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清词在《花间》两宋词之轨迹上的演化

——兼论清人对于词之美感特质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3 次 更新时间:2015-02-04 2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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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 (进入专栏)  

   【编 者 按】这是叶嘉莹教授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举办的“两岸三地清词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特别演讲,由蔡雯整理,并已经叶教授审阅。

   清词是非常奇妙的。王国维曾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①唐代以后,宋朝、明、清等朝当然也有诗,可是我认为唐诗后面有宋诗、明诗、清诗的情况,与唐五代、两宋词之后之有清词,是截然不同的。唐诗和宋、明、清诗之间演化继承的关系有一个理性的认知和反思。宋朝的诗人要在唐诗的笼罩之下突破出去,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所以有人说:“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因为诗是重情的,可是宋人注重理性的思维,这是不同的。明朝的前后七子讲究复古。至于清诗中,则既有尊唐的一派,也有尊宋的一派。不管诗歌在文学史上经过了多么复杂而长久的演进,我以为其中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宋诗对唐诗有所转变,是有反省、有自觉的。宋代诗人对于唐诗的好处有清清楚楚的认知,他们有心要破除唐诗的约束,要从唐诗的成就之中突破出去,也就是西方说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而明朝人模仿唐诗,觉得唐诗很了不起,也是对唐诗的好处有清楚的认知。清朝的诗人不管是尊唐也好,尊宋也好,他们都是对于唐诗和宋诗的好处先有了清楚的认知,然后才发展下去的。而我觉得清词真的是非常奇妙,这是因为,词这种文学形式,虽然经历了晚唐五代、两宋的演进,可是由于这种文学体式的微妙,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让大家认识和了解。晚唐和两宋词的演进是在自然之中,在模糊影响之中,在并没有更多反省之中,自然地演化过来的。而唐五代、两宋词在清代的演化,有着第二次的反省,或者说“第二次握手”,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清词的整个轨迹,并没有独出异军,另立旗帜,它的演化轨迹是和晚唐、两宋的演化轨迹相符合的,但不是重复,而是遵循着这个轨迹有了突破、有了变化。所以我认为清词的发展是在《花间》、两宋词的轨迹上的演化。

   一

   在这样的演化之中,清代词人才逐渐反省,思考词这种特殊的文学体式,真正的特殊之处是在哪里,为什么经过唐五代、两宋这么长久的自然演化,居然没有在理性的思考上清楚地认识到词的真正美感特质和意义?这是因为词的美感特质真是难以了解、难以认识,即使认识了也真是难以说明。那为什么中国的词会处于这么微妙的处境中?我以为这是与词起源的特殊环境分不开的。我们说诗是言志的,文是载道的,诗文体裁的形成和演进是在作者的主体意识清楚的认识之下发生和进行的。可是词在早期,它的兴起,不过是给歌女唱的歌词。说到词的演进,我特别提出来是《花间》、两宋词的轨迹上的演进,因为早期的敦煌曲子词只是民间流行的歌曲,就像任二北先生编辑的敦煌曲子词,内容是非常杂乱、非常众多的。只要当时会唱流行歌曲的人,任何行业都可以随时写一首曲子。而且那是在市井之间流行的曲子,文辞不够典雅。这也是为什么敦煌曲子词后代一直没有流行、没有刊印,一直到晚清的敦煌石窟里出现了,才被大家所认识的原因。而我们所说的词的演进,是以最早的一本编辑出来的集子《花间集》为开始的。值得注意的是,《花间集》编纂的是“诗客曲子词”。词是从《花间集》才开始流行的,而《花间集》是文人、诗客创作的。而且《花间集》的序文里面还特别提出编选这些诗客曲子词的理由:“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②编选的目的是为使得诗人文士、“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的。而这些词是交给谁去唱的?是“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所以小词的开始,一定要从《花间》讲起,文人开始为这新兴的歌曲填写歌词,当时就有一个成见:这些歌词是“用资羽盖之欢”的,是给歌女去唱的。为什么从晚唐五代到两宋一直对词的美感特质没有清楚的反省和认知,这就与最初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当词产生以后,虽然有不少作者也插手写词,可是早期的词学没有真正认识到词的美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这些词人处在困惑之中:到底是否应该为流行歌词写这种美女和爱情的小词呢?而我们中国一向就缺少理论的思辨,缺少理论化的论著,所以传统的文学批评,常常是散见于笔记、小说、序跋、诗话、词话中,都是很零散的。宋人最早的词学,就是从那非正式的笔记之中表现出来的,而表现的内容则完全是困惑。

