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果然错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46 次 更新时间:2003-06-17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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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  

近来应试教育越来越遭到来自社会各方的广泛批评,新闻媒体也好,专家学者也好,包括学生和学生家长,众口一词,统统都是“咒骂“应试教育的。不过,这些批评和反对的声音终究力不从心,“应试教育”没有任何形式的更改,依然大兴其道,就像孟姜女哭长城,不管有多少怨恨和泪水,长城还是屹立不倒。

其实,所有的眼光聚焦“应试教育”反倒看不清其本来面目,就像用显微镜扫描好莱坞美女,看到的只是崎岖不平、血脉纵横和弹坑一样的汗毛孔,而如果将美女置身白色的海滩远远观望,风情自然另有天地。这不是说,不能近距离考察应试教育,而是说如果不能将应试教育置于一个恰当的背景中,在恰当的参照体系中评价应试教育,视觉盲区就会覆盖了人们的理性,得不出客观公正的结论。显微镜看美女就是这个问题,全冲着美女,看到的却是青筋裸露——事物因比较和整体而存在。

说到考试两字的最初意义,考指的是考评,试是指试用。早在战国晚期,已有一大批中国古代的乌托邦主义者,在提倡选贤与能,用意在于规定一项政府用人的客观标准。汉代选举制度即由此演变而来。到了唐代,考试制度形成定制,这就是科举制。此后,朝代更迭,历经宋元明清,1000元年,各种政治经济体制屡有反复颠倒,更迭不止,科举制却直到清朝末年未有根本性变化。

汉代中央政府选拔人才,比较随意。积极地看是不拘一格,地方民意、三公九卿、政府大僚都可以向中央政府推举人才,人才的能力、品质、学识也各有不同,比如政府要派人出使西域,需要精通外邦语言,能吃苦,善应变的人,只要自问有这方面才干的人,可以自己报选,也可经由社会士绅、王公大臣推举。或者哪里有了水患,需要治水方面的行家,自己可以自举应招,也可由他人引荐。但是其弊端也很明显,首先是地方政府认为选拔人才是“额外差事”,积极性不高。汉武帝时,曾经下了一次诏书,大意说:你们偌大一个郡,若说竟没有一个孝子廉吏可以察举到朝廷,那是太说不过去的事情。而且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该替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廉吏都选不出,可见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职责。其次,推选人才权力在于地方长官,不在地方民众,孝子也好,廉吏也好,大多出于长官意志,营私舞弊也就不可避免。

举孝廉是汉朝早期的一项不成文制度,因为孝子廉吏并无“标准”,是否有忠节孝义和真才实学,难以评定,人才也就良莠不齐。本来是初衷很好的政策,实行起来,却慢慢发生了异化,逐渐面目全非。尤其是西汉时期,书籍都用竹帛书写,很少纸张,更无印刷,一片竹简只能写20来个字,读书是一件所费不菲代价高昂的事情,远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因此,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虽然没有世袭爵位和贵族,但是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同时更是有权有势的家庭。所谓诗书传家,并不是说人们看轻金钱和财富,而是说一本书带来的远期收益远远超过了黄金的价值,黄金满盈,不如遗子一经。

而且,只要家庭里有一人做到郡守,在这个级别上,就有了察举权。若是连作了几郡太守,经他察举的门生故吏就遍布天下,这些门生故吏将来在官场上得势,至少要对他原来的举主,投桃报李还以私情。因此,察举过人的子孙,便有易于被人察举之可能。察举的名额,按郡县定额分配,一个郡只有几个,一般总落在几个名门大家族。全国的情形大体一致,每一个郡总有几个“世袭”的书香门第,这样转来转去,虽然大门第差不多平均散布在全国各地,可是彼此天涯比邻,遥相呼应,渐渐把持了进入“察举”的所有途径,造成“仕途”堵塞。原本体察民意、网络民间智慧的制度设计距离其最初的意愿越来越远,而不得不从根本上作整体的改造。

