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庆平: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攻克环境污染和人心污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1 次 更新时间:2015-07-23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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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庆平 (进入专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受到了举国上下的一致拥护,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好评。《决定》最后号召:“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究竟如何解读其中的“攻坚克难”?具体说来究竟需要攻克哪些艰难?本文认为需要攻克的艰难包括环境污染和人心污染,并试图从突出问题、具体制度、国民素质三个层面,对如何攻克环境污染和人心污染进行探讨。

需要指明的是,目前不论是两大污染等突出问题严重,还是具体制度不善和国民素质不高,就所应承担的责任而言,社会精英的责任比普通民众大,政治精英的责任比其他精英大,上层精英的责任比下层精英大,精英集体的责任比精英个人大,中央领导的责任比地方领导大,主要领导的责任比一般领导大,过去领导的责任比现任领导大,领导集体的责任比领导个人大。所以下文进行解读和探讨时,在尽量兼顾以上八方面前后两者的同时,会相对而言更侧重于前者的责任。

一、解决突出问题

数十年来我们在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值得重视的突出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这样概括:当前的突出问题是环境污染和人心污染,而且都存在局部稍有改善而总体加速恶化的趋势。毋庸讳言,除非我们举国上下尤其是领导层超常规地用大智慧、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并果断拿出铁腕手段,恐怕目前已接近走成死棋的两大污染问题很难在短期内真正解决。纵观历史,中国很多突出问题未到极其严重的“倒逼”程度时,举国上下尤其是领导层一般都不会真正高度重视;而到了极其严重的“倒逼”程度时,举国上下尤其是领导层都真正高度重视了,却往往是代价巨大,收效极微,甚至为时已晚,难以逆转。

1、环境污染

中国经济在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地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高速发展了30多年后,中国城镇化在既破坏自然生态、历史记忆又损害以人文本、城乡关系而粗放发展和盲目扩张了30多年后,留下了巨额的“生态环境赤字”和“严重后遗症”,也受到了大自然非常严厉的惩罚。最近环境污染极其严重并触目惊心:全国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影响数亿人口健康,有水皆污的严重水污染威胁群众饮水安全,令人担忧的严重土壤污染问题密集爆发,还有无处不在的食品污染、化工污染、机器污染、建筑污染、噪音污染、电磁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

孟伟院士说:“中国现在已处于重污染阶段,传统污染问题和新问题交织,是全世界各国都没有遇到过的最复杂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积极的措施,我们的环境形势将面临巨大挑战。”孙燕院士称,近年来我国各类肿瘤的发病和死亡出现显著上升的趋势,其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肺癌在过去30年上升了465%。钟南山院士解析,PM2.5水平与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呈正相关,研究显示PM2.5每升高10μg/m3,肺癌的死亡率就上升20%左右。卫生部健康教育巡讲团专家刘玄重表示,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这三种死亡率最高的疾病都与PM2.5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癌字三个口,一为被污染了的空气,二为有问题的饮用水,三为不健康的食物。”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并触目惊心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在单纯追求GDP和片面追求城镇化率理念的指导下,经济发展方式始终未能真正转变,城镇化模式一直存在重大弊端,具体表现前文已述。2007年底,有著名经济学家主要从经济角度提出:“中国在未来30年或更长时间里,完全有能力保证每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对当时各级政府只是一味追求GDP的经济增长冲动,并对不久后政府对经济大规模刺激和直接干预起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不要说中国经济深受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和国民性多重影响,这么长时间保证每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本不可能,退一步说就是真正能实现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则我们是否认真、细致而科学地计算过,届时的资源、环境和人能否真正承载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我们届时只是保证了每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祖国河山千疮百孔,资源能源基本枯竭,生态环境更加恶化,极端天气更加频繁,雾霾遍布全国各地,大家呼吸都感困难,呼吸道疾病和癌症患者再增加几倍,癌症村数量由目前数百升为数千,人的生殖能力大幅下降,在华北因雾霾已人均减寿5.5年的基础上再减寿10年,那么这每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究竟是否还应该是我们追求实现的目标?究竟是否真正符合我们高喊的以人文本的科学发展观?

