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焜:明代官方日月食救护考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 次 更新时间:2020-11-25 08:38:21

进入专题: 明代   官方   日月食   救护   修省禳灾   政治生态  

余焜  

   摘    要:

   在“天人感应”观念的作用下,明代继承前人救护思想,制定了严格规范且富于时代特色的官方日月食救护仪注。每逢日月食,君臣协同救护。这种救护活动,与明代政治生态及其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作为一种禳灾活动,皇帝在借此强化自身权力的同时又含有修身反省的意味,且成为统治者确立等级秩序和规范的有力媒介;而经由日、月食救护透露的明代政治生态演变,亦可从中窥见一斑。

   关键词:明代; 官方; 日月食; 救护; 修省禳灾; 政治生态;

  

   所谓“日月食救护”,即古代社会逢日、月食时举行的祈禳仪式。随着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逐步确立和深入人心,中国古代社会,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山野小民,对天变异象往往秉持敬畏之心,视之为“天谴”。除此之外,统治者宣扬“君权神授”,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自于天的授予,面对天变,统治者也通常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应对,以消弭灾变。明代,日、月食等天象较为常见,时人认为“日掌阳,月掌阴,星掌和。阳为德,阴为刑,和为事。是故日食则失德之,国恶之;月食则失刑之,国恶之;彗星见,则失和之,国恶之。”1由此以官方为主导的日、月食救护也不时进行,且有着严格而规范的救护仪注。

   中国古代日、月食天象研究的相关论著和论文颇多,但大多集中在以科学分析的视角探讨日、月食形成的原因和规律2,而将日、月食等天象与王朝政治的变动和发展相结合的分析颇为缺乏。本文拟以明代官方的日、月食救护活动为研究视角,分析明代的救护思想以及富于特点的救护仪注,重点探讨明代的日、月食救护活动以及所反映的政治生态及其变化,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明代官方日月食救护思想

   对日、月食等天象行救护,古已有之。先秦时期,出现日、月食等天象时,统治阶级颇为重视,例行救护。据《礼记》所载,“如诸侯皆在,而日食,则从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与其兵”3,遇日食,周天子领各诸侯共同救护,以示敬天之诚。至汉代,董仲舒向武帝上“天人三策”,认为天子受命于天,极力宣扬“天人感应”说,“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4隋唐以降,随着君主专制政体的日渐完善和强化,上天受命论的深入人心,对天之敬畏往往与朝运国祚联系紧密。对日、月食等天象的救护就是将这种“天人感应”思想付诸实践的极好明证之一。

   明代日、月食救护思想的产生主要来自于对“天谴”的恐慌。正德九年(1514年),巡抚江西的陈洪谟曾目睹一次日食过程中时人的心理恐慌:“八月一日日食,昼晦星见。愚时官江藩,午未间救护,少顷即昏黑,咫尺不辨,人皆惊惧”。5在对日食缺乏较为科学认知的情况下,明人通常会认为这是上天示警,昭示着人间政治的阙失,对市井小民来说,这种恐慌尤甚。徐栻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所上《元旦日食修省疏》中也提到:“盖变不虚生,而日食为异食,于正旦者为尤异,臣骤见之,不觉忧惧”6,请求嘉靖帝躬身修省,关切时政以消除灾变。这种来自于心理层面的恐惧感,以及因害怕天命转移而产生的政治恐慌,正是救护思想产生和完善的源头。

   元末明初大儒、明朝开国功臣刘基曾就天人关系阐明自己的看法:“气行而通,则阴阳和,律吕正,万物并育,五位时若,天之得其常也。气行而壅,壅则激,激则变,变而后病生焉。”7天地实为相通,而立于天地间的人与天地万物实为一个整体,相互依存。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天人感应”说的继承和升华,还是在强调人不能脱离天地万物而存在,对天地当存敬畏之心。

