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后发国家，先有政党后有现代国家，政党主导现代国家的建构。国家建设包括建构现代国家体系和塑造国家权威，创立现代国家体系是前提，塑造国家权威是目标，国家权威由政党赋予。政党权威与国家权威的关系是：政党权威是国家权威的基础；国家权威是政党权威的目的；政党权威与国家权威相统一。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了民族运动、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等重大事件，形成了塑造国家权威的三种机制，政党通过这些机制赋予国家相应的权威，即以“政治人化”机制塑造立国权威，以“公民化”机制塑造治国权威和以“发展型国家”机制塑造发展权威。塑造立国权威需要多党共同努力，由此催生出竞争性政党制度；树立治国权威与发展权威是围绕担负国家建设使命的执政党进行的，要求变革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限制或消除政党竞争。

国家建设需要国家权威作支撑。“塑造国家权威”乃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指国家建设主体通过一定的途径赋予国家相应权威的行为。国家建设既包括创建现代国家体系，又涉及树立国家权威，二者紧密相关、相互支撑，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乃前者的目的。自人类社会跨入政党时代，政党便成为塑造国家权威的主体，所谓“塑造国家权威”，其实就是政党塑造国家权威，国家权威来自政党的努力。政党的所作所为不仅关系到现代国家体系的建立，而且深刻影响着国家制度的运行，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美国政治学家阿普特曾说：“在政治现代化领域，没有一种角色比政党政治家更为重要。……政党在所有当代社会的现代化竞争中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同社会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往往是由政党所决定的。”中国学者林尚立进一步提出：“一旦走上政党建设现代国家的发展路径，在现代国家体系尚未形成的条件下，任何放弃政党主导的做法，表面上毁弃的是政党，实际上毁弃的是整个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国家的全局。”

学界主要是从以下几个角度研究国家权威塑造的：一是国家能力视角。亨廷顿认为，只有政府拥有强大行动能力，才能造就社会的稳定，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国家权威。福山发现，不少发展中国家陷入“失败国家”境地，原因在于政府缺乏能力，国家因此难有权威。二是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融合的视角。杨建华提出在国家权威的研究中应引入“社会权威”概念，以社会权威来反对专权、两极分化、官僚主义和遏制腐败，以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高度融合构建现代权威体制，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三是政党权威视角。张浩认为，塑造国家权威需要形成民主型政党权威。黄修卓、周全华提出，转型国家要保持稳定，需要构建合法有效的政府权威、高度制度化的政治制度权威、强大的执政党权威。郭定平从“政党中心主义”出发论述国家治理与国家权威的关系。四是国家治理视角。钱再见、汪家焰认为，应把塑造国家权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机统一起来。王浦劬从治理现代化角度揭示了国家权威与国内治理的关系。五是国家政权建设或国家建设视角。张静强调，以民众权利为中心树立国家权威。弓联兵认为，近代中国围绕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性集权的民族国家来塑造国家权威。严庆等比较了中国和西欧国家建设进程中的权威塑造问题，认为西欧是“创立权威”，中国则是“恢复权威”。从总体上看，学者们将国家权威的塑造置于现代化或国家建设过程之中，揭示了国家权威与政党、政府和国家建设间的复杂关系，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在政党权威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政党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通过什么机制塑造国家权威，以及为了树立与巩固国家权威对政党制度所作的调整等方面还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本文拟对这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政党权威与国家权威

