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生:杨慎词学与《草堂诗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4 次 更新时间:2015-05-30 07:41

进入专题: 杨慎   草堂诗余   明词   清词  

张宏生 (进入专栏)  

在明代词坛上,杨慎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作家,曾被其本朝人评为长短句创作的第一[1]。《草堂诗余》是南宋人编纂的一部词选,在有明一代,非常流行,“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1),对明代词风的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说它是明代影响力最大的词选(甚至比《花间集》的影响还大),似不为过。一位是在明代最有成就的词人,一部是堪称影响明人最大的词选,彼此的关系固然非常值得探讨,在明代词学发展中的作用更值得关注。


一、杨慎的时代

杨慎生活在明代嘉靖年间,明词的创作,至此已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明初词人,如高启、刘基、杨基等,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时代。至马洪,以其矜慎的创作,博得众口一词的美名,标志着明词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杨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词坛的,作为转变明代学风的人物,他当然也会对明代的词风进行总结和反思。

杨慎的《词品》是明代内容最丰富的词话,体制上也颇有追源溯流的脉络。其《词品》自序,开宗明义即说:“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词之《瑞鹧鸪》也。七言律之仄韵,即填词之《玉楼春》也。若韦应物之《三台曲》、《调笑令》,刘禹锡之《竹枝词》、《浪淘沙》,新声迭出。孟蜀之《花间》,南唐之《兰畹》,则其体大备矣。岂非共源同工乎?然诗圣如杜子美,而填词若太白之《忆秦娥》、《菩萨蛮》者,集中绝无。”(2)408这段话至少涉及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推尊词体,诗词同源;二是词的起源,溯至六朝;三是后世发展,各取性分。沿着这个思路,杨慎的《词品》不啻一部以词话方式写成的词史,是对词由其起源期的六朝(这是杨慎的个人观点)至明代的一次总结。

陈霆《渚山堂词话》和杨慎《词品》,堪称明代词学批评的双璧。两部书,据其各自的自序,一署嘉靖庚寅(嘉靖九年,1530),一署嘉靖辛亥(嘉靖三十年,1551),相隔20年左右。考察这两部词话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陈霆《渚山堂词话》的自序,一开始也是这样说:“始余著词话,谓南词起于唐,盖本诸玉林之说。至其以李白《菩萨蛮》为百代词曲祖,以今考之,殆非也。隋炀帝筑西苑,凿五湖,上环十六院。帝尝泛舟湖中,作《望江南》等阕,令宮人倚声为棹歌。《望江南》列今乐府。以是又疑南词起于隋,然亦非也。北齐兰陵王长恭及周战而胜,于军中作《兰陵王》曲歌之,今乐府《兰陵王》是也。然则南词始于南北朝,转入隋而著,至唐宋昉制耳。”(2)347这段论述显示,二人论词的起源,如出一辙,只是杨慎更加具体一些。如果仅从写作的时间来看,不考虑其他因素,则杨慎或许受到陈霆的影响。

不过,这两部书也有一些显著的区别。姑且不说篇幅,杨著大大多于陈著,仅从评论的重点看,杨著是通代论述,而陈著则偏重于当代。这当然可以显示二人动机的不同,比起陈霆,杨慎具有更加自觉的词史意识。不过,这已经属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对当代词的创作进行总结时,杨慎和陈霆出现了一个区别,前者对马洪非常关注,而后者根本就没有提到马洪。我们现在还无法确知马洪的生卒年,友人张仲谋兄认为马洪的生活年代在景泰(1450-1456)至成化(1465-1487)年间(3)101,我则以为可能还要后一些(4)。倘若马洪真的与陈霆生活在同一时期,而陈霆未录其词,则就说明陈霆并不欣赏马洪的词风,而马洪的词风正是受到了《草堂诗余》的重要影响(5)。即使我们对陈霆和马洪的关系可以存疑,杨慎关注马洪,不仅在词话中大段征引马洪的词,而且予以崇高评价,认为其“词调尤工”(2)532,也已经说明他的取向。这种取向,与他对《草堂诗余》的看法有关,也与他对《草堂诗余》与明代词风关系的看法有关。正是从杨慎开始,明人学词,对《草堂诗余》有了进一步的体验。


