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理论的园地里可以说是一片“混乱”，也可以说是一片“繁荣”，各种各样的理论标新立异，甚至耸人听闻。我的一个学生就“发明”了一个“美的定义”——“美是亵渎”。我读后不知其所云，甘拜下风。读近几年一些美学新秀的著作，多有这种落伍的感觉。
我本人读过不少中西古今的美学著作，我所信服的理论总是那些与我自身的体验相通的理论。凡我的体验无法印证的理论，不论它多么高深莫测，我总是持保留和怀疑的态度。相反，那些与我的体验息息相通的理论，不论被人批得如何狗血喷头，我还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学问的精髓是真实的求索，不是诡谲的标榜。中外的美论中属于“真实的求索”而获得真知灼见的很多，他们关于美、美感、审美、审美活动等论点和论证差不多都是可以被人们的普遍的体验所验证的。因为美不是某一个人的私有物，它属于全人类。
我多年来推崇狄德罗的“美是关系”的论点。因为美的事物的确不是孤立的绝对的存在，一种事物只有和其他的事物构成某种关系时，它才可能是美的。狄德罗引了高乃依的剧本《贺拉斯》中一句台词：“让他死！”孤立起来看这句话，既不美也不丑。狄德罗分析说：“如果我告诉他这是一个人在被问及另一个人应该如何战斗时所作的答复，那他就看出答话人具有一种勇气，并不认为活着总比死去好，于是‘让他死’就开始使对方感兴趣了。如果我在告诉他这场战斗关系到祖国的荣誉，而战士正是这位被问者的儿子，是他剩下的最后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年轻人的对手是杀死了他的两个兄弟的三个敌人，老人的这句话是对女儿说的……，于是随着我对这句话和当时环境的之间的关系作一番阐释，‘让他死’这句原先既不美也不丑的回答就逐渐变美，终于显得崇高伟大了。”同样的道理，你说“闹”这个字美不美？要是把它孤立起来是无法回答的。我们必须问：这个“闹”字在何种语境中？对谁来说？如果我们举出“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理解“闹”字作为一个动词，在这里与“红杏”的花、与春意构成了一种关系，我们才会觉得它在这种关系组合中是美的。要是在“孩子整天吵闹不休”、“他今天又闹肚子”、“她又为一点小事跟她的丈夫闹气”、“他们之间总是闹别扭”等句子中，你会觉得“闹”字美吗？我们的体验可以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总是给学生举这样一个句子：“群鸡正乱叫”，你会觉得这像诗句吗？我想，若是你没有读过包含这个诗句的诗的话，一定会认为它不是诗。实际上呢，它正是最好的诗句之一。它来自杜甫的《羌村三首》第三首开头两句：“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回到了家乡，他的妻子、儿女都惊异于他仍然活着，其中就有“惊定还拭泪”的句子。乡亲们听说杜甫回家了，约好带着礼物来看望这个远离故乡的游子，如何在战乱中躲过一劫，这才有开头所引的那句诗。如今鸡乱叫乱斗，而人已经不斗了，可以享受和平的温馨了，这是多么美好啊？“鸡叫”、“鸡斗”是用农村最典型的情景来表现和平的可贵，和平的美好。我们只有把这个句子放到杜甫的《羌村三首》的整体中，才能判定这句诗的美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大家知道北京的市花是什么花吗？是月季花和菊花。北京种得最多的是月季花。北京人培育出几十上百种月季花。去年北京开奥运会，最给北京人争脸的花，也是其时正在开放的月季花。月季花花季很长，从春天开始，差不多要开到十二月份。如果你在初冬时节，来到北京街头，你感到有点冷，四顾茫茫，这时如果有谁对你微笑的话，那就是月季花。可我告诉各位，我从小最不喜欢的花就是月季花。原来我们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分到的土地，其中有两亩地的地头旁，长着一丛月季花。月季花在我们家乡叫做月月红，每月都要开放一次，因为我们南方天气暖和，植物生成得很快，月季花也生长得很快。我小时候，父亲总是一月一次地对我说：孩子，月季花又长出来了，盖住了禾苗，你拿砍柴刀去把它砍一砍吧！他说得容易，我做起来难。我拿着砍柴刀来到月季花旁，我得一手抓住一根月季花的枝条，另一只手拿起柴刀砍下去。因为月季花的枝条是长刺的，所以每砍一根枝条都是十分困难的。等到我把应该砍的枝条砍完了，我的手已经是鲜血淋淋了。我与月季花是你死我话的关系，那时我怎能欣赏月季花呢？北京把月季花定为市花之后，我与月季花的关系改变了，我们成为朋友了，我能欣赏它的艳丽、它的顽强、它的多彩多姿。在此刻，只要我抬起头，就能看到我园子里亲自种的月季花正对着我微笑呢！这是关系改变的缘故。