很多人在片面强调经济增长速度时常以中国还有近1亿(2012年底为9899万)贫困人口为借口。其实中国目前经济总量已不小,人均收入也不低,人民生活已总体达到小康水平,而关键问题是贫富分化太严重,大家“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解决贫困人口问题的思路应迅速转到更快消除贫富分化和更多注重分配公平上来,应最大限度避免片面强调经济效益而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式。我在《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审视和重视生态危机隐患》一文中提到:“如果说以前为了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我们不得不重视短期问题和眼前利益、不得不以破坏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话,则现在人民生活已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后,我们不应该再只重视短期问题和眼前利益、不应该再继续以破坏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了,不应该让人民群众在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喝不上干净的水,吃不到安全的食品,呼吸不到清新的空气。”“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等手段加以化解,而重大生态危机一旦发生,将可能成为难以逆转的民族灾难。”

为了真正转变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经济发展方式,确实减轻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的巨大压力,今后应尽量推进中国人由欲望释放向欲望节制转型,大力提倡适度生产、适度消费的理念,并主动、果断而稳健地分为两个阶段调控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2020年前可保持为7%,2020年后坚决降至7%以下。而在整个社会增量财富的扩张速度有所减缓的情况下,今后应坚定并尽快通过税收、救助、扶贫、保障等市场经济和社会治理手段,更合理更公平地分配整个社会的存量和增量财富,以有效解决目前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俄罗斯20多年前的休克疗法在经过阵痛后,目前比我们更好地解决了贫富分化问题,其中的宝贵经验和有效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参考和学习。

以前英国伦敦、德国鲁尔空气污染严重,我们宣称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是资本家没有道德,不顾人民的死活,大量向空气中排放污染物。现在看来,这与基本社会制度无关,而与具体制度和国民素质有关。所以后文会着重从具体制度和国民素质的层面探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之道。但必须强调的是,当前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绝不应该是碳的排放和雾霾输出,因为这不仅损人而且到头来更损己。

2、人心污染

人心污染当前最突出的表现是信仰缺失,精神空虚,道德滑坡,人心冷漠,官商勾结,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社会不公,食品有毒,鼠目寸光,自私自利,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口是心非,言行不符,弄虚作假,人欲横流,是非倒置,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过度消费,严重浪费等。以下仅就人心冷漠、权力腐败、食品有毒三个方面略加分析。

人心冷漠的现象匪夷所思:人心冷漠是人只重视自己而漠视他人及社会事物的自私自利表现。犹太作家威塞尔说:“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近年来相继发生的范跑跑事件、药家鑫事件、彭宇事件、小悦悦事件、三学生扶老太太反被诬陷事件,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中国人心冷漠的现象。有人强调,人心冷漠不仅仅是一个人道德素质低下的表现,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良知、道德、文化的全面倒退。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道德支柱都倒下时,这个国家的尊严何在?这个民族的灵魂何在?

权力腐败的现象久治不愈:权力腐败既是人心污染的“重灾区”,也是人心污染的罪魁之一。有人认为,权力腐败是人们谈论最多、垢病最深、意见最大的疑难病症,体制内外对此纷纷出谋献策,却久治不愈。群众对权力腐败感受最深、最为咬牙切齿的莫过于众多“老虎”、“苍蝇”一起腐败。目前“既打老虎又打苍蝇”的治腐举措虽然得到举国上下的高度认同,但实际上也毫无疑问面临很大艰难:“打老虎”的艰难在于查不到底,因为中间坚不可摧的防火墙实在太多;“打苍蝇”的艰难在于法不治众,因为绝对经得起查的官员毕竟太少。

食品有毒的现象俯拾皆是:瘦肉精、地沟油、一滴香、胶面条、皮革奶、镉大米、石蜡锅、毛酱油、牛鸭血、药火腿、双氧翅、陈化粮、碘雀巢、增稠蜜、红心蛋、糖精枣、氟化茶、铝馒头、硫银耳、农药菜、三鹿粉、苏丹红、箱子馅、甲醇酒、人造蛋、纸腐竹、罂粟汤、硫磺椒、激素花、毒米线、避孕鳝、工业胶、蓬灰面、毒胶囊、氢可乐等层出不穷,使人眼花缭乱!有人只好无可奈何地调侃说:“好在我们中国人有一颗无坚不摧的胃!中国人不怕生化危机!”