权威是维系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要素。什么是权威呢？国外学者较普遍的看法是权威即权力，或者具有合法性的强制力。达尔曾说过，“当领袖的影响力披上了合法性外衣时，通常就被称为权威。”里普森则把权威视为“穿上了合法外衣的权力”。国内也有学者持类似的看法，王沪宁认为“权威就是权力”。学者们关于权威的定义有两点启示：第一，权威是一种组织化的力量。权威以组织为基础，只有依托组织才能强制或支配一定的对象，或者将影响施加于对象身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威是一种建立在组织之上的强制力、支配力和影响力。组织化程度越高，行动能力越强，组织就越具有权威性。第二，权威具有合法性。权威不同于暴力，不是赤裸裸的强制，而是为对象所服从。恩格斯曾经形象地描绘了现代社会如何离不开权威，他对权威的阐释更是独树一帜：“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众所周知，“意志”本是哲学心理学上的概念，其义是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常常通过言辞或行动表达出来。据此可以把权威简单定义为对组织意志的服从，具体表现为对组织的纲领和行动的认同与接受。有意志的服从者，也就有意志的施加者，权威是意志服从者与意志施加者的统一。虽然现代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组织，但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是国家与政党，这里集中讨论政党权威与国家权威。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对政党权威和国家权威作出界定。“政党权威”是指民众对政党意志的服从，即认同政党的意识形态，愿意追随政党而行动。民众分为党员和非党群众。对党员而言，服从党的意志是基本要求和操守。为了保证政党有权威，政党举行入党宣誓、节日庆典等各种仪式，强化党员对党的认同感、归属感，提升党员的忠诚度；开展意识形态教育，不断提高党员对党的宗旨、性质和任务等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严格组织纪律，督促党员遵守和执行党的决定。简言之，政党能够以组织的力量强制党员服从，而党员的服从又是政党有权威的前提与基础，一个连在党员中都没有权威的政党吸引不了非党群众。因此，政党权威的关键在于非党群众认同党的意识形态，愿意跟随党去实现党的目标。“国家权威”是指民众对国家意志即国家意识形态与国家行为的服从。由于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国家权威往往等同于中央政府的权威，塑造国家权威就是赋予中央政府权威。从法理上说，国家能够对民众实施强制，迫使民众接受国家的意识形态、服从国家作出的决定和遵从国家采取的措施。当然，国家权威不仅是国家单方面强制民众的结果，也是民众认同国家使然。现代国家以人民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和目的，有关的政策与行为必须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诉求，国家权威也是民众接受国家意志的结果。

政党权威与国家权威是什么关系？首先，政党权威是国家权威的基础。没有政党权威就没有国家权威，政党权威构成了国家权威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权威的基础——民众是政党塑造的。民众并非单纯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亦非纯粹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人”，而且还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人”。政党通过革命、改革、民族运动和选举等途径将民众从“动物”“社会人”变成“政治人”。革命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变迁，不仅涉及政权的更替，更重要的是带来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看来，革命并不限于政治领域，还包括了经济领域。他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正是出现在北大西洋两岸的“双元革命”塑造了现代世界。改革是自上而下、深刻改变社会的又一种社会变迁，如土地改革摧毁了地主贵族阶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创造出一个相对平等的农民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的大变革。民族运动是近代以来对世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政治变革，从近代早期的美国独立战争、拉丁美洲的独立革命，到二战结束后亚非国家兴起的民族运动，促成了殖民地的独立，建立了主权国家；半殖民地获得解放，实现了主权完全独立。民族运动重塑了世界政治版图，使萌发于欧洲以民族国家为国际政治单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得以扩展成世界政治体系。选举是民众根据法定程序，定期参与的、授予政府权力的活动，政府据此获得合法性。政党动员、组织民众参加革命、改革、民族运动和选举等，将民众与国家、政治直接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支撑国家权威的“政治人”。第二，国家意识形态源于执政党意识形态。所谓“国家意识形态”，其实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政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领导民族运动接管国家权力、参加选举并赢得组织政府权力等方式转变为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执政党把本党的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发挥意识形态引导民众、凝聚民众和约束民众等功能，最大限度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成本。正因为有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才有民众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国家因此获得了权威。第三，国家的运转需要政党权威的支持。在政党政治时代，政党组织国家，国家由政党运作。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国家是政党活动的产物。政党的基本功能是表达、集中社会利益与诉求，影响或者主导国家政权的运行。政党依靠自身的组织系统及外围组织收集、梳理民众需求的信息并使之条理化，再将其输入政权系统，而后又转变成国家的政策，据此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确立政党的权威地位。在此基础上，政党赋予国家权威，保障国家政权有效运转。

