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国王的两个身体:民国初年国家的权威与象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1 次 更新时间:2015-06-08 20: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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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1912年,当全世界仅仅只有二十几个共和国家的时候,一场辛亥革命,让二千年的君主专制国家,成为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改国号易,建共和难,辛亥之后,中国政治就进入反复动荡的乱世,国家制度的建构迟迟不得完成。个中的成因自然很复杂,然而,国家权威与象征的匮乏,是其中最值得反思的因素之一。西方有“国王的两个身体”之说,一个身体是君主的个人肉身,另一个身体便是国家的权威与象征。辛亥革命推翻了国王的肉身,这很容易,但国王的另一个身体:国家的权威与象征无法空缺,新成立的共和国如何解决?

   英式虚君共和的错失

   古代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只有一家一姓之王朝,或者说以王朝代表国家。君主便是王朝的人格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国家的权力与权威所在。权力与权威,按照汉娜·阿伦特的经典性理论,属于不同的范畴。权力是授予性的、认可性的,而权威则是不证自明的,来自宗教和历史传统。罗马共和政体是权力与权威二元的典范。西赛罗有一名言:“权力属于人民,权威属于元老院。”元老院所代表的权威并非人民授予,而是与罗马建国列祖们所奠定的宗教与历史传统一脉相承。在阿伦特看来,美国的革命和建国继承了古罗马的共和精神,其权威既不是来自于超越的造物主,也非人民的意志,而是美国殖民地的自治传统和《独立宣言》,并以此创建美国的宪法以及与宪法有关的司法制度。权力属于人民,权威属于宪法,便成为现代政治的典范[1]。

   然而在古代中国,君主集国家的权威与权力于一身,他既是王朝的权力核心,又是帝国与天下秩序的正当性象征。君主秉承天命,其统治不再仅仅借助暴力,而具有超越性的神秘色彩,成为帝国秩序的人格化象征。无数次朝代的更替,虽然最高权力一再被颠覆,但中华帝国的权威结构、超越性渊源和人格象征从来不曾被动摇过。

   当辛亥革命狂飙突起,清政府在慌忙之中,匆匆批准了资政院提出的《宪法十九信条》,可谓敬酒不吃吃罚酒,比较起之前立宪派三次请愿而不得的德国式君主立宪方案,《十九信条》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满清皇帝除了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之外,最重要的立法权、行政权悉数归于国会,并实行对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制。这是一个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方案,若当时能够得到各派接受,中国历史将因此而改写。

   尚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非常欣赏这个虚君共和方案。康有为说:专制者,君主视国为己有,君主与国为一。而立宪国者,君与民共之。《十九信条》之公布,即将数千年来国为君有之私产,尽舍而捐出,公之国之臣民共有也。虽名有君,实则可谓为虚君共和国。“名之曰皇帝,不过尊土木偶为神而已,为神而不为人,故与人世无预,故不责任不为恶也”,“而其效用,可以弭乱,而令外人不干涉,后则不至岁易总统以相争杀,死人过半”。[2] 梁启超也说:“美法之民主共和国,决不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因为英式虚君共和由习惯积渐而成,延续本国历史传统,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矣。[3]

   康梁虽然保守,却有现实感,政制设计需要创新,但也须尊重民族的习惯法,从历史文化传统中获得其合法性。自秦以降,中国二千年的君主制传统,骤然废除,固然痛快,但国王的另一个身体谁来代替,国家的权威象征何在?英国式虚君共和的好处,乃是结束两千年集权威与权力于一身的专制传统,但保留国王的象征性符号。简单地说,乃是一种现代政治的二元设计:权威归君主,权力归国会。无论是权威还是权力,都服从于一个更高的意志,这就是体现人民公意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君主权威的正当性和立法、行政权力的合法性皆渊源于此。