二、杨慎与《草堂诗余》的关系

在明代,杨慎不仅在词的创作上受《草堂诗余》的影响,而且他也试图从理论上对《草堂诗余》发表看法,因而在《草堂诗余》的接受史上,他就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

在《词品》一书的自序中,杨慎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做法,即在历史性的叙述之后,几乎是非常突兀地对《草堂诗余》予以正名,显得和前面的文字脉络完全脱节。他是这样说的:“昔宋人选填词曰《草堂诗余》。其曰‘草堂’者,太白诗名《草堂集》,见郑樵书目。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怀故国之意也。曰‘诗余’,《忆秦娥》、《菩萨蛮》二首为诗之余,而百代词曲之祖也。今士林多传其书,而昧其名。故于余所著《词品》首著之云。”(2)408后来周复俊的《草堂》把杨慎的意思解释得更为详细:“唐人长短句,宋人谓之填词,实诗之余也。今所行《草堂诗余》是也。或问诗余何以系于草堂也。曰:按梁简文帝《草堂传》云,汝南周颙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山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谓草为茨,亦述蜀语地名,别有蚕茨,是其旁证也。李太白客游于外,有怀故乡,故以草堂名其诗集。诗余之系于草堂,指太白也。太白作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则今之填词,非草堂之诗余而何放。此选蜀志之词,以太白二阕为首云。”(6)卷25不过,这种论述,由于没有切实的证据,也引起后人的质疑,如今人萧鹏即认为:“《草堂诗余》一选既以南宋江湖词坛为其背景,为其主要选源之一,并客观地折射出江湖词人的审美挂念,以‘草堂’名集,实际上就是山林隐逸的意思,就是江湖的意思,《草堂诗余》就是《江湖诗余》、《隐逸诗余》。”(7)143现在看来,杨慎的这个看法主要是建立在李白的两首词是“百代词曲之祖”的判断上的(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8)58,所以要千方百计地往上面靠拢。萧鹏提出别解,则是建立在对《草堂诗余》产生的时代进行判断的基础上。只是,萧鹏虽然有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却不一定引导出正确的结论。在我们看来,将《草堂诗余》之名和李白相联系,确实显得牵强,若是考虑南宋的时代,则与其扯上江湖诗人,不如将焦点集中于杜甫。《草堂诗余》出现的时代是南宋,这时,杜甫的地位如日中天,俨然成为诗坛正宗,吸引了诸多学者“千家注杜”,以至于“草堂”一词,也基本上成为杜甫的专利。同时,从《草堂诗余》出现的时代看,词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尊体的意识也进一步增强。如果把“草堂”二字和杜甫挂上钩,以见出词乃诗坛正宗之余,当然也就没有轻视的必要,因而也能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判断。杨慎对杜诗下过很大的功夫,他取李白而不取杜甫,是过于拘泥于传为李白创作的两首词,以至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不过,这还并不是我们想要讨论的重点。更加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杨慎为什么在这篇自序里,如此郑重其事地对《草堂诗余》的名称内涵予以关切?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他看到了《草堂诗余》在当时词坛上的重要意义,希望对这部词选能有更加正确的认识。

杨慎在《词品》自序中就如此重视地提到《草堂诗余》,而不是像一般人所做的那样,放在词话里面去讨论,无疑有着非常丰富的信息,他的词话中,承接着这一思路,也对《草堂诗余》多有涉及,对此,我们将放在下面处理。现在首先要提出的是,正是由于杨慎对《草堂诗余》如此重视,才有了所谓杨慎评点的《草堂诗余》的行世。

晚明的出版文化,特别是评点之学,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经常假托文化名流为评点者,以扩大销路,取得良好的经济利益。杨慎的著作号称有400余种,今存200种左右(9)445,其中真伪问题,至今仍不无争论。明代后期,《草堂诗余》一下子出现了许多评点本,举其著,如杨慎评点者,嘉靖末朱墨套印本和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金陵朱之蕃刻词坛合璧本;沈际飞评点者,明末童涌泉刻本、翁少麓刊本、万贤楼自刻本等;李廷机评点者,明万历十六年(1588)书林詹圣学刻本、万历二十三年(1595)书林郑世豪宗文书舍刻本、万历间李良年东壁轩刻本、天启五年(1625)周文耀朱墨套印本;董其昌评点者,万历三十年(1602)乔山书舍刻本;李攀龙评点者,万历四十三年(1615)书林自新斋余文杰刻本、万历四十七年(1619)师俭堂萧少衢依京板刻本。等等。这些以名人身份评点的《草堂诗余》,是真是伪,难以分辨,现在看来,多半是伪托[2]。杨慎由于在词学方面的成就,其被冒名,原是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书商托名,选中的是杨慎,而不是别人,也不是无缘无故的。除了杨慎有盛名于时之外,也与他确实是一个著名的词人、著名的词学家,特别是对《草堂诗余》非常关注有关。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事情的结果可能也不会如此。这也就说明,杨慎与《草堂诗余》的关系,值得书商们去做文章。另外,从明代各种批点本《草堂诗余》来看,托名杨慎的评点本出现的时间较早,无疑引领了对这部书展开评点的风气。


