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著:钱锺书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思考与扬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 次 更新时间:2015-09-05 23: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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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小著  

   钱锺书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大学者,《管锥编》则为其学术力作与代表作。虽然钱氏的学术成就非以政治学研究而名世,但在《管锥编》中我们发现,其中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考与扬弃却极有见地。只是由于《管锥编》成书之际政治环境的险恶,作者在表露自己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见解时不得不取“迂回隐晦”(注:语出钱锺书本人,参阅《钱锺书研究采辑》(2)扉页,三联书店1996年版。) 的方式:或借引录前人之论的形式而述己见;或仅作画龙点睛之论而不作详解。然而认真爬梳与归纳此类有关之论,我们不仅可借以窥探与索解钱锺书先生的政治思想,对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也应有着积极意义。

     一、 对专制统治特征及其弊端的思考:从剖析“天子称朕”的实质到揭示“身退罹殃”、“养寇自重”现象

   我们所说的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内容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史事。其中既包括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及史家有关政治的思考与论述,也包括史家对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及其运作的记述。在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钱锺书对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特征及弊端的剖析与揭露。

     1、关于对专制统治特征的剖析。

   人们知道,钱锺书有着强烈的自由主义理想与人道主义精神,因而对中国古代的专制统治多以批判的目光予以审视。在《管锥编》中我们看到,开篇不久他即论及专制统治的问题,而在论及《史记》的部分里,他的政治思想更是得到了突出的显现。在这方面,钱氏由《秦始皇本纪》载赵高教唆与鼓动秦二世自居深宫不与公卿在朝廷议事、进而造成“但闻其声,群臣莫见其面”一事而切入这一话题。就中他针对赵高在所谓“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一语中对“朕”字的神化,一方面指出“朕”字的本来含义就是“吾、我”,或如“章炳麟《新方言》谓即俗语‘咱’”,因而本来并无所谓神秘性;另一方面又告诉人们,“天子称朕”一语倒确有其相应的文化内涵,而且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特征。为了验证与深化这一认识,《管锥编》中不惜篇幅引述了诸多中外史事及有关思想资料,从历史与思想两个层面对“天子称朕”的文化内涵作出剖析。为申论便,这里不妨略作撮述。

   在对历史的反思中钱氏引出这样两条史料:

   一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二是《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以书阿(秦)二世曰:“是以明君独断,……塞聪掩明,内独视听”;针对前条他问道:“此非(赵)高说‘朕’之意乎?”针对后条他又提出:“非亦(赵)高说‘朕’之意乎?”应该说很清楚,钱氏已含蓄地指出这里所述也就是“天子称朕”的文化内涵。但钱氏所论尚不止于此,他同时引出莎士比亚剧中人及19世纪法国诗人维尼(Alfred de Vigny,1793—1863)的有关之论以为之助:“莎士比亚剧中英王训太子, 谓无使臣民轻易瞻仰,见稀,则偶出而众皆惊悚”;而“法国一诗家言拿破仑不预机务,而若天神然,于日华焕炫中隐形潜迹。”(注:参阅《管锥编》第一册第264—26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同。)不难看出,钱氏于此实际上已将隐秘性与独断性视为专制统治的突出特征。

   在对思想文化的反思过程中,钱氏首先肯定了晚清学者陈澧的有关之论:“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一二谓赵高语本于申、韩之术,秦亡由此;殊中肯綮,尚未周匝。”也正是针对陈论“尚未周匝”的缺憾,他引出了儒、法、名、道等诸家学说中有关专制统治的众多议论。仍为申论便,这里不妨稍作节录:

   《礼记•礼运》孔子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郑玄注:“谓辉光出于外而形体不见”;……《管子•霸言》:“夫权者,神圣之所资也;独明者,天子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邓析子•转辞》:“明君之御民,故神而不可见,幽而不可见”;……《鬼谷子•谋篇》:“故圣人之道阴,而愚人之道阳”;……《文子•精诚》:“圣人在上,怀道而不言”;……《鹖冠子•夜行》:“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状。……致信究情,复反无貌。……故圣人贵夜行”;《关尹子•一宇》:“吾道如处暗;夫处明者不见暗中一物,而处暗者能明中区事。”《韩非子》尤三致意焉。《主道》:“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扬权》篇:“上固闭内扃,从室视庭”;他如《二柄》篇论人主当“掩其情,匿其端”,《外储说》右上引申子语,皆可供赵高附会之资。

   引述至此钱氏得出结论:“盖‘主道’在乎‘夜行’,深藏密运,使臣下莫能测度,乃九流之公言,非阉竖之私说。”(注:参阅《管锥编》第一册第265—26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同。)因此,陈澧将前述赵高之语仅仅视为“本于申、韩之术”自然只是一种“尚未周匝”之论。毫无疑问,钱氏于此不仅已将隐秘性与独断性视为专制统治的突出特征,而且随即指出了专制统治走向极端的必然结果,亦即造成了为“皇”而不为“帝”或者犹如“李辅国劝唐代宗‘大家但内里坐’”(注:参阅《管锥编》第一册第26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下同。)的那种局面。换言之,专制统治不仅给社会造成危害,同时走向了专制统治者主观愿望的反面,因而也否定了专制统治者自身。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钱氏在剖析专制统治特征的同时,也从多方面揭露了专制统治的弊端。

     2、关于对专制统治弊端的揭露。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从不同层面多次论及专制统治的弊端。在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一弊端在统治集团内部的表现,亦即所谓“身退罹殃”与“养寇自重”现象。

   先说“身退罹殃”。在《管锥编》中论及《诗经•王风•采葛》中“一日不见,如三日兮”二句时,钱氏接过毛《传》对此句的释义(“一日不见于君,忧惧于谗矣”)而把话题引向专制统治中的一种病态现象:“身退罹殃”或曰“身疏则谗入”。为此,他举出三国时魏文帝、西晋阎缵、北齐阳休之与北宋黄庭坚等人的有关之论(或曰“容刀生于身疏,积爱生于近习”、或曰“一日不朝,其间容刀”、或曰“一日不朝,其间容戈”等),在此基础上他一是指明魏文帝等人的思想渊源“均《采葛》毛《传》之旨”;二是进一步挑明这里所论的主题:“苟离君侧,谗间即入,理固然矣。顾不离君侧,人自难于进谗间己,而己则易于进谗间人,即成佞幸;《韩非子•八奸》之二曰‘在旁’,仅次于‘同床’耳。故古来权臣得君者,钟鸣漏尽,马竭器盈,而恋位不去,亦以深虑去位而身与君疏,身疏而容刀、戈也。”(注:参阅《管锥编》第一册第10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同。)

   换言之,专制统治弊端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臣僚之间的相互倾轧,虽然由此最终必然导致专制统治集团的分裂,但却又是专制统治本身消除不了的弊端。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钱氏在点明主题后即指出唐人“李德裕道此隐衷,最为切至”,而且不惜篇幅引出李德裕的有关之论:

   《李卫公外集》卷二《退身论》:“其难于退者,以余忖度,颇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恶人多,一旦去权,祸机不测。操政柄以御怨诽者,如荷戟以当狡兽,闭关以待暴客,若舍戟开关,则寇难立至。迟迟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终身之祸,亦犹奔马者不可以委辔,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惧祸而不断,未必皆耽禄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谢病辞免,寻即远就泽国,自谓在外而安。岂知天高不闻,身远受害!近者自三公镇于旧楚,恳辞将相,归守邱园,而行险之人乘隙构患,竟以失巨浪而悬肆,去灌木而撄罗。余岂不知身退罹殃,盖耻同(文)种、(李)斯之不去也。则知勇退者岂容易哉!而陆士衡称‘不知去势以求安,辞宠以要(邀)福’,斯言过矣!”(注:参阅《管锥编》第一册第102—10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同。)