其次，国家权威是政党权威的目的。第一，塑造国家权威是政党争取民众支持的需要。作为从社会中产生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组织，国家承担着将社会冲突控制在“秩序”范围内的职责。国家要履行化解矛盾、治理社会和推动发展的职能，必须具有一定的权威。否则，国家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政党是把国家与民众联系起来的组织，基本使命是争取民众支持以执掌国家政权、运用国家权力为民众谋求幸福。隐藏在政党这一行动者背后的逻辑是国家有权威、有能力满足民众的愿望。因此，政党争取民众支持以树立权威，进而取得执政权，最终是为了建构一个有权威的现代国家以及兑现向民众作出的承诺。第二，树立国家权威是政党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需要。政党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或群体的利益，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根据目标实现可能所需时间，可以把政党的目标分为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如在一届政府任期（大多数国家定为4年或5年）内具有实现可能性的可称为短期目标，两届或三届甚至需要若干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是长期目标。无论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最终都要借助国家这一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来实现，建构一个有权威的国家是政党奋斗的动力之一。第三，巩固国家权威是政党建设现代国家的需要。政党主导国家建设，不仅仅是为了建构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政权体系，更重要的是确保国家制度有效运行，能够应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化解各种矛盾，保障社会稳定有序，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使民众认同这个国家。总之，国家必须有权威，造就一个权威的现代国家体系是政党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目标。

最后，政党权威与国家权威相统一。政党是从三个方面实现了政党权威与国家权威的统一：一是组织“互嵌”。作为因创立国家和完善国家之需要而产生的组织，政党同国家紧密关联，由此形成两者在组织上的“互嵌”格局。在英美等国家，19世纪上半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或者接近完成，完善现代国家提上了国家建设的议程。议会内的“政党”（实为政治派别）顺应这一形势走出体制，去到社会中建立组织，形成了从中央至地方的组织体系，政党由此诞生。留在体制中的“政党”既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也是政党的组成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党与国家的“互嵌”就是通过“体制内政党”实现的，国家依靠政党在社会中树立、巩固权威而获得了权威。19世纪下半期，欧洲大陆上的政党纷纷进入体制内，完成了政党与国家的“互嵌”。20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亚非国家涌现出大量的政党。与先发国家不同的是，后发国家是先有政党组织后有国家组织，政党是在争取民众支持、树立权威后才控制了国家，在进入国家体制的同时也在国家内部建立党的组织，实现了政党与国家的“互嵌”。国家权威是国家与政党在组织上“互嵌”且依赖政党权威的结果。二是意识形态的升华。代表不同的阶级阶层或群体组织起来的政党有各自的意识形态，政党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政党意识形态的比较，谁的意识形态对民众具有吸引力，赢得支持者更多，谁就更有权威。政党一旦执政，必然把本党的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全体人民服从的指导思想，政党意识形态支撑起国家权威。三是政党运作国家政权。国家有无权威，需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超越阶级阶层或群体等局限，发挥表达、集中绝大多数人利益和诉求的功能，制定并执行切实可行的政策，最终为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不断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政党权威是主体性权威，不需要通过任何中间组织而依靠自身努力即能获得。国家权威属于制度性权威，必须依赖执政党权威和官僚权威来塑造，政党权威与国家权威的统一是借助于政党运作国家政权实现的。

二、国家建设：政党塑造国家权威的过程

先有政党后有现代国家，现代国家为政党创立，除了极个别无政党的国家外，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属于“党建国家”类型。政党不但肩负创建现代国家体系的使命，而且承担着塑造现代国家权威的重任。政党是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完成塑造国家权威的。然而，现代国家非一天建成，而是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事件影响巨大、深远，构成了塑造国家权威的“历史的关键时间点”。就后发国家而言，这些重大事件主要有民族运动、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等。

政党建设现代国家的第一步是争取民族独立或民族解放，建立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在民族运动中，政党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参加请愿、抗议、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选举甚至武装暴动等活动，将原本不参与政治的庶民百姓改造为“政治人”，为行将诞生的国家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使新国家能够在国际社会中保持独立性。“政治人”是李普塞特使用的术语，本文在借用的基础上提出“政治人化”概念，用以描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众从不关心政治的“非政治人”转变为支持新国家的“政治人”的过程。人具有政治性，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的观点。不过，人对政治或国家的需求是有差别的，有的此时需求多而彼时少，有的则是彼时多而此时少；有的地方需求多而有的地方需求少。在历史上，亚洲、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地方的居民，受山脉、沙漠和海洋等阻隔，以及同其他地区交往少等因素的制约而对政治需求的程度较低，以至当欧洲殖民者到来时还处在部落或向国家过渡的阶段。殖民国家只是把这些地方的居民作为奴役的对象，加上本地上层人对下层人的排斥，民众自然对这个“国家”没有好感，在总体上处于“非政治人”状态。“政治人化”改变了民众对政治冷漠的立场，将其转变成支持或从事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本民族国家的“政治人”。“政治人化”还意味着政治的本土化或民族化，即由本民族的人执掌国家政权，把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决定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民族运动塑造“政治人”的机制可称为“政治人化”机制，它为行将到来的新国家准备了所需的“政治人”，新生的国家因为有“政治人”的支持而获得了权威。在“政治人化”过程中，政党始终是参与者和主导者，在形塑“政治人”的同时赋予国家权威。