最近有则报道让人不寒而栗:记者在采访太湖沿岸一污染企业的负责人时问他:“太湖是你的家乡,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你们把它污染成这样,将来怎么办?”得到的回答是:“等我们赚够了钱,就打算移民加拿大。”有人认为,这种认知太可怕了,人心被污染到这种程度,其危害远甚于太湖水污染。太湖水污染可以治理,而人心若要朝此方向污染,我们应当怎么治理?如果经济发展换回的是环境污染,乃至于人心污染,那么,我们将如同生活在一个由金钱物质堆砌而成的冰窖之中,这种生活还有什么值得留恋?还有什么值得向往?挣了大钱的人可以一走了之,在山清水秀的异国他乡安度一生,难道他们能将失去的灵魂也带走,客死他乡吗?从整个社会来讲,我们的人民大众要替这些被污染的人心埋单。有人建议政府:比治理环境更紧迫的是收拾人心和端正人心。这使我想起1943年,冯友兰以区党部的名义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尽快收拾人心和端正人心。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介石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

前段有个事例令人错愕不已:一个在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倒爷,刚到哈巴罗夫斯克时未戴皮帽子。当地冬天的气温达到零下30度,他外出送货时冻得不行,捂着耳朵在雪地里跑,这时“啪”的一声,一顶皮帽子扣在了他头上。回头一看,一个俄罗斯汉子站在他面前,用生硬的汉语说:“明天”,同时又用手指指表,再指一指脚下。这个手势语言已把一切表达得很清楚了:“中国小伙子,天气这么冷,不戴皮帽子怎么行?先戴上我这顶吧,明天这个时候,来这里还给我好了”。按理说,这个中国倒爷应当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但中国人的信用悲剧偏偏就这样发生了。第二天,中国倒爷不但没去归还人家的帽子,还打着哈欠洋洋得意地嘲讽起借给他皮帽子的那个俄罗斯人:“你猜‘傻帽儿’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傻瓜等帽子!哈哈……”有人指出,这个中国倒爷的笑声,毫不留情地把中国在信用方面一贯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击得粉碎,“一诺千金”、“抱柱之信”、“诚信”等名词成了一个个毫无意义的哈欠。估计俄国人没有想到,当年能够勒紧裤带还他们债的中国人,竟会变化得如此之快!

目前很多化工厂将剧毒的污染废水打入地下深处,这居然是中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并已持续十几年了,实在令人震惊。有人认为这已超越了人类可以想象的极限!这甚至已不能说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人与魔鬼的问题了!究竟要怎样的一种蒙昧和野蛮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来?这种可怕的自我毁灭遍布神州大地,显示道德的丧钟已然敲响!

对于环境污染和人心污染两大突出问题,我们只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切切实实予以妥善解决才能真正取信于民。众所周知,目前真正检验政府政绩和贡献的,不是漂亮口号而是扎实行动,不是得力举措而是真实结果,不是猫的颜色而是捉到老鼠。实际上很多政府官员往往是强调漂亮口号、得力举措、猫的颜色有余,而重视扎实行动、真实结果、捉到老鼠不足。其实老百姓很清醒很睿智也很实在,知道在举国体制下,很多事情只要政府真正想做就一定能做成。

仅以我们总也跳不出政府越调越高怪圈并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高房价为例,北京、上海等很多地方的房价10年来涨了10倍,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思议和极度失控的。畸形上涨的高房价范围如此之广,就如同上述触目惊心的两大污染范围如此之广一样,对此应该承担责任的主要是中央政府。虽然不能说中央政府是有意不想治理和调控,也不能说中央政府已完全被既得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劫持和绑架,但至少说明中央政府的治理和调控能力不强。其实无论政府官员如何强调和高喊漂亮口号、得力举措、猫的颜色,老百姓也会从扎实行动、真实结果、捉到老鼠的角度认为政府失职或无能。

