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年:青年钱锺书与西方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3 次 更新时间:2015-09-07 22:38:10

进入专题: 钱锺书   西方哲学  

徐庆年  

   本文主要讨论钱锺书三、四十年代治学与创作的一个侧面——西方哲学对他的影响以及他的回应。要在一篇文章中把这一问题全面勾勒出来,显然是一种不太可能的事。我们只能选择其中几个重要方面——文学观念、小说创作以及治学方式——来分析一下。

   一

   早在1933年,钱锺书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就对自己的文学观念作过比较完整的论述,并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体及其品类、文学史时期划分、文学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均有精细辨析。概括起来,他的文学观念主要涉及什么是文学及其文学史观。

   对于什么是文学,他尽管没有给出定义,但对文学特性和价值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指出:“吾国评者,夙囿于题材或内容之说——古人之重载道,今人之言‘有物’,古人之重言志,今人之言抒情,皆鲁卫之政也”。他主张“以能文为本”,不宜“以立意为宗”。何为“能文”?他有几层分析:其一,“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这就是说,“自文艺鉴赏之观点观之,言之与物,融合不分,言即是物,表即是里,舍言求物,物非故物”。“如删除其世眼所谓言者,而简择世眼之所谓物,物固可得,而文之所以为文(quiddity),亦随言而共去矣。”其二,“文者非一整个事物也,乃事物之一方面。”所谓“宙合间万汇百端,细大不捐,莫非文料,第视乎布置熔裁之得当否耳,岂有专为行文而设之事物耶……往往有公认为非文学之资料,无取以入文者,有才人出,具有炉日炭之手,化臭腐为神奇,……文学题材之区域,因而扩张。”其三,“文章要旨,不在题材为抒作者之情,而在效用能感读者之情”。(注:《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87、484页。)

   钱锺书这种兼顾“文学性”与文学效用的看法,显然综合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和英美“新批评”先驱瑞恰兹理论的结果。他在《谈艺录》中就说:“俄国形式主义宗许克洛夫斯基论文谓:百凡新体,只是向来卑不足道之体忽然列品入流。”“文章革故鼎新,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人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注: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7年重印版,第35页。)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看来,所谓题材、内容、事物不过是“文料”,只有通过“陌生化”即打破人们日常生活的感觉方式或者说改变日常语言结构方式,才能“斐然成章”。至于瑞恰兹,钱锺书曾是他的学生,并在《美的生理学》等文章中指出过他的文论两大支柱,即“传达”说和价值论。(注:转引自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299页。)在《论不隔》中,钱锺书把王国维的“不隔”说放进瑞恰兹的“传达”说,使之补上了新背景,发生了新关系,增添了新意义——使“不隔”成为佳作的衡量标准之一。在文学价值问题上,瑞恰兹认为,审美经验之所以具有特别高的价值,不仅因为在这种经验中许多冲动可以得到满足,而且能使两相冲突的冲动排除。文学家正是通过包容和排除这两种方式使多种冲动条理化,或者说将各种冲动结合成一种平衡状态。比方说,悲剧的特性就在于怜悯和恐惧这两种冲动之间的协调,它们融合成一种有条理的反应,即亚里士多德的“净化”。(注:《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89~590页。)对这个问题,钱锺书与瑞恰兹的看法基本相同。他说:“佳作者,能呼起读者之嗜欲情感而复能满足之者也,能摇荡读者之精神魂魄,而复能抚安之使定者也。”(注:《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89~590页。)