三、杨慎对《草堂诗余》的评价

在词学史上,杨慎是较早对《草堂诗余》进行全面评价的理论家。他的评价,虽然还不能算很系统,但放在词学史上来看,影响却不容低估。事实上,后世的许多讨论,都是以杨慎的意见为出发点的。杨慎关于《草堂诗余》的意见集中体现在其《词品》中,至于其所评点的《草堂诗余》,由于托名的关系,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1.称赞《草堂诗余》选词恰当。在这方面,杨慎直接表述得比较少,如卷三:“张仲宗,三山人,以送胡澹庵及寄李纲词得罪,忠义流也。其词最工,《草堂诗余》选其《春水连天》及《卷珠箔》二首,脍炙人口。”(2)481不过,张氏是小名家,能有二首入选,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杨慎的表彰,或许也带有以词存人的意思。在《词品》中,他更多地是批评《草堂诗余》。

2.批评《草堂诗余》选家擅改原作。在中国的选本文化中,改窜原作字句是经常碰到的现象。因为选家大抵都是作家,在选录过程中,或出于结构,或出于用语,或出于炼字等因素,往往难免技痒,予以改动。这些改动,有的确实精彩,能够受到认可;有的则遭受批评,认为失去了原作的精神。从《词品》中看,杨慎觉得《草堂诗余》的改字并不成功。这里有几种情形。第一是学识不够,如卷一云:“佛经云:‘奇草芳花,能逆风闻薰。’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薰’,正用佛经语。六一词云‘草薰风暖摇征辔’,又用江淹语。今《草堂》词改‘薰’作‘芳’,盖未见《文选》者也。”(2)438第二是历史不熟,如卷二云:“唐制:妓女所居曰坊曲,《北里志》有南曲、北曲,如今之南院、北院也。宋陈敬叟词:‘窈窕青门紫曲。’周美成词:‘小曲幽坊月暗。’又‘愔愔坊曲人家’。近刻《草堂诗余》,改作‘坊陌’,非也。”(2)458第三是混淆时代次序,如卷二:“《草堂》词选《春霁》、《秋霁》,二首相连,皆胡浩然作也。格韵如一,尾句皆是‘有谁知得’,而不知何等妄人,于《秋霁》下添入陈后主名,不知六朝焉知此等慢调。况其中有‘孤鹜’、‘落霞’语,乃袭用王勃之序。陈后主岂能预知勃文而倒用之邪。”(2)459

3.批评《草堂诗余》选目不够恰当,有当选而未选者。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公认的好词,惋惜《草堂》未收,如卷二:“洪觉范咏梅《点绛唇》词云:‘汉水泠泠,断桥斜路梅枝亚。雪花飞下。浑似江南画。白璧青钱,欲买春无价。春归也。风吹平野。一点香随马。’梅词如此清俊,亦仅有者,惜未入《草堂》之选。”(2)463另一种是《草堂》所选乃恶札,而非妙词,如卷三:“东坡云:人皆言柳耆卿词俗,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按其全篇云……盖《八声甘州》也。《草堂诗余》不选此,而选其如‘愿奶奶兰心蕙性’之鄙俗,及‘以文会友’、‘寡信轻诺’之酸文,不知何见也。”(2)474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在杨慎心目中,《草堂诗余》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本,只是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现状。一方面,如果剔除其缺点,当更佳;另一方面,也应该从原集中寻找更多的资源,展示出新的时代眼光。

