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生:词学反思与强势选择

——马洪的历史命运与朱彝尊的尊体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4 次 更新时间:2015-08-06 22: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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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生 (进入专栏)  

   一 问题的提出

   马洪字浩澜,号鹤窗,是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著名词人,创作态度非常严谨,“四十余年,仅得百篇”[1]。明人对其评价非常高,如杨慎《词品》卷六评云:“马浩澜洪,仁和人,号鹤窗,善吟咏,而词调尤工。皓首韦布,而含珠吐玉,锦绣胸肠,褎然若贵介王孙也。” [2]徐伯龄《蟫精隽》卷十一云:“马浩澜名洪,号鹤窗,杭之仁和人。善诗词,极工巧。……予与鹤窗、清溪偕出菊庄之门,而鹤窗能大肆力于学问,既得诗律之正,复臻诗余之妙,人以与清溪齐名云。”[3]又聂心汤《万历钱塘县志》:“马洪……善为声诗,有长庆风致。其词调尤极妍丽。”[4]

   但是,到了清代的朱彝尊,评价就为之一变:“明初作手,若杨孟载、高季迪、刘伯温辈,皆温雅纤丽,咀宫含商。李昌祺、王达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至钱塘马浩澜以词名东南,陈言秽语,俗气熏人骨髓,殆不可医。”[5]这段话影响清人甚深,如晚清陈廷焯就跟着说:“词至明而词亡矣。然三百年中岂无合作?……明初如刘伯温、高季迪、杨孟载之流,尚沿虞伯生、张仲举之旧,无害风雅;至文征明、杨升庵辈,风格虽低,犹堪接武。自此而后,如马浩澜辈,陈言秽语,读之欲呕。”[6]陈廷焯基本上是常州词派的思路,和朱彝尊流派不同,所以,其中应该排除了党伐声气,而体现的是清人,特别是康熙之后词坛的普遍看法。一直到现代,王易写《词曲史》,对马洪也是如此评价[7]。

   为什么明人和清人的评价如此不同?朱彝尊为什么要如此激烈地反对马洪的词?朱彝尊对马洪的批判,导致了什么结果?这些,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二 马洪之俗何谓?

   朱彝尊对马洪的批评,主要是“俗”,所谓“陈言秽语,俗气熏人骨髓”,这是一个很重的否定。雅俗之辨在中国源远流长,最初是与西周礼乐制度暨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表现为雅言雅乐和俗言俗乐的对立。至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和分化,雅俗观念也得到重新阐释,偏离了音声和政治,引进了人格和文化的内涵,从而形成了新的雅俗观。不过,直到这时,严格说来,这一观念还没怎么进入文学领域。引起文学领域的关注,主要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形成了文章不朽的思想,魏晋南北朝的文人非常注重文体艺术风格的辨析,因而雅俗观念渐渐成为时人品评文章的基本观念,成为人们认识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参照。后来,经过唐代的蕴积,宋人对雅俗观念的理解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关于雅俗的关系,也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良性互动了[8]。只有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才能深入了解词的雅俗之辨,因为词的雅俗之辨正是宋代所提出来的新命题。

   以“雅”、“俗”来论词,几乎伴随着宋代词蓬勃兴盛的局面同时展开。众所周知,随着上世纪敦煌宝藏为学术界所关注,沉埋千年的敦煌曲子词向世人昭示出词的早期风貌,即几乎和一切文学样式一样,词在一开始也是源于民间的,因而带有不少民间文学的鲜明特征,包括感情的直截了当,语言的通俗平实等。同样,像一切文学样式一样,它也有一个由俗向雅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从晚唐五代开始,经过花间词人和南唐君臣等,词的雅化过程一刻也没有停止。进入宋代,随着文人的大规模介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柳永俗词的出现,或许反映了社会上的一定要求,因而颇受欢迎,但是,在宋代士大夫意识进一步加强,甚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主流的情形下,词的雅化已是大势所趋,所以,我们就看到宋代社会上几乎众口一词的对柳永的批评。在北宋,柳永由于吏部不放改官而和晏殊的一番对话[9],其中所体现的雅俗之辨,已经广为人知。苏轼由于弟子秦观学习柳永句法而进行的批评,即对俗词侵入其雅化阵容的警惕[10],也经常见之于论述。其他,如陈师道指出柳永“骫髀从俗”[11],李清照指责柳永“词语尘下”[12],徐度批评柳永“多杂以鄙语”[13],都可以联系起来看。到了南宋,对柳永的批评更是趋于明显,或曰“浅近卑俗”[14],或曰“词格固不高”[15],或曰“有鄙俗语”[16]。这些,都体现出宋代追求雅化的总体倾向,也体现了从大晟词人到姜夔、吴文英等的基本追求。

