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中国哲学是如何可能的?——再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 次 更新时间:2022-05-06 12: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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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 (进入专栏)  

  

   摘要 最近二十多年来围绕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背后反映的是当代中国学统重建的范式困境,以及当代中国学人的精神贫困。中国传统学问中被当成哲学的一些成分(如儒学),从形态上更接近于宗教,而非哲学。因此,从“是哲学”的角度为中国传统哲学合法性辩护是成问题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有哲学”的角度谈论“中国古代哲学”或“儒家哲学”,就象我们谈论基督教哲学、佛教哲学那样,指现代人从哲学立场研究古人、从中建构出哲学。

   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诞生,是在传统学问体系衰退后,国人在社会现实和人生观方面急需寻找新的“指导原理”的产物,其终极指向其实是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建设,后者未必能称为哲学。因此,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不在于中国古代“某学”可否称为哲学,而在于:在将古人的功夫传统、德性实践转化为概念辨析和理论总结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找到新的意义之源,尚未建立令人满意的学科范式。

   讨论中国传统哲学合法性,应该做到两个区分:即区分“是哲学”与“有哲学”,并进一步区分“已经合法”与“尚未合法”。混淆“是哲学”与“有哲学”,对尚未合法的现实视而不见,竭力从“是哲学”立场证明中国哲学已经合法,是这场争论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无法真正促进中国哲学进步的重要原因。

   本文亦对法国学者皮埃尔·阿多的相关观点进行了专门讨论。

  

   关键词 中国哲学 合法性 有哲学 是哲学

  

  

   如果你对于财富、名声和荣誉贪得无厌,一点也不关心或思考真理、理智以及灵魂的完善,你难道不感到羞愧吗?(柏拉图《申辩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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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多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名“从学问与学科之别看中学与西学的不可比性”,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2月春季卷上,这可能是我写的第一篇与中国哲学合法性相关的文章,后来我又撰写并发表过10多篇涉及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论文,并在《“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2002年)、《学统的迷失与再造:儒学与当代中国学统研究》(2010年)等书中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看法。

   在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中,笔者“不幸”一直处于质疑和批评者的角色。但正如我接下来要澄清的,质疑、批评与否定是两码事。质疑、批评可以促进中国哲学的进步和发展,而是否定则根本不承认中国哲学进步和发展的可能性。我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并正是基本此而欲在本文中进一步质疑。我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发现过去20多年来的讨论中,特别是很多学者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辩护,并未触及当初提出的很多问题,致使这场争论远未达到应有的深度。这是笔者深感遗憾的。为了避免误解,我先在这里把我的结论提前说出来:我不否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但我认为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是有前提的,绝不是无条件的。在接下来的行文中,我使用“中国哲学”一词,主要指基于对中国传统学问而从事的哲学研究,不包括中国人所从事的西方哲学或其他哲学研究。

   下面我从若干方面来谈谈我对合法性争论的看法。

  

  

   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掉入的一个陷阱是:许多人基于表面的原因,直接加入中国传统的某些学问可不可以称为“哲学”的辩论中,而忽略了这一争论真正的意义在于深刻反思过去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成败得失,而这也涉及整个现代中国学术的合法性基础这样重大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彻底抛弃中国传统学问分类及传承方式,全面采纳西方学问分类及学科体系,这一做法的成败究竟该如何检讨?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哲学处于群学之首的特殊地位,无疑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如果是真地反对“汉话胡说”和“反向格义”,就不仅要检讨用西方概念术语整理中国传统,更当检讨用西方学科体系肢解中国传统的问题。

   之所以强调后一点,是因为两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是中国传统学问的分类之所以与西方学科分类不同,可能是因为二者整体上属于不同类型的学问;二是中西学术的类型之别,可能是由各自的研究及传承方式不同决定了的。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分类方式以求知为宗旨,而中国传统学问及其分类方式以求善为宗旨。宗旨不同,故有分类方式之别。相应地,也就有研究和传承方式之异。以求知为宗旨的学问,自然重视理性思辨和逻辑论证;以求善为宗旨的学问,自然重视生活实践和主观体悟。将求善的学问按求知的逻辑重新分类,“五马分尸”后纳入到文史哲等现代学科中去,必然导致传统学问的研究和传承方式人为中断,实际效果可能是对中国古代学问传统的致命打击。

   上述问题体现在中国哲学这个学科中,就表现为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基本上以知识化辨析为主,而不再象古人从事严厉的读经、修身、礼仪等功夫活动。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这种以传统学问功夫中断为前提的学术研究,如何能传承传统学问的真精神?号称代表时代精神、引领所有学科的哲学,真的是传承和发展古人学问的最佳方式吗?