二、完善具体制度

我们过去在有关两大污染问题方面已有很多具体制度。例如,进入21世纪后,中国环境管理制度的体系框架就已大体形成,包括"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排污申报登记与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污染限期治理制度等。同时在食品卫生安全、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建设、干部廉洁自律等方面也有大量具体制度。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又提出了制度导向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时间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决定》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制度”一词以183次高居榜首。《决定》中有一系列与解决两大污染问题有关的具体制度。

最近中央还印发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不再以GDP论英雄:今后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依此衡量各省的发展成效。毫无疑问,这种规定非常好,值得高度赞扬。可问题在于,这种规定早就应该出台,现在出台已属“亡羊补牢”;或类似规定以前也出台过,只是形同虚设而结果体现为语言腐败或化为乌有。我们最近相继出台或重申的一系列非常好的规定和制度都具有类似性质或结果。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是否需要追究以往领导无德能不作为的责任?是否需要认真深刻反思历史教训和进行自我批评?是否需要切实增强领导力、执行力、责任感、前瞻性、战略性?是否需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我在《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一文中指出,当我们今天为提出某些虽已滞后于时代和民意却还属正确的改革理念、发展承诺和善政举措而沾沾自喜和津津乐道时,其实我们也应为若干年前未能及时顺应时代和民意提出这些正确的改革理念、发展承诺和善政举措,或者为若干年前提出的某些正确改革理念、发展承诺和善政举措后来体现为语言腐败或者化为乌有而深深自责和诚恳认错。同时为了避免不断重蹈覆辙,我们还应下大气力尽快健全和完善能够及时顺应时代和民意提出正确改革理念、发展承诺和善政举措,并有效避免其今后又体现为语言腐败或者化为乌有的一系列体制机制。

目前在环境污染方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表现很差,中国大地成为加工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显示,这三类企业在履行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上,国有企业得43.9分,民营企业得16.6分,外资企业得18.6分。李楯提出,为什么那么多跨国公司也跑到中国来污染环境,不遵循他们注册公司时原遵循的理念、法则?因为他们在原注册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都限于完善的制度制衡和法律环境而不敢或不能污染环境。而在中国缺乏制度的制衡力量,缺乏可以产生利益制衡的法律环境,也缺乏法治的践行。跨国公司在中国卷走所获巨额财富的同时,扔下了肆意污染而千疮百孔的恶劣环境。

因为污染环境、GDP至上和单纯追求城镇化率等突出问题与体制自身的内在增长动力和无法抑制的增长冲动密切相关,所以解决这些突出问题的艰难主要集中在受既得利益驱动的体制性障碍或人的障碍上。吴敬琏指出:“转方式已提出了近20年时间,至今未能取得显著成效,问题的根子在于遇到了‘体制性障碍’。”邓小平1986年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我在《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一文中提出,我们要以更大魄力、更强决心、更多智慧和更宽视野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并以此引领、带动、推进和深化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重要领域的深层次改革。不失时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回顾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需要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8.18”讲话和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精神,需要借鉴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需要研究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需要在解决以下九方面突出问题的具体制度上尽快取得实质突破:一是党、政府、人大的关系,二是党内民主,三是协商民主,四是基层民主,五是权力制衡,六是权利保障,七是司法体制,八是行政体制,九是干部制度。具体内容请大家查阅上述拙文。

不久前新华网主持人问梅德韦杰夫:“您作为俄罗斯国家领导人,带头公布了个人的财产,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评价?”梅德韦杰夫回答:“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正常,全世界都这么做,没有什么特别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并上行下效,所以不仅领导层的大智慧、大魄力、领导力、使命感、知识储备、战略思考、国际视野、历史眼光必不可少,而且其奉献精神和表率作用至关重要。如果我国的领导层能像梅德韦杰夫那样,按“全世界都这么做”的“很正常”惯例,带头公布个人财产,其奉献精神和表率作用必将功垂千秋。梅德韦杰夫还透露,俄国最近还通过一个关于公务员不得在国外拥有资产、股份和存款的一个法律。他说因为这些公务员要制定国家政策,所以一定要与自己的国家一起承担风险,而不能在国外拥有资产、股份和存款。俄国这条法律我们学起来似乎比“公布个人财产”容易得多。我们应尽快在制度上规定,凡是参与制定国家政策的公务员,一律不准在国外拥有资产、股份和存款,也让他们与国家一起承担风险,从而最大限度避免其中某些“裸官”因事不关己而不负任何责任地随意决策甚至胡作非为。

