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宁:文化资本:何以文化,何以资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 次 更新时间:2022-07-03 14: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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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宁  

   内容提要:文化资本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本文梳理了文化资本理论的内在逻辑,指出文化资本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对标主流文化,对惯习进行了两次转化。之后,从文化资本的形成和转化两个方面,分主题讨论了一系列未尽的议题。就文化资本的形成而言,本文分析了文化资本形成的制度环境异质性、文化再生产与文化流动之间的区分、文化资本脱离主流文化而存在的可能性以及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勾连和分野。就文化资本的转化而言,本文讨论了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文化资本优势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与个体相关的其他个体文化资本的介入、文化资本存量和转化率之间的区分以及文化资本转化对象的多样化。最后,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本文讨论了形成中的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遏制文化再生产的制度设计以及以全教育过程为切入点来分析文化资本社会影响的必要性。

   关 键 词:文化资本  主流文化  合法性  惯习  教育制度 

  

   教育不平等是社会学研究者长期关注的议题之一(Tyler,2012)。在解释家庭背景优势如何转化为子女的教育优势时,文化资本概念常被视为一种形塑教育再生产的中介因素(Bourdieu & Passeron,1990)。与传统的以物质资源为导向的解释理路不同,文化资本将研究者的关注点转向那些与习惯、行动倾向和品位相关的文化因素。基于对法国社会的实证研究,布迪厄和合作者展示了这些文化因素如何强有力地勾连了家庭背景与子女的学业成就,从而提供了一个迥异于物质资源导向的解释框架。自布迪厄之后,围绕文化资本形成了大量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其中不乏基于中国转型期生活经验的探索(Wu,2008)。

  

   然而,随着文化资本理论的广泛使用,文化资本的内涵逐渐发生变化。不同学者基于自身的研究情境对文化资本的定义进行了修正和拓展(Buchmann,2002;Lareau,2011)。这使得文化资本作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具有经验价值的概念开始逐渐变得“大而无当”。一时间,似乎很多和个人学业相关的因素(如学习能力、教养模式等)都可以被划入文化资本之列。此外,将文化资本定位为一种促进文化再生产的中介因素,使得相关的经验研究过程日渐模式化,即基于特定的调查资料,考察家庭背景因素如何培养文化资本,以及文化资本进而如何影响个人的学业成就。这一模式化的分析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但相关研究成果的价值似乎更多的是在积累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经验模式(De Graaf,1986;DiMaggio,1982;Jeager,2011;Jeager & Breen,2016;Katsillis & Rubinson,1990;Marteleto & Andrade,2014;Sullivan,2001;Xu & Hampden-Thompson,2011)。相比而言,此类经验研究对文化资本理论的推进作用有限。

  

   在此背景下,本文对文化资本理论的分析逻辑进行辨析,以此呈现文化资本在教育不平等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进一步,针对这一作用机制的不同阶段,本文围绕文化资本的形成与转化讨论了一系列仍需进一步研究的议题。这些议题超越了传统的模式化的分析策略和经验事实的积累,转而强调文化资本分析框架的理论发展。最后,本文针对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教育公平问题,讨论了文化资本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应用与拓展。

  

   二、文化资本理论的分析进路:惯习的两次转化

  

   文化资本通常被定义为那些可以用于区隔他人的文化信号(Lamont & Lareau,1988)。这种信号的呈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按照布迪厄的分类,文化资本既可以是针对某一特定文化活动的参与和熟悉程度,也可以是对于某种文化资源的接触与获取,甚至可以是制度化的文化凭证(Bourdieu,1977)。但无论是哪种具体的存在形态,按照社会学者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和艾里奥特·魏宁格(Elliot Weininger)的分析,文化资本的核心特征在于其能够将特定的评价标准置于整个教育系统之中(Lareau & Weininger,2003)。正是因为这种评价标准的“垄断性”,具有特定文化资本的个体才能够在教育系统中“如鱼得水”,将其文化特征转化为某种具有现实教育收益的“资本”。

  

   拉鲁和魏宁格的分析比较贴切地反映了布迪厄的本意。顺着这一思路,理解文化资本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文化资本“是”什么,而在于文化资本能“做”什么。那么,这里的问题就变成,为什么文化资本可以将某些评价标准变得具有“垄断性”呢?答案的关键就在于社会的主流文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合法性(legitimacy)。从主流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资本,可以发现,文化资本促成文化再生产的关键在于其将特定的惯习与主流文化进行了捏合,从而促成了惯习的两次转化。这一分析进路参见图1。

  

  

  

   图1 文化资本理论的分析逻辑

  