4.《草堂诗余》确实选了一些佳作,只是还不够,应该进行更多的发掘。如卷四:“万俟雅言,精于音律,自号词隐。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按月用律进词,故多新声。《草堂》选载其三词及《梅花引》二首而已。其《大声集》多佳者,山谷称之为一代词人。黄玉林云:‘雅言之词,发妙音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盖词之圣也。’”(2)501还有同卷中的这一条:“高观国,字宾王,号竹屋。词名《竹屋痴语》,陈造为序。称其与史邦卿皆秦周之词,所作要是不经人道语,其妙处,少游、美成亦未及也。旧本《草堂诗余》选其《玉蝴蝶》一首,书坊翻刻,欲省费,潜去之。予家藏有旧本,今录于此,以补遗略焉……”(2)492把原来的作品恢复,也就意味着后来工作的失当,其实也是一种再发掘。

以上杨慎所论,对《草堂诗余》的不同方面都有涉及,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既有肯定中的否定,也有否定中的肯定。初看起来,或许不够系统,但这些看法是在一部词话中发表的,集中起来,仍然能够体现他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对于杨慎来说当然是非常个人化的,但放在词学史上,就能看出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首先,如我们所熟知的,清代康熙年间,朱彝尊创建和发展浙西词派,其主要的理论锋芒就是指向《草堂诗余》,认为明代词风不振的原因,就在于作家们以《草堂诗余》为模仿对象,取法不高。朱彝尊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其《词综•发凡》中,引数段如次:

古词选本,若《家宴集》、《谪仙集》、《兰畹集》、《复雅歌辞》、《类分乐章》、《群公诗余后编》、《五十大曲》、《万曲类编》及草窗周氏《选》,皆轶不传,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

是集藉其校雠:如史梅溪《绮罗香》后阕“还被春潮晚急”,原系六字为句,《草堂》坊本脱去“晚”字,诸本因之。周晴川《十六字令》“眠,月影穿窗白玉钱”,原系“眠”字为句,选本讹作“明”字,遂以“明月影”为句。欧阳永叔《越溪春》结语“沉麝不烧金鸭,玲珑月照梨花”,并系六字句,坊本讹“玲”为“冷”,“珑”为“笼”,遂以七字五字为句。德祐太学生《祝英台近》“那人何处,怎知道愁来不去”,讹“不”为“又”,一字之乖,全旨皆失。今悉为改正。

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法秀道人语涪翁曰“作艳词当堕犁舌地狱”,正指涪翁一等体制而言耳。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草堂诗余》不登其只字,见胡浩《立春吉席》之作,蜜殊《咏桂》之章,亟收卷中,可谓无目者也(10)11-14。[3]

无论是从总体上评价《草堂诗余》,还是批评其改字之误,选目之非,不是都能看到杨慎的影子吗?

其次,也如我们所熟知,虽然朱彝尊的强势力量,使得《草堂诗余》几乎一蹶不振,受到众口一词地谴责,但是,随着词学反思的进一步展开,人们也能站在一个比较公允的立场上来认识《草堂诗余》了。于是至晚清,批评家们对《草堂诗余》又有了新的见解,仍举数例如下:

《草堂》所录,但芟去柳耆卿、黄山谷、胡浩然、康伯可、僧仲殊诸人恶札,则两宋名章迥句,传诵人间者略具,宜其与《花间》并传,未可废也。《诗余续编》二卷,不知出何人,择言雅矣。然原选正不讳俗,盖以尽收当时传唱歌曲耳。续采及元人,疑出明代。然卷中录稼轩、白石诸篇,陈义甚高,不随流俗,明世难得此识曲听真之人。——谭献《复堂词话》(2)4000-4001

自竹垞痛贬《草堂诗余》而推《绝妙好词》,后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虽有亵诨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2)4263

近来有志于学词者,就问于予,……夫初步读词,当读选本。选本以何者为佳,不能不告之也。故予答来问,必先告以读《草堂诗余》及《绝妙词选》。——夏敬观《蕙风词话诠评》(2)4599

无论是指出学词初步,还是指出《草堂诗余》的良莠不齐,也都可以从杨慎的评论中找到先声。

因此,我们更加可以确定一个认识,即清代词学的重大转变,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不是突如其来的,除了当代的社会文化要求,以及文学取向之外,与前代的文化遗产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明代虽然词风不振,但是,明代对词的讨论已经显示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识,使得后来的开拓者非常敏感地从中找到了资源。我们都知道,杨慎的考据之学,对清代的考据之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现在就可以进一步说,杨慎在其他方面的学问,如词学,也对清人有着重要影响。


