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超越于混战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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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世界,俄乌战争打得正酣,战争的乌云,在全球密布。“二战”以后,全球享受了近八十年的和平红利,虽然有局部战火,但没有牵动世界的全局性大战。然而,俄乌战争颠覆了全球的能源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也深刻改变了“二战”以来的世界权力格局。假如再有一场新的战争,必定是全人类无法承受的沉重代价。

那么,战争是如何引发的?如何避免两败俱伤的人类悲剧?与今日世界可类比的,莫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了。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战争疯子希特勒长期密划,主动挑起的,而卷入“一战”的各国,无论是德国与奥匈帝国,还是英法俄,都无意主动挑起战争,但发生在萨拉热窝的一起奥匈皇太子被刺的偶然事件,却启动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让全世界卷入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四年大战,战争打到最后,各方都不知因何而战、为何而战,成为世界历史当中最无厘头的战争,付出了一千万人死亡、两千万人受伤的可怕代价。

“一战”爆发之前,欧洲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岁月,从拿破仑战争到“一战”,漫长的十九世纪,可以说是欧洲史上的黄金年代。《和平戛然而止:通往一九一四年之路》(以下简称《和平戛然而止》)中如此描述“一战”前的欧洲:“欧州内部是那么相互依赖,经济也特别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根本无法想象欧洲会分裂并进入战争。战争是不理性的,而在当时,理性是备受推崇的品质。”长达一个世纪的自由贸易,到了“一战”前夕,欧洲各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早已紧紧捆绑在一起,形成了“欧洲命运共同体”,“专家们普遍认为,大国之间的战争将导致国际资本市场的崩溃和贸易的停止,这将伤害所有国家”。整个欧洲,最早实现了现代世界的“全球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战争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只要稍稍具备常识,都会明白武力获取的直接成本要远远超过所获得财产的价值。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不仅经贸的下半身连为一体,连王室的上半身也血脉相连,英王乔治五世、德皇威廉二世,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后代,而沙皇尼古拉二世,又是他们的表亲,这仗如何打得起来?

茨威格是“一战”的亲身经历者,他在《昨日的世界》里面描述说,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人,“那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使人类的道德得以同样迅速的提高”。“由于沉湎在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之中,我们很难料到,任何一个明天,在它晨光熹微之际,就会把我们的生活彻底破坏。”

然而,战争也好、政治也好,大都不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而更多地服从于冲动性的情感与权力意志。《和平戛然而止》的作者麦克米伦指出:“人类喜欢赞扬自己的理性,认为我们做出的一切伟大行动都是因为我们凭借理性行事,而常常忽略我们做出的很多‘大事’往往出于情绪化和不理性的理由。……像声望、荣耀、民族主义这些非理性动因都是比理性更强大的力量。人类漫长的战争史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课就是重视人心中的非理性力量。”茨威格认为,战争是一个世纪的和平年代积蓄的“力量过剩”的结果,“那种浑身是劲的感觉总是诱发人和国家去使用或者滥用那股力量”,而最糟糕的是,普遍的乐观主义情绪总是自我欺骗,以为每个国家都相信别的国家在最后一分钟会被自己吓退。

十九世纪是自由贸易的“早期全球化”时代,然而,自由贸易越是发达,各国利益越是捆绑紧密,一方面会产生“利益共同体”的全球意识,另一方面也会刺激出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情绪。梁启超当年看得很清楚,欧洲的思想潮流,十八世纪流行的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等到十九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出世,特别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弱者无法逃避被奴役的命运。欧洲人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竞争便是世界的公理,是进步的普遍法。但竞争的结果总是有赢家也有输家,德国崛起以后,英德之间陷入了角逐世界老大的“修昔底德陷阱”。于是,欧洲各大国内部,无论是社会底层还是权力上层,都弥漫着一股狂热的民族主义冲动。英国人与德国人,相互仇视,都视对方为自己不共戴天的宿敌。为了在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之中获得压倒性优势,英德之间展开了一轮军备竞赛,特别是海上的作战能力竞赛。就在一九一一年,一位德国将军弗里德里希·伯恩哈迪公然宣称:战争是“达尔文的研究成果所认可的”,人类必须在扩张主义或必死无疑之间做出判断,“是成为世界强国,还是走向衰亡”。曾经一度也很痴迷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梁启超,在欧战爆发以后有过深切的反思,他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尼采主义相结合,“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成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