“政治人化”机制包括组织化、意识形态化和“民族化”等内容。第一，组织化是指成立政党，政党依靠自身的组织系统和外围组织吸纳社会成员，把弥散的社会聚合起来，凝聚成有组织性的社会的过程。后发国家要实现发展，首先必须解决社会缺乏组织性的问题。每个人都是社会阶级阶层或群体中的一员，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理论上讲，最有可能弥合因阶级阶层或群体等分殊造成的社会分裂的是国家。但是，后发国家最稀缺的组织资源就是国家或有权威的国家，因此组织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建立现代国家体系和树立国家权威。这涉及两点：一是建立政党。在民族运动中，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群体，甚至宗教界人士成立政党，在民众中发展党员，又通过党员的活动把“一盘散沙”的社会组织起来。二是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如工会、农会与学联等。在殖民当局或本地统治者的严密控制下，政党缺乏公开从事政治活动的条件。相反，政党借助公开或半公开的外围组织可以动员更多的人，不断推进社会的组织化。第二，意识形态化是指政党采用鼓动、说服、宣传和培训学习等方式使民众接受党的民族主义纲领，实现以意识形态“化人”的目标。意识形态化一般经历这几个阶段：一是本土民族主义思想的出现。在宗主国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出现了一些民族主义思想家和团体。与此同时，部分学生赴欧美国家留学，在他们中间逐渐萌发了建立本民族国家的思想，如印度的甘地、尼赫鲁，马来亚的东姑·拉赫曼，新加坡的李光耀等。二是民族主义从思想到组织的转变。如19世纪末产生的印度国大党，二战结束后在马来亚出现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马华公会和新加坡的劳工阵线、人民行动党等，都以民族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为前提和基础。三是政党以民族主义“教化”民众。政党通过耐心细致的宣传、说服和教育等工作，促成民众接受党的主张、跟随党行动，成为党的坚定支持者。第三，“民族化”意为政党动员民众参加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各种活动，使之转变为支撑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人”的过程。“民族化”并不否认每个人原有的阶级阶层、种族和教派等成员身份，而是促使他（她）形成“国家”意识，成长为新国家赖以依存的“政治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组织化、意识形态化和“民族化”只是从逻辑上所作的区分，并不等于时间上的先后承继，实际上三种机制并行发挥作用。总而言之，政党通过组织化把民众变为组织上的“党人”，依靠意识形态化将民众变成观念上的“党人”，最后经过“民族化”进一步把民众变为“政治人”，新生的国家正因为有了“政治人”的支持而获得一定的权威，才得以在国际社会中站稳脚跟。我们把这种权威称为“立国权威”，即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于国际社会中的权威。

政党在领导人民取得国家独立后必须立即把社会改革提上国家建设议程。伴随民族运动而生的“政治人”仅仅是生活在一定疆域内的群体，只是在维护国家独立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在“政治人”内部，充斥着阶级对立、族群对抗和等级特权，掌控社会资源的各权势集团钳制着国家，国家缺乏基本的行动能力。换言之，“政治人”是一个“异质”集合体，而非能够支撑国家采取行动的“同质”共同体。因此，发动社会改革，铲除横亘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各种权威，将全部权威收归中央政府，既是塑造国家权威的需要，也是国家获取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社会改革产生两方面结果：从社会角度来看，废除了等级特权，造就出地位平等的公民，实现了社会平等。从国家角度来说，摧毁了权势集团，国家因没有中间环节的层层阻碍与各种羁绊而直达社会底层，由此达成了同公民“面对面”的目标。国家依靠为民提供服务而赢得民众的支持、树立起权威。本文将政党通过社会改革赋予国家权威的机制称为“公民化”机制。

