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我们缺少生动活泼的学习环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2 次 更新时间:2015-03-26 14: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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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  

  
教育首先是要培养好公民
王克己:从1949年您就来华中师大的前身中原大学工作,到现在从事教育工作已经65年。在您看来,什么是好的教育?
章开沅:教育首先是要培养好公民。无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人的素质是最为重要的。在目前国家还没消亡的情况下,国家的根基就是公民,所以教育应该把每个人培养成一个好的公民。
王克己:但现在的基础教育以灌输知识为主,高等教育又以就业为导向,涉及公民教育的内容可谓少之又少。您认为当下的教育应该做些什么样的改变?
章开沅:从小学就应该抓紧德育,讲现代社会做人的道理,包括个人与集体,包括与家庭、朋友、社会、国家,如何正确相处,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这至少是一个努力方向,不能等闲视之。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起跑线,不抓好这个起跑线,就有可能让年轻人走上邪路,乃至祸国害民。
王克己:我记得资中筠先生说过,她小时候受的教育就包含公民教育的内容。您比资先生还大几岁,也是在民国时期度过青少年阶段的,能否谈谈当时是怎样的?
章开沅:解放前大学确实有公民课程,中小学好像没有公民课,但也注意公民教育,如公民应有的守法观念与做人准则。国民党掌权后特别加强党化教育,意识形态很强势,有些公民课老师就是国民党党务系统派来的,不学无术,空话连篇,所以学生很反感,逃课者多,就是听课者也敷衍了事。真正起正面作用的,倒是一些好老师、好校长的言传身教。他们爱国敬业,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安于清贫,心无旁骛,诲人不倦,用心血滋润着我们幼稚的心灵,使我们终生受用无穷。记得小学毕业时,教导主任(音乐老师)指挥我们唱毕业歌,即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曲,一开头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正是抗战爆发的1937年夏季,我们热血沸腾,壮志凌云,从那一天起就决定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联结起来。
王克己:如果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这几个阶段大致归为基础教育,您觉得我们的基础教育有什么问题吗?
章开沅:在这五六十年来,基础教育经历了很大变化,我是亲眼看到的。现在的基础教育进入一个新阶段,学生以独生子女为主。独生子女在家是被宠爱的“小皇帝”,但他同时又有孤寂感,因为没有兄弟姐妹,有时候连玩伴都没有,如果父母工作一忙,那就更孤独了。这样会使孩子产生一种什么心理呢?总体来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大家都以自我为中心,那就很容易相互冲撞,引发问题。过去怎么会有同学随便杀害同学的现象呢?现在一个宿舍的同学,很可能会因为一双球鞋有臭味,或者其他小事,而起严重冲突。

   教育不应成为金钱的奴隶
章开沅:我觉得现在基础教育的问题,包含有社会因素、家庭因素,也有人口结构因素,都交集在一起了,目前还是难以解决的。农村有很多留守儿童,是最容易受伤害的群体,很可怜,也很委屈,有一种遗弃感,几个孩子由一两个老人带着。城里的孩子又要参加奥数培训和各种特长培训,既受宠也可怜。
我现在年龄大了,有的人希望我写回忆录,写当年上学的情境。最近我们做了一个电视节目《国立中学》,朱镕基也是国立中学的,他念的是国立八中,我念的是国立九中,唐德刚念的也是八中。我和唐德刚是好朋友,他比我大,年纪跟邓稼先差不多,我读初中时,他们读高中。