四、杨慎的创作与《草堂诗余》

杨慎对《草堂诗余》非常熟悉,也肯定从《草堂诗余》中获得了不少资源,但是,若要真的指证他的词创作在哪些方面受到《草堂诗余》的影响,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比较方便的做法是从编排形式上讨论,可是无论是分调本还是分类本的《草堂诗余》,都没有在《升庵长短句》中找到直接的对应。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倒是清初的许多作家作品更加能够直接追溯到《草堂诗余》。杨慎的词作,如卷一有《小秦王•立春》等,似乎可以和《草堂诗余》中的“节序”类对应,但这种情形不成规律,也还不能进行简单比附。不过,我们如果看杨慎某些作品的特点,主要是俗,却能和《草堂诗余》取得某种联系。以下论之。

俗,在杨慎的作品里不一定都意味着缺点。所谓俗词,有的俗在格调,有的俗在语言,有的俗在情趣,出于不同的审美标准,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即如杨慎最有盛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语言也颇通俗,但深得后人喜爱,事实上,乃是杨慎作品中最深入人心的一首。所以,关于俗的讨论,也并不完全涉及价值判断,只是说明其特色而已。

仔细考察《草堂诗余》受到明人喜爱的原因,前人已经有了认识,即所谓的“俗”。俗的第一层意思,其实是雅俗共赏,即广泛的社会渗透性。《草堂诗余》里确实有不少长期以来传诵人口的作品,并不是某个选本所独有,应该属于社会共同建构的经典,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就都能够欣赏。晚清的況周颐即看到了这一点,才说出“名章俊语,撰录精审,清雅朗润,最便初学”(2)3017的话。俗的另一个含义是艳,《草堂诗余》把对艳情的描写,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无疑满足了社会上的某种需求,更是晚明社会追求声色的一个指标。以词来写情,原是词在初始发展时的基本情态,后来成为定势,也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问题是,这个方面的趋向往往是和语言的平俗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点在《草堂诗余》里表现得非常突出。如柳永《十二时•秋夜》:“睡觉来,披衣独坐,万种无憀情意。怎得伊来,重谐云雨,再整余香被。祝告天发愿,从今永无抛弃。”(11)卷6众所周知,词史上有一段著名的问答,出自晏殊和柳永,一向作为词坛雅俗观的鲜明对比。据张舜民《画墁录》:“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12)20虽然当时柳永的词深受欢迎,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说法,但是,这一种倾向到了南宋,随着雅化的思潮在社会中普遍展开,一系列竞相以雅命名的词别集和词总集都不断出现。如别集有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张孝祥的《紫微雅词》,程垓的《书舟雅词》,赵彦端的《宝文雅词》等,总集有曾慥的《乐府雅词》等,至于不用其名,而有其实的,更不在少数,一定程度上清算了柳永的词风,使得词体更加得到了尊崇。可是,南宋出现了这么多的雅化的词总集、词选本,却是一个明显带有俗意的选本在明代大行其道,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在明代,人们的词学思想趋向于俗,已经和宋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前人们提到明人的宗尚,总是说在词的方面,独宗《草堂诗余》,其原因是看不到更加有层次的选本。这个因果关系恐怕应该倒过来说,更大的可能或者是,正是由于明人喜欢《草堂诗余》,才造成其他的选本渐渐地不再流传了。前引明末毛晋的《草堂诗余跋》即可以让我们玩味这一事实:“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1)毛晋心中疑惑,“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其实答案非常明确,即《草堂诗余》适应了明人的审美观,而在这种审美观的指导下,又促进了《草堂诗余》的进一步流行。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杨慎的词,确实如上所述,有着非常明显的俗的特点。如《转应曲》:“银烛银烛,锦帐罗帏影独。离人无语消魂,细雨斜风掩门。门掩门掩,数尽寒城漏点。”[4]用白描的手法,把一个处于相思中的女子的情态,刻画得非常生动,也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再如《水调歌头》:“春宵微雨后,香径牡丹时。雕栏十二,金刀谁剪两三枝。六曲翠屏深掩,一架银筝缓送,且醉碧霞卮。轻寒看雾重,酒晕上来迟。席上软,天涯恨,雨中姿。向人如诉飘泊,粉泪半低垂。九十春光堪惜,万种心情难写,彩笔寄相思。晓看红湿处,千里梦佳期。”这首词通过写雨后,抒发别情,能够像张籍等的乐府诗一样,“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13)459,而语言也生动自然,融汇甚至直接用了前人的名篇佳句,自然产生一种亲切感。即如最后两句,就让我们想到贺铸的“彩笔新题断肠句”,杜甫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还有苏轼的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名句组合在词里,所带给读者的效果,正如整部《草堂诗余》多有名篇一样,起到了雅俗共赏的作用。确实是俗,但让读者有亲切感,仍然能够获得共鸣。这两首都是论者所谓杨慎词中的“最动人者” (14),以少总多,应该能够说明杨慎词作的某些特点,也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杨慎是一代大儒,状元及第,自然不是一般的乡里小民,他的词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应该是一种时代的和个人的特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体现。否则,以他的学养,不管写成什么样的风格,恐怕都不是难事。他的创作与《草堂诗余》相契合,也就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了。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明人沈际飞的《草堂诗余新集》共选入杨慎的作品73首,这个数字在入选诸人中是比较多的,足以说明,经过杨慎的鼓扬,《草堂诗余》固然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而杨慎本人的创作也作为《草堂诗余》风格的一个见证,被明人记录下来了。《草堂诗余新集》里颇有《升庵长短句》中失收的词,如《鹊桥仙•七夕》:“冰盘荐巧,珠帘堆莹,半卷生绡光致。嫦娥妒眼便西沉,又早倩,羲和催辔。多情瑞鹊,填桥度我,何不晓来回避。但教三万六千年,也不若,人间阅百岁。”[5]词意浅显,语言平俗,思致却不乏清新,沈氏将其收在《草堂诗余新集》里,正说明这一类的作品和《草堂诗余》风格相似,一脉相承。杨慎的这一类创作,也确实能够代表时代的需求。

