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文: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合法化路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9 次 更新时间:2015-09-22 08: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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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文  

  

   摘要:专业社会工作有三大合法性来源: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西方发达国家专业社会工作的合法化呈现出“历史文化认可→社会认可→政治认可”这样一种路径序列。与之对应,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则有着“历史文化认可→政治认可→社会认可”的路径雏形。当前历史文化基础的合法性已经具备但基础薄弱;政治认可基础的合法性正在快速建立但尚未建成;社会认可基础的合法性基本处于真空状态。基于此,构建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基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提炼专业内核,凸显本土特色;明确身份定位,明晰发展方向;依托政府扶持,打造专业品牌;构建职业队伍,推动职业发展;提升服务层次,参与政策设置。

   关键词:专业社会工作;合法性;西方经验

  

   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这一历史性任务以来,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在较短时期内就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了鼓励和扶持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近些年国家先后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通过顶层设计为专业社会工作的建设提供规范与指导,中央财政对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投入力度也是逐年快速增加。截止2013年底,“全国持证社工人数已经达到12.3万人,全国社工人才36万人,社工岗位8.2万个,民办社工机构2452个,社工事业蓬勃发展,已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1]]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业已拓展到养老、医疗、就业、教育、残障、扶贫、社区服务、企业、灾后重建等多个方面。2015年“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更是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中。可以说,我国专业社会工作正在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工作的春天已经到来。

   与短时期内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相伴,当前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复杂交织、相互伴生的问题,如社工待遇总体偏低、社工队伍流失率高、社工能效遭受质疑、社工机构生存困难等。从主观意识角度来看,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大社会公众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于专业社会工作的认知度仍然有限、认可度始终不高。这实质上凸显出了当前我国专业社会工作进一步发展所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即专业社会工作合法性的建设问题。在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进程中,一直以来合法性建设都被当作一个不证自明或者无需明确言说的东西。然而时至今日,专业社会工作的合法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明确提出并加以快速构建的阶段。专业社会工作本身是一个西方舶来品,对西方特别是欧美专业社会工作的合法化历程进行分析梳理,无疑会对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建设提供可兹借鉴之处。

   一、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合法化路径

   对于合法性问题最为经典的研究当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政治合法性论述。“韦伯认为,广义的合法性是指由法律、道德、宗教、习俗和惯例等构成的合法秩序。狭义的合法性就是他所致力研究的合法性基础的三种类型,尤其是法理型合法性。在韦伯看来,任何形式的统治都必须有其合法性根据,人们服从的基础不仅包括习惯、个人利益、理想动机或休戚相关的纯粹情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任何社会关系中的社会行为都受到行动者自己对于合法性秩序的信念支配,只有当人们认为一个统治具有正当理由的时候,这个统治才为人们所服从,才具有合法性”。[[2]]可见,在韦伯那里,合法性的基础归根结底导源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信仰抑或是认可。

   与韦伯的观点相类似,新制度主义学派在针对组织的趋同性现象研究中,也突出强调了合法性机制的重要作用。迈耶(Meyer)将组织与其外在的制度环境结合起来考察,“他认为工业化社会以来的制度体现的是一种理性的神话,它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普遍坚持的信念,并有力地影响了组织的形式,从而导致组织的结构不得不符合社会文化的要求”。[[3]]可以说,一个政权、一个组织、一项制度如果能够被人们普遍接受或认可,那么它必然具备存在的合法性。

   (一)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分析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一项职业,其合法性来源同样必然建立在普遍性的认可与信仰基础之上。格林伍德(E.Greenwood)于1957年提出专业的五项基本特征:1)一套理论体系;2)专业的权威;3)共同信守的伦理守则;4)社会或社区的认可;5)专业文化。[[4]]可见,社会的普遍认可是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专业必不可少的条件,也可以进一步说是专业社会工作获得合法性的内在要求。基于这一基本判断,回顾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合法性来源主要立基于三个方面的认可:

   其一,历史文化基础上的合法性

   如果以1917 年专业社会工作先驱玛丽·瑞奇蒙德(Marry E.Richmond)发表《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作为起点的话,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发展至今已经有了约100年的历史。早在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一项职业诞生之前,实际上社会工作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早已存在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之中。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助人思想,基督教、新教的博爱思想,以及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等,深刻影响着现代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并且共同塑造了现代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近代西方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贫困、失业、疾病、犯罪等)弥漫充溢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古典的社会思想为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诞生提供了天然的合法性依据。特别是到了19世纪,以这些传统价值理念为行动准则,欧洲中产阶级妇女自发组织的“友善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以及后来英美等国纷纷建立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ies)与“睦邻组织运动”(Social Community Good-neighborly Movement)等,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性社会服务活动,以救助和帮扶陷入困境的人们。可以说,正是这些秉持西方传统价值理念的的民间探索与民间自组织行为,为20世纪初期专业社会工作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当代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与其诞生初期相比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与扩展,但是作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仍然完整保留。就此来讲,西方专业社会工作自诞生之日起就天然具备了立足于西方历史文化基础上的合法性。