好战的并非只是上层的政客与将军,社会底层也同样视战争若游戏。德国统一后的三十年,经济快速崛起,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制造业大国。民族的荣耀感,让原来落后于英法的德国人扬眉吐气,以为德国的时代已经开启。这种爱国主义的情绪,既是特殊的,以为德意志文化不同于十九世纪的英法文明;又是普世的,自认德意志作为优等民族,担当着拯救世界的神圣天命。许多狂热的德国年轻人,坚信为上帝、德皇和国家献身,是天经地义、无上荣誉。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年代,让几代德国人都失去了战争的残酷记忆,特别在年轻人心目中,战争若游戏一般轻松、刺激,如同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几周时间便可凯旋。他们赋予战争以一种英雄和浪漫色彩,仿佛是一次刺激而新奇的短途旅行,唯恐自己错过了人生难得的热烈而豪迈的冒险。电影《西线无战事》中的几位小镇青年,战争一爆发,就以为一生最荣耀的时刻降临,纷纷自觉报名入伍上前线。晚年对德国历史有深刻反思的大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也曾经是一位赞美战争的狂热之徒,认为战争“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它让我的灵魂突然之间充盈着我对我的人民最深切的信心与最深刻的喜悦”。是的,不要以为和平年代的年轻人恐惧战争,当他们不再拥有老一代人对残酷血腥和生离死别的真实记忆,当战争被浪漫化为一款想象性的虚拟游戏、一段与己无关的隔岸观火、一场短暂而刺激的人生冒险的时候,战争就成为拥有广泛民意基础的集体嘉年华。

对统治者来说,战争还有另一种更迫切的需求:转移国内视线,人为地制造外部的敌人。十九世纪欧洲所出现的民族主义,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空洞符号,徒有情感的炙热,内在的政治内涵是被掏空的,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很少有人去细想。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还算得上政治民族主义,到了二十世纪,风靡欧洲的,却是另一种族群民族主义,从德国、俄国到奥匈帝国,再反馈回西欧,连英国和法国也未能幸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各国内政,都有各自的难处,即使没有敌人,也要制造一个敌人,以弥合社会内部的分歧,让整个社会团结在一个崇高的事业之下。《一九一四》的作者保罗·哈姆指出,无论是保守的德、俄、奥匈,还是自由的英国、法国,“它们的政府和统治精英都有着这样一种共同的心理:他们反感这个时代的附庸风雅,却又真心害怕其背后的社会改革,他们把诉诸战争拔高为对革命时代一种合乎道德的回应:‘我们需要的是一场义战’”。义战义战,多少罪恶假汝之名!对立的双方,都自以为代表天命、上帝或普遍正义,唯独内心没有平民大众。诚如麦克米伦所说:“战争中最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交战的双方都竭尽所能地用各种手段把自己描绘成无辜的、在反抗邪恶势力的一方。”“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以千百万普通人的生命为代价,去兑现一个抽象的、虚无缥缈的正义价值。

不过,即使如此,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并非蓄谋已久,而是突如其来。这一年的开始,比之前十年中的任何一年都要和平,海军竞赛暂告一个段落,英德又重开谈判;塞尔维亚为首的四国同盟战胜奥匈帝国,巴尔干战争结束了;德国、俄国的经济欣欣向荣,一片莺歌燕舞。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一起发生在萨拉热窝的偶然事件,点燃了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为什么导火索不在德法或德俄的边界,不在冲突的中心地带,偏偏在地处欧洲一隅的巴尔干半岛?这里面有文明的,也有种族的因素。巴尔干半岛,之所以被称为欧洲的火药桶,首先因为它是文明的断层线,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在这里犬牙交错,直接遭遇。这里曾经被奥斯曼帝国统治过五百多年,而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又各有底盘。宗教与种族的分裂纠缠在一起,在巴尔干乱局中,形成了三个互相敌对的势力: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德意志人的新教、天主教以及斯拉夫人的东正教。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国与国竞争的背后,宗教和种族的不同,形成了相互仇视的核心要素。一边是斯拉夫人的塞尔维亚以及其紧紧依附的东正教母国俄罗斯,另一边是德意志人的奥匈帝国以及背后更强大的盟友德国,在文明与种族的结合部,通常是最危险的战争渊源地。世界各个区域,从欧洲、西亚到东亚,无不如此。

