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等:价值重建与二十一世纪文学笔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8 次 更新时间:2015-04-02 11: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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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重建与文学批评

   20世纪在西方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各种式样的文学批评流派纷纷涌现,概念术语体系新招百出,从历史和内容趋向语言和形式,又从语言和形式返回历史和内容,发表了许多新鲜而深刻的见解,也留下不少缺陷和偏颇。

   从“五四”以来,尤其最近二十年来,我们大量地引进和借用了西方“批评的世纪”的许多观念和术语,包括“新批评”、接受美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女性批评和后殖民思潮,等等,在偏执一端或综合兼容中成就了一批有特色、有才华的批评家,也拓展了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构的视野。但是浮躁空泛之风极盛,概念卖弄成为时髦,并未能创造出中国的“批评的世纪”,批评的权威性在相当程度上反而跌了价。

   应该看到,西方的式样翻新的理论思潮往往是通过互相颠覆和揭短来开拓自己的新思路,并证明自己的合理性的。它们之间就充满着互相矛盾或各执一端的价值系统。而且西方思潮得以产生的文化情境和中国接受者的现实文化语境之间,也存在着价值的差异和错位。用别人的嘴巴来对自己评头品足,一方面固然使自己有更多一点自知之明,另一方面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使自己手足失措,陷入迷失自我的尴尬。在现代社会中,采取开放态度,广泛地汲取、选择、消化和融合世界人类最新的精神文化成果,作为自身多样性文化探索和创造的资源,这是启迪和激发自身的现代性创造的需要,绝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但是这种多样性创造,必须是有主体意识的多样化,必须把多样性与主体性结合起来,从而充实自己独立的创造精神,或原创性。也就是说,外来的文化思潮可以做为我们的创造性的参照和借鉴,却不能代替我们的创造性本身。从来没有过不依靠自身的独创,而专门贩卖外国的时髦货色,就能创造出包含着自己的血脉和信仰在内的精神家园,就能创造出自己理论的权威性和大国风度来。

   就借鉴外国的批评流派和方法而言,我们也不能借鉴其皮毛,而要认清其实质;不能被其概念术语弄得眼花缭乱,而要把握其深层的创新机制和创造过程。西方自14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已经用了几百年时间把古希腊罗马、希伯莱和欧美本土文化,进行反复深耕细作式的开发和现代化改造,从而形成深厚的现代性土层。因此20世纪的“批评的世纪”,不管如何式样翻新,一再“颠覆”,也很难动摇它这种已成传统的深厚根基。如果一个东方后起的现代文化不去借鉴西方用了几百年才逐渐积其功的现代化转化的过程,潜心静气打下自己底蕴深厚的现代文化的根基,就过分浮躁地学习西方世界常常成为过眼云烟的颠覆姿态和颠覆行动,就很可能损伤自己的文化元气,造成文化贫血和文化痉挛。中医用药都讲究对症施治,初生婴儿不能用狼虎猛剂,我们一种后起的现代文化为什么屡用猛剂,舍不得潜下心来做一点建设性的现代文化元气的积累?这实在是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情。

   美国的例子,很值得我们深思。20世纪前期,美国经济崛起,却尚未建立文化优势。在欧洲绅士的心目中,美国人的文化品位简直有点像“欧洲人失落的外甥”或“逃学顽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olt)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演讲时强调,要把“我们文化中的那些经过烈火考验的菁华传给青年一代”,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生命得以延续”的问题。这位高明的总统,似乎带有当代西方文化学者所批评的“民族主义”色彩。二战以后,美国社会以巨资巨力投入他们的“美国学”研究和建构,从历史渊源和文化结构诸层面,阐释他们的“熔炉文化”和“清教—杨基Yankee精神”,从而建立了处于强势的美国人文价值系统。这种文化优势连他们的欧洲伙伴也为之侧目,加强自卫,更不用说他们挥舞着“民主”、“人权”的“软力量”(克林顿语)对其他民族颐指气使了。