   总的来说,从宋代开始,人们所体认的“俗”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和柳永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其基本内涵,是由于语言的浅近直白而导致的对已建构好的文人规范的背离,这种抒情方式因此也被理解为格调不高。至于内容,则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不过,秉持这一观点反观马洪的词,尽管也被朱彝尊批评为“俗”,情形却颇为不同。马洪的词,据其自述,大约有一百首左右。今其《花影集》仍未发现,不知是否尚存世间。《全明词》搜罗各种文献,仅辑得其词十六首,今再检其他文献,复得十三首[17],合计有二十九首,不足其词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不过,尝鼎一脔,大约也可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创作的风貌。考察他的所有作品,大约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男女情爱词,一类是山水纪胜词,一类是友朋交游词。用发展到晚清已经建构好了并被多数人同意的批评观念来看,尽管马洪的这些词不一定算是什么佳作,却也和柳永一派的俗词风格相去甚远。如果说,朱彝尊所批评的“秽语”指的是淫媟之言,则我们在马洪的词中并没有发现这一类描写,至少没有什么露骨的描写,如其《海棠春•春日》:“越罗衫薄轻寒透。正画阁、风帘飘绣。无语小莺慵,有恨垂杨瘦。  桃花人面应依旧。忆那日、擎桨时候。添得莫愁牵,只为秋波溜。”[18]写得很工致,却有似曾相识之感。所以,“陈言秽语”四字,也许应该联系起来,作另外一种解释,意思是摇笔即来,缺少独创性,没有真性情,包括太工致了,有时也是一种俗。

   因此,朱彝尊在建构其词学思想时,将马洪拿出来作为反面对象进行批判,用意超过了同时的不少批评家。在他看来,明词的俗,不仅是一般人所体认的似曲,更主要的是“意俗”。倘若能够从这一方面入手,唤起作家们普遍的注意,则清词的发展就能走上一条康庄大道了。朱彝尊所做的,其实也体现着词发展到南宋的一个基本脉络,只是他更加具有词史的意识和批评的眼光而已。

   三 朱彝尊批马之用意

   讨论朱彝尊对马洪的批评,必须和他对整个明词的看法结合起来。朱彝尊对明词,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19]。并进一步把这种状况的形成,归咎于《草堂诗余》的盛行:“古词选本,若《家宴集》、《谪仙集》、《兰畹集》、《复雅歌辞》、《类分乐章群公诗余后编》、《五十大曲》、《万曲类编》及草窗周氏选,皆轶不传,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20]这种看法,又不仅是朱彝尊个人的,如当时高佑釲也说:“词始于唐,衍于五代,盛于宋,沿于元,而榛芜于明。明词佳者不数家,余悉踵《草堂》之习,鄙俚亵狎,风雅荡然矣。”[21]

   《草堂诗余》是南宋人所编,其后一直流行,发展出不同的版本,仅明本就有三十五种之多。不过,大致说来,可以分为分调和分类两种,其中又以分类本更为流行。分类本分为前后两集,前集分春、夏、秋、冬四景,后集分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七类。每一类下面又分若干子目,如春景类下有初春、早春、芳春、赏春、春思、春恨、春闺、送春等八个子目,节序类下有元宵、立春、寒食、上巳、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除夕等十个子目。这样分类的原因,清人宋翔凤已经指出:“《草堂》一集,盖以征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使随时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更是此意。其中词语,间与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恒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观之,适当一笑,而当时歌伎,则必需此也。”[22]可见,《草堂诗余》有着非常明确的实用性,在词作为音乐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价值不容忽视,也正因为此,能够轻而易举地形成类型化,成为社会大众参详甚至模仿的范本[23]。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曾经指出:“马洪的词经常有应景之作,不仅每成套路,而且容易使用,便于模仿,如他诸多的写春景春情的词,就没有什么新意,屡见征引的《南乡子》十首写西湖十景,连缀景物,不过是宋代以来诗人墨客惯常歌咏的题目,近似南宋开始盛行的‘应社'之作。”[24]所以,马洪的不少作品,正可以看作《草堂诗余》一书在明代的某种象征,而朱彝尊的批判马洪,其实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仍然是指向《草堂诗余》的。在朱彝尊看来,纠正了这种倾向,当然也就解决了词创作的不少问题。