三、提高国民素质

鲁迅非常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他在谈到自己为何弃医从文时说:“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其中关于思想愚弱的国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的话,虽然失之偏颇,但鲁迅把国民素质的提高作为“第一要著”,确实是切中关键。胡适也指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要始终不渝、千方百计并卓有成效地提高国民素质。我们每人都应在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严以律己、提高素质的前提下,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引导社会,弘扬正气,为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砖添瓦。

现在正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各级领导也多次诚恳表示要听尖锐意见。那么恕我直言,我们目前在包括两大污染在内的某些深层次的重大问题上之所以积重难返,已接近走成死棋,除了与领导层在大智慧、大魄力、领导力、使命感、奉献精神、表率作用、知识储备、战略思考、国际视野、历史眼光等方面存在不足而又“击鼓传花”有关外,也与我们整体国民素质不高密不可分。我们整体国民素质不高直接影响了各阶层的思想和行为,各阶层在思想和行为方面达到做人做事高尚境界者毕竟太少,而未守住做人做事起码底线者确实太多。这说明在包括两大污染在内的某些深层次的重大问题上积重难返,我们各阶层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官员、智囊和学者具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此外,我不相信那些在重要位置上对这类重大问题负有责任却自以为是甚至自欺欺人的领导或精英,其内心真的会毫无良知而一点或一生都不感到忏悔、自责和反省!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素质不提高,不仅两大污染问题依然如故,而且改革、革命和守旧三无一可。因为在人心污染等深层次的重大问题上,我感觉有时不仅与1978年改革开放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点相似,而且与1911年辛亥革命前、1898年戊戌变法前差别不大。

目前党和政府官员的不足往往表现为说假话、谋私利和官僚主义。从某些官员的言行举止看,目前他们高智商超精致地说假话、谋私利和官僚主义不仅比改革开放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严重,甚至比辛亥革命前、戊戌变法前严重。对于许多官员经常说假话、谋私利,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就像有人所说:“我们知道官员在说假话、谋私利,官员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假话、谋私利,我们知道官员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假话、谋私利……”。

官僚主义本是中国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官僚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但后来不少共产党员却成了官僚主义者。官僚主义成为我们很多工作中的最大毛病,成为产生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重要源头,而且几十年来长盛不衰甚至变本加厉。蒋介石在1948年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毛泽东说“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并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谢觉哉认为官僚主义是中国作为“官国”的遗产之一,而与官僚主义相关的特权思想、特权作风和特权享受,也属于“官国”的遗产。邓小平对官僚主义的概括包括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

目前官员说假话、谋私利和官僚主义之所以会如此严重和盛行,一是缺乏制衡的权力腐蚀了官心,许多官员放松了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二是中国的官本文化始终根深蒂固,一有合适的机会就变本加厉表现;三是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确实还有问题,基本还是少数人选用少数人;四是对上像奴才、对下像皇帝已成为不少官员的心理定式,他们总是迎合、盲从领导而脱离、欺骗甚至压迫群众。

目前智库的不足往往表现为运行体制机制不完善,研究人员素质不高,研究成果缺乏思想性、系统性、战略性、前瞻性、深刻性、国际性。其中官方智库的不足还表现为依附于主管部门,官本位现象严重,研究成果缺乏独立性和创新性,研究人员缺乏在国内外公开、多向、深入研讨、交流、合作的意识、视野和能力,一般局限于维护和解释领导意志和官方政策。民间智库的不足还表现为随意性、模糊性明显而严谨性、准确性不足,尤其在官方决策机制缺乏开放性、多元性的情况下,民间智库无从掌握政策研究所必需的重要信息,不仅缺乏与官方正常通畅的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小范围和深层次对话、交流、互动与整合机制,而且缺乏与国际组织、社会团体、各类媒体和相关公众的多层次研讨、全方位互动和高平台整合机制。