   宋人像王安石做了宰相,他见晏殊做宰相写了很多小词,就问:“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③宋人笔记上还记载,黄山谷喜欢写小词,法云秀就说:“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④中国人从春秋战国的时代,从孔子的《论语》开始,就有了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所以中国的士人,一直到晚清,读书人不读书则已,一读书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存在心里了。可当这些士人要写听歌看舞的美女爱情的小词时,人们就感觉到困惑,所以法云秀劝黄山谷不要作小词,黄山谷也回答得很妙,他说:“空中语耳。”他认为,那是空中语,和诗文是不同的。诗文是言志载道的,那是我的主体意识(consciousness),是自己的意识活动,是写自己的情意,可是小词就是给歌女填的歌词,所以是空中语,这是莫须有的事情,与我作者是全不相干。蒲传正曾指出晏殊写的歌词:“年少抛人容易去”,是写美女和爱情。晏几道就替自己的父亲辩护,说“年少抛人容易去”,不是写的少年郎。“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明明白白是男女爱情的赠别之词,可是晏小山要强辩,说“少年”是用白居易的诗,说的是“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所以“年少”是少年的光阴。由此可见,宋人完全是在困惑之中的。一直到南宋的陆放翁还说,五代的战乱流离,而士大夫居然流连在歌酒之中。而且他说我少年时不懂事,偶然也写小词,“长而悔之”。但其实他很喜欢词,所以他又辩护:我既然也写了,姑且把它保存下来吧。

   这一点也反映在李清照的《词论》中。李清照的《词论》当然并没有一本专著,也是保存于宋人的笔记《苕溪渔隐丛话》中。李清照首先提出李八郎擅歌,词是配合音乐来歌唱的曲子词,她的词论主要重在这一方面。当然李清照的成就不止于如此,李清照晚年经历了国破家亡的离乱之后,写出来不少好词。但是尽管如此,她却从来不把战乱明白地写到词里面去,她诗里面可以写“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⑤,“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⑥。她把激昂慷慨的破国亡家的悲慨只写在诗里面,不肯写在词里边。而且在《词论》中,她认为像苏东坡、欧阳修这些人写的词,根本不是词,只是句读不整齐的诗。所以她说“词别是一家”,认为词是配合乐曲来歌唱的歌词,她不以为破国亡家的悲慨可以写到词里边。他们有这样一种认知。

   但苏东坡出现了,苏东坡曾经写过“老夫聊发少年狂”这样豪放的词,当时他给他的朋友鲜于子骏写了一封信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⑦就指的是他《密州出猎》的这首小词。柳七郎指的是柳永,在一般的观念中认为他是淫靡的,“暖酥消,腻云嚲,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⑧他的词都是写男女情爱,歌妓酒女的,而现在苏东坡不写柳永这样的内容,写出了像《密州出猎》这样慷慨激昂的作品。李清照那个时代已经是经历了北宋靖康之难到了南宋,她仍然不承认这样的词,她说那是“句读不葺之诗”。而且后来宋人的笔记也记载了,像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只能是关西大汉拿着铁绰板来唱,而小词是应该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拿着红牙板,去唱“晓风残月”的。

