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著:钱锺书学术思想中文人自律意识述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2 次 更新时间:2015-09-07 22: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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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小著  

   笔者认为,钱锺书先生之所以能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当代中国“第一博学鸿儒”(注:语出海外学者,参阅张泉编译:《钱锺书和他的〈围城〉》第9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版。), 知识的渊博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对世道人心及文人责任的关注则是更重要的方面。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对《管锥编》及《谈艺录》中反复论及的文人自律意识试作探索与归纳,相信对增强文化学术界人士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将不无裨益。

     对焚书现象及读书治学行为的议论及反思

   我们所说的文人自律意识是指文人的一种精神自觉,是文人对文化活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及文人自身责任的认识与反思,因而同时包括文人对自身素质及自身行为的期望与约束。

   人们清楚,在小说《围城》中钱锺书对那些不知读书为何事而徒拥一纸文凭的教授、学者极为反感,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钱氏在《管锥编》中对读书治学行为非但未予特别的推崇,对历史上的种种焚书现象的叙述也显得颇具理性色彩。例如针对文人学士的某些愤激之论(如近代刘师培谓“民间所存六经亡于秦火,而博士所藏又亡于项羽之火”),钱氏则提出异议:“窃意刘氏言过。民间《诗》、《书》,未必能家催而户烧之,燔余烬遗,往往或有”;再如针对汉人王充对秦皇、李斯的某些诅咒性评论(如《论衡•佚文》谓秦始皇从李斯之议“燔五经之文”,结果造成“厥辜深重,嗣不及孙,李斯创意,身伏五刑”),钱氏认为“持作恶降殃之说”并不足取,而且深为王充惋惜:“此论出于慎思明辩如王氏者,真是差事。”(注: 参阅《管锥编》第一册第262~26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而在论及书籍的所谓“五厄”、“十厄”(即书籍在历史上屡遭焚毁的)现象时,他又列举十多条中外典故以助笑谈(注:参阅《管锥编》第四册第1554~1555页。)。简言之,在极易触动文人情绪的焚书现象面前,钱氏取的是淡然处之的态度。然而这一切与文人自律意识有何关系?

   应该指出,钱氏对焚书现象的议论取一种超然态度自有其深意所在。因为这既标志着他的视野已超越了传统文化人的视野,也预为其反思读书治学等文化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作了必要的思想铺垫。换言之,对文化活动的反思是确立文人自律意识的认识基础,而要对文化活动作出正确反思,对反文化的焚书现象自然也应以理性的目光加以审视。这是一。

   第二,钱氏对焚书现象的实质是愚民不仅早有充分认识,而且认识到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除了采取焚书的野蛮做法外,愚民的目的同样可用其它措施(例如开科取士)来达到。我们看到,钱氏在论及《左传》载周臣原伯鲁有关愚民政策的议论时即把话锋一转,从而很自然地从议论焚书转而反思读书治学行为:“然则愚民者,一言以蔽之,治民如治军,亦使由而不使知也。文章学问复可为愚民之具。”何谓“文章学问复可为愚民之具”?他认为原伯鲁、李斯辈对此尚且“未窥”,而由宋人晁说之“始致慨焉”;

   《嵩山文集》卷一三《儒言》:“秦焚《诗》、《书》,坑学士,欲愚其民,自谓其术善焉。盖后世又有善焉者。其于《诗》、《书》则自为一说,以授学者,观其向背而宠辱之,因以增其所能而增其气焰,因其党与而世其名位,使才者颛而拙,智者固而愚矣。”晁说之此说原是针对王安石所颁《三经新义》而有所不满之议论,但在明清两代续申其说者却大有人在。例如大学者顾炎武就认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在历史的革故鼎新之际,“文章学问”的价值往往也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如有人干脆就把明亡的责任归咎于八股文,而就近代而言,钱氏也直接告诉人们:“清季国弱民贫,苞桑滋惧,胜朝旧话,遂若重提。”(注:参阅《管锥编》第一册第233~23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这里虽然无意转述《管锥编》中引录的众多例证,但钱氏确由议论焚书转而反思读书治学行为与“愚民”亦即与专制统治的关系,从而向人们指出,文化活动并非就是天然地具有神圣性与至上性,而且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可能起到某种负面作用。