   至于文学史观,他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论复古》、《旁观者》等文章中指出,研究文学史必须把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区别开来;必须把史实与史家的事实区别开来,必须辩证地看待文学传统因革关系,必须确立文学史时期划分的依据。就前一个区分来说,他认为文学史上文体的演变与文品的增高不能混同,因为文体更变并不等于文格的增进。“‘后来居上’这句话在价值论里是难以说的。”(注:《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这里,他吸收了休谟关于“知性”不等于“趣味”的看法。在休谟看来,“理智传运真和伪的知识,趣味则产生美与丑和善与恶的情感。”(注:〔英〕休谟:《人的知解力和道德原则的探讨》,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第23页。)知识属于事实判断,趣味则属于价值判断。正如钱锺书所说,它们“一主事实而一重鉴赏也。相辅而行,各有本位。”“史以传信,位置之重轻,风气之流布,皆信之事也,可以证验而得;非欣赏领会之比,微乎!茫乎!”(注:《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91页。)

   对于后一个区分,他说:“一切历史上的事实,折开了单独看,都是野蛮的。到了史家手里,把这件事实和旁的事实联系起来,于是这件事实,有头有尾,是因是果,便成了史家的事实了。”分析起来,这里又涉及到休谟。钱锺书认为,如果不持休谟习惯联想说,就必信因果律具有必然性普遍性,历史现象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历史现象之有因果为一事,历史现象中孰为因孰为果复是一事,前者可以推而信之,后者必得验而识之”。鉴于历史现象难以验核,“吾侪可信历史现象之有因果,而不能断言其某为因某为果”所谓“妄谈因果,乖存疑之诫,是为多事……既言因果,而不求详尽完备,又过省事矣”。据此,钱锺书主张在文学史研究中宜因文知世,而不宜因世求文。“因世求文,鲜有不强别因果者矣,Taine之书,可为例禁”。(注:《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04页。)

   关于文学史传统因革问题,他既分析了传统的持续与应变关系,说明传统并不呆板,而具有相当灵活的机会主义;又指出新风气代兴也有相反相成的表现。(注:《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77页。)细绎这种“史观”,可以看到克罗齐对他的影响。钱锺书讲“过去并不跟随撕完的日历簿而一同消逝”;讲“过去的现在性”都可以从克罗齐哲学那里找到根据。

   关于文学史时期划分问题,钱锺书以为其依据主要在于格调(Critcal epithet)。“譬之唐诗有初盛中晚四期……乃诗中之初盛中晚,与政事上之初盛中晚,各不相关。”又譬之唐宋诗之分,“曰唐曰宋,岂仅指时代而已哉,亦所以论其格调耳。”(注:《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82-483页。)这种看法,他后来在《谈艺录》第一则“诗分唐宋”中又加以发展,并引入席勒关于创作方法上古今之诗的区别、容格关于心理类型上内倾与外向之分等观点,使之成为该书总论和枢纽。据此,他从“诗分唐宋”引发出文学史上一个惊人之见,“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声为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轸域。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注: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7年重印版,第1-2页。)

   总之,青年钱锺书的文学观念是别具一格的,所谓“恒情所忽”者,他则“寻虚逐微”;在构建自己文学观念过程中,他又是兼容并包的,所谓“取资异国”,“以供三隅之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钱锺书文学观念的特点及其建构方式,也体会出这种文学观念是建立在深层的哲学、美学、知识论和历史观等基础之上的,与西方哲学对他的影响甚为关联。

   二

   钱锺书说过:“民国之新文学,渊源泰西,体制性德,绝非旧日之遗,为有意之创辟,非无形之转移。”那么,他的小说创作又有什么“创辟”(注:《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189页。)呢?

   这要从他对中国小说的看法谈起。他说:“中国讽刺作家只徘徊在表层,从未深入探察人性的根本颓败……正如戏剧家缺乏‘悲剧的正义’的意识,中国讽刺作家也缺乏火一般地将所触及的污秽事物净化的狂暴的愤恨。”(注:转引自舒建华:《论钱锺书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这段话有两层意识值得注意。其一,讽刺的深层应该是人性的负面。中国古代小说乃至于传统文化对于负面人性的揭示是非常不够的,即使在传统讽刺小说的颠峰之作《儒林外史》那里,讽刺所达到的深度还限于科举制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扭曲上,还限于从原始儒家那里寻求改革的资源。在新文学中,讽刺尽管已经提升到反封建反专制层面,但对于人性自身弱点、颓败的揭示仍然严重不足。在这个意义上,钱锺书小说对于负面人性的关注,可以说是对西方哲学、文学所凸现的“现代性”问题的回应。比方说,尼采说“上帝死了”;而在钱锺书小说里,“上帝”则成了负面人性的象征——诸如自大狂、统治欲、虚荣心等。

