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校生:钱锺书史学思想三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7 次 更新时间:2015-09-05 23: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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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校生  

   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包罗宏富,横看成岭侧成峰,难以一概称之。他诚然申说过“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谈艺录》38页〔1〕)的学术裁断,表彰过刘知几“视史如诗, 求诗于史”(《管锥编》164页〔2〕)的治学心路,似是将一切文献都当作“诗”来研究了。但他也并非没有“视诗如史”“求史于诗”的时候。如判言《楚辞》的《招魂》“可藉以想见古代风俗”(《管锥编》632页), 《天问》“不失为考史之珍典”(同上608页), 甚至曾经宣称“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徵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谈艺录》266 页)。由此观之,说钱锺书先生的工作类带着历史研究的性质,并非穿凿之谈。他的卓明史识具有渊博的内容,可以作多方面的阐发。本文择其大要,先揭出三端。

     一、以今揆古 以古明今

   历史是滔滔不绝的江河,又处处有断头,可以自成段落。审视历史,首先有一个将视点置于长河之何处的问题。日本著名思想史专家石田一良在《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3〕中, 将迄今为止的历史思考还原为三种基本态度;过去史的思考,现在史的思考,未来史的思考。所谓未来史的思考,即从历史的终极之处审视历史,在与未来的关系中把握过去,基督教的历史神学主义便是一个典型。所谓现在史的思考,重视历史的“现在性”,在与现在的关系中把握过去,B •克罗齐的历史相对主义即持这种立场。所谓过去史的思考,试图尽可能单纯地将过去作为过去来把握,在他们那里,历史资料与历史实际二者的时间距离是不存在的或不重要的。L•兰克一些门徒所躬行的历史实证主义, 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任何史家都不能超脱这三种基本态度,任何历史思考都不能游离这三种基本倾向。

   那么,钱锺书先生观照历史的立足点何在呢?

   1978年9月,他在意大利奥尔蒂赛出席第26 届欧洲汉学会时发表演讲,郑重声言:“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4〕这可以说是钱氏一贯的看法。例如,此前45年, 他就在《旁观者》一文中提出:“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的。我们不仅把将来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我们也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5〕此后十年, 他为《宋诗选注》香港版所作的前言又提出:“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6〕浪淘尘埋,而初衷未改。

   从表面上看,这些说法似乎与B •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7〕的命题如出一辙,都强调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和相对性, 都强调客观历史进程与史家接受过程的非对称性转换关系。奥尔蒂赛演讲中的那句话,就是紧接在这位意大利学者的这一名言之后说的。但仔细省察,二者也有不少貌同心异的地方。

   其一,《管锥编》常常标举“以今揆古”(14页)、“以今度古”(1658页)、“相今度古”(1013页),该书《全晋文》卷借清人钱谦益“表扬累臣志士”释慧远为由头,所论尤详。钱先生首先就事说事,慧远入宋而书恶纪元的细节,长期为人所忽略,悠悠千载直至钱谦益才得到知赏。比而同之,此中缘故无他,只是由于钱谦益“生世多忧,望古遥集,云萍偶遇,针芥易亲。盖后来者倘论前人往事,辄远取而近思,自本身之阅历着眼,于切已之情景会心,旷代相知、高举有契”(1266—1267页)。继而将之上升为理论,推重《鬼谷子•反应》篇所详言的“以反求覆”之道,“已自知而后知人”之理。复次,又能上能下经理“推之读史”,揭示“宋明来史论如苏洵《六国论》之与北宋赂辽,苏轼《商鞅论》之与王安石变法,古事时事,相影射复相映发,厥例甚众”(1266页)。并分别以《荀子》的《非相》、《性恶》篇,印证《鬼谷子》的《反应》篇;以《后汉书》孔融、《魏氏春秋》曹丕之言,印证苏洵、苏轼之论。最后,还拿钱谦益抬尊释慧远的心态与明代遗民逃禅的风气相参验,作了洋洋洒洒的铺说。以今揆古的事理情由,已阐发得淋漓尽致。然而,“古事时事相影射复相映发”,即是《鬼谷子•反应》所谓“反明知古,覆以知今”,它也包含从历史来观照现实的运思指向。钱谦益“亟亟发明慧远‘心事’,正复托古喻今,借浇块垒,自明衷曲也”(同上)。于是,以今揆古同时成为以古明今。这种阐释格局,若借用《管锥编》的话,或可称为“酌古斟今”(743页)。