目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不足往往表现为多数人将此身份视为荣誉和待遇的重要象征,未真正作为工作和履职的良好平台。而履职时一是迎合者、平庸者和不称职者确实很多,思想者、杰出者和真正称职者毕竟太少;二是发言、议案、提案数量确实很多,而质量毕竟不高或参差不齐;三是针对一般问题的短期性认识、具体性思考、空泛性议论和浅层次建言确实很多,而针对重大问题的前瞻性认识、战略性思考、建设性批评和深层次建言毕竟太少。

目前民主党派领导的不足往往表现为在自身建设和履行职能时,具有多重性格而心口有异或言行不一、没有民主监督高度、缺乏参政议政深度、精致高喊空洞口号、常为地方利益代言、或逆历史潮流建言、不善求真求精求缺、不愿接受党内监督和不会真正践行民主。

目前经济学家的不足往往表现为具有经济至上思维、缺乏学术研究深度、过多强调物质财富、过分使用话语霸权、常受经济利益驱动和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

目前科学家的不足往往表现为具有科学万能思维、缺乏求真求是风骨、过多注重物质世界、过分忽视学科整合、不善攀登科学顶峰和常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目前人文学者的不足往往表现为具有理想化思维,常将现实问题学术化、实然问题应然化或简单问题复杂化,也有人缺乏社会责任和奉献精神,鉴于政治的风险、虚伪和浅薄而不敢或不屑于参政议政,钻在故纸堆中咬文嚼字或闷着头很实惠地挣钱逐利。

与以上各阶层的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具有真正良知和道义铁肩的黄炎培和梁思成两位先生的高瞻远瞩和真知卓见。1945年7月4日,黄炎培坦率地对毛泽东说,历史上很多政权都没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请问“中共诸君”如何“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而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以“民主”的新路作答,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目前北京治霾、治堵、治拥已接近走成死棋,这使我不禁想起梁思成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梁思成十分担忧毛泽东所说的要将老北京改造成从天安门城楼上望去到处是烟囱的新北京,他授课时极具前瞻性地对学生讲:“北京城也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不科学伺候它就会生病。”“如果今天规划不好,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工业污染、交通阻塞、人口拥挤等诸多现代城市病症的出现。”他还很有远见并真诚地对北京市长彭真说: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

在提高国民素质上,目前要特别注重认真吸取中国近代洋务派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经济34年,却不仅未使国民素质提高、中华民族振兴,而且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广大国民无动于衷,在一定意义上是“李鸿章以一人之力敌日本一国”,最后以北洋水师覆灭为标志宣告洋务运动失败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深刻历史教训;也要特别注重认真吸取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时,中国百姓纷纷出来看热闹甚至帮外国侵略者扶攻城云梯的深刻历史教训。

正因我们国民素质不高,所以我们在很多方面看到“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所以我们对很多问题往往非“过”即“不及”,总也跳不出极左与极右交替、肯定一切与否定一切交替、暴君心理与奴才心理交替、比整体还多与比零还少交替的思维怪圈;所以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当代文化,本来是想多吸收些精华,多排斥些糟粕,而有时结果却正好相反,我们对精华排斥得不少,对糟粕吸收得很多。例如,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礼义廉耻”我们排斥得不少,而专制愚昧我们吸收得很多;对美国当代文化而言,变革创新我们排斥得不少,而拜金浪费我们吸收得很多。又例如,美国当代可以有奥巴马成功实现“从木屋走向白宫”的个人通天梦,中国古代可以有王杰等农家子弟成功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个人通天梦,但当前由于社会阶层凝固化问题严重,在中国平民百姓的心目中,真能成功实现个人通天梦的机会和希望确实非常渺茫,至少比美国当代与中国古代是相形见绌。

因此,今后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决定》中所说的:“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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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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