的王智量,现在在华东师范大学,他是搞俄罗斯文学的专家,也是北大毕业的,年龄比我稍长几岁,当时在文学所被打成了右派。何其芳主持批判王智量右派言论的会议,会间休息时,和王智量在洗手间遇上,他就对王说:“王智量,你现在被打成右派了,但你《奥涅金》的翻译还是要继续搞下去。”王智量后来很感动啊,何其芳这句话给了他很大鼓励。王智量最近还出了多达十四种的《智量文集》,其中有一本自传性质的,对何其芳充满了深厚的感恩之情。可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研规律,在何其芳身上很突出,一般人做不到。

这样的事,在钱锺书先生的身上表现得更是典型。文学所组建初期,大部分人员是从大学物色来的。我刚到文学所时,就发现古代组这批先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个子都比较高,一个就是讲话结巴的人比较多。比如俞平伯是口吃的,余冠英也有一点口吃,蒋和森口吃得厉害,胡念贻口吃更厉害。这个现象也侧面反映出,这批先生在大学课堂教学上大概是并不叫好的(蒋、胡两位不是直接从高校调来的)。钱先生是另外一种情况。思想改造运动时,钱先生在清华是重点批判对象,他们系里党的负责人公开对学生说“我们系第一个要批判的就是钱锺书”,所以钱先生在清华处境很不好。1956年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议主题本是给知识分子解困,这个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后来又有广州会议的“脱帽加冕”什么的,但是,居然就在这个会议上,北大整理的材料说钱锺书是反动教授,王瑶是反动教授。可见,不管是清华还是北大,钱锺书处境都很不好。这些问题,后来,何其芳、王平凡都把它们一个个解决掉。比如,有名的“清华间谍案”,还有污蔑毛主席著作案,这两大案都由何其芳主持调查,并下结论认为是子虚乌有。如果说,钱先生还在清华、北大,那么他的处境就非常危险。钱先生口头比较紧,1957年那一关可能能够混过去,但也很难说,高校里有些人被划成右派,几乎都没怎么说话,就被抓住把柄,戴上帽子了。而“文革”这一关,就肯定没那么好受了。

文化大革命,最开始反对走资派、反对学术权威,钱先生是受冲击的,不过在文学所受到保护,冲击不大,没怎么批判过,肉体上没吃过什么苦头。当时运动的第一阶段,是反对走资派,抓当权派,就把何其芳拉出来,后来就打派仗了。最开始斗何其芳,非常残酷,在吉祥大戏院,何其芳长得很胖,叫他低头九十度,那时天气又很热,还挂个牌子“何其臭”,看得心里面真是很酸。何其芳天真啊,这种场合他还说“我找不到重心”,要趴下来了。这次批斗,真是刻骨难忘。那个时候首当其冲的是何其芳,钱锺书是陪斗的,没有开过钱锺书的专门斗争会。如果钱先生不来文学所,没有受到何其芳的保护,那日子会很难过,更别说评一级教授了。那时钱先生也不过一本学术著作——《谈艺录》,《围城》是小说创作嘛,何其芳认为他很有学问,就评上了。所以你看,在这样的环境中何其芳还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这一点十分难得。

侯体健:从《甲子春秋》看到,何其芳先生对您这一辈人似乎比较严格,和对老先生一辈特别尊重有所区别,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好好先生”。