所以狄德罗说“美总是随着关系而产生，而增长，而变化，而衰退，而消失”。像狄德罗这种理论虽然“陈旧”，但却可以被我们无数的体验加以验证，我至今仍然觉得它是最好的美论之一。当然狄德罗的美论也有不足，但可以完善它。大家如有兴趣，可以参看我的《“美在关系”说新探》一文。我在许多学校用此题目做过讲演，其中插入我和我母亲的一些故事，日常生活的一些体验等，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还有许多美论都能让我折服。如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美是创造，美是评价等等，这些理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总能从一个侧面揭示美和美感的真实内涵，而且都能被我们的体验所证实。我们难于接受的是“新”而又“新”，却讲不出多少道理，无法用自己的体验去证实的玄妙之论。
我这些年在哲学美学、社会学美学和心理学美学中，选择了心理学美学作了一些研究，自著或主编了《现代心理美学》、《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中国古代诗学的心理学阐释》、《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等几部书，这些书涉及的观点很多。这里我仅想“推销”我的一种美论——美是形式对内容的“征服”（也是讲一种关系）——不知读者对此是否有同感？
美学的中心课题还是艺术。既然是艺术就必然有内容与形式。过去的美学理论被哲学上内容与形式的理论框得死死的内容决定形式啦，形式有相对的独立性啦，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啦，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啦等等。这是对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哲学解决，这种哲学解决尽管是正确的，却又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些哲学理论只揭示了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共同特征，却没有揭示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独特的审美特征。
我们可以同意艺术的美在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中，但我们要问的是艺术中的这种“有机统一”和其他事物的“有机统一”有何区别？或者说艺术作品中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是如何达到的？流行的回答是“内容决定形式”或“形式适应内容”。在这个答案中，给人的感觉是“形式”是被动的、消极的，它“无能为力”，一切都要看内容的“脸色”行事，假如内容“愤怒”了，形式也跟着要“愤怒”，假如内容是“死刑”，那么就要像死刑本身那样去写死刑。内容是“主人”，形式是“客人”，“客随主便”，作为“客人”的形式也就只能消极地适应作为“主人”的内容的安排了。
我的看法恰好相反。艺术的美不是形式消极适应内容的结果，而是形式与内容对立、冲突，最终形式征服内容（正确的说法是形式征服“题材”），在形式与内容的相反相成中实现艺术的美。主人吁请客人，但客人一旦进了主人的家就造起反来。客人（形式）改造起主人（题材）来，直到主人服服贴贴，自愿被客人所控制，这时候主客无间，“有机统一”才得到实现，艺术之花才真正开放。因此要“像写鲜花那样去写死刑”（列夫·托尔斯泰语），像写初春那样去写严冬，像写笑话那样去写悲哀……或者倒过来，像写死刑那样去写鲜花，像写严冬那样去写初春，像写悲哀那样去写笑话……写什么（题材）和“怎样写”（形式）处在相互对立、冲突中，当后者塑造、征服了前者的时候，艺术的美也就来到了。
我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那就是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阿Q的命运无疑是悲剧性的，他一生的历史是失败的、屈辱的，但同时又是供人们嘲笑的“精神胜利”的历史，最后这样一个下层的普通的农民被杀害了，但到临死的一刻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时代潮流中牺牲品。就题材而言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但作者却用喜剧的形式去“克服”、“锻炼”、“攻打”、“征服”题材的悲剧性，最后悲剧性的题材完全消融在笑的喜剧中，这样《阿Q正传》就为读者提供了悲喜交集的美。