   没有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不在经济勃兴的同时,开展出色的人文精神和价值体系的创造,并使之化入自己的血肉灵魂之中,作为精神形态的生命线的。这大概就是《易经》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要义所在。还可以举出两个极端的例子。公元前的一千年前,西亚有腓尼基和犹太两个民族比邻而居。前者在地中海的贸易中,通过聪明狡诈的生意经获得巨大财富,甚至在犹太族所罗门国王兴建耶路撒冷圣殿中成为他们的债主,获得他们的割地和劳役。但他们对艺术和科学非常冷漠,“腓尼基的国土是一间没有灵魂的账房。它的灭亡是因为它们把装得满满的财宝箱作为公民自豪感的最高理想”(房龙《文明的开端》中语)。它灭亡之后,除了因贸易方便而发明22个字母,影响了希腊字母、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的产生之外,几乎没有给人类文明留下过其他重要的痕迹。犹太民族则创造了《圣经》中的宗教和文学,以及“爱邻如己”和神授正义的价值观念,影响了几乎整个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本族人民在放逐散居的逆境中,文化血脉一线延续,为人类贡献了丰富的智慧,创造出独特的“犹太奇迹”。人类文明史这些案例告诉人们,重经济而抑人文,或重人文而轻经济,都会造成一个国家民族发展机制上的失衡,或迟或早都会付出民族生命上的代价。文学创作及其批评,作为影响极巨、渗透力极强的精神行为方式,无可推卸地在国家民族的协调发展和长治久安中,负有充实民魂、鼓舞民心、振奋民志的审美责任。它应该以丰富多彩的精神探索和创造,滋润自己的父母之邦的积极想象力、创造欲望、图强意识、忧患情怀,以及对美的执著追求。

   于是我们接触到文学批评的价值观的问题。文学批评既然名曰“批评”,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导向。同时,要对西方式样翻新、价值互殊的批评流派和概念体系,依照中国文化内在需求进行消化、转化和整合,也离不开现代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阐释和重建。价值学(axiology)自19世纪末期德国新康德主义者R.H.洛采起步,中经尼采提出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冲击,到20世纪早期无意识哲学家爱德华•冯•哈特曼著述《价值学纲要》,把这个专门名词用于书名以来,已经超出经济领域而贯串于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政治、法律和习俗诸多领域的关于善或价值的哲学思考。西方的思考随哲学思潮和文学思潮而趋时衍进,各具角度、层面、兴趣和形态,谈价值而存在着相互间的价值质疑和冲突。我们要了解人家的底细,但也大可不必介入某派的具体立场参与撕打,因为中国有现代中国自身的价值学需要广纳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去创建。首先,中国社会、文化、文学在20世纪的现代化百年转型中,存在着世界上众多国家难以比拟的成功与挫折、喜悦与沉痛、收获与废墟,其大起大落、大开大阖之处多带有一种史诗性的力度和风采。历史付出的代价,要以历史性的精神深度辉煌来加以补偿,这种举世罕见的“中国经验”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是任何一种外国现代文化理论都不能代替我们对它的原创性思考的。其次,百年转型中我们已经积累了非常繁富驳杂的外来思潮、观念、范本和其他智慧要素,尤其是近20年跨越中我们又积累了许多经验、争议、困惑、欲望和对文学建设的可能性思考,这些文化资源也有必要进行梳理、辨析、分类、综合,通过理性的把握使之成为我们新世纪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逻辑起点。那种“颠覆”来、“颠覆”去的作法,是破坏的激情压倒建设的理性,到头来也许像狗熊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是一种“熊的思维方式”。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似乎有必要超越“熊的思维方式”,超越90年代以来过分陶醉于“新新”、“后后”、“异类”一类多少有点炒作之嫌的时髦,回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性本位,保持健全而澄静的创新姿态,才能真正重建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生机蓬勃的人文价值,振奋具有大家气象的人文风采。质之高明,是否若此?