王水照:何其芳很有自己的原则,比如《唐诗选》的例子。我们编《唐诗选》是由余冠英、钱锺书、陈友琴、乔象钟和我五个人做,实际上何其芳对我们的选目并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那时候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整个文艺政策比较宽松,这些老先生都把自己喜欢的诗选进去了,一般读者读不懂、欣赏不了的也选了。何其芳认为,作为普及读物,应该更大众化,但他还是肯定这个项目的,尊重老先生们的选目,让我们自由去做。他呢,就自己主持搞一个《唐诗选注》,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按照他的意图去编注,一批年轻人参加其中,他做了大量修改。也就是说,他尊重你们的《唐诗选》,但不同意你们的风格和标准,所以他自己主持另外做一个。有则材料可以说说,我当时只参加《唐诗选》,没有参加《唐诗选注》,胡念贻参加了《唐诗选注》,有一次我去他办公室,他正好清理桌面上《唐诗选注》的稿子,其中有何其芳批改过很多意见的两页稿纸,他觉得已誊正过没啥用了,就扔掉了。我捡起一看呢,是李白的小传,里面修改非常多,密密麻麻一大片,我说你不要就给我吧,他就把这份稿子给我了,这份稿子我现在还保存着。让人记忆深刻的地方在于,要解释李白的诗歌有人民性,古代作家如果用阶级分析理论来看,大部分是上层,代表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但是他们和人民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找的根据呢就是马克思的一段话,他在《马恩全集》里找到了,但他有点怀疑,又专门找懂俄文的专家去核实俄文版,再进行重新翻译。何其芳领导集体科研亲力亲为的认真态度,真让人感动。他给我也改过许多稿子,比如社科院版《中国文学史》,我写柳永,第一稿出来以后他就给我批改过。

何其芳有个性,对我们这辈人,他有意见就非常直率地说出来,而且有时非常尖锐。我写过怀念何其芳的文章,就写到他怎么否定我写的《中国文学史》韩柳那一章。他当时对我这篇稿子的批评,给我震动很大。我们都知道,何其芳立过“所规”,大学生进了文学所,两年写不出好文章是要“走路”的。我那届从北大到文学所的人大概十个左右,最后剩下两个半,我一个,张炯一个,吕薇芬算半个,她是作为研究生留所。其他都以各种名义调走了,留下来的当然高兴,走的当然不高兴,但基本上没人对何其芳本人有意见,因为他是出于公心,没有私心。他根据你的文章学术水平来判断。比如陈毓罴到莫斯科大学深造,是兰州大学派出的,按理他毕业了应该回兰州大学,但他提出想进文学所,就寄了文章给何其芳,何认可他的文章,就积极和兰州大学联系,把他调来。何其芳秉持公心做事,我还没听到大家对他这个做法有太多的批评。即使是当事人,也是心服口服。当然,这里面有些判断也不一定就对,有些被调走的后来表现出相当强的科研能力,不免可惜。何其芳当时说得很清楚,他说文学所是一个用人的单位,不是一个培养人的单位,从大学里面要来的人,总有些参差,那怎么办呢,就只能“广进广出”,择优选留。应该说当时能留在文学所的人,都比较优秀,这是何其芳领导文学所的人才基础之一,是后备力量。他挑选其他成熟的专家,也是选有研究成果、有研究能力的,把老中青搭配好,我们现在就叫“梯队建设”吧。何其芳对于梯队里的人都很尊重,但态度不一样,对我们年轻一辈要求特别严格。在何其芳看来,你们这群新人是党培养的、我培养的,“亲者严”嘛。当时文学所的人才梯队在全国是第一流的,超过了任何一所高校或其他研究单位,正是何其芳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

侯体健:何其芳先生对怎么办所还真是很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您在别的文章中也曾经有所回忆,能不能再补充一些材料?

王水照:是的,每年新的研究人员进所,他都要讲话,《衷心感谢他》一书有相关记录。我听过他三次这样的讲话,第一次当然是我新进所时必须去听的,后面两次我是自愿去听,我就觉得何其芳太认真了,每次讲话都认真准备讲稿,中心意思概括起来有两句话,第一句就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讲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然后讲到三点:历史、现状、理论。他又引申发挥,总结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他的讲话中心就是这个,但每次讲的例子和具体发挥都不一样。何其芳把“历史”放在第一条,他说:“系统研究理论、历史、现状三者的关系和规律,第一是研究历史,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大体上可以包括在历史中,其次是研究现状。”他的这种说法与毛泽东的观点有一定距离,他强调历史,讲求历史材料,其实就是说材料是第一位的,材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他的这个观点对我们年轻一辈的研究人员影响很大。这是何其芳治学的三要素。