试想，如果鲁迅端着写悲剧的架子来写阿Q的悲剧命运，还会给文学史留下千古名篇的《阿Q正传》吗？俄国作家蒲宁有一篇小说叫做《轻轻的呼吸》，写美丽的女中学生15岁的奥丽雅短促的一生的故事。她先跟一个哥萨克士兵谈恋爱，后又跟一个56岁的老地主乱搞，最后被哥萨克士兵在月台上枪杀了。就题材思想倾向而言，用前苏联批评家维戈茨基的话来说，不过是“生活的混沌”、“生活的浑水”、“生活的溃疡”，给人以恶心、可怕的印象，但是作家用一种诗意的形式来处理这个题材，作者通过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详写什么，略写什么，还有那变幻多端的时空交错的处理，特别是作品中女教师回忆奥丽雅借介绍他们家的一部藏书《古代笑林》，跟她的同学大讲女性的美在于“轻轻的呼吸”这一细节，被大肆渲染，成为小说的“逆转”，结果“形式消灭内容”的“恶心”、“可怕”的性质，整部作品“渗透着一股乍暖还寒的春的气息”。再如，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很多，其中最优秀的作品是什么呢？是《地道战》，是《地雷战》之类的作品吗？可能不是，这些作品内容与形式“过分适应”，让人觉得只是对生活本身的重复；倒是孙犁的《荷花淀》、《风云初记》这些用清新、隽永的格调写出来似乎与血与火的战争氛围不一致的小说，可能是最优秀的描写抗日战争的佳作。是否可以这样说，在许多最优秀的作品中，形式与题材的情调不但不相吻合，而且处在对抗之中，题材指向沉重、苦闷，形式指向轻松、超脱，形式与题材的意义感情的指向完全相反，却又相反相成，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也许艺术的真正的秘密主要就在这里。
这种美在形式征服内容的观点，是可以用我们的体验来印证的。就以我们平日说法来说，两个人同样说一件事，一个说得平直实在，不能引起听众的审美反应（因为说话的内容与形式太一致）；另一位说的虽然还是它，却采取了幽默或自嘲式的说法，引起听众的的强烈的审美反应（因为说话的内容与形式之间有了反差）。说的事情是内容，说的方式就是形式了。譬如一个人去竞选总统，他说，他很穷，家里什么也没有，选民们，请投我一票吧！我想这不会给听他讲演的选民们留下什么印象。如果他把同样的内容说成这样：“有人打电话问我有多少银子，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穷棒子。我有一位妻子和一个儿子，他们都是无价之宝。我租了一间房子，房子里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墙角有一个柜子，柜子里的书值得我读一辈子。我的脸又瘦又长，且长满胡子，我不会发福而挺着大肚子。我没有可以庇荫的伞子，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你们。”我想选民们听了这段话，一定会产生强烈的反响，马上对竞选人抱有信任感，其实这段话不是我瞎编的。这是1860年美国的总统竞选人林肯的竞选辞，他的话打动了当时许多美国人，他终于当上了美国第16任总统。他的话，不但比上面的同样意思的话更具体，而且有一种形式的力量，“穷棒子”与“无价之宝”的对比，“一个柜子”与值得读一辈子书的对比，还有对自己长相的幽默的描写等等，都使说话的形式与所表达的内容保持一种距离，使他的话产生“逆转”，从“穷棒子”的自嘲转为精神上的自信。
中国古代画论有“深情冷眼”的说法，就深得内容与形式相反相成的精髓。“深情”作为内容要以“冷眼”的形式看出，才能有一种近似背景似的东西，把“深情”凸现出来。契诃夫曾对一位青年作者写信说“我以读者的身份给您提一个意见：您描写苦命人和可怜虫，而又希望引起读者怜悯的时候，自己要极力冷心肠才行，这会给别的痛苦一种近似背景的东西，那种痛苦在这背景上就会明显地露出来。”契诃夫以一个艺术家的卓识道出了艺术创作中一条美的规律。实际上“写什么”（题材、内容）和“怎样写”是不能混淆的。这两者愈是相抗衡，从抗衡中获得统一的可能性就愈大。这就是相反相成。美就在相反相成之中。
我这里仅仅是简略地介绍我的美学理论中的一个观点。要坦白的是就是这个观点也不完全是属于我的。我是在读席勒的《美育书简》关于“作品不能依靠内容，而要靠形式完成一切”的论述时，受到启发，后来又相继研究了普列汉洛夫和维戈茨基等学者相关著作，考察了各类艺术中的实际情况，并经过自己的体验的验证之后，才提出美是形式征服内容的见解的。席勒的观点被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但我不管人们的这种批评，我的体验告诉我，席勒的观点没有错，它包含着真理的幼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