   也许有人认为,分类体系与合法性是两个问题;传统学问该如何分类,并不影响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但是,至少在如下两方面,我认为学问分类不能置身于合法性反思之外:其一、当初国人引进哲学来整理国学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认为中国古代学问分类体系“不科学”,或者用蔡元培的话说,“一半断烂、一半庞杂”[2],只有用以哲学为首的西方学科体系来整理国学才是惟一出路。这一点,在当年蔡元培给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写的序言中讲得再清楚不过了。第二、鉴于国人赋予了哲学这一学科承担引领、指导一切学问的崇高使命,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辩护也强化了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肢解中国传统学问、导致中国古代学术的命脉人为中断这一趋势。

   没有人认为,佛教、道教的传承发展寄托于文史哲等现代学科或人文工作者,而主要寄托于他们自己的信徒及其实践。我们凭什么认为,儒家的传承发展寄托于文史哲等现代学科及人文工作者,难道儒、释、道三家传承和发展的方式不是相似的吗?如果代表中国传统学问主体的儒、释、道三教,其传承和发展不能寄托于文史哲学科及人文工作者,凭什么认为中国哲学这个现代学科肩负着传承发展中国传统学问的最重要使命呢?我当然不是说,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和发展要脱离文史哲等现代学科。我也不是说,它不需要从文史哲及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获得重要营养。

   为传统学问分类方式辩护,并不等于否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与中国传统学问的关系,也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哲学的作用与限度,这理应是合法性反省的一部分。

  

  

   另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是,质疑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另一重要意义,是唤醒我们反省过去一百多年来、经过几代人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学科,是不是找到了它的意义基础?这实际上是已经合法与有待合法之别,即今天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是不是成功,是不是找到了合法性基础?未来可能合法,不等于今日已经合法。换言之,之所以有人怀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因为他们对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不满意,看不到迄今为止以哲学史研究为基础的中国哲学出路在哪里。

   也许有人说,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已毋庸置疑。不过且慢,我们不能忽视,过去一百多年的成绩和成就主要仍然停留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人们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对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哲学”进行了梳理、分析、提炼,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哲学史研究永远不等于哲学研究本身。这是因为哲学史研究主要是整理旧章,而哲学研究主要是原创性研究,尽管必须以哲学史为基础。虽然近代以来确有不少学者(如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牟宗三、唐君毅等)曾积极、有意识地超越哲学史,从事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研究,但在民国那几代大家过去之后,真正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研究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更重要的是,虽然有那么多前辈开拓的原创性中国哲学研究,却很难说形成了公认的有普遍意义的范式(paradigm),象我们在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等思潮中所看到的那样。所谓“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范式”,我指一套特定的研究方式和话语体系,无数研究者们能从中找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真问题,能激活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地探索的热情,并能从中找到自身生命的意义,找到永恒和不朽。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的中国哲学研究,都深陷在一眼看不到边的哲学史研究中,不敢直接面对哲学问题本身。

   可以将这种现象解释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暂时现象,解释为为未来真正的哲学研究提前准备的过渡之需。然而我仍然不明白,过去一百多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学科,经过几代人的艰辛摸索,为何仍没有形成较成熟的研究范式,这一严峻现实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就我个人所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恰在于,在用西方学科体系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的过程中,我们使自身置身于传统学术生命河流之外。我们以旁观者身份自居,不再继承严厉的读经、修身、行礼等一系列功夫实践,于是无法参与到古人生命河流内部,并进行相应的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建设。今天从事传统学术研究的学者,虽然大多对传统学术抱持相当强的同情甚至认同态度,但他们的工作——哲学研究——本身,毕竟与古人直接进入以慎独、养心、践履等为特征的功夫有本质不同。这是一个类似佛学研究者与佛教信徒之间的差别。于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以理性分辨的方式来研究古人的过程中,如何建立自身的生命意义?

   我们知道,理性的、思辨的分析研究方式在西方盛行了几千年,西方人以彻底的、非实用的思辨精神建立了他们延续了数千年的强大学统。这一学统以认知主义为基础,确实赋予了研究者以独特的生命意义,让他们找到了永恒和不朽。所以,由认知主义开出的西方哲学传统,其意义基础是不成问题的。否则在西方,哲学不可能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死而后已的参与和追求的长久事业。

   然而,这种学术传统传到中国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当我们貌似接过了这一传统,同样试图以理性、思辨的方式来研究中国传统时,我们的学术却成了不伦不类的四不象,无法从中找到自身的意义基础。原因是:我们无法象西方人那样进行彻底的、非实用的思辨研究,我们把哲学解释成世界观、人生观的学问,解释为指导原理追求和实用需要的满足。这样的哲学研究,既未能建立古人那种以功夫为基础的生命意义,也不能建立西方人那种以认知为基础的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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