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耀章:社会转型陷阱生成的政治生态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4 次 更新时间:2015-04-28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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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耀章 (进入专栏)  


一、"社会转型陷阱"解读

人类社会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系统,它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遥远的未来,然而通往未来的道路总是通过无数"试错"才能得以开辟。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社会是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人 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孕育着国家、政府、政党,国家、政府、政党也能动地反作用( 正向、负向)于社会。社会也产生着"主义",主义也能动地反作用或反哺社会。"社会"概念的基本内涵是由人的社会生活为核心内容和社会关系、 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社会存在形式两部分有机构成的。社会存在形式会随着社会生活内容的存在、变化、发展而存在、变化和发展,由此形成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诸种社会形态。当然,所有这些都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因为没有什么是 必然的、精确预言的东西,而主要是由于人及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地增强并发挥其正向作用的缘故。据考证,古代汉语中的"社会"一词是带有祭祀意义的聚会,是"里社集会"的简称,又指群众结社组成的地方团体之意。作为现代意义 上的 "社会"最早出现在民治年间,由日本学者从西方翻译过来后被引进到中国。当"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1〕概念被引进或传送到中国以后,各路仁人志士,社会贤达,开始运用"问题"与"主义"来解释社会,重构国家 。其中,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寻找、接受、运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现代中国社会,建构现代中国国家,改变着中国的社会、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践行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性转型之使命。

转型是事物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总体上属于质的螺旋式上升的进步状态,表现为多种样态或情形。如果某事物已处于定型化的"成熟"或"物极"状态,那么,该事物面临的"转型"、"必反"就为期不远了,否则,该事物就不会转型。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关于"社会转型"一词现已成为使用频度很高的词汇,我国大陆学界现已发表和出版了海量的研究成果,涉及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领域。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 "社会转型"的广义与狭义。广义的"社会转型",一般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或从一种社会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类型,尤其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是指西方早发型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具有的广义性。狭义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这些研究比较集中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及其标志方面,主要有: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 等等。 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中国社会不无裨益。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些"拿来主义"的理论研究或探讨,把西方具有特殊性的社会转型经验当着普遍性的社会转型经验,硬套到我国的具有特殊性的社会转型实践中来,这就势必在客观上造成我国某种程度的"社会转型陷阱"。

"社会转型陷阱"关涉到社会转型是否适度、 适当、成败、复辟、倒退等问题。"陷阱"本指狩猎者为捕捉猎物而人为设置的伪装物,也比喻设陷、害人的阴谋。同样道理,"社会转型陷阱"不是自然的而是与人为有关,如果不是设计者有心有意所为,就是执行者乏力无为驾驭或被外力牵引,随从者无意识盲从的结果。笔者坚持认为, 1978年我国开启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本质上是一种试错的历史进程,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种种陷阱,能否避免这种种陷阱,则要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智慧。30多年来,我们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三个比较大的陷阱: 其一,是 "现代化的陷阱" ; 其二,是 "中等收入陷阱" ; 其三,就是 "社会转型陷阱"。其中,所谓 "现代化的陷阱",是因何清涟《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转轨时期经 济社会问题研究》 ( 原名 《十字路口的中国--- 转轨时期经济社会问题研究》 ) 一书而得名。正当不少人正陶醉、酣睡在改革的甜梦中时,该书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经济繁荣的社会后果, 较强有力地证明: 在中国,少数人的暴富并不必然会改善社会状况,也未必引导中国走向民主。 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改革究竟意味着什么? 笔者认为,从特定意义上,与其说是"现代化的陷阱"倒不如说是"改革的陷阱",如果改革在实际上走向预先设计的反面,就尤为如此。"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世界银行 《东亚经济发展报告 ( 2006) 》首先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 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 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高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按照世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 已进入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行列。根据世行的定义和标准,我国人民论坛杂志曾在征求50 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 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 民主乱象; 贫富分化; 腐败多发; 过度城市化; 社会公共服务短缺; 就业困难; 社会动荡; 信仰缺失; 金融体系脆弱等。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此种陷阱的特征也困扰着我们国家,只是其性质有所不同罢了。所谓 "社会转型陷阱"是一个创新概念,是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在其主笔的清华大学 2011 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他认为有别于 "中等收入陷阱","社会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是指在社会改革和转型过程中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改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也因此,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笔者认为与其说是 "社会转型陷阱",倒不如说是 "改革的陷阱"更为确切。由此我们提出一个 值得深思的问题: 所谓"社会转型陷阱"是 "自设的"还是"他设的"抑或是某种"合谋"? 这就关涉到非常复杂的政治生态问题。