唐代是一个浩然大气、襟怀开放的朝代,在考试制度上,也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汉朝的乡举里选后来变成拥护门第,选拔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圈子里。国家的政治制度,虽没有对那些家庭许下世袭特权,但他们因为有家庭的“位势”可以凭借,无疑于有传之后世的权柄了。魏晋南北朝门第社会的起因,也是因汉代的察举制度而起。到了初唐,察举制度全变了味,已经非改不可了。

为了开放门禁,广纳贤才,唐代针对汉朝察举的弊端提出科举制。四海之内的民众,“怀牒自列”,不需要地方长官推举,可径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考试。当时一般非门第中人,贫穷子弟,为了应考,往往借佛寺道院读书。如王播即是借读于和尚寺而以后做到宰相之一人,“饭后钟”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唐代的科举是一项向社会公众开放政权、广用民智的制度创新,与汉代相比,唐朝开放的范围更广大、更自由,政治上也更为进步。唐朝之所以能建立留芳万世之盛世伟业,与科举制度的确立与推行是分不开的。此后,科举制虽屡经修改,偶有间断,而宗旨不变,自唐直清,一路推行下来,即使在孙中山先生倡行的五权宪法里,也特别设有考试权。

现在一提到应试、科举,人们就想起拖着长辫子的腐儒,如孔乙己和范进之类,想起两鬓如霜却依然之乎者也的穷酸秀才,仿佛科举是中国文明的一大错误。而事实完全相反,上述的历史分析也表明,科举制度所体现的正是自由、开放、公平和挑战自我的进取精神。美国学者费正清说:“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却是惊人地大公无私。每当国势鼎盛、科举制度有效施行时,总是尽一切努力消除科场中的徇私舞弊。”

科举体现了开放和自由,所有人无论贫富贵贱,考试面前一律平等。从生源和报考条件看,科举向社会上大多数人开放。从隋唐至清代,报考限制越来越少,清代除娼妓、优伶、皂隶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以外,原则上所有人皆可报考。

科举体现了公平竞争的现代意识。为了保证科举的顺利进行,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严格考试纪律,科举舞弊历来被视为官场大案而严加惩处。贡院的规制、命题与评卷的繁杂而严密的程序、惩罚作弊的措施,都是为了考试真实地反映出应试者的水平。大部分朝代还对主考官和朝官子弟作一些限制,以使平民子弟获得公平的竞争环境。

科举体现了挑战自我的进取精神。科举制是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难得的一项具有公平精神的制度,也是读书人晋升社会地位的名门正途,因此,为了一朝金榜题名,无数饱学苦寒之士,不避劳苦,十年寒窗,虽然其中更多地掺杂着追求功名富贵的欲望,但是那种刻苦、忍耐、自律和挑战自我的钻研精神,浸淫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中。

自汉至唐,乡举里选和察举制逐步过渡到崭新的科举制度,无疑是传统中国社会开放政治空间、广播文化脉络的制度革新,说科举制体现了开放自由公平和自我进取精神并不是谀美之词。可是,一项制度历经1300余年,却没有稍加更改,自然积弊日深,沉疴累累。科举陈例主导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取向和价值体系,儒学经典和儒家的经国之道处世之理一统传统中国的精英阶层,导致社会文化乃至经济领域缺乏生气和活力。“科举文化”重考据阐释圣人之言,不需要原创性,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对于考生来说,远比探求未知的自然和精神世界所需要的创新求异思维更为重要。久而久之,中国旧式文人的思维方式、群体心理,也就逐渐钝化为断章取义、咬文嚼字、墨守成规、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晚清末年,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轰然作响,敲开了一向自命四海来朝的大清帝国的门户,“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林则徐依然在婉约的月光下,夜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并为之陶醉,士大夫知识分子恪守孔孟之道圣人之言而不图新求变。