“公民化”机制涉及社会改革和建构保障社会改革的政权体系等内容。建构政权体系使执政党有能力推进社会改革、巩固改革成果；而社会改革又促进了国家制度的完善。现代国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确立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威地位。具体说来，执政党抓住独立创造的新机遇，迅速建立从中央至基层直达公民的政权体系。印度国大党在建国初期对土邦采取一系列强硬的整合政策，实行集权色彩浓厚的联邦制，初步实现了权力集中的目标。人民行动党鉴于新加坡地狭人少的事实，在1959年执政后不久废除“新加坡市政府”建制，确保政令迅速传达到民众。中国共产党于1949—1954年间先是在新解放区实行“军管”，而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后又在普选基础上建立了地方人大体制；1954年6月，中央决议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基本完成了建构现代国家体系的任务。国家政权体系的建立，为国家把意志加于公民和公民服从国家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执政党借助国家政权力量强力推进社会改革，把人从阶级阶层或群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国家统一管辖的平等公民。社会改革主要包括土地改革、城市改革、其他社会民主改革和种族和谐等。土地改革消灭了贵族、地主等传统权势集团，公平分配土地又赋予绝大多数人生存能力，使其拥有利用工业化创造机会的可能。中国、韩国等做得比较成功，而印度土改的成果则有限，菲律宾、巴基斯坦和拉美大部分国家几乎没有土改或土改根本推行不下去。在城市，社会改革触及矿山、工厂、交通和银行等关系现代发展的资源的处置。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国有化，国家直接没收、接管或“赎买”。二是维持资源的私人所有但国家规定其使用方向，明确要求其服从国家发展的目标。其他社会民主改革包括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清除黑帮、剿灭土匪等，塑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种族和谐的前提是种族平等。实行种族平等是社会民主改革的一种特殊形式，各种族及成员在法律上地位平等，不因人种、语言、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的不同而在权利上有差别。随着传统权势集团的瓦解与等级的消失，阻碍国家权力下渗的“中间权威”已被拔除，国家将统治直接建立在公民个人之上，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权威——治国权威。

政党领导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推行社会改革，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实现现代化，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需要。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是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后发国家之所以落后，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现代工业或工业水平低下。后发现代化属于赶超型现代化，发展工业生产力，完成工业化至关重要，因此，以工业化为中心推进国家建设自然成为政党建设现代国家的新使命。我们把执政党借助发展塑造国家新权威的机制称为“发展型国家”机制。所谓“发展型国家”机制，是指执政党通过优化国家权力结构，强化制度建设，整合资源推进工业化，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最终完成现代化，由此塑造新国家权威。

“发展型国家”机制要求执政党紧扣发展来推进制度建设，提升整个国家的组织化程度。同以往的制度建设相比，以发展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民族运动和社会改革阶段进行的制度建设，主要是确立国家的制度架构，如议会制、总统制、单一制、联邦制、选举制度和公民权利制度，以及政党领导或主导国家的制度等，目的是建立现代国家体系，确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制度建设侧重于建构统治秩序。围绕发展的制度建设是在坚持既有制度架构的前提下对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在权力配置上，主导发展的国家机关获得较多的权力；在资源分配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国家机关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制度建设的重点是推动发展、实现工业化。一是强化政府的主导地位，弱化议会的代议功能，形成“强政府、弱议会”中央政府体制，所谓东亚“发展型国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二是加强经济决策机关，如韩国在政府内部设立由1名副总理领导的经济企划院，在总统府设置了秘书室，与总统一道共同谋划国家的经济政策。新加坡成立经济发展局，并给予很大自主权。三是制定和执行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组织力量研究先发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演化的规律，而后结合本国国情有针对性地制定产业政策并加以坚定执行。通过产业的发展和升级不断推动工业化进程。四是实施发展计划。计划或规划是国家（政府）推动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韩国、新加坡、印度和巴西等后发国家都曾普遍采用过。通过制定、执行三年或五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计划，较好地完成了国家发展经济的目标。五是推行劳（劳工）资（资方）政（政府）合作，整合各方力量以推动发展。总之，以发展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实际上是一场以工业化为抓手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面貌的社会政治变革，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能力和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更为重要的是，“发展型国家”机制还意味着国家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确保民众能够分享工业化成果，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民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这方面，最重要、最关键的举措是民众全员与全程的参与。民众只有参与到工业化过程中，才会随经济的增长提高收入，分享工业化带来的机会、产生的成果。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历程来看，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化前饱受民众失业的困扰，而失业往往又引发社会的不稳定，成为政治动乱的根源。然而，无论是走先轻工业后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后轻工业的道路，国家都必须制定适当的政策，从而为绝大多数人创造工作机会。韩国、新加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抓住美国与日本等升级产业、转移低端制造业的机会，大力发展资本、技术需求不高的轻纺工业，迅速缓解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在此基础上，转向发展重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在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提高民众的收入和发展能力。新中国为了打破西方国家封锁，保障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以及受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影响，在20世纪50—70年代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使工业结构趋向合理，而且大量吸纳剩余劳动力，绝大多数人因此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社会积累起较多的财富，中央政府向农村、落后地区提供支持，实施社会保障工程，又使以往受惠少的人加入分享发展成果的行列中，国家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进一步增强了权威。可以把这种因执政党推动工业化而国家获得的新权威称为“发展权威”。