   其二,社会认可基础上的合法性

   西方专业社会工作自萌芽到诞生、自诞生到成熟,始终深深地嵌入于西方现实社会当中。可以说,现代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正是在回应现实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发端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以及伴随而至的欧洲工业化、城市化浪潮,构成了现代专业社会工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工业革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欧洲各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彻底变迁和调整。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转型加速了传统社会福利模式的解体。原先的农民流入城市,进入工厂,原来适应的农业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家庭保障、邻里互助传统遭到削弱乃至破坏,需要新的社会服务方式来替代……其二,工业化、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收入分配愈益两极分化,激烈的竞争使中小企业破产,使工人、农民变成赤贫者,激起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其三,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社会关系,将以初级关系(血缘、地缘关系等)为主的社会变成了以次级关系(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5]]在此背景下,欧洲社会中的贫困、流民、犯罪、失业、疾病等各种社会问题、矛盾集中爆发,社会冲突愈演愈烈。特别是到了19世纪后半期,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社会变革的程度更加剧烈。然而政府层面的社会政策与制度设置并未对此做出及时有效的行动回应,原有的济贫法案、保险条例等社会政策体系已经难以满足欧洲社会的迫切需求。与政府层面的缓慢反应形成鲜明对照,欧洲社会中快速兴起了一批具有现代专业社会工作性质的组织与行动(如汤因比馆等)。这些民间组织通过多种方式、采取多种手段积极救助和帮扶陷入困境的人们,以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修复日益恶化的社会环境。在这些早期民间组织于西方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介入与实践下,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利他性的、助人自助的专业和职业,逐渐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进而赢得西方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的普遍认可。

   其三,政治认可基础上的合法性

   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是在西方社会普遍遭受工业化、城市化阵痛的背景下,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进步而诞生的。在某种意义上,专业社会工作组织与行动弥补了政府工作的不足与缺陷,维护了政府的政权稳定。在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期间,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凯恩斯主义共同构成了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大背景。开展全民性、大范围、多种类的社会服务成为了这一时期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特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专业社会工作的“社会服务对象首次‘超越’属于弱势群体的贫困家庭和贫困人群,‘普通人和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成为服务对象,尤其是社会变迁、经济危机和战争的‘牺牲品’”。[[6]]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普遍进入了战后重建阶段,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率先宣布建成世界首个“福利国家”,出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整套社会福利政策。“继英国之后,瑞典、法国、丹麦、挪威、西德、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先进工业化国家也纷纷按照‘福利国家’模式重建并扩大社会保障项目,并先后成为‘福利国家’。除西欧北欧国家外,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也仿效‘福利国家’构建本国的社会保障体系”。[7]在此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很快被纳入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保障体系当中,“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社会福利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制度的地位被确立下来。国家通过制定相关法案或政策,执行对社会福利事业的管理,包括对社会工作的指导与管理”。[8]可以说,专业社会工作的作用已经完全获得了西方国家政府的认可。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美国“全美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先后成立,1956年“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成立。以此为标志,西方专业社会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合法化路径

   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建设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所折射出的是一条具有自身显著特征的合法化路径。总的来看,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三大合法性基础非同时建立,而是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

   如“图1”所示:西方专业社会工作产生的背景是近代欧洲工业革命浪潮。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客观上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这些社会问题与矛盾首先引起了欧美民间社会的普遍反应,以“友善访问员”、“慈善组织会社”、“睦邻组织运动”、“汤因比馆”等为代表的民间助人行动快速席卷欧美社会。在此基础上,以社会工作服务、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学院、社会工作协会为代表的专业性社会工作逐渐诞生,并且很快获得西方社会的广泛认可。社会的认可奠定了政府认可的基础,随着西方“福利国家”纷纷建立,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地位最终确立。单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三大合法性基础的获取顺序上看:历史文化基础上的合法性最先具备,现代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就根植在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之中;进而社会认可基础上的合法性诞生,无差别地回应社会、服务社会是现代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根本职责;最后政治认可基础上的合法性确立,与政府积极互动又始终保持独立,成为现代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显著特色。

   二、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建设

   (一)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合法性现状分析

通过对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合法化历程的分析可以发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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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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