   循着这一思路,如果说钱氏关于“文章学问复可为愚民之具”的思想先由内政而论及其与专制统治的关系这一方面;那么继之他则指出了文化活动及其物化形式(如书籍)在外交领域也可充当折冲尊俎的工具,进而也论及了“文章学问”与社会历史进程的关系这另一方面。后者有关之论集中表现在他就南北朝时南齐王融《上疏请给虏书》所作的有关评述之中。

   我们看到,虽然自唐以还人们对文化(书籍)输出对输出者一方而言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时常还有争议,但有利或曰利大于弊之论基本上成为汉族封建王朝的朝野共识。就此,钱氏一方面原则性地指出:“故后世所谓‘诗史经典’使人耽文事而忘武备,故用夏变夷,可(使夷)转强为弱’,另一方面又以宋金对峙为例对之作出进一步的阐述:“金之于宋,正犹古罗马之于希腊也,用武力(宋对金)则臣仆之,而以文教(金对宋)则君之师之”。不难看出钱氏于此实际上已经告诉人们,就金朝一方来说,读书治学等文化活动在其历史上已经起到了某种负面作用,而且“金之有心人”确也视“治词章、研义理为危亡之本”。也正是针对“金之有心人”嘲讽文人不足以领兵征战的议论,钱氏不动声色且又极为理智地指出:“读五车书与开五石弓,汗牛载籍与汗马功劳,若事难兼办者”;继之则又引出《庄子•骈拇》中的一则寓言与扬雄《法言》中的有关之论而向人们提出一个足以振聋发聩的问题:

   《庄子•骈拇》:“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赌博)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与亡羊均也。”亡羊虽小,可以喻大。《法言•吾子》篇尝谓“女有色,书也有色”,则书淫足以败事害人,或不亚于色荒、禽荒,而南齐之给北魏以“诗史”,用心复仿佛越之献西施以沼吴矣。(注:参阅《管锥编》第四册第1338~1340页。)

   应该看到,钱氏这里提出的问题已不限于文人自律意识的范围,但他有关“亡羊虽小,可以喻大”以及“书淫足以败事害人,或不亚于色荒、禽荒”的论断,则不啻给一切执笔为文者以当头棒喝。因此,读书治学之类的文化活动能否有益于世道人心与国计民生,仍须执笔为文者为之作出不懈的努力。我认为,钱锺书学术思想中的文人自律意识也正是以这一认识为其立论的基础。

     对文人自身素质的期望与要求

   文人自身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是文人自律意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钱锺书关于文人素质的一系列论述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历史上众多文人的评论与褒贬而向人们提出一个可供模范的对象;二是就文人的德与才分别作出论述并提出要求。

   先说前一方面。钱氏对三国时的嵇康的诸多评论与赞誉即寓有此意。例如他在论及嵇康性格与人格时,极为欣赏其“疾恶直言,遇事便发”的所谓“忤世之狂”,而在论及嵇康的才华时又高度推许其音乐理论。因而钱氏对嵇康的被害抱有深切的同情,不无痛心地指出他确实是“知养生而不知养身”(注:参阅《管锥编》第三册第1086~1090页。)。因此可以认为,钱氏对文人提高自身素质的期望其内心深处确以嵇康为历史范式。

   再说后一方面。钱锺书论述文人自身的德与才时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但在本节中我们仅论“才”的部分,“德”的部分将另节再论。在“才”的部分里,钱氏的有关之论主要包括这样三项内容:其一是要养成读书的基本功;其二是要具备了解域外世界的能力;其三是要掌握正确处理学业与举业关系的本领。