   因此,在经济振兴时期重振大国人文风采,已经顺理成章地成为跨进新世纪门槛的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的价值学命题。所谓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重建”,重在一个“建”字,也就是说,它应该有建设性抱负、建设性姿态、建设性思路和建设性理念。这就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出“价值重估”的旗号,具有不同的价值学内涵。“价值重估”之言,来自尼采。那时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从西方输入新的文化思潮观念,瓦解或“颠覆”儒家“文以载道”或“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不适于现代社会的僵硬价值结构,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这种价值学命题在80年前是具有巨大的历史性意义的,尽管先驱者们以运动的方式冲击旧的价值结构之时,对传统文明的现代价值和深度转化关注不够,甚至带有相当程度的对传统文学“妖魔化”的倾向。这是我们在新世纪的文学批评中把“价值重估”变换为“价值重建”之时,不可不辨的。这是由于价值学的命题是具有历史针对性的,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凝固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着的系统。“重”字是带有时间顺序意味的概念,既然要“重估”、“重建”,就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内在逻辑和文化的现实需求。当代文学批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面对不同的历史情境,那时是冰冻三尺,现在是花草繁茂;那时是要开通风气,现在是要培植巨树。我们已经具备足够的中国经验和外来参照,具备丰厚的历史文化和难得的现实机遇,因此在跨进新世纪门槛之际理智而又深刻地理解“价值重建”的命题,建设现代中国具有原创性的人文体系,包括它的概念体系、方法体系和价值体系,已经成为这代理论批评家大有作为的历史责任和事业。

   在思考文学价值重建的时候,我想重申一下“大文学观”。我曾经提出“文学三世说”,认为古代文学采用的是“杂文学观”,20世纪文学借鉴西方学说,确立了“纯文学观”,而在新的世纪之交考察文学进程的内在逻辑和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有必要创造一种“大文学观”。《论语•先进》列举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里的“文学”是文章博学或文献典籍的意思,由此衍生的文史交融、文笔并列的状态,自然是一种杂文学。20世纪输入西方Literature的界说和学理,对传统文学观念起了祛杂功能,终使纯化了的文学具有独立价值,具有不须“附经”或“拟史”的批评标准,具有现代学科形态。这就把中国人厚积于心的审美创新机制在现代性的意义上激活了,开创了中国文学自古未见的新局面。但是自古未见也就自然与自来所见存在着偏离和错位,包括文体发生学、形态学、特质论和功能论上的偏离和错位,尤其是在生命体验和概念体系上的偏离和错位。这种偏离和错位的长期延续,是会不同程度地妨碍和压抑资源丰厚的中国文化潜能的发挥,不同程度地稀释和减弱中国思维优势和审美神韵的弘扬,因而是要或多或少地损害以我为主、兼融中西的大家风范的形成的。因此,既要纠正纯文学观的偏位,又要兼融纯文学观学理上的精审;既要继承杂文学观在知识上的渊博,又要把它的概念体系进行现代性的改造,惟有采取综合性思维,建立中西文化双轴兼备、又能发挥中国文化思维之优势的文学观,这就是继“杂文学观”、“纯文学观”之后的“大文学观”。

“大文学观”主张文学与文化缔缘。对于当代批评而言,它是一种具有世界视野、又具有现代中国特色,加强文化含量和文化深度的批评。它的价值学取向,应该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何为“先进”,何为“方向”,其间有价值存焉。尤其是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强劲,机遇和风险并存。知识和信息借助高新科技手段,迅速而频繁地超国家、超地区传播,许多国家都在考虑着文化主导权或领导权的问题。因为它们面对霸权话语的时候,逐渐增浓了“文化安全”的忧患意识。文化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标志,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我们的文学批评在考察一个文本承续了何种文化思潮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之时,往往对之进行文化身份的指认。“文化基因分析”,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许多有深度的批评文章的关注热点。文化基因的来源、形态、组合方式及其功能,都可以滋生出不少令人感兴趣的话题。那些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文学创造,具有充分的养分来源,因而极具生命力,极有可能生长成参天大树。对于追求文学的大国气象的当代批评而言,它应该于此获得价值重建的重要启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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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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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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