"政治生态"是由"政治"与"生态"合成的概念,有别于"生态政治"。政治有广义政治与狭义政治之分,本文侧重于广义政治。生态, 本是生物学概念,一般解释为"环境"并与环境连用为"生态环境"。政治又可分为一般或普遍政治、特殊政治、共性政治、个性政治、动态政治、静态政治等。政治生态还可分为政治自系统的相对于某个政治主体的政治生态和政治自系统 以外非政治系统各要素所构成的政治生态环境两部分。本文论析社会转型陷阱的政治生态侧重于广义政治的"复合型"政治生态。

比较分析可见,"社会转型"、"社会转变"、"转型社会"、"社会形态转型"等概念是有所不同的 (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本文不做区分) 。所谓"社会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社会转型的类型、动力、形式、方式、起点、 路径、目标等等问题。就其类型来说,可分为: 人类社会转型,西方社会转型,东方社会转型; 宏观 (大) 社会转型; 微观 (小) 社会转型等等,本文侧重于宏观的大转型。在我国,所谓"社会转型陷阱"可称为"连锁性陷阱"。它们"异症同源",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是各有侧重,表述有所不同而已。或者说,"社会转型陷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消极的副产品,它们正危及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主产品。 我们认为导致"现代化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社会转型陷阱"的政治生态要素是多方面的, 但如果不就形式而就其内容来说则是共同的,就是把"现代化"、"分配收入"、"社会转型"等概念、命题过于抽象化、中性化、一般化,并在表象上进行价值剔除,去除相关的社会性质或制度性质,而在事实上确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性质,以便暗含设陷的玄机,以售其奸。如果我们不加区别地照搬西方国家社会转型的模式,拿来主义地套用,就势必导致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可能实际偏离我国改革开放最初的、最高或顶层的、 总体设计的理念,难以兑现最初向人民所许下的总体政治诺言。毛泽东曾在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从三个层面研究战争的规律问题,即: 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现代化问题,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社会转型问题都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其中,就社会转型而言, 如果我们从社会转型的普遍或一般,从社会转型的特殊,从社会转型的个别视角切入,研究社会转型、社会主义社会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转型,就有利于我们比较准确地寻找 "社会转型陷阱"形成的政治性成因,找到突破陷阱的有效途径。

二、社会转型的普遍性政治生态

社会转型原是西方社会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特定的概念和基本范畴,它的原初含义是强调以社会自身结构为主体的社会整体性发展和结构性变动。社会转型的原初含义还可以具体化为 "四个强调" : 强调社会"自身"结构,不是"他者";强调社会结构为 "主体",不是"客体"; 强调社会 "整体性"( "一盘棋") 发展,不是高度"统一性"、"集中性"或"局部 性"、"碎片性"的社会发展; 强调社会的"结构性"( 包括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变动,不只是社会某个领域的动能性的变动。与此同时,笔者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准确解读社会转型问题时,还不能离开西方相关研究领域的 "学术传统"。在解读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传统。这一理论传统侧重在强调社会的先在性,强调社会主体性。与社会先在性、主体性理论传统对应的是 "黑格尔主义"的国家至上性。另一个是基于社会的先在性、主体性,侧重于对社会进行 "量态" 而非 "质态"(尤其是指社会性质或所有制关系)的分析研究。 与此相联系的是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社会占居主流地位的价值观或理论传统。这两方面的学术传统事实上源于它的实际载体---社会的所有制传统亦即私有制传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社会转型",倒不如说是"私有制转型"或社会"所有制转型",即在社会进化的历程中,逐步扬弃私有制的历史局限性,使其不断地趋向社会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转型。 这可能也是一种预设,一种并不是必然导致消极的"社会转型陷阱"的预设。至于假借以"社会转型"名义来诱致某种正处在转型期的社会非正常地落入引诱者预设的 "陷阱",此种情景则应另当别论。