科举制度走到了尽头,民族危机和外敌入侵的双重挑战更加速了其消亡。清末,以袁世凯、端方为代表,主张立即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在上奏朝廷废除科举的奏折中,袁世凯、端方痛陈:“根据现在危迫情形,实同一刻千金,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悻得第之心,不能专心一致砥砺新学,民间更是相率观望,而且,私立学堂极少,公家财力有限,不可能普及学堂。因此,如继续采取渐进方式,新式学堂就没有大兴的希望。即使现在立即废止科举,遍设学堂,也要等10多年之后,才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各类人才。如以渐进的方式废止科举,那么要培养出所需人才则要到20年以后。而在强邻相逼的窘迫环境下,中国大局必然危殆。”端方、袁世凯等人之所以要求迅速废除科举,原因在于人心恋旧,在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只有迅速地取消科举制,才能釜底抽薪地消除人们对旧制的依恋,迫使士绅知识分子接受新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清廷采用了袁世凯等人的建议,于1905年取消了科举取士的考试制度。

但是,科举被废并不意味着考试制度自身出了问题,而是考试内容陈腐老调以及进士及第之后授予官职这样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如果旧瓶装新酒,改革考试内容,以“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代替经史子集,择优录用;另一方面,在官员任用上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广开门路,刺激民间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吸纳新学考试合格的年轻有为之才,而不是将“仕途”作为对“进士及第”者的唯一奖励,中国社会的新文化运动必然会在更早的时期以更有效率的形式获得成功。或者说,在“旧酒”变质之后,正常的处理方式不是扔掉旧瓶而是洗涤纳新、沽一壶新酒。其实,后世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废除科举对中国社会所起的破坏作用,美国学者罗兹曼指出:“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

追溯历史的意义在于映照现实,高考制度的确立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一项最重要举措,20余年来,为国家和社会选拔了不可计数的可造可用之才。可是,近年来,“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有些措施已经付诸实施,比如各省市单独命题、以不同的分数线录取学生;再如推荐“优秀”学生不经考试直接进入名牌大学,还有什么“X+X”之类名目繁多的改革,最为“彻底”的是有人建议:“废了”高考吧。

以制度的刚性甄别千差万别的学子本来是一件“困难”的选择,但是,针对不同的人群设定完全适度的考核标准就更为困难,不仅经济上难以承受,尺度的参差不齐本身就会把原本“美好”的设想一律打碎。比如,在一个班级,出 A、B两份试卷,不同的学生分别应试A、B两种试题,如果考试的结果用于“分配”某种资源,那么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A、B两个组都会对试题的难易程度提出质疑。而假如我们再作严格的试验,让每一个考生分别应试A B两份卷子,对比AB两种试题的平均成绩会是完全一样吗?显然,会存在“系统性”误差,而在近似于生存竞争的高考中允许例外的选择标准,是与高考制度本身“公平、公正”的内在精神背道而驰的。

在公众眼里承载公平精神的高考却有许多“不平事”,比如,全国统一试卷、统一评分标准,却没有统一的录取分数线。大学生中流传一段北京考生与福建考生之间的对话颇能说明问题:某北京重点中学的考生与福建某重点中学的考生聊天,北京学生说:我们班六成的同学考进了北大、清华。福建人说:按北京的录取标准,我们全校应该进北大、清华。上海还有更高明的做法,干脆单独命题,单独考试,考题不一样,分数自然有差别,这样的话“外省人”就无话可说了。而事实上,即使在科举时代也没有这样的“歧视”政策。假如某地以“考生素质优异,适用不同考试标准”而拒绝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类似地,不同的阶层、社会团体也会有相应的应试诉求。比如大学教师会说“我们的子女如何如何”,成功人士会说:“我们的孩子怎样怎样”,政府官员也会说:“我们的未来该当如何。”显然,某地的独树一帜表面看来是教育改革,而推演下去是完全没有逻辑起点的。