导火索点燃了,但是否开打,未必取决于日暮西山的奥匈帝国的意志,而是要看后面的靠山、欧洲大陆新霸主德国的脸色。雄心勃勃崛起的德国,从上到下,正渴望着一场战争。渴望是一回事,但是否下决心开打,又是另一回事。事后回放,可以说战争对于德国是必然的,但这种历史的必然却有赖于某种偶然性的出现,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概率而已。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自然是出现于边缘地区的偶然触因,而最大的偶然性,是人的因素:谁在当政?谁最后拍板?假如当年依然是俾斯麦执政,还会有“一战”吗?这位在欧洲政治中纵横捭阖的老手,说过一句名言:“预防性战争就像害怕死亡而自杀。”俾斯麦很清楚新崛起的德国几斤几两,他不会双线开战、八方为敌。然而,命运与德国人开了一个太残酷的玩笑,俾斯麦不仅下台了,而且去世了,执掌德国命运的,竟然是刚愎自用的威廉二世。关于这位德皇,德国作家路德维希有精彩的描述,他说,威廉二世因为天生左臂瘫痪而从小有自卑感,虽然他是一个胆小羞怯的人,在公众场合却竭力想扮演一个强健而敏捷的普鲁士军人角色,在参加奠基典礼时,刻意用右臂使劲抡锤,以掩饰他孱弱的左臂。威廉二世与希特勒非常相近,不信任自己的伙伴,总是独断专行,一个人狂热地工作。“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人类的精华,自恃拥有伟人的知识,向人民许愿缔造光荣的时代。这两个人都同时既是庸才又是演员,他们既易于上当受骗,同时又是大吹大擂的专家。”威廉二世唯恐世界看轻了自己,公开捍卫他在德国的至尊地位,有一次,他公开宣称:“外交部?呵,我就是外交部!”他给自己的舅舅英王爱德华的信中写道:“我是德国政策唯一的主宰者……我的国家必须跟我走,无论我走到哪里。”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威廉二世带领德国走上了一条与俾斯麦迥然不同的新路,德国要担当领导世界的天命,与英国一争高下,获得全球霸权。为了实现这一神圣目标,德国要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而巴尔干半岛的偶然性事件,让德皇感到机会来了,他们拒绝了所有的调解、和谈的机会,怂恿自己的小兄弟奥匈帝国发起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又借助俄国愚蠢的全面战争动员,主动向俄国宣战。最终将同盟国与协约国两方,通通拖进了战争的泥沼。

“一战”的战争责任,该谁承当?保罗·哈姆的看法是,按照责任由大而小的排列,应该是德国、奥匈、俄国、英国和法国。麦克米伦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一九一四年的危机是由塞尔维亚的鲁莽、奥匈帝国的复仇心态和德国的空头支票共同造成的。但协约国并非没有责任,法国的仇德政策、俄法结盟支持塞尔维亚、英国对德国的排斥、英国在危机初期立场的暧昧等等,都诱发了一场由局部的冲突而导致全欧洲卷入的世界大战。麦克米伦说:“国力、观念、偏见、制度、冲突,这些因素的确非常重要。然而,事情到了最后还是要由不多的几个个体决定。”她很遗憾地发现,在一九一四年,无论是德皇、沙皇、奥匈帝国皇帝这些世袭君主,还是法国总统、英国首相、意大利首相这些宪政体制的政治领袖,没有一个是伟大而富于想象力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有胆量站出来对抗那些日增月积、最终导致战争的压力。

战争的爆发,在欧洲各国激起了空前的民族主义狂热,几乎人人歇斯底里,不可理喻。许多人在和平年代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的狂热分子。人们厌倦了和平年代日常生活的平庸和琐碎,不满国民中普遍的利己主义,不再有集体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更痛恨经济的飞速发展所造成的阶层分化和社会撕裂。战争如同魔鬼的炼金术一般,瞬间改变了国民的心态。茨威格如此描述说:在战争爆发的最初日子里,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得到了神圣的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