另外,明人对于词的创作,往往是词曲不分,今人讨论杨慎,也每从这个角度立论(3)134-135。其词曲不分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用曲的语言来写词,也就是趋向于俗。事实上,我们看到,杨慎的词中,即使不是完全用曲的语言,不少作品也是半曲化。这是和他求俗的表现分不开的,二者正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都可以在他尊崇《草堂诗余》这个大背景下找到解答。


五、杨慎词作的别创之境

但是,杨慎虽然熟悉《草堂诗余》,也能看到《草堂诗余》对明代词坛的重要性,甚至他自己的创作也从《草堂诗余》中获取了不少资源,其全部创作却还有一个特色,乃使得杨慎不可能完全按照《草堂诗余》规定的套路和模式去从事创作。这就是他的《升庵长短句》基本上都是贬谪云南以后的作品,是他苦难生活中的某一侧面的记录。因此,正如他所擅长的诗学,其中的“诗可以怨”,正可以移来指导词的创作。这样,在以词纪事言情的具体生活中,当然也就无法被《草堂诗余》所限制。因为说到底,《草堂诗余》仍然有“应歌”或“应社”的性质,就像清人的词话中所说,是在特定的场合便于取观[6]。那样的作品,不可能完全符合具有个性的追求,尤其无法涵盖一个被贬谪者的生活情态,则杨慎在具体创作中冲破《草堂诗余》的架构,也是理所当然的。

杨慎少有大志,博学多才,正德二年(1507)18岁时,参加四川乡试,名列榜首。正德五年(1510),在会试中被考官列为首选,惜因烛火落第而归。但三年后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一偿所愿,荣登状元,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等职。杨慎刚走上仕途,即体现出忧心国事、不计得失的品格,为了劝谏淫乐终日,荒废国政的正德皇帝,他先后写了《丁丑封事》、《丁丑九日》、《定州书事》等,但不被理会,因而愤然离职,弃官归里。还朝之后,他的锋芒不改。特别是在正德十六年(1521)的“议大礼”事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议大礼”,是由于正德皇帝无嗣,死后其从弟朱厚聪即位,是为世宗嘉靖皇帝。嘉靖登上皇位后,欲尊其生父为兴献皇帝,尊其生母为皇太后。许多臣子认为不合礼法,但嘉靖在张璁等人的支持下,仍然强行通过。诸臣据理力争,终于触怒嘉靖,处死18人,贬谪180余人。杨慎在遭到廷杖之后,被贬云南永昌卫,一直不得起复,最终死于贬所。《升庵长短句》正集三卷、续集三卷、补遗一卷,都写于贬谪地。