   其二,讽刺应该是火一般愤恨与净化的结合。在他看来,即使是讽刺,即使是火一般愤怒,即便是荡涤污秽,也要有一个“超自我”的态度,也要讲求艺术上的规则禁忌,这样才能达到亚里士多德式“净化”。(注:参见《钱锺书散文》第50页;《谈艺录》第270页。)可见,这种意义上的讽刺,已不完全同于挖苦、嘲讽、攻击意义上的“讽刺”(Satire),而是像古希腊悲剧那样展示“世事人生之‘讽刺’(irony)。”(注:钱锺书:《管锥篇》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9-271页。)比如,在索福克勒斯《俄底浦斯王》中,就有一种“戏剧性的反讽——观众知道俄底浦斯所不知道的”,它“产生了一种对生活本身的讽刺感。我们成为我们想避免成为的;我们是我们所厌恨的。”(注:〔美〕大卫•丹比:《伟大的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古希腊悲剧中这种"irony",在西方哲学、文学那里演化为一种深厚的传统,从苏格拉底的佯装无知到德国浪漫派的反讽理论到克尔凯郭尔执意扮演现代苏格拉底……,“反讽”已超出修辞学范畴,不仅是一种打破僵化思维、否定现实的方法,更是一种融合哲学与诗、探求人生真理的方式。青年钱锺书对上述哲学家是非常熟悉的,(注: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再三征引了英法浪漫派特别是德国浪漫派施莱格尔、瓦根洛特、蒂克、诺瓦利斯等人诗论。“反讽”就是施莱格尔文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钱指出,德国浪漫派先进原出于普罗提诺神秘主义思想。对克尔凯廓尔,钱也多次提到并引用其重要概念如“跳越”、“神秘经验”等。)上述意义上的“反讽”也成为他小说创作别具一格的叙事方式。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

   《上帝的梦》:上帝被天演的力量创化出来,却有着人类的遗习和弱点——虚荣、滥使权力以及害怕孤独。于是,上帝造了人——在梦里——来接受自己的支配、满足自己的虚荣。但是,上帝终于不得不承认:造了东西来实现自己的计划,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猫》:写了一群“沙龙”、“茶会”式人物,却颇有深意地取了一个动物名字——“猫”。猫仿佛是一个冷眼旁观者,在注视着这个名人圈子里的喜剧,又仿佛是一个“他”,嵌人爱默设计而被颐谷当真的所谓“我与你”的“爱情”之中。

   《灵感》:那个名作家为候选诺贝尔奖失败气得断送了性命。死后不是去了理想中的天堂而是地狱,而地狱又迁至人间,现在的地府则专做灵魂转世的生意。他又想投生美国,却不料被自己书中的角色告了一状——“谋财害命”(用“他们”去卖钱,却又将“他们”写得生气全无)。结果,作为“鬼”的他却被当作“灵感”送去转生。 《纪念》:曼倩和天键因某种机缘相见、交会,又事与愿违或不知后果地分离。而才叔却不明就里地要给那个将出生的孩子冠以天键的名字以示纪念。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形形色色,可以看到人性弱点的种种,可以看到人的生存境况——事愿乖违。人生的讽刺就在这里。我们成为我们想避免成为的,我们是我们所厌恨的。这样一种创作动机及其叙事方式在《围城》中有更为深刻、细致的体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钱锺书   西方哲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先生之风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2044.html
文章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2001年02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