   钱氏于此同时引录了南宋秦桧、清初李光地的有关之论,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转述,但值得注意的是,钱氏于此不仅直接认同了李德裕此论,而且接过李论之末指斥晋人陆机(士衡)的话头以进一步指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以‘朝廷之士入而不出’为一‘短’,亦大似陆机‘言过’,书生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注:参阅《管锥编》第一册第10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同。)无庸赘言, 钱氏此处所述所引之论不仅深刻揭露了专制体制在统治集团内部造成的弊端与恶果,此一“书生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说也正好表露了钱氏本人对专制体制本质的深刻认识。

   再说“养寇自重”。与“身退罹殃”现象相伴生并相映成趣的就是所谓“养寇自重”现象。在《管锥编》中论《左传》的部分里,钱氏因语涉“疾疢”一词以及鲁臣臧孙氏有关之论而首先引出此一话题。随之他既从正面意义上引述了诸如唐人柳宗元与先秦范文子等人有关“内宁必有外忧”之论,又从哲理上论证了此说含有的“祸福相倚”的辩证色彩。但是,针对柳宗元《敌戒》所论(“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益之大”),他却话锋一转而向人们阐述了“外宁必有内忧”的另一种含义及与之相应的种种史事:

   虽然,事有貌同而心异者。释敌以为外惧,固远识谋国之忠也,养寇挟而自重,则老黠谋身之巧;柳州言其一而未知其二。吴王夫差矢书射文种(《吴越春秋•夫差内传》),武涉说韩信(《史记•淮阴侯列传》),臧衍说张胜(《史记•韩信卢绾传》),何穆说刘牢之(《晋书•刘牢之传》),下至汪景祺戒年羹尧(《读书堂西征随笔•功臣不可为》),莫不引《文子•上德》所谓免死狗烹、鸟尽弓藏为喻,即危词动之,言留敌庶可自全,苟尽敌则己亦随尽。《南史•贼臣传》侯景为慕容绍宗所败,军溃,收散卒才八百人,“使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北史•贺若弼传》隋文帝曰:“初欲平陈时,弼谓高 曰:‘陈叔宝可平,不作高鸟尽、良弓藏邪?’”郑达《野史无文》卷三记左良玉大捷而不肯穷追,曰:“留此残贼,武官尚可为人;若贼今日平,武臣明日即奴矣!”同时斯理。(注:参阅《管锥编》第一册第217—21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同。)

   应该指出,钱氏于此除引述有关史事及史料外,其本人并未有所议论,但对之所引所述略加回味即可想到,《管锥编》中的此一大段文字既含蓄地表露了钱氏自己的政治好恶与政治见解,也道出专制统治下的君臣关系的实质,从而使人们看到,专制统治不仅造成了臣僚之间的相互倾轧,君臣之间同样也是一种相互猜忌的利害关系。应该说,这既是钱锺书对专制统治弊端的揭露,也是他对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与传统政治文化的认识与思考。

     二、 对文化专制及其与文化传统相关性的思考:从剖析“愚民说”到诠释“口戕口”再到辨析“文如其人”说

   钱锺书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与之相关史事的思考在《管锥编》中有诸多表露。但是,如果说在叙述专制统治弊端在统治集团内部的表现时,钱氏较多地运用了理智的态度与白描的手法,那么在论及专制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强求一律与以言治罪的种种劣迹时,他却既有理智的分析又有愤慨的激情。在这方面,我们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略加分述。

     1.关于对“愚民说”的剖析。

专制统治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所谓“愚民说”。在《管锥编》中,钱氏不仅多次从不同角度论及所谓“愚民说”,而且其剖析的重点也逐渐地集中到统治者的文化专制这一方面,从而将专制统治与知识分子的矛盾尖锐地提了出来。我们看到,在《管锥编》开篇论《周易正义》的部分里,钱氏由议论“神道设教”一语而先后引出了《礼记•祭义》、《墨子•明鬼》、《论衡•四讳》、《淮南子•汜论训》及清初魏禧、近代魏源的诸多论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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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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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六安师专学报》199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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