三、政党制度的调整

塑造国家权威是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而国家权威的确立可以视为国家建设成功的重要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后发国家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塑造国家权威的需要。如上所述，国家权威包括立国权威、治国权威和发展权威，每一权威对政党制度的需求不尽相同，因而必须适时对政党制度进行调整，确保国家建设顺利推进。

立国权威乃后发国家为了争取民族独立、造就国家发展所需外部环境的权威，以全体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为前提和基础。立国权威对政党的要求是结束殖民统治、建立主权独立的新国家。只要是参加民族运动、致力国家独立的政党，都是立国权威依赖的力量。无疑，这样的政党越多越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要将民众从“非政治人”转变为“政治人”，仅靠几个政党很难做到。一般说来，政党在成立初期党员人数少、力量弱，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只有成立更多政党，以数量的优势弥补影响力不足的劣势，依靠众多的政党去唤醒、动员民众，才能完成绝大多数人“政治人化”的任务。因此，在短时间内涌现出数十个、上百个乃至几百个政党也就不足为奇。除少数与殖民者合作的政党外，绝大多数政党主张民族独立，广泛发动民众，甚至开展武装斗争，逐渐赢得一部分人的支持，树立起权威。各政党同向发力，将反对殖民统治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民族解放的洪流，最终建立起新国家。可见，塑造立国权威需要为数众多的政党的积极作为。各政党虽然在推翻殖民统治这一点上拥有共识，但在由谁来掌握民族运动的领导权，特别是接管国家政权上又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政党政治不仅形塑了独立后一段时间里存在的政党制度，而且还深刻影响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与解放进程。如果各政党因为竞争形不成合力，就会延缓独立或解放的到来；倘若各政党转向合作，定能加速独立与解放的实现。1952年，马华公会雪州分会与吉隆坡巫统结盟，赢得了吉隆坡议会选举的胜利。此后，巫统与马华联合（印度人国大党后加入）在全国各地议会选举中击败“独立党”这个强大竞争对手，迫使英国同意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无论是在当时最能代表马来亚三大族群的“马华印联盟”，还是其他参加选举的政党，都积极动员本族民众，将原本不关心政治的芸芸众生变成“政治人”。“政治人”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马来亚政治的社会基础，使得英国再也无法维系殖民统治，不得不把权力移交马华印联盟。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竞争性政党制度是各政党参加民族运动、创立新国家、赋予新国家权威的一个副产品。需要补充的是，在民族运动中形成的“政治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民”，他们没有统一的国家（nation）认同，只是在反对外族统治、争取独立这一点上具有共同性。