   在吸收、改进前代救护思想基础上,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年),即对日、月食救护所行礼仪进行了详细规定。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元年,敕天下有司,但遇灾异,具实奏闻。二年,令灾异即奏,无论大小。四年,又令天下勿奏祥瑞。二十六年,遂著为令,凡各处献来祥瑞,礼部准其事收下,如有非时灾异,及时奏闻。若遇日月交蚀,预行诸司救护。”8明太祖却祥瑞而先灾异,可见对祈福禳灾,进行日、月食救护以消弭天变格外在意。景泰元年(1450年)正月辛卯,出现月食,“监官误推辰初初刻,致失救护。下法司,论徒。”9因钦天监测算月食时间出现错缪而将监官治罪的现象屡次出现,可见明朝皇帝对日、月食救护之重视。至嘉靖时期,明世宗在一份上谕中也清楚地表明自己对救护日月,修省弭灾的诚心:“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谨天戒。朕既乖于治理,上累三光,而众阳之宗薄食元旦,咎孰北马。尔文武群臣尚思勉辅,朕躬调变阴阳,消弭灾变。”10除了因日食出现而感到恐慌外,明世宗还意在宣示自己的弭灾决心和修省诚意。

  

   二、明代官方日月食救护及其仪注

   (一)救护仪注的设立秦汉以前,救护仪注比较简单。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11,仅以击鼓攘除之。至汉代,日、月食救护仪注较先秦时期日益规范且复杂化,“朔前后各二日,皆牵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变。执事者冠长冠,衣皂单衣,绛领袖缘中衣,绛裤袜,以行礼,如故事。”自晋代始,日、月食救护活动开始遵循专门的祈禳仪式。《晋书·礼志》有载:“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便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亦伐鼓于社,用周礼也。”明代正是在前人所定救护礼仪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规范且程式化而又富于特色的日、月食救护仪注。

   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明太祖即定救日、月礼。太祖规定,救日当天,“皇帝常服,不御正殿。中书省设香案,百官朝服行礼。鼓人伐鼓,复圆乃止”12;而逢月食救护,“大都督府设香案,百官行常服礼,不伐鼓,雨雷云翳则免”。③12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明代官方日、月食救护的规定,带有很清晰的晋代日、月食救护仪式的痕迹,皇帝采取服常服,避正殿等措施,官员协同救护。另外,在明代,日、月食救护礼是有差别的,救日礼规格高于救月礼,这与统治阶级心中“日为阳,月为阴”的阴阳五行和尊卑等级观念息息相关。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太祖更定日、月食救护仪注,至此,明代的日、月食救护礼臻于完善。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更定救日食仪。前期结彩于礼部仪门,及正堂设香案于露台上,向日设金鼓于仪门内两傍。设乐于露台下,各官拜位于露台上。至期,百官朝服入班,赞礼唱,鞠躬,乐作。四拜,兴,乐止,跪。执事者捧鼓,诣班首前,班首击鼓三声。众鼓齐鸣,候复圆,赞礼唱,鞠躬,四拜,兴,乐止。礼毕。13

   明太祖对救日礼仪作了详细规定,用高规格的礼乐仪式进行救护,佐以文武百官恭敬的救护礼节,这些繁琐的程序表明了朱元璋对救日礼的重视。与日食救护相较,月食救护礼就显得比较俭约,“月食,则百官便服于都督府救护,如前仪”。14另外,谕令在外诸司,“日食,则于布政使司、府、州、县,月食则于都指挥使司、卫所,礼亦如前,从之。”⑥14明太祖晚年对日、月食救护仪注进行的更定,成为明王朝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终明一代基本没有作较大的变动。

   需要注意的是,明代所行之日、月食救护仪注,是在继承前代救护仪注的基础上进行损益而来,同时又具有诸多自身特色。首先,明代的日、月食救护仪注所定救护仪式更为精细化,且有着严格规范的冠服和礼乐制度相配合,以示救护诚意。其次,除了皇帝及朝官于宫内行救护礼,明代亦规定在外藩府及地方诸司也要于当地行礼,不得怠慢。再次,随着人们对日、月食等天象规律认识的加深,对其进行预报日益准确,明代所行的日、月食救护活动也更为精确化和规范化。(二)官方日月食救护概况明制,凡遇日、月食,均先由钦天监测算日、月食的出现日期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大明会典》有载,“凡推算日月交食,本监先期备开分秒时刻,并起复方位,具奏礼部,通行内外诸司,临时救护。”15值得一提的是,钦天监测算日、月食所得数据若与实际有出入,通常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天顺四年(1460年),“闰十一月十六日早,见月食。钦天监失于推算,不行救护”16,明英宗为之格外气愤,将钦天监正下狱,“降为太常少卿,仍掌监事”。⑨16又如弘治十一年(1498年)闰十一月,“钦天监奏,是夜月食,文武百官皆诣中军都督府救护。既而不食,随为阴云所掩。”17于是,言官劾奏“掌钦天监事、太常寺少卿吴昊等推算不明,宜置之法。”(11)17