再说大学自主招生。2003年03月14日,信报报道,北京大学可以自主招生若干,面向北京14所重点中学。程序是学生书面申请,中学校长书面推荐,填写北京大学2003年自主招生学生推荐表,并附考生德智体美发展情况和写实性推荐材料、作品、论文等,提供年级前10%学生成绩表,最后专家组对候选人面试、答辩。这么繁复的过程,目的是招收出类拔萃的人才吗,非也。最后的一段话,令人玩味——据悉,自主招生对象必须参加高考,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高考成绩达到北大在当地录取线下20分以内予以正常录取,根据学生特长和高考成绩确定录取专业。绕来绕去,是可以降低20分录取,何苦来着,北大之尊为什么要自降身价呢;对学生而言,北大不能录取,到其他学校的选择空间也是很大的,这样的自主招生真是莫名其妙。

有一种自圆其说的“说法”可以解释自主招生的动机——不拘一格选人才。比如,吴晗数学不及格、钱钟书也一样,这样的人才遗漏在大学校园之外岂不是考试制度的缺憾。其实,这种设计经不起推敲。因为当代大学教育究其实是一种工业文明环境下的“标准化人才”生产模式,与17、18世纪现代大学早期“穷经皓首、天马行空”养育社会精英的教育方式已经有了显著不同。或者说,钱钟书、吴晗之类的社会“精英分子”并不是大学教育的结果,比尔.盖茨、迈克.戴尔中途退学,甲骨文公司的大老板不仅自己辍学,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还十分真诚地劝诱听众:像我、比尔.盖茨、迈克.戴尔一样赶快退学吧。也就是说,大学仅仅是社会教育的一种方式,其职能是培养通才型现代劳动者,期望大学一网打尽各路英才是不切实际的。游离于大学之外的“江湖学子”,就像袁隆平先生发现的野生稻米一样,以顽强的生命力和多样性生存散布在社会原野上。

还有推荐入学。假如有耐心,不妨回顾一下“工农兵学员”的来历。“工农兵学员”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浓缩着一段特殊的历史片断。“工农兵学员”来自广阔天地,通过自愿报名、组织推荐、文化考试而进入大学校园,而其中的关键是能否获得组织的信赖和举荐。据后来的当事人回忆,那些“胜利逃亡”到大学校园的幸运儿,或者是“上面有人”;或者是“祖上积德”,出生良好;还有很多旁门左道,出卖了贞节换取入学机会的案例也不在少数。正是为了避免“工农兵学员”招生中的营私舞弊,1977年恢复高考才有了特殊意义。换句话说,高考并不仅仅是为学生提供了就学深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高考制度确立了中国人“自由、开放、平等、竞争”的现代意识。“工农兵学员”的背影依稀在目,推荐入学又开始抬头了,虽然在数量上远没有达到足以毁掉高考制度的规模,但是,过去的教训或许遗忘得太快了。

推荐的公信力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推荐人的声望、地位、财富和社会影响力;二是社会组织的开放程度。推荐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良好的信誉保证,原因在于传统中国社会一向是一个“熟人社会”,个人的社会活动半径不大,流动性很小,血缘、地缘构成社会关系中的主要部分。在这个圈子里,拥有一定产业权力和名望的人几乎尽人皆知,推荐的公信力是有保障的。即便当下,学派之内学术领袖的推荐信也畅行无阻,道理也在于此。可是,现代社会交通和通讯十分发达,人员交流频繁,决定推荐公信力的两个条件已经完全丧失,沿用封闭社会的推荐方式是不是有点“倒行逆施”,直白地说,“我知道推荐人是谁?”。

这样来看,考试制度所弥补的正是开放社会“公共推荐人”的角色缺失。公开公平公正的考试制度向社会整体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考试合格者具有某种专业领域的能力水平,就高考而言,是达到了继续求学的基本知识素养。信息经济学曾专门研究“文凭”在劳动力市场所起的“信号”传递作用,雇主以“文凭学历”甄别应聘者的工作潜力,应聘者同样借助学历展示个人才能。显然,失去考试制度这一开放社会的“公共灯塔”,具体而微地鉴别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能力水平,经济上是不可行的,尤其是对于涉及数百万考生的高考,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的设想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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