   说到这一点,又必须和朱彝尊的词学宗尚结合起来。虽然在一首词中,他说自己:“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25]其实还少说了一个姜夔。在《词综•发凡》中,朱彝尊对姜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26]事实上,姜夔的词作正是靠了他的发掘,才以比较完整的风貌出现在世人的眼中,如果说,《词综》一书对其他词人可算是选本的话,则对姜夔来说,就是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作品了。仔细考察《词综•发凡》,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朱彝尊在感慨宋词亡佚甚多时,举出这样一件事:“公谨赋《西湖十景》,当日属和者甚众,而今集无之。”[27]我们还不知道,朱彝尊说这番话的意思,是指他本人曾看到周密的《西湖十景》,而今本周密词集未有收录,还是并他本人也没有看到,只是知道有这种记载。但《全宋词》所收周密词,一开篇即是《木兰花慢•西湖十景》,序云:“西湖十景尚矣。张成子尝赋《应天长》十阕,夸余曰:‘是古今词家未能道者。'余时年少气锐,谓此人间景,余与子皆人间人,子能道,余顾不能道耶!冥搜十日而词成。成子惊赏敏妙,许放出一头地。”[28]由此得知,写《西湖十景》词,是南宋人的风气,周密尚是见张成子之作,而兴起的争胜之心,而按照朱彝尊的说法,则周密本人的词,也有不少人争相唱和。这就证明了,马洪写作这一类的词,其实是在前人的作品里打转,要想体现新意,实在很困难,则所谓“陈言秽语”,实在是有感而发。

   周密总结自己的创作时说:“间作长短句,或谓似陈去非、姜尧章。”[29]就学习姜夔这一点而言,其实不仅周密,南宋末年的不少词人都是如此。姜夔本人写词,就很喜欢以西湖为背景,著名的《念奴娇》写荷花荡,就是因为“朅来吴兴,数得相羊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绝,故以此句写之”[30]。姜夔在南宋的最佳传人张炎也是非常长于写西湖,如其《南浦•春水》:“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鱼没浪痕圆,流红去、翻笑东风难扫。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新渌乍生时,孤村路、犹忆那回曾到。余情渺渺。茂林觞咏如今悄。前度刘郎归去后,溪上碧桃多少。”[31]沈祖棻评其上片云:“起三句写景如画,便觉春光骀荡,春水溶溶,如在目前。咏物之最上乘,所谓取神者也。‘鱼没'句,体物极工细。‘流红'句,翻陈出新,用意更进一层。‘荒桥'二句,暗点荒凉,其宋邦沦覆以后之作欤?‘回首'二句,用谢灵运梦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事,如此活用,极融化变幻之奇,刘熙载所谓‘实事虚用'也。”[32]沈氏所论,正体现出张炎是“与白石老仙相鼓吹”[33],这些作品,都能体现出姜夔所提倡之“清空骚雅”的词风。

所以,当朱彝尊以“陈言秽语”批评马洪的时候,他的心中是有姜夔,以及受姜夔影响的张炎诸人的影子的,他所指出的马洪的俗,背后正是姜夔的雅。而姜夔的雅,也正如清人经常说的,是在神不在貌的,正如马洪的俗,照朱彝尊的看法,其实也是俗在神。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朱彝尊是浙江人,他所批评的马洪是杭州人,喜写西湖之景,他所推崇的南宋词人如姜夔、张炎等,也喜写西湖之景,将这些对照起来看,也许并不是偶然的。不过,我们也有必要指出,马洪的词,其实并不是像朱彝尊所说的那样不堪。他的创作中,固然可能有句意陈熟之病,但我们应该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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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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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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