   通常,每遇日、月食,皇帝于朝会时均罢宴、止贺,以示诚意,同时进行修身反省,清心寡欲。万历时期浙江永康人程明试曾言:“盖日,君象也,书日食,记异也,所以警人君也。”18出现日食正是上天对皇帝提出的警告,不得怠慢。天顺元年(1457年),日食,明英宗敕谕臣下并行救护,谕旨称:

   人君所谨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悱能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而后当食不食,传不云乎?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阴雨不见,得非朕昧于省过而然欤。况离明照四方,阴雨所蔽有限,京师不见,必有见者,此之不食,天可欺与?朕尚图修省,以合天意,其止勿贺。19

   明英宗明旨逢日食罢朝贺,进行内心反省,可见其面对“天谴”时恐慌不安的心理状态。正德元年(1506年)十二月,经钦天监测算次年正旦有日食现象。礼部上奏云:“明年元旦有朝会宴赏之礼,今孝宗皇帝未踰大祥,又当日食,宜免称贺。”20明武宗随即表示同意:“元朝日食灾变非常,朕心警惧,何以贺为?诸礼其悉免之。”③20至嘉靖中,日、月食现象也颇为频繁。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春,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有顷,大雪,百官救护,罢朝贺。”21明代历朝皇帝,遇日、月食,基本上都亲自参与救护活动,从罢朝贺、诚心修省等方面来表示自己内心对上天的敬畏,以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感通神明,达到消弭灾变的目的。

   其实,明代官方日、月食救护的主体还是庞大的官僚群体,明初所设立救护仪注的具体规定也主要是由百官来实践的。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更定严格而具体的日、月食救护仪注,即逢救护之时,文武百官依例而行,不得变更与怠慢。同时,在遵行常例之外,还规定“百官青衣角带”22,以示内心虔诚。万历二年(1574年)十一月“十六日丙戌,夜月食,百官赴中府救护”23,“中府”应该指的是“中军都督府”。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三月,出现日食,“百官赴礼部救护”。24由此可知,明代两京官员参与日、月食救护的地点主要是中军都督府和礼部,而外官则于当地办事衙门行救护礼。这种由官员参与的救护必须按照既定礼仪进行,不得私自更改或逃避。据《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十三年(1477年)秋七月,“大理寺卿宋旻、太仆寺少卿韩定以月食赴中府救护,后至,门闭不得入,因于门外行礼。巡逻者以闻,有旨执送督察院狱,纠仪御史亦举劾之。并劾恭顺侯吴鉴、怀柔伯施鉴、大理寺右少卿刘庆,亦于行礼时始至。”25弘治元年(1488年),“周府仪宾吴鼎等五十二人,纪善、陈惟简等十一人以日食不救护,为巡按御史劾奏,下狱。”26御史所奏虽不乏危言激论,恶意中伤之意,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明代对日、月食救护礼仪的重视程度。对不按照规矩行救护礼的官员进行弹劾治罪,更遑论不参与救护的官员了。

洪武初年,亦规定王府救护礼,可从洪武十一年(1378年)开府西安的秦王府救护礼中窥见一斑。该年秋七月,“秦相府请王府救护日月薄蚀之礼。礼部议,日月之灾,自天子至庶人皆不遑宁处,亲王当救护,但于露台行礼,不鼓。”27与繁琐的百官救护礼仪相比,王府救护礼显得过于简单,仅仅对日月行礼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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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 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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