   具体而言,惯习的第一次转化赋予了惯习以某种文化的色彩,从而使其具备了后续发挥文化资本作用的基础。这里分析的出发点在于,不同的家庭背景会产生不同的惯习。正如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所呈现的那样,不同阶层的个体在生活习惯上有着不同的特点(Bourdieu,1984)。但是,这种多样性本身从自身属性上来看并没有高下之分。换句话说,阶层差异带来的惯习差异本是一个自然的多样化现象。但是,当某些惯习开始与主流文化相结合的时候,特定的惯习就会被抽离出来,形成某种所谓的高雅文化(high culture),而不具有这些惯习特征的文化则被贴上了低俗文化的标签。这就是惯习的第一次转化。这个转化的核心特点在于对多样化的惯习进行了高下判断。而这种分组之所以能够实现,就在于将惯习置于主流文化的尺度之下。那些与主流文化一致的惯习获取了更高的文化位阶。可以说,通过主流文化对惯习的分组,惯习开始被赋予文化的含义,而这种文化含义又是体现在与主流文化的亲疏远近之上的。通过这种转化,一种作为自然状态的惯习开始具有了成为文化资本的可能性,文化资本概念中的“文化”得以体现出来。

  

   惯习的第二次转化则强调了文化资本的“变现”。此时,被定位为高端文化的惯习开始在教育系统中受到重视。那些具有特定惯习的学生更加熟悉学校的“游戏规则”,也更加善于利用这些规则来获取特定的学业成就。学校的老师更加“偏爱”那些具有特定惯习的学生,与他们的沟通更加顺畅,在进行学业水平评定的时候也更加倾向于给这些学生更高的分数。在这样一个文化资本向学业水平转化的过程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主流文化的影子。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他们在学校中对于具有文化资本属性的特定惯习的重视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那些不具备文化资本的学生也认为文化资本欠缺是一个天然的缺陷,从而会自我否定并停止学业(Lamont & Lareau,1988)。这种“理所当然”的背后,仍然是惯习和主流文化的结合,从而让特定的惯习具有了人人认可的合法性。本质上,这就是布迪厄所谓的“符号暴力”的一种体现(Weininger,2005)。

  

   综合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将文化资本理论总结为一个公式:

  

   文化资本=惯习+主流文化

  

   基于这一公式,由家庭社会背景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惯习通过主流文化这一尺度进行了高下判别,从而被赋予了文化的含义。而这些惯习在教育系统中再一次通过和主流文化相结合,获得了一种被普遍接纳的合法性。此时,特定的惯习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学业成就,从而被赋予某种资本的含义。至此,文化再生产得以完成。家庭的社会阶层优势以一种大家都能够接纳的方式传递到了子代。

  

   通过上述的理论辨析,不难发现,对应于惯习的两次转化,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拓展文化资本理论:一方面在于文化资本的形成,另一方面则在于文化资本的转化。针对这两个方面,均有一系列议题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探讨。

  

   三、文化资本的形成:未尽议题

  

   如上文所述,文化资本的形成有赖于主流文化对多样性的惯习进行分类和高下判别。针对这一过程,有四个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

  

   (一)制度环境

  

   主流文化的建构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息息相关。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某一制度环境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现象,在另一制度环境中可能是一种文化禁忌。因此,主流文化对于惯习的分组和评判自然与制度环境紧密相连。被某一社会的主流文化认可的惯习,有可能会被另一社会的主流文化所摒弃。这方面比较典型的研究是对东亚社会的考察。众所周知,东亚社会与布迪厄所研究的法国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东亚社会以考试成绩为导向的制度环境下,那些在法国被视为高雅文化的活动对于学业成就的影响可能非常有限。更有甚者,在所谓高雅文化上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有可能会挤占学生学习的时间,从而带来负面的学业效果。有韩国的经验研究发现,文化资本的特定测量与学业表现之间呈现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yun,Schofer & Kim,2012)。可见,什么样的惯习可以成为具有“变现”能力的文化资本是与制度环境紧密联系起来的。在过往的研究中,对不同社会的制度环境的社会学考察仍显欠缺。很多时候,学者只是简单地以国别进行划分,没有深入探究不同国家和社会究竟哪种制度设计改变了对惯习的文化认定(Gaddis,2013)。

  

   (二)文化再生产与文化流动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强调了家庭背景对于惯习的强大塑造力。一旦惯习形成,惯习拥有者与非拥有者之间便形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然而,这一理论假设在后续社会学者保罗·迪马乔(Paul DiMaggio)的研究中受到了挑战。迪马乔提出了文化再生产和文化流动两个概念(DiMaggio,1982)。与文化再生产相比,文化流动强调弱势群体的子女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拉近自身惯习与主流文化的距离,从而获取文化资本。迪马乔的这一主张也得到了一定的经验支持。例如,有研究发现,优势阶层培养子女文化资本所采用的教养模式会被非优势阶层模仿,从而缩短了他们子女一代文化资本的差异(Roksa & Potter,2011)。此外,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将关注点放在家庭背景以及父母对于子女的文化资本的培养上,很少观察子女自身的能动性活动。近期的经验研究发现,子女在意识到自身的文化资本劣势后,并不必然如布迪厄所描述的那样放弃了努力,而是积极主动地从学校以及非学校的文化环境中汲取文化资源,从而弥补自身的文化资本不足(Kisida,(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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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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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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