如果说竞争性政党制度适应了后发国家政党塑造立国权威的需要，那么，赋予治国权威与发展权威又要求对竞争性政党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治国权威与发展权威主要属于目标指向对内的权威，以国内各种“中间权威”的消失、中央政府实现集权，以及国家集中资源推动发展为先决条件，一旦确立也有利于维护和巩固立国权威。与塑造立国权威相比，树立治国权威则以某一特定政党（执政党）为支点和轴心展开。在贵族、地主和种族“中间权威”等已经以政党形式组织起来的情况下，依靠这些政党去树立治国权威无异于缘木求鱼。在走向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并未发生社会革命，前殖民时代的权势阶级、阶层和集团，以及殖民者为了更好控制、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而培植的买办阶级等得以保留。这些阶级、阶层和集团具有两面性，对殖民者有依附的一面，但也有与之对立的一面。这就决定了他们在面对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大势时选择组建政党，加入争夺国家权力的行列中来。如此一来，各种“中间权威”便以政党权威的形式合法化了，依托政党这一载体继续存在下去。由于这些政党掌握了雄厚的资源和拥有较强的实力，加上与殖民当局关系密切，因而更有条件、能力和机会率先夺得权力，进而通过轮流操控国家政权，把国家变成维护其利益与地位的得力工具，严重妨碍了治国权威的确立。这些醉心于维护既得利益的政党，以及在其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竞争性政党制度难以堪当塑造治国权威的重任。后发国家需要一个能够超越各阶级、阶层和集团，以及族群局限的政党，为了民族命运与国家前途排除一切阻力，强力推进社会改革，消灭权势阶级、阶层和集团，废除种族特权，实行族群平等，使居民完成从“政治人”到国民（公民）的转变。而国民（公民）的诞生，表明该党已经摧毁了“中间权威”的社会基础，集中权力并赋予国家治理社会必要的权威。为了推动社会改革，该党必须改革既有的政党制度，或者限制政党竞争，把竞争控制在足以保证执政党长期掌控政权需要的范围内；或者取消竞争，一劳永逸地解决因党争滋生的种种弊端。简言之，治国权威建立在一个代表全民族且致力于建设现代国家的政党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政党制度之上，没有这样一个政党，便无法树立治国权威；缺少了与之相匹配的政党制度，治国权威也难以得到保障。

发展权威也是围绕某一特定政党（执政党）及其作为来塑造。后发国家是在异常严峻的内外环境中开启现代化征程的，普遍存在着“迟发效应”。从内部情况来看，后发国家面临着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巨大压力，这要求后发国家应有必要的权威和集中资源的能力以化解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外部环境来说，后发国家是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开始现代化的，既依赖于这一体系又要摆脱这一体系。所谓“依赖”，是指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赖以获取的资源来自这一体系，必须借助于世界体系提供的资源加速现代化进程；而“摆脱”是说处于边缘地带上的后发国家，要使现代化取得成功，就需要一个权威的国家带领全体人民，不仅自主于国内各阶级阶层和集团，而且还自主于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有能力推行自主型现代化。无论是在内部聚集资源，还是从外部世界体系争取资源，抑或对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都只能把决定权交到一个真正的、立志完成现代化的政党的手里。因为，现代化不仅需要一定时间（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等国家虽然极大地压缩了工业化的时间，但也达到了30多年），而且更需要坚定的国家意志，自主性的现代化更是如此。如果由数个、十数个甚至数十个政党分散控制有限的宝贵资源，就会因资源的分配与使用而展开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如达不成妥协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国家意志，也必然会引发严重的对抗，不但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甚至被白白浪费掉，而且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会因为党争而错失掉。因此，在现代化的初期和中期，由某一特定政党决定如何使用资源更符合后发国家树立发展权威的要求。换句话说，塑造发展权威要求否定政党轮流执政，对竞争性政党制度进行改造盖源于此。

四、结  论

在后发国家，国家建设最大的困难不是建构从中央至地方的政权体系，而是如何使民众认同现代国家、接受现代国家、服从现代国家，从而真正树立国家权威。由于政党主导了国家建设的全过程，政党不仅是现代国家体系的创立者，而且承担着塑造国家权威的重任。这就要求政党得有权威，一个首先在部分民众中拥有权威的政党才能把民众对政党的服从引导到对国家的服从上。政党权威是国家权威的基础，国家权威是政党权威的目的，政党权威与国家权威是统一的。政党通过“政治人化”机制、“公民化”机制和“发展型国家”机制赋予国家立国权威、治国权威和发展权威，最终形成集立国权威、治国权威和发展权威于一体的“综合权威”。塑造立国权威需要众多政党的同向发力，共同反对殖民统治与外族压迫，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因而形成竞争性政党制度。树立治国权威和发展权威则不同，是以执政党为支点或基石，围绕执政党这一轴心展开的。尽管不排斥多党的存在，但却需要抑制多党竞争产生的破坏力，对竞争性政党制度进行调整实属必然。这对执政党提出了严苛的要求，执政党不仅要制定现代化的总体战略并根据现代化的进展不断优化国家制度体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加强自身建设，确保执政党始终有权威和能力。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