   关于其一。我们已经看到,钱氏对读书治学行为的反思其实已抽去了“学而优则仕”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之高”之类陈腐说教的釜底之薪。然而在如何提高文人素质这一方面,钱氏却力主文人应养成读书的基本功。例如为了说明读书是求知明理的必经之途,在《谈艺录》中他即提出“有学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学者也”(注:参阅《谈艺录》第4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的论断。而在《管锥编》中,他又引述法、英等国的佚闻以指出不读书者其头脑只能是间“空屋”(注:参阅《管锥编》第二册第701页。)。再如为了阐释晋人张湛《潮范宁》一文中“损读书”、“夜早眠”等语的含义,钱氏含蓄而又赞赏地提出“手不释卷, 膏以继晷”(注:参阅《管锥编》第四册第1250页。)是学人读书的基本功。尤其值得玩味的是,钱氏还曾论及中外文家哲人因种种原因而“萌捐书之念”:或“厌其无聊而忽生怠心,或疑其无补而忽生悔心”,“然而悔心怠心往往如水沤石火,乍生还灭,未渠改弦易辙”。钱氏进而以赞许的口吻称文家哲人“匹似转磨之驴,忽而顿足不进,引吭长鸣,稍抒其事,旋复帖踏陈迹也。”(注:参阅《谈艺录》第502~50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须知,钱氏不仅认为读书对文人自身素质的提高极端重要,而且主张读书必须讲究方法。例如为了诠释晋人张璠提出的“蜜蜂以兼采为味”一语的含义,即借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seneca)之口以指出:“当以蜂为模范,博览全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注:参阅《管锥编》第四册第1251页。)而在论及晋人陶潜的“不求甚解”一语时,他又正面阐述了自己的读书方法:“书之须细析者,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时;以词章论,常只须带草看法,而为义理考据计,又必十目一行。一人之事,读书之阔略不拘与精细不苟,因时因事而异宜焉”(注:参阅《管锥编》第四册第1229页。)。无庸赘述,虽然读书治学较之他行他业钱氏并未许其地位特殊,但对于文人自身素质的提高他却反复强调这是一项基本功。

   关于其二。钱氏在《管锥编》中论及古代乃至20世纪初叶以前中国文人不识域外之事种种事例时既语带讥讽又为之叹惜。例如在论及近代文人不识明末以后“西”有二西(耶稣之“西”与释迦之“西”)之说时就曾尖锐地指出:“近时学者不察,或至张冠李戴,至有读魏源记龚自珍‘好西方之书,自谓造微’,乃昌言龚通晓欧西新学,直可追配王余祐之言杜甫通晓拉丁文(《四库总目》卷一八一《五公山人集》)也、廖平之言孔子通英文、法文(江庸《趋庭随笔》)也。”(注:参阅《管锥编》第二册第681页。)当然, 在《管锥编》及其“增订”中,钱氏也指出了学人不识域外之事的某些客观原因,例如他在回答既然佛学“闳诡玄奥”何以又不敌诸子之书流传之广这个问题时也曾反复言及译事之难(“惜其译之者不能修其辞也”(注:参阅《管锥编增订》第96~9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然而他同时认为学人的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并不值得为之回护,因而在论及南朝刘勰的《灭惑论》时即屡述并抨击了自晋以还至清末民初众多文人在译事上望文生义之类的小慧小伎(注:参阅《管锥编》第四册第1458页。)。

   应该看到,这种状况直到晚清之际仍然可悲地未有改变,以致大学者孙星衍谈佛学依然在做拆字的游戏,而有饱学之称的平步青在释“亚细亚洲”一词时,也还是在《尔雅》、《说文》中下功夫,钱氏屡述至此不无沮丧地写到:“清之朴学家伎亦止此,无以大过于明之道学家尔。”(注:参阅《管锥编》第四册第1460~1461页。)然而更值得深思的是,钱氏对在近代诗界享有大名的黄遵宪也不予称许,指出他不过是“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注:参阅《谈艺录》第23~2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关于其三。在这方面,我们首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钱锺书究竟是否主张读书人应退隐山林而不作功名之求呢?在《管锥编》中,钱氏确曾对士大夫乱世入佛的现象给予理解,而且认为真正的学问应“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注:参阅《钱锺书研究》第三辑第314页载《与郑朝宗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 从而多少流露了一些自己企图逃入学术乌托邦的情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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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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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199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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