原先反战、致力于改革的各种政治力量,包括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八月的炮火一夜之间扼杀了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纷纷搁置争议、搁置变革,在议会里对战争投下赞成票,坚定地站在祖国一边。他们很清楚,反对战争,就意味着失去选票,先打败国外的敌人再说,民族的整体利益高于阶级、党派和个人的利益。

在一派拥护战争的全民喧嚣之中,有两位人物挺身而出,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反战声音。一位是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另一位是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在战争前夕,饶勒斯就警告说:与德国的战争将会使整个法国沦为一片燃烧的废墟,他积极推动法德修好,追求欧洲的永久和平。然而,狂热的巴黎舆论界将之视为“亲德的社会党叛徒”和“阴险的否定论腐败间谍”,一位记者以煽动的口吻写道:“我们不想煽动任何人去实践政治暗杀,但让·饶勒斯先生完全有理由吓得发抖!”八天以后,一个疯狂的沙文主义者在巴黎街头的咖啡馆,众目睽睽之下暗杀了饶勒斯。孤独的声音虽然不合时宜,然而战争的血与火却证明了他的远见。战后饶勒斯的灵柩被移入先贤祠,法国还了这位先知般人物应得的历史尊严。

饶勒斯在开战前夕倒下了,接过他的精神火炬的,是罗曼·罗兰。这位不朽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作者,在法德开战的第二个月,在日内瓦发表了《超越于混战之上》,号召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兄弟们超越仇恨,拥抱自由与和平。“应该用信念去向感官与心灵的一切自私报仇——要抛弃个人,为永恒的思想服务。”他提议建立世界的高等道德法院、良心的裁判所,对违背国际公法的行径,做出公正的判决,不管这种侵犯来自哪一方。就像饶勒斯的遭遇一样,罗曼·罗兰的反战声音在他的家乡法国受到了舆论的围剿,他被诬陷为“德国特务”和“卖国贼”。然而,这位像约翰·克里斯朵夫一般拥有独立精神的大作家,“虽千万人,吾往矣”,继续与时代潮流逆向而行。同样自我定位为“世界公民”的茨威格,称颂罗曼·罗兰为“欧洲的良心”,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最高道德律令,不是狭隘的民族利益,而是普遍的良知与正义。这正是康德的永久和平之精神传承。

半年以后,罗曼·罗兰收到了一封来自德国的信,署名者是柏林大学教授爱因斯坦。大物理学家向他“为了消除法国与德国人民之间的痛苦误解表现出的无畏勇气”表示敬意,并且说:“但愿你的榜样能够把其他一些优秀人物从我所不能理解的盲目性中唤醒,这种盲目性就像传染病那样,侵蚀了那么多过去健全而有见识的头脑!”作为中立国的瑞典文学院授予了罗曼·罗兰一九一五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尽管法国政府强烈反对,舆论攻击他是叛徒犹大,诺贝尔奖的奖金就是出卖祖国的酬金,然而,当祖国遗弃他的时候,罗曼·罗兰得到了世界的尊重。

当一场打到最后各方都不知为何而战的战争,以千万人的死亡而告终的时候,从废墟里爬出的人们,终于承认了饶勒斯和罗曼·罗兰的先见之明。国家之上,还有欧洲,欧洲之上,还有人类。诚如爱因斯坦所迷惑的那样,为什么那么多健全而有见识的头脑都在战争中失去了理智?如何防止集体迷狂和昏庸再度上演?在“一战”结束后的第二年,罗曼·罗兰发表了《精神独立宣言》,他深切反省说:在这场战争中,“知识分子几乎彻底堕落了,他们甘愿被狂野的暴力所奴役,从而造成了各种灾害”。罗曼·罗兰号召:“起来!让我们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变相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精神不是任何人的奴仆。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从。……我们只崇敬真理,自由的、无限的、不分国界的真理,毫无种族歧视或偏见的真理。”

这份《精神独立宣言》,得到了数百位全球知识分子的联署。其中有德国的爱因斯坦、英国的罗素、俄国的高尔基、法国的巴比塞、意大利的克罗齐、奥地利的茨威格和印度的泰戈尔。

(《和平戛然而止:通往一九一四年之路》,[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著,王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一九一四:世界终结之年》,[澳]保罗·哈姆著,杨楠译,译林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奥]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译,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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