为准确解读社会转型问题,还应当求教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核心思想。列宁曾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语。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笔者试列出以下图式,即社会科学---唯物史观---社会形态---所有制关系---生产力---人。笔者所思考的基本逻辑是: 社会科学是三大科学 (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慎明同志主张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生命科学、 社会科学) 分类之一,社会科学的同义语是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核心思想, 社会形态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由此决定着整个上层建筑,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最终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状况,生产力不仅仅是物,而且还在于人,是 "人物"的有机结合,不 能只见物不见人。如果说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媒介,那么,人则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媒介。只有抓住了现实的人 ,才算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对于这个图式,我们着重从社会与自然、 社会与人 ( 社会形态) 和社会与国家三个维度来解析社会转型问题的普遍性问题。

关于社会与自然。马克思论证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辩证关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认为早期的人类处于自然界的绝对支配之下,生活资料主要通过体力劳动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得,此时的财产关系也更多地表现为直接的自然的统治关系。认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背景下,劳动的统治更多地表现为资本的统治,即积累起来的劳动的统治。这种统治造成了劳动的异化,也造成了劳资两极分化、阶级对立,以及社会再生产的中断,使自然界的物质代谢和循环发生紊乱。由此,资本与私有制的存在造成了破坏自然与社会有机统一体生态危机源 。1972 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米都斯发表题为 《增长的界限》研究报告,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广泛的争议。 此后,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提出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改变增长方式以及倡导低碳生活等等理念与措施,为处理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与自然极限的矛盾,降解社会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与有效的对策。因此,从最宽泛意义上说, 所谓 "社会转型"首先就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关系问题上的转型。基于大历史观,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经历三大历史阶段和两次转型。所谓 "三大历史阶段"是: 自然支配、统治社会---社会 "改造"、"征服"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和谐。所谓 "两次转型"即: 第一次转型是从自然对人、社会的统治到人、社会对自然的 "征服"与"改造"( 或对立) ,这次社会转型大体上 "以资本来到世间"为标志; 第二次转型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开始从人、社会对自然的"改造"与 "征服" ( 或对立) 到追求社会与自然的 "合一" 与 "和谐"。这既验证中华民族 "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也符合当今和未来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人类还将长期处在第二次社会转型之中。这是其一。

关于社会与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主要有三种划分方法。其一,根据生产关系或所有制性质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分为: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从所有制关系方面分为: 原始公有制-私有制-社会所有制。这种划分贯穿着线性进化论,所引起纷争的问题不在于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同中有异,甚至千差万别,而在于这五种社会形态在具体的民主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步性和非平衡性,以及由此产生常规有序性或次第展开性与非常规无序性或发展的不无条件的跳跃性。其二,根据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分为: 人对人的依赖性社会-人对物的依赖性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它们分别同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 -产品经济社会相联系,表现为一种社会自然历史过程,如果某种社会制度具有优越性,是指它可以比旧社会制度所没有的高速度发展来弥补先 前社会发展阶段的滞后性,但不可以随意跳跃或超越。其三,根据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分为: 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电子时代,其技术社会形态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 它所展示的也是一种社会自然历史过程。这三种划分关涉到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方面的有机统一,其统一性的程度关涉到社会发展的质量。如果社会质量高,社会就能够良好地自我运作和管理,解脱政府的重负,反之,政府就 会陷入繁杂社会事务的管理之中,政府太累。由于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生产力诸要素中人的要素又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社会质量归根到底受制于人的质量,即受制于人的发展。因此,研究社会问题必须以研究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进而研究人与社会的价值互动 。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转型就是社会与人或人与社会关系的纵向或历时态的转型。如果基于大历史观,迄今为止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或所有性质也经历三大历史阶段和两次转型。所谓"三大历史阶 段"是: 原始社会共有、公有制---阶级、国家社会的所 ( 私) 有制---未来社会的社会所有制 ( 重建个人所有制) 。所谓 "两次转型"即: 第一次转型是从原始社会共有、公有制解体向阶级、 国家社会的私有制确立转型; 第二次转型是从阶级、国家社会的所(私) 有制向未来无阶级、国家社会所 (公) 有制社会的转型。确切地说,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这次社会转型始于资本 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理论上,一般以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在实践上,一般以 1917 年十月革命为标志,社会主义开始从理论变成现实。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还将长期处在第二次社会转型之中。这是其二。