   白哲特在《英国宪制》中指出:虚君共和制“是一种强有力的政府,其最大的原因就是一种可以让人理解的政府形式”。[4] 在宪法规约下的君主,是现代国家(nation-state)共同体的人格象征,历史传统与宪法(无论是成形还是不成形宪法)赋予君主以象征性的国家权威,他犹如抽象的国家与宪法一样,超越于立法与行政之上,也独立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与政治党派。一旦国家内部发生内乱和政治冲突,君主作为国家整体的中立者,根据宪法赋予的职责,出面调解与仲裁。当一个国家有了明确的象征性权威,就可以有效地阻止各种野心家对国家最高权威的僭越、篡位和争夺,而权力斗争再激烈残酷,也始终在国家权力之上安置一个更高的象征性权威。

   然而,作为国家象征的君主,必须来自于历史传统,而且是有权威的,他不可能人造,更不能威信扫地。而清朝末年的满清皇帝,恰恰是一个失去了威信的君主。晚清数十年的反满宣传,让许多汉人相信满清是一个既专制又腐败的异族政权,志在“驱逐鞑虏”的革命派绝对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满清皇帝作为新国家的元首,哪怕是一个虚君。梁启超虽然赞美虚君共和制,但也感叹缺乏这样一个众人可以接受的明君:“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令此事殆成绝望”。[5] 而张謇为首的立宪派,最初推出虚君共和方案的是他们,一旦发现满清小朝廷大势已去,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便转向了实力派人物袁世凯。这些儒家士大夫们所重视的,不是“制度”,而依然是“人”,希望所寄,不是制度性权威的长久安排,而是在现实格局中谁能够成为安定全国的权力中枢。一旦旧主大势已去,便将目光转移到新人身上。在复杂的谈判角力之中,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对革命后权力的分配、安排和考量,远远超过对共同立宪、重建权威的关心。在他们看来,权力永远比权威更重要,有了权力,便有权威,这一中国政治的古老法则像梦魇一般缠住他们。于是,一次权威与权力分离的历史性机会丧失了——这样的机会甚至无人在意-——在专制传统最悠久的中国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辛亥革命选择了共和制度。其留下了两个历史的隐患:第一,共和制度提供了一个幻觉,似乎只要权力到了人民手中,建立了代议民主制,立宪就不那么重要了,民初的政治演变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国家权威的象征,在共和制度下要比虚君共和模糊,究竟谁代表抽象的国家?共和制面临着从国家的“人格象征”转向“制度象征”,从人君转向宪法的历史转型。一旦宪法迟迟不出笼,宪制一日不落实,国家权威的象征就留下了空白,各种政治力量为了角逐国家的最高权威而大打出手,从民国建立到1949年的乱局皆渊源于此。

  

美式立宪权威的错失

   错失了英式虚君共和之后,其实历史还给中国留下了另外一个机会,那就是美国式的通过立宪而建国。

   本来,辛亥革命是以美国式的方式爆发,各省宣布独立,脱离清廷的统治,是一场地方对中央的革命,而从反满的革命者角度来说,更像是一场推翻外来统治者的“独立战争”。革命容易建国难,美国独立之后,经过费城制宪,实现了国家的建构。美国式的建国乃是一条重建权威的道路,君主的权威被颠覆之后,各州、各党派协商妥协,制定统一的宪法,此一根本大法,历经二百多年而不坠,成为国家稳定的政治权威。美国的政治建制承继罗马的权威与权力二元化传统,权威属于宪法,权力属于总统,并通过三权分立的设置,国家的宪法权威由独立的司法作为护法大神来守护和解释。与此同时,费城制宪也成功地实现了国家象征从“人”(君主)向“制度”(宪法)的转变。宪法当然不是一纸空文,最重要的是体现了美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自由,以宪法为中心,国旗、国歌、自由女神等皆成为国家认同的象征符号,它们超越于具体的政府和党派,共同指向美国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成为凝聚国民意志的符号象征。