   这里的“酌古斟今”的要谛,实际上就是在“古”、“今”之间交相往复,建立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阐释之循环”。《管锥编•左传正义》卷曾以德国学者W•狄尔泰和意大利学者L•帕瑞森的阐释学理论为参照系,烛照乾嘉朴学的偏枯之弊,并由此生发,推而广之,“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俾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171页)。 必须在古今反复的屡“酌”屡“斟”之中,才能达到史家与历史,即阐释者与文本,亦即读者与作者的“视界融合”。〔8〕

   而克罗齐称自己的思想是“绝对历史主义”,它少了如上这样一种现代阐释学的浸润,少了如上这样一种辩证理性的统摄,便难以“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同上)了。

   其二,按照克罗齐的“基本原则”,“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历史就存在我们大家当中,它的来源就在我们心中”,在心灵的熔炉中,“语言文献学同哲学相结合而产生历史”。〔9〕这样, 历史就必然成为变化不定并且因人而异的无限的连续和辗转。

   此说自有启人心智之处。问题在于,历史知识这种因人而异的不确定,它本身也是相对的;历史知识的种种变化,应当有它一定的自由度(界线)。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对“逞文才之戏笔”与“秉史德之直笔”的区分,对“词赋之逸思放言与志乘之慎稽详考”的区分(《管锥编》1298页,1152页);才谈得上历史考据须信守“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10〕

   在钱锺书看来,史家同他的认识对象不仅要有身入其境的一份亲切(克罗齐所谓“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11〕也要有跳出圈外的一段距离。岁月的流逝,往往是最有力最权威的裁决。百家史评由此筛选,千般史实由此澄明。“干校运动”,“文革风光”,多少假案错狱,多少屈鬼冤情,“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12〕。谢灵运的诗情,沈约、任昉的文章,一时声名鹊噪,风起云从,而“当时公论,却未成后世定论”,必待“世迁”而后乃“论定”(《管锥编》1393页,1406页)。时间之所以有此神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史家虽各逞己意,各抒己见,但在漫漫岁月长河中,各种主观意见相互冲突、驳诘,相互吸收、抵消,终于形成比较客观的共识。

   这样,历史认识的主观烙印又同时成为需要淘洗和过滤的成分。《谈艺录》主张,“无我而有我,相反相成。”“致知究理,亦莫不然。其求学之先,不著成见,则破我矣;治学之际,摄心专揖,则忘我矣。”(280页)。保持如此虚灵的心境,才做得了大学问。同样, 历史著述的时代氛围也同时成为需要冷处理和超越的约束。如香港版《宋诗选注》所表白,“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有不少好范例。我不想学摇身一变的魔术和自我整容的手术,所以这本书的《序》和选目一仍其旧,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更确切地说,作为当时我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13〕保持如此真淳的人格,才成得了大气候。可见,一味强调历史的“现在性”,也会破坏古、今之间“斟酌”、“循环”的合理张力,《管锥编》所谓“执着于‘悟’亦可成迷”(1951页),这是应当引起警觉的。

   此外,从微观方法上看,《管锥编》中颇多以今日乡俗释古、证古的零星材料。《全汉文》卷论晁错文章和《史记》《汉书》列传中“赘婿”、“赘子”“出赘”诸词的涵义,徵引司马贞、钱大昕、黄震、高士奇等人的意见略作梳理,指出“旧日入赘之婿多为其妻兄弟所侮,即无兄弟而‘坐产招夫’以为‘补代’者,妻党皆鄙薄之。余童时尚见闻此等风俗也”(898页)。 《全三国文》卷也谈到“吾国旧俗复以蝙蝠为吉祥之象,不知起自何时……余儿时居乡尚见人家每于新春在门上粘红纸剪蝠形者五,取五福临门之意”(1061页)。在《楚辞补注》卷,乡俗证史之法还推及于西方异域:

   旧日不死于家者,其魂必出外招之……余儿时在锡、苏、澄习见此俗,且尝身受招呼,二十许寓沪西沿闻邻人夜半为此。招生魂于其迷失之地,中西旧俗略同;如18世纪初,一法文小说记国王出猎,夜宿野堡,醒而病狂,医无能治,公卿乞诸巫,巫谓王之子女当至丧魂处求觅之(632页)。又,在《全齐文》卷,由赵翼《陔余丛考》和俞正燮《癸已类稿》都引南齐王秀之《遗令》以证六朝有丧次助哭之习俗,钱氏言及丧事之哭乃是一种礼仪,而并不仅仅是情感的宣泄时,也有类似的考述:

   曩日妇人有以受雇助哭为生计者,吴中称“哀丧婆”或“哭丧婆”,余少日乡居时常见之。古来以哭时且号且言为礼俗,《颜氏家训•风操》言之甚明,……西方旧日亦有哀丧婆。古罗马讽世诗云:“得钱代哭之妇自扯其发,发声大号,悲戚过人”;西班牙名小说家状两妇痛哭云:“作哀丧婆态”,注家云:“一名哭丧婆,丧葬时雇来啼泣之妇也”(1341—1342页)。这些不仅见出钱锺书先生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眼光,而且表现了他独有会心而不同于众(包括克罗齐)的读史兴趣。

     二、虚言徵实 史笔多疑

   钱锺书先生兼重历史情事的“现在性”和现实生活的“历史性”,暗含着一个“诗、史相通”的思想前提。中国古代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西方学术界也有一派把史学视为一门艺术,高声标举“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B•克罗齐,就曾用直觉体验来阐发美学, 又用美学原理来观照史学,从而得出历史同艺术一样,全是心灵之活动的结论。受这种学术风气的启导和影响,又注意冲撞、超越这种治学模式的局囿和牢笼,促使钱先生形成自己的历史真实观,即以虚言徵实,由史笔生疑,它如两翼双刃,相辅相成而不容偏废。

   既然“词赋之逸思放言与志乘之慎稽详考各有所主”,诗人、小说家者流可以“信口开河”(《管锥编》1152页,832页), 可以靠“想当然”来“虚构”“莫须有”之事(《谈艺录》38页),这些“虚言”之中又有何“实”可徵呢?

   首先,可以推知土风旧俗。如,《谈艺录》引梅尧臣《咏杨高品马厩猢狲》诗、陈师道《猴马》诗、王哲《风马令》、《捣练子》词、小说《西游记》、《夷坚志》等“虚言”材料及元剧名《看马胡孙》,说明古时常以猴系于马厩以辟恶除疾,“自宋至明,此俗相沿不革”。〔14〕又,《诗经》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赠与答殊不相称。《管锥编》由诗人“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的自解之词,逗出“初民礼俗”,“赠者必望受者答酬,与物乃所以取物,尚往来而较锱铢,且小往而责大来,号曰投贻,实交易贸迁之一道,事同货殖”的一番议论(99—100页)。

其次,可以徵见世情人心。《管锥编》评论赵高出身贵公子,自宫以进,为赵国报仇,掩护过刺客张良的民间传说,指出“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徵人心”(271 页),“采及葑菲,询于刍荛,固亦史家所不废也”(《管锥编增订》25页)。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写壁上图绘,有“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之句,注家以“九头”为“兄弟九人”;《韩非子•外储说》载孔子释“夔一足”,“夔”为人名,“一足”为“一而足”。钱先生以为此类言说惨淡经营,把远古神话理性化,并非正确。“原始多荒幻之想象,草味生迷妄之敬忌,疑惧而须解,困穷而有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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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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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京)199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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