关于社会与国家。生产方式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国家是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从政治学角度看,社会与国家是对立面的统一。其中,对立面是侧重于国家的阶级性,表现为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与被统治阶级的社会大众利益的对立; 统一性则是侧重于国家的社会性,表现为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中介人"的地位,通过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来谋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公共利益。把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投放到历史动态的长河中去认知他们并不构成两个对立的中心极,而是在互动中其重心不断此消彼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可概括为: 从社会国家化到国家社会化。前者,社会先在于国家,国家从社会母体中生成、 发展、增长至极,国家赢得至上性甚至吞并社会,以致人们只知国家而不知社会,如封建社会的国家就是如此。后者,在社会自身动力和国家导向作用力的互动下,社会不断发育、成长、成熟, 内部分裂与冲突的因素逐步消除。一方面,国家 开始自律,即在国家权力、能力、权威方面的自我限制,逐步还政于社会; 另一方面,社会随之要逐步收回曾经让予国家以及被国家掠夺取得权力,直到社会获得自主性,社会逐步不再需要国家,实现社会自治。虽然这种情景距离我们还相 当遥远,然而这的确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大趋势。这种大趋势大体上始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最终确立以后。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转型就是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纵向或历时态互动所经历的三大历史阶段和两次转型。所谓"三大历史阶段" 是: 社会产生国家或社会国家化---国家与社会共存互动---国家社会化或国家回归社会。所谓"两次转型"即: 第一次转型是社会向国家转型, 亦即社会产生国家或社会国家化; 第二次转型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进程中,社会日益成长,国家日益趋于社会化,国家逐步还政、还权给社会。人类还将长期处在第二次社会转型即国家与社会此消彼长的历史进程中。这是其三。

由此可见,人类的社会转型是多种多样的, 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只是社会转型的一种表达法。究其社会转型的普遍性或共性、一般性而言,任何民族国家都会直面一个该社会与自然、该社会与人、该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它们都有一个历时态的或纵向的从前者到后者的社会转型或社会过渡问题。如果从整个人类社会的总体性进程来说,当今人类社会还长期处在"第二次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即: 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从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向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的转型; 在社会与人的关系上,从私有制社会向社会所有制社会的转型; 在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从社会国家化社会向国家社会化社会的转型。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这种总体性社会转型, 是一个不断社会转型与阶 段性社会转型相统一、 历时态社会转型与共时态社会转型相统一的历史过程。由于具体民族国家的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及其演变、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各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背景迥异,具体处在何种历史方位或何种历史发展阶段,则是千差万别的,它们应当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这就涉及到社会转型的特殊性问题。