   然而,辛亥革命虽然以美国式的“各省独立”的方式开始,却没有继续沿着美国的制宪道路追求国家权威的重建,革命成功之后却改变了运行轨迹,转向法国革命的建国模式。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这两场18世纪下半叶的革命,虽然都是以人民主权为号召,但实现的方式迥然不同。美国的人民主权体现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权威之中,其权力形态却是多元的、分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又统一在以宪法为核心的宪制之中。但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绝对君主制之后,面临权威与权力的双重空白,走的不是联合制宪、重建权威的道路,而是各党派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角逐国家的最高权力。不同的政党、无论是温和的共和派,还是激进的雅各宾党人,抑或保守的保皇党,都自认为代表人民,似乎只要自己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人民的根本利益便可以得以实现。而人民主权的实现,不外乎选择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政党。从大革命爆发到第三共和的建立,法国政治经历了长达80多年的共和制与君主制的拉锯战:革命、复辟、再革命、再复辟、再革命。这期间不是没有宪法,而是有太多的宪法:1791、1793、1795、1799、1801、1803、1814、1830、1848、1875……,在第三共和的1875年宪法之前,整整有9部宪法!但有宪法而无宪制,宪法不是各党派妥协的共同意志,而是国家最高权力临时执掌者的统治工具,它像它的主人一样短命,几乎无人将宪法当回事,也形成不了国家权威的法统,每一次都被革命或复辟所推倒,再重新洗牌。

   民国初年辛亥之后的中国,选择的是恰恰是法国式的争夺国家最高权力之路。民国初年的三派势力,无论是袁世凯、进步党还是国民党,目光都盯着权力的争夺,而忽视了权威的重建。新朝兆始,悠悠万事,本应是一个制宪政治的时刻,最要紧的是定下国家大规大法,重建立宪的权威、宪法未成之前,应按照南京临时政府通过的约法暂行其事。然而,两千年来的中国毕竟缺乏法治传统,从政治家、士绅精英到平民百姓,皆将约法当儿戏。梁启超说:“今则非惟政府心目中,未尝有约法存。即全国人心目中,盖皆未尝有约法存也。乃至高谈护法之人,其心目中,亦未尝有约法存也。”[6]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之中,法只是统治的工具,只有法制(rule by law)而无法治(rule of law),最高统治者的意志高于法的意志,权力可以超越于法意并创造法意,权力的尊严总是盖过法的尊严。革命颠覆了传统的王朝统治,却无法改变旧的政治传统。迷信权力、漠视约法成为革命后各派政治势力的共同趋向。民初政治的最大纠葛,是民权与国权、内阁制与总统制的争斗, 这些争斗都围绕着权力如何分配,国民党要求实行内阁制,掌控以议会为中心的国家权力,而进步党希望建立总统制,借助袁世凯的势力,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然而,议会权力也好,总统权力也好,如何进行限制和分权,如何在宪制的框架下施行,却被严重忽视,置于次要的位置。

   即使是民初的立宪,从临时约法到天坛宪草,也是一切围绕着权力轴心展开,不是为建国奠定党派中立的制度性权威,而是一场政治权力的角逐。国民党在民初在议会中占据压倒性优势,政治气势如日中天,却被社会舆论讥讽为“革命元勋”。这些从底层上来的政治新贵,一旦手握权力,便刚愎专断,不能容纳他党的意见[7]。在政治的非常时期,国民党与进步党、袁世凯一样,比较起制宪,更关心的是权力的扩张,是一党利益之最大化。而立宪,只是实现权力扩张的手段而已。

民初政治最重要的分歧是实行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以限制袁世凯大总统权力、实现超级议会制为自己的最高目标;第二大党进步党则借袁世凯之手削弱国民党为能事,而袁世凯坐收两党恶斗之渔利,一再僭越法治,先是当选正式总统,然后解散国会,重拟临时约法,一步步走向总统独裁。重要的不是议会制与总统制孰优孰劣,而是在宪法权威缺失下权力的无序竞争。当君主制被推翻之后,究竟何为国家权威,谁是国家的象征?无论是国民党、进步党,还是袁世凯,都难以想象一个权威与权力分立的现代政制,他们都想做“国王”,一个权威与权力合二为一的“国王”,虽然这个“国王”的肉身在国民党眼里是超级议会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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