我们上学的时候,没有压力。一是因为战争,家长不在身边,没有人盯着;当时新闻媒体没有这么发达,除了公认的大名校外,学校间没什么排名,老师完全是出于职业道德、责任感以及对学生的感情,把学生教出来的。学生之间也不会拿自己的学校和别人的学校比,家长无从要求,大家能够上学,就很高兴,自由自在。
另外,尽管当时生活很艰苦,但衣食无忧,公家全包下来了,并且没有什么休闲消费的可能。大家都没钱,但精神很愉快,充分利用精神消费来享受;买不起书,就是在图书馆或书店看书,阅读很自然地成风了。
我觉得学习的主要动力还是兴趣,求知欲产生于兴趣,产生于好奇心。学生本来应该有好奇心,但现在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我们的教科书和老师的教育方法有欠缺,老师讲课不很吸引人,一讲历史就是让人记年代、地名。历史哪里是这样的呢?历史是最丰富、最生动的,是有生命的。我们现在缺少一个生动活泼的学习环境。
家庭和社会是孩子的第二课堂,要给孩子一个好的风气。但现在社会上的精英是怎样的呢?钱理群讲了一句很刺激人的话:我们的大学特别是名校,培养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用种种美好的外衣包装自己,使别人几乎看不出来,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些学校领导,甚至个别教育部的领导,能说会道,长袖善舞。我多次用长袖善舞形容他们,别人以为我用了一个褒义词,其实它是一个贬义词。长袖就是京戏的水袖,舞起来很好看,但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取悦于人的。
香港为什么过去比较好呢?它靠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现在香港有很多问题,当然有香港自己的原因,有港督的原因,也有我们的原因。在香港违法的,很多是大陆过去的人,他们不知不觉就违法了。曾经有一个很优秀的女研究生,名校毕业,到香港去读博士,送给导师两万块钱,导师害怕了,就告了她。香港人的“讨厌”就在这个地方,很刻板,不讲人情,但这又是他们的优点,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个。比如这位导师,他当然可以选择不收、不举报,但他的法治观念太强了,如果知情不报,他自己不仅会受到道德谴责,也会受到法律意识的谴责,觉得自己违法了。
我觉得这种事情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驱动力的问题。现在市场经济这么发达,怎样把义和利统一起来,是个大问题。那些搞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一是因为有较好的法治,另外还是靠道德自律。正常的市场经济不等于把个人的利益驱动发展到无边无际,成为主宰一切的东西。这些年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提倡教育要为市场服务。我说教育万岁,但市场不能万岁,因为没有市场的时候就有教育,将来这个市场能不能保持下去还很难说,新的分配制度也不是不可能。
教育应该为社会服务,但是教育之所以为教育,是否仅仅为市场经济服务呢?有的领导公开提出要搞“经营教育”,我觉得很可笑。教育不是超世俗的,但不应成为金钱的奴隶、市场的“跟屁虫”。现在从小学开始,就教孩子要出人头地,长大后挣大钱,做大官,这个社会怎么安定得下来呢?每个人都拼命往上奔,想方设法,我讲得可能重了一点——这是很可怕的,不声不响的可怕。最可怕的不是一般人摆脱不出来,而是教育家也摆脱不出来,有一些教育家至今还没有醒过来,包括目前教育改革的领导者与推行者。没有深刻的反思,就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
总的来说,现在的基础教育还是不错的,我说它有问题,主要指公民素质、思想德育方面。现在的小孩在知识和技能等方面都很强,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家境好一点的,从小就可以到处旅游。我总说,老年人不要在自己混得还不错的时候,就把过去讲得很美好。我们那时候是没办法,哪里能学钢琴,我们只能抓蛇,把蛇皮扒下来做胡琴,跟现在差很远。但现在的孩子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做人的问题。不过这也不能怪孩子,他们不是天生就这样的,孩子很多观念都是来自社会,不完全来自学校。

   “我有两个榜样:蔡元培和陶行知”
王克己:您说了这么多问题,能否谈谈您认为的解决之道?