三、社会转型的特殊性政治生态

人类社会转型的普遍性寓于具体民族国家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之中。对人类社会转型普遍性来说,社会转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早发型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一类是后发型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前者,通常是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社会转型,后者,通常是指非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由于事物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早发型民族国家社会转型所走过的道路、提供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后发型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与示范作用。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人类社会转型总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坐标有不同的分类。一般说来,可以以三个时间点为参照系: 其一,以 1840 年为界,是由传统中国开始向现代中国转型,此次转型是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8〕社会转型,虽然早期有不同的社会价值选择,但其社会性质大体属于 "同质性" (所有制性质) 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 "大转型"; 其二,以 1949 年为界,是由旧中国开始向新中国转型,此次转型是从半殖民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型,其社会性质大体属于 "异质性"的不同发展历史类型的 "中转型" ; 其三,以 1978 年为界,是由新中国 开始向新新中国转型,此次转型是 1956 年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后新民主主义社会〔9〕转型,其社会性质大体属于 "同质性"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小转型"。其实, 严格说来,根据笔者对"转型"的解说,所谓大转型、中转型可属于同一种历史类型的社会转型, 因为它在社会性质及发展取向上开始着质的变化。而所谓小转型,其社会性质尚未定型化到需要根本转型的程度,尚需要自我调适与积极建构,由此应该警防 "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性质的蜕变(陷阱) 绝不是多余的。可见,中国的社会转型有其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特色之一,是社会转型的独创性。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突出特点在于,她历经五千年绵延不断地存在与繁荣,昂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传统文明的特征主要有: 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商业和手工业予以维系的复合型文明; 以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为主轴,以血缘网络与地缘网络为两翼,并借助众多经济共同体及文化上高度认同而予以强化的大一统文明; 尊德性,崇礼义,重教化,尚君子,以伦理为本位的泛道德主义文明; 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要局限与弊端也源于此。根据上文对"转型"的解说, 中华传统文明是"成型"的。由此,中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也是自然的。主要表现在: 以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为指导,以国内市场国外市场为两翼,整个社会经济正经历着全面的转型; 大一统国家继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实际上统领和决定着整个社会转型进程,并在这一转型中自身也在转型; 知性上升至主导地位,整个社会正在走向知识化; 正在转型中的古代、近代、现代文明将长期并存共生。经过几代人的上下求索,峰回路转,终成社会转型的基本路径,以解决无法回避的三大问题,即: 外铄与内生相悖和对立; 大一统国家权力全能化、绝对化和人的普遍自主自立相悖和对立; 人的异化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相悖和对立[10]。这些独创性是总体性的。这些总体性的独创性特色正在进行时,就具体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之中。

特色之二,是社会转型的"天人合一"性。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核心命题之一。其主旨认为"天"是世界的本原和法则,"人" 在宇宙中居于特殊地位,自然、社会和人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天"或"道"、"理"又是这种统一性的抽象。这种思维方式使"天"成为自然观与社会观、哲学思辨与政治思维的混成物, 以致无论主张以天合人还是以人合天,其主旨都是论证一种理想的社会与理想的人生,其中心论题是政治。在古代文献中,"天"的内涵主要有三类含义: 其一是自然之天; 其二是义理之天; 其三是主宰之天〔11〕。本文的天人合一之"天"取 自然之天之义,亦即引申为自然界; 本文的天人合一之 "人"与"社会"同义。这样,"天人合 一"就成为"自然与社会合一"或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和谐。在极其漫长的自然支配、统治社会或人的历史岁月中,为了彰显人的实践主体性,古代中国智人还奉献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命题,成为后来人们通往现代化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渊源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落后势必挨打"、"赶超发展战略" 等驱使下,人们为着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向自然开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由此,我们干了不少蠢事。平心而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也继续干了不少蠢事,这一点我们的子孙们会比我们更有公论。自《增长的极限》敲响了人类生态危机的警钟以后,为了体现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自觉,注重生态文明建设,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先后提出"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理念,召开环境与发展会议等一系列举措,成为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转型的重要历史标识。1994 年 3 月,中国政府颁发了《21 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国家级 《21世纪议程》的国家。在此基础上,中国又提出"科 学发展观"、"两型社会" (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建设等理念。这些理念是古代中国 "天人合一"智慧的当代版。在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的社会转型所谋求的不是 "先发展后治理",更不是"发展自己污染别人",而是"边建设边治理",或"建设与治理并举",甚至生态文明建设先于环境治理。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特色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她将为保护地球这个全人类共同的家园,为全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当代新贡献。