关于治所,集中体现在毛星的“五字宪法”上,1958年文学所领导小组讨论毛星提出的这五个字,一个是“定”,不能变化太多,政策要有稳定性,当时政治风向变化很多,所里一定要把方针定下来,不改变;第二个字是“远”,定的计划要着眼长远,做一般高校和研究机构不能做的大中型的项目,这些项目是立所之本;第三个字是“精”,研究人员要精干,富有科研能力,成果也不能粗制滥造,要出精品;第四个字是“个”,要以个人专业为基础,“大集体,小自由”,在做集体项目时个人有一定自由,尊重他们的专长和学术兴趣;第五个字是“简”,就是要简政,行政工作要尽量简化,要精简科研人员的社会活动,何其芳也特别强调这点,许多具体规定全部都是围绕科研这个中心服务:首先可以不用坐班,其次不用参加诸如民兵训练、打扫卫生、欢迎外宾等工作,第三行政机构未经过所领导的批准不得耽误研究人员的工作时间,不能分派给研究人员研究以外的工作等等。何其芳还反对简单粗暴的批评,反对乱戴帽子,对批评和反批评一视同仁,对学术问题和学术思想问题上的错误不进行群众运动方式的批判。这个“五字宪法”,现在看起来对于办一个所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排除干扰,专心学术。可惜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就被当做“违反总路线的纲领”而彻底否定了。

侯体健:何其芳先生这套办所方针真是切中要害,如果没有那么多政治运动,我想在何先生领导下,文学所应该会有更辉煌的成就吧。

王水照:现在文学所流行的说法,认为历史上有两个“黄金时代”,一个是何其芳时代,一个是陈荒煤时代。后一个时代主要是拨乱反正,文学所对全国的影响更直接,特别是与全国的文学创作结合紧密,比如积极介入伤痕文学的讨论,全国的社科规划等。《甲子春秋》里对刘再复时代着墨不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所真正的灵魂还是何其芳,毛星是仅次于何其芳的第二位领导者,也很有思想。按照何其芳的办所方针,能够把文学所办得非常好,他有思想,又大公无私,不像后来某些人,所有的好处都要自己拿,毫不谦让,何其芳非常谦逊,所以我现在还是非常怀念何其芳。

侯体健:这本书确实引起您的许多回忆与感想,限于篇幅,您最后再总结一下对文学所、对何其芳或者对《甲子春秋》的看法吧。

王水照:对文学所六十年作评价,我不是一个合适的人,我在文学所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虽然在所里十八年,但真正搞科研的时间也就“文革”前的几年,应该有更合适的人来评价。文学所是在激烈、动荡、多变的政治风浪中发展而来的。在政治气候的“严冬时节”,何其芳和文学所往往落后于种种运动,总是“慢半拍”,常被指责为“右倾”;而在“解冻天气”,何其芳总是积极工作,对1958年学术批判的“反攻倒算”就是显例;在“常温环境”下,他念兹在兹的就是两条:出成果,出人才。在他的主持下,《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概论》及少数民族文学史先后问世,出版过三套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以及《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等,一套以《诗经选》《史记选》《唐诗选》为内容的中国古代文学读本丛书以及同仁众多的个人著作,都是学术史上实实在在的积累,影响巨大而深远。在我的同龄人中,可以说全体性受到何其芳的学术教益,《甲子春秋》记叙了他为文学所第二代学人修改文稿的事迹。他还亲任班主任,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文学研究班,直接为文学所注入新的血液。要之,论到对文学所第二代学人的影响,泽被之广、影响之深,他是第一人;环顾学部各所,他算得上最杰出的一位学术领导者。巴金老人说得好:我们应该“衷心感谢他”!■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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