   词人对词的美感究竟如何认识,我认为他们的困惑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当歌词之词出现时他们就困惑了:我们要不要写这样的词;其后第二个时期,当诗化之词的东坡词出现了,他们又困惑了:这个不是词,这是句读不葺之诗,词是不能够这样去写的。而且除了这个观念以外,在词的体裁方面,确实跟诗有所不同,诗当然也有不同的体式,但是一般说来,总是以五言七言为主,不管是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它基本上是以五个字、七个字为主要句法的。我现在还要提到,我认为中国诗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特色,那是与我们的语言分不开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文学的特殊美感特质一定是受了我们的语言的影响,我们的语言一个最大的特色:单音独体。“天”、“地”、“春”、“夏”,这是单音;每一个字占一个方块,这是独体。“花”的英文flower,它是拼音,有很多的变化。而这种单音独体的语言系统在文学上起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不是有意,也没有理论,而是天生如此。英文flower,本身就有一个起伏的变化,而中国字“春”、“夏”、“花”、“草”,一个字就很单调,当然中国古代的《诗经》也都可以弦诵,可以配合音乐去歌唱,可是自从中国诗歌脱离了音乐,而变成了“徒诗”(徒诗就是不配合音乐的诗歌),我们就开始有了吟诵。吟诵的起源其实也非常早,《周礼•春官》曾记载说,卿士大夫贵族的子弟到了入学的年龄来学习,教他们“兴道讽诵言语”⑨。“兴道讽诵言语”在历来的注疏里面,有很复杂的解释,一直到朱自清先生讲的《诗言志辨》中还谈到:《周礼》上所说的“兴道讽诵言语”,这个教学法到底是如何?他还觉得弄不清楚。其实我以为,参考古人的注疏,“兴”(阴平)是动词,当它作为名词就读“兴”(去声)。所以国子入学第一就要学诗,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连《牡丹亭》的春香闹学,第一篇还背“关关雎鸠”。学诗首先要学诗里面的“兴”,就是诗歌是带着兴发感动的作用的。我一讲诗词,就先讲兴发感动的作用,这是无可奈何的,这是我这个浅薄的人的一点狭窄的体会,而且是经过我多年与西方比较之后的所得。西方诗歌的缘起,是史诗(epic),是戏剧(drama)。史诗戏剧是对于外在事象的叙写,它所注意的是叙写方式。所以西方的文学理论,对于诗歌表现的技巧和方式特别注意。因为对于史诗或者戏剧,表现的手法才是重要的。所以他们轻视我们,认为你们中国人总说,一个人品格伟大,诗就伟大,可是一个人伟大、忠君爱国,并不见得就能写出好诗来。当然杜甫的诗是好诗,所以我的两个朋友梅祖麟、高友工,因为看了我写的《秋兴八首集说》,他们就用语言学来分析,认为杜甫诗之所以好是他的语言好,不在他的忠君爱国。所以中国的诗之妙处,外国要从语言学,从外表,从技巧,从手法来分析;而中国是讲兴发感动的,只说这个人,如杜甫是“忠爱缠绵”。但是“忠爱缠绵”不代表他的诗就好,中国真正的好诗是要有“忠爱缠绵”的内涵,并能用语言把“忠爱缠绵”的内涵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所以中国诗一定注重的是兴发感动,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不管是哪一派的诗家,不管是严沧浪的“兴趣”、王渔洋的“神韵”,主要重视的都是诗歌本身兴发感动的作用,所以诗人的本质是重要的,你有了好的东西如何表现。而词不是诗人言志的,不能够用读诗的方法来欣赏和评述词。所以当词一出现,这些诗人文士就感到困惑了,不知道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词。词之所以微妙,就因为它是无心的,就是给歌女填一首歌词。我们常常说:“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我们大庭广众之下总要端庄、有礼法,表现得很好。揖让进退是外表,是在大众面前有意识做的一种公开的展示。但是在游戏之间,跟人家赌钱一输钱就急了,就看到他的本性如何了。小词所以非常微妙,就在于不是言志载道,而是游戏笔墨,像黄山谷说的“空中语耳”,就是随便填写。可是我们为什么说“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呢?因为揖让之间总有造作、虚伪、伪装的成分,是有心要去做的。但是小词却没有,就是游戏笔墨,这就能把一个人最深隐的、真正的本质在无心之中表现出来了。小词的妙处怎么样去衡量?小词的妙处就在于通过它难以批评、难以掌握的游戏笔墨去探索最深隐最微妙的本质是什么,而本质常常是超出于外表之外的,而且本质也果然有高下的不同,这是必然如此的。

小词更奇妙的一点就是在它无心表现本质的时候,有两个很微妙的因素结合进来了,这是我以前在探讨《花间》词的女性叙写的时候曾经谈到过的:一个是“双重性别”的特色。要知道小词“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都是文人、诗人,都是供男子在歌舞宴乐的场合娱乐的。在传统社会中,没有一个良家女子敢公开参加歌筵酒席的聚会,所有作者都是男子。而男子给歌女填写歌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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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版》200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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