特色之三,是社会转型的多质态性与包容性。 一般说来,一种常态社会内涵过去社会的遗迹、现实社会的基础和未来社会的萌芽三种质态,当今中国社会也不例外,尤其是转型期的社会质态更加复杂多元。首先,表现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上文所说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分期法,以及原始公有制---阶级、国家私有制---未来社会所有制三大历史阶段的逻辑建构,只是一种理论抽象,至今的人类现实社会中找不到按此理论进阶的实践范例,以致有人主张否定和放弃这种理论,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现实中既没有清一色的私有制,也没有清一色的公有制,而且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都有其多种实现形式,尤其是私有制。比如,同样是私有制, 就有奴隶社会私有制、封建社会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 同样是封建社会私有制,中国的不同于西方的; 同样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有私人资本、垄断资本、国家垄断资本、国际垄断资 本等等。在历史实践层面上,1840以前封建的中国没有转型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中国,"外资"-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官资"-官僚资本、"民资"-民族资本,以及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城乡小 手工业构成就中国社会经济基础。旧中国的第一要务就是反帝、反封建。其中,反帝,争得中华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统一; 反封建,争得人民民主。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或目的已经完成或达到。 与此同时,在没收和剥夺"外资"和 "官资"基础上,创建了带有社会主义成分或因素的 "国有经济" ( 长期以来人们把它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很值得商榷的,一方面,它部分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只有经过资本主义才能发展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具有普遍真理的意义,另一方面,它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道共同构成新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我曾称之为"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构成的命运共同体,犹如一对龙凤连体胎儿 。它们成为建国初期多种经济成分中主要的经济成分。后经"三大改造","消灭"了非社会主义经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历史影响。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重构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验证我国 "改造"、"消灭"历史实践行为的历史合理性。 这种验证过程与其说是 "转型",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调适"、 "自我修正"过程。当然,如果这种自我调适和自我修正过程"失度",正所谓矫枉过正,那么,势必会出现反复,就会有可能落入"转型陷阱",虽然这种陷阱不一定是预设的。其次,表征在生产力方面。多质态的社会生产关系或所有制关系归根到底所有生产力性质和状况决定的。生产力主要包括物的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力两部分。作为物的生产力主要是以生产工具为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工具是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指示器。人类社会生产工具先后以石器 - 铁器 - 铜器 - 机器 - 电子等为标志,人类社会有此经历渔猎社会 - 农业社会 - 工业社会 - 信息社会。作为人的生产力主要是以人的发展程度为标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人的发展经历人对人的依赖 - 人对物的依赖 -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与此相关联,人类社会大体经历自然经济 - 商品经济 - 产品经济社会及其相应的所有制关系发展的历史阶段。根据目前我国生产关系所 有制现状,检视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参差不齐的现实,我国社会生产关系所有制与生产力的多质态共存是不争的事实,它们处于某种"混合"的或 "混沌"的状态。笔者曾经将此情景比喻为犹 如人类社会的"大熔炉"和"活的历史博物 馆"〔13〕。对此,我们似乎很难在是公有还是私有、是计划还是市场、是 "姓社"还是"姓资"、是左还是右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与抉择。但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笔者以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提倡"亦此亦彼"的社会包容性,并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导向,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需要一种大历史观,需要一种至上的大智慧,当然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特色之四,是社会转型的国家主导性。社会转型决定国家转型,国家转型主导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伴随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自从社会产生国家以来,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社会转型都不是"自行"或 "自发"的,亦即社会转型不"自传",社会转型不仅仅是社会自己的事。此情此景,古今中外不会有例外。不过,古老的、后发外铄内生型的中国的社会发展与转型尤其如此。社会是一个巨系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子系统。社会发展就包括: 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政治发展,社会文化发展和作为子系统的社会发展。社会转型就包括: 社会经济转型,社会政治转型,社会文化转型和作为子系统的社会转型。社会各子系统的发展和转型,各有其自身的规律,必须按照各自的规律发展和转型,它们既不能相互割裂,也不能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社会各子系统的发展和转型都应有相应的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就其功能而言,社会的经济发展、转型、制度、体制、机制具有基础性作用; 社会的政治发展、转型、制度、体制、机制具有关键性作用; 社会的文化发展、转型、制度、体制、机制具有导向性作用; 作为子系统的社会发展、转型、制度、体制、机制具有整合性作用,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中,政治发展和政治转型又可细分为社会政治发展、转型和国家政治发展、转型两类 ( 政治可分为社会政治和国家政治,这两种政治 不能视同 。笔者坚持认为,凡国家的都是政治的 ( 但凡政治的不一定都是国家的) 。社会政治发展、转型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文化发展、转型。国家政治发展、转型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政治发展、转型,并进而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文化发展、转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转型,而社会政治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治转型,而国家政治转 型主要是从"全能政治"(垄断包括社会政治在内的政治) 向 "有限政治"(专司国家政治) 转型,从必要的"权力集中"向对"集中权力"进行自身的和社会的有效制约转型,从"社会国家 化"向"国家社会化"转型……笔者把国家政治的这些转型称之为社会转型中的国家主导性,以倡导重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鉴于我国政党与社会和国家的密切关系,与其说是社会转型中的国家主导性,还不如说是社会转型中政党的主导性更为确切些。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当然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值得展开深入的研究。