这种特定的生活,为杨慎词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源泉,即使风格上仍然受到《草堂诗余》的很大影响,但由于生活情境突破了原来的场域,艺术的体验当然也就体现出特定的内涵。

在这方面,最值得提出的,是他对云南风光的描绘。在明代,云南的开发远远不够,是名副其实的边远之地。由于这样的原因,云南一地的文学创作也不够丰富。杨慎被贬云南,固然是他人生的不幸,但云南的山水却有幸在他的笔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现,却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杨慎描写云南最著名的词就是《渔家傲•滇南月节词》,共12首,分别描写12个月的景致和风俗民情,让我们想到了《草堂诗余》中节序一类。或者杨慎确实是受到《草堂诗余》的启发写了这些作品,但边疆的奇情异彩无疑让这些作品开拓出了新的格局。如第五首:“五月滇南烟景别。清凉国里无烦热。双鹤桥边人卖雪。冰碗啜。调梅点蜜和琼月。十里湖光晴泛艓,江鱼海菜峦刀切。舡尾浪花风卷叶。凉意惬。游仙梦绕蓬莱阁。”写云南的夏天,点出其气候、风物、景色以及民俗,均有特色,无异一幅幅风俗画。又如高峣海庄,杨慎題其12景,分别有《高峣十二景》诗和《莺啼序•高峣十二景图》词。这首词很长,从“碧鸡唱晓霞散,绮重关帧画”的清冽黎明写起,一直写到“月黑林白”,词中嵌入12景的名字,通过一天之内的时序变化,把12景的特点详细写出,构建出一幅独特的、具有昆明地理特征的山水长卷,在词史上无疑是一个创举。

另外,他被贬谪云南,也用词写出了自己迁客骚人的情怀,充满身世之感,因而也具有独特的个性。如其《江城子•丙戌九日》:“客中愁见菊花黄。近重阳。倍凄凉。强欲登高,携酒望吾乡。玉垒青城何处是,山似戟,割愁肠。寒衣未寄早飞霜。落霞光。暮天长。戍角一声,吹起水茫茫。关塞多愁人易老,身健在,且疏狂。”将柳宗元和苏东坡在诗词中所表现的境界融化在自己的作品里,既悲哀,又倔犟;既伤感,又疏狂,特别能够显示出苏词的气度。事实上,我们看他的这一类词,确实有苏轼的轻狂和超脱,不妨认为是数百年后苏词最好的传人。

以上这些作品,若是用南宋以来的正统词学观来看,当然不能说是雅,因此,也可以视为《草堂诗余》的某些回响。但是,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却也是《草堂诗余》所不能限制的。六、杨慎评论《草堂诗余》的词学史意义

关于《草堂诗余》在明代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都是遵从朱彝尊的看法。朱氏在其《词综•发凡》中这样说:“古词选本……,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10)11明代三百年学者真的是将《草堂诗余》“守为《兔园册》”吗?刘军政通过对明代《草堂诗余》的35个存世本、4个著录本,以及6个续编本、5个扩编本的考察,指出《草堂诗余》确实在明代极度繁盛,流传甚广。但是,有关《草堂诗余》的版本,却不一定局限在分类本与分调本两大类来认识,就明代而言,流传其时的《草堂诗余》版本“分为宋本和明本两大体系应该更为合理。宋本体系主要是根据宋代和元代分类本翻刻、传抄的本子和虽有加工但不失宋元传本基本面貌的本子;明本体系则是指明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草堂诗余》进行了大幅度改造,已失去宋元分类本基本面貌的本子”。在此基础上,刘军政指出:“明代所盛行的实际是明本体系的《草堂诗余》”,而“《草堂》的兴起实际上只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事情”(15)。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认识杨慎和《草堂诗余》的关系,就更加能够导出富有价值的思路。因为,从杨慎生活的年代来看,他对《草堂诗余》的研究,正好反映出该书开始进入明人的视野。他对明代《草堂诗余》的流行,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性的仿效,既是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也是一个反思批评的角色。