章开沅:首先从家庭教育开始。现在有很多锐意改革的学校都很无奈,认为最大的阻力是家长。
我家旁边就是幼儿园,我发现小学生也有两面性,在学校很顺从,不丢垃圾,但一出校门就变了,到处乱扔垃圾。我想这可能跟家长有关,很多家长自己穿得很漂亮,在家也很讲卫生,但到了外面就随便丢垃圾。
最根本的还是靠社会风气的改变。比如孩子说谎,哪个孩子天生就是这样的?他是受了社会风气的影响。现在连一些政府官员都会说谎,搞教育评估的时候,学校也要说谎,并且是从上到下有组织地撒谎。
我们自己都要反省,儒家讲慎独,但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很多人为了眼前利益而不讲诚信,因为讲老实话就吃亏。大学也是这样,人家都作假,你不作假,人家能评上优秀,而你顶多只能评上良好,你会怎么办呢?但不管怎样,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王克己:我们刚才谈了基础教育,接下来想请您谈谈大学教育。
章开沅:大学教育有很多好的成绩,但我今天主要讲问题。
先不说别的报纸,就说我们的校报,拿过来一看,一片莺歌燕舞,国际一流一眼在望,那还有什么改革的必要呢?真可怕,这是我们大学自己的媒体。
现在学校形势一片大好,看起来天天都在变,日新月异。大学国际化的趋势也很好,这是很自然的,全球化是阻拦不住的,教育部也有这个要求。有的大学已经和国外的大学合作办学了,这是很大的进步。另外,现在新一代的教师都接受了很专业的科学训练,眼界也开阔。从研究条件来说,现在的实验室是过去没办法比的,这些都应该加以肯定。
但大学里真正德才兼备、科技和人文并重的领导人,像杨叔子、李培根这样的,虽然也不少,但还是欠缺一些。再一个,像我们华中师范大学,本来人文学科比较好,但现在很急迫地发展理工科,甚至还要摆脱师范的名字,我对此是有意见的。“师范”没什么坏处,但有些人巴不得把“师范”二字去掉。
王克己:很多大学都在向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
章开沅:而且是重理轻文,偏得太厉害了。讲来讲去,还是大学的人文精神不够,说是以人为本,其实是以官为主导。在学生福利方面,装空调有求必应,伙食越办越好,还会给很多补贴。但大学最需要的是批判精神,教育如果不以批判为导向,那就等于认为社会一切都是好的,我们只要能适应就好了。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我有两个榜样,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陶行知,一个强调学术自由,一个强调走向社会。所谓“走向社会”,就是学校要为社会树立一个好的导向,帮助社会,改变社会,而不是只讲学校为社会服务,不讲批判,不讲导向,也不讲改善。

师生关系的变异
王克己:现在师生关系问题也很严重,在本科阶段,大学老师上完课就走了,给学生的感觉是又熟悉又陌生。到了研究生和博士阶段,理工科的学生都称导师为“老板”,现在文科学生也有这么称呼导师的,师生关系似乎变成了打工关系。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章开沅:客观原因有两条,一是扩招过度,学生太多;二是老师的负担很重,虽然教学负担不算很重,但是科研课题的指标很离谱,一定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多少篇。我认为这两点是大学校风退化的主要原因。
这也跟社会风气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讲,学校的风气应该比社会好,过去有一句话:“学生们毕业了,要到社会上去,要小心社会的大染缸把你染黑了。”但现在哪是这样的?学生一进校门,就开始被染黑,大学里变相贿赂、卖官鬻爵的现象也很多。就连那些重大的科研项目,谁敢把整套运作过程公布出来?我倒是希望参与者把申报的全部过程,都老老实实地公布出来,但这样的人马上就会变成人民公敌。这是既得利益者有恃无恐之处。
我同意钱理群讲的,现在大学里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学一股脑地想成为985工程的院校,连211工程都不满足了。可哪有那么多第一流?都是第一流,谁是第二流呢?我是个很没有志气的人,喜欢自称天生老二,总认为别人比我强,这个比我好,那个也比我贡献大,我是诚心诚意的,因为我首先看人家的优点。但现在有些人老是巴不得别人不行,自己就有机会上去。
我常说,学风应该成为世风的先导,指的就是高层教育机构的大学,必须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准与批判精神,这样才不至于与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同流合污。人们常说,大学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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