四、中国社会转型向何处去?

中国现在何处? 通过社会转型向何处去? 这依然是一个有待小心求证的大胆设问。

社会转型是一个真问题。人类社会的转型问题,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看都是客观存在的。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人类社会转型问题的一种表达法,具有 "普遍性价值",但不是 "普遍主义的"。一方面,人们对于传统与现代等相关问题的争讼尚无共识,由于传统和现代的多样性,决定着通向现代社会不只是先发国家的"华山一道",硬要后发国家削自己之足以适先发国家之履这本来就不是文明之举。 另一方面,社会转型的普遍性价值与特殊性价值实现形式的差异性、实践路径的多样性是 "复合统一"的。这种复合统一不是对普遍价值之一般 拿来主义的"克隆"和对特殊价值之个别保守主义的固守,而是一种"有机化合"的创新。本文认为,人类社会转型的普遍性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与自然关系、社会与人特别是所有制关系以及社会与国家关系方面。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价值显然没有离开人类社会转型普遍性价值发展的文明大道。

我国社会是从什么型转到什么型? 怎么转? 转型能否成功? 对此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与众多论述"社会转型"问题的学者不同,刘德厚先生率先提出和论证了"双重转型"问题。他认为,中国社会面临双重转型: 既要加速实现现代化,又要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其基本内容是: 现代化 + 社会 主义制度化 = 社会"双重转型"。新型工业化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 人民民主国家制度 = 新型社会主义 。刘先生的创新见解令人耳目一 新,比较令人信服。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我们认为,基于大历史观来审视人类社会转型的大趋势是: 从传统封建社会转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再转向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亦即从封建社会 ---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而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路径则是: 从传统封建社会转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转向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亦即从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该思维路径表明,我们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他,只唯实。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起点是 1840 年前的封建社会,转到什么社会呢? 在西方,是直接转向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再转向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可是在中国,则既不是直接转向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直接转向社会主义社会,而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转向新民主主义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转向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未来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认为这是符合我国真实国情的。我国社会还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笔者曾经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土特产,是加进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最可宝贵的财富。在我国,我们能够坚持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发展和转型,我们就可能不犯或少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条主义、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尝试的教条主义以及对自己历史经验的教条主义错误,我们就可能少一点传统与现代、公与私、 姓社与姓资,左与右等等的纷争,我们就可能远离社会转型的陷阱。

今日之中国,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为导向的中国,是不完整不真实的中国; 同样,如果没有适度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的中国,也是不完整不真实的中国。是为本文的基本结论。

注释:

1.李培林.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研究〔J〕.哲学动态,1996,(2);范燕宁.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J〕.哲学动态,1997,(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基础研究报告〔J〕.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乔耀章."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价值观"笔谈〔J〕.中国社会科学,2011,(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5.乔耀章.政府理论〔M〕.江苏: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44-145,148.

6.乔耀章.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乔耀章.后新民主主义

7.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种表达法〔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08.

8.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18,358.

9.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18-358


原载于《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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