首先,他在其《词品》中把《草堂诗余》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词选本来讨论,客观上说明了社会上对这个选本的重视。由于特殊的身份,他的这些讨论一定会引起社会更加的关注。其次,他的创作虽然不能完全被《草堂诗余》的风格所限制,但是《草堂诗余》中的基本格调,如香艳平俗等,也是他词作的基本取向,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身体力行者,也见证了明代中后期社会上对这部词选的追捧。第三,题为他评点的《草堂诗余》,在所有明人评点《草堂诗余》的系列中,是较早出现的一种,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他对《草堂诗余》的关注,已经被社会认识到了。书商从来都是社会需求的晴雨表,杨慎的大名被借助,如果不是《草堂诗余》本身有着良好的社会需求,也无法达到原来的目的。第四,杨慎对《草堂诗余》的批评,有正反两个方面,层次也比较丰富。在明代,他不是最早评论《草堂诗余》的,但却是较早地从多方面展开的。他对《草堂诗余》的批评,被朱彝尊等人接过来,成为浙西词派形成的重要借力;而他对《草堂诗余》的褒扬,则被晚清王国维、谭献諸人接过来,又成为客观认识词史的一种资源。如果把杨慎对《草堂诗余》的评价放在词学史上看待,则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意义就更为突出了。


注释:

[1]王廷表《升庵长短句跋》云:“升庵杨子,乃至音神解,奇藻天发,率意口占,警绝莫及。……表尝评杨子词为本朝第一。”王文才辑:《杨慎词曲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4页。

[2]门人李亭的硕士论文《〈草堂诗余〉研究》已经指出这一点,见其第三章《观照明人词学观的另一个窗口——〈草堂诗余〉评点研究》第一节《真伪之辨》。

[3]其实,这种当收而不收,不当收而收的看法,并不是朱彝尊的发明,杨慎以后,清代初年的贺裳等人也说过类似的話,如其《皱水轩词筌》:“从来佳处不传,不但隐鳞之士,名人犹抱此憾。周清真人所共称,然如:‘乳鸭池塘水暖。风紧柳花迎面。午妆粉指印窗眼。曲理长眉翠浅。闻知社日停针线。探新燕。宝钗落枕梦魂远。帘影参差满院。’《草堂》所收周词,不及此者多矣。”又:“《鹧鸪天》最多佳辞,《草堂》所载,无一善者。如陆放翁‘东邻斗草归来晚,忘却新传子夜歌’;赵德麟‘须知月色撩人眼,数夜春寒不下阶’;姜白石《元夕不出》:‘芙蓉影暗三更后,卧听邻娃笑语归。’骎骎有诗人之致,选不之及,何也。”(并见《词话丛编》,第1册,第707-708页)由此可见,对《草堂诗余》的反思,是从明代就开始的趋势,清代初年也不乏讨论者,朱彝尊只是这一趋势的集大成者而已。

[4]本文所引杨慎词,均见王文才編:《杨慎词曲集》。

[5]这首词王文才輯校的《杨慎词曲集》亦失收,见《草堂诗余新集》,收入《镌古香岑批点草堂诗余正集》。

[6]如宋翔凤《乐府余论》指出:“《草堂》一集,盖以征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使随时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更是此意。其中词语,间与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恒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观之,适当一笑,而当时歌伎,则必需此也。”《词话丛编》第3册,第2500页。


参考文献:

(1)毛晋.《草堂诗余》跋[M] //词苑英华.明末毛氏汲古阁刊本.

(2)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张仲谋.明词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张宏生.清代词学中的明词观[J].新文学,2004(2).

(5)张宏生.马洪的历史命运与朱彝尊的尊体选择[J].文学遗产,2007(4).

(6)周复俊.全蜀艺文志[M]∥四库全书.

(7)萧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8)史双元.唐五代词纪事会評[M ].合肥:黄山书社,1995.

(9)王文才.杨慎学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朱彝尊,等.词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1)顾从敬,钱允治.类选笺释草堂诗余[M]∥续修四库全书.

(12)张舜民.画墁录[M]∥丛书集成初编.

(13)张戒.岁寒堂诗话[M]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梁容若.谈杨升庵的作品[M] //林庆彰,等编.杨慎研究资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

(15)刘军政.明代《草堂诗余》版本述略[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进入 张宏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杨慎   草堂诗余   明词   清词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文学 >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8500.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月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