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杉:“千里马”、“呆头鹅”与“山居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5 次 更新时间:2021-08-02 13: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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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杉  

  

  

   昱岿面试时,五个伯乐,谁都不认为他会是一匹良驹。

   来自云南蒙自红河学院,彝族,三十出头,在博士入学的考场上,这个来自边疆的、不再年轻的少数民族学生实在没有竞争力,他自然落榜。我记住了他,因为有惦念,我在蒙自度过童年少年,我清楚地记得那里的一切!甚至记得他就职的学校,校门外米线店的鸡汤香,校内道路两排长满了凤凰树,都有了年头,枝干空中相连,开花时撑起满天彩霞。

   日子如江河流水,不停息地涌来。不记得又过了几年,他再一次出现在博士复试环节,这一次,他争取到了“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因为自带指标,录取就不再是问题。遗憾的是,他报考的康健教授,这一年被限制招生了,研究生院新出台的政策,退休前不能带满一届学生的导师不再招生。康老师对我说:“你带昱岿吧,他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时,昱岿不再是一个隐秘的连带,把我拉回一个色彩斑斓、自在悠然的自然世界去,而是一个郑重的托付,一个具体的人走到了我的面前:他的家乡在云南弥勒,他是彝族阿细支,本科就读西南师大,硕士就读北师大,倒是根正苗红,纯正的教育学出身,工作期间到美国访学一年。他是父亲,有个女儿,妻子在城乡结合部的小学教书,上下班都很远。

   我注意到了他眼睛中的热切,他是带着一个完整的世界来到我们面前,那个世界有阿细跳月,有火把节上鼓声与舞步敲打出的节奏;有大山深处的村庄,村外有树林,树林里有神与鬼,有天、地、神、鬼下人的恐惧与希望,有代代口耳相传的禁忌……那是他真实生活中的经验世界。对我而言,遥远的红土高原,虽亲切更陌生,想象远多于真实,因此,我既好奇又抽象地追问:这些符号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随手递给他一本书,彼得·伯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

   夏末蝉声还嘹亮时,昱岿入学了,浑身是汗,还带来一箱蒙自石榴,酸酸甜甜,每一枚都咧着嘴在笑。那时物流还不发达,这千里背来的稀罕物,是我记忆中的美味。我将把他引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身体壮实、性情憨厚,话不多,但心中有数,脑子清楚,每次约谈,都有充分的准备。他研究工作的关键词是identity,族群认同,身份认同,还是文化认同?我们辨析过多次。他肤色黝黑,身上有浓厚的南方少数民族特征。他像一个使徒,抛妻别子,暂停教学与研究,以学徒的身份,做一番艰苦的跋涉,完成一种自我的寻找与确认,也完成一份族群的叙事与代言。

   我知道,这是他的使命。博士生活最初的两年,我们希望他暂时放下这个题目,虽知他念兹在兹,但他必须要为自己的研究打下更深厚、也更宽阔的根基,他也必须走入更大的研究传统中去,再回来看自己的问题。每次见他,不徐不疾,平静向上,每天早起跑步,晚上自习,身形瘦了,弹跳轻盈。我也忘了他的年龄,当他是20出头的同学少年。他不乱读书,但每本书,都读得透彻,能变成养料,滋养自己;虽慢犹快,他的文献研究是最扎实的。学习累了,也见他画过钢笔素描,潦潦数笔,勾出他家乡的风物,生动传神。从未见过他愁苦,或困顿,他很安然自乐。

   我知道他心中是有急切的,每次返乡前后,总找我讨论,去做哪几个村庄的调查,找了哪几户人家,谁有故事谁又寡言;碰了什么灰,又有什么意外之喜。细细碎碎,但也绵密朴素,我不催促他,偶尔提醒两句,耐心地听他讲,抽象的意象慢慢有了具体的模样。要开题了,春夏他和我专题讨论过好几个下午,502教室的黑板上画满了各种概念,逻辑线索。最后,我给了他一个国家权力下的叙事逻辑,以地市、县、镇、村,行政级别不断向下的空间结构中,彝族的教育参与、教育获得与教育理解。这是他的问题意识吗?好像是,又不完全是。他答应得比较勉强,说他需要再想想,再试试。

   2014年暑期他参加了北大斯坦福中心周雪光教授主持的短期课程“Conducting Research in China ”,由斯坦福大学、北大和川大博士生组成。马戎老师希望周老师的研究能关注边疆社会的治理,昱岿的民族和边疆背景正好与此吻合,周老师想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行走,顺便看看昱岿“怎么做田野研究”。课程结束后他陪周老师到云南省弥勒市彝族阿细人聚居区实地转了一圈,查了不少民国时期地方档案,晚上,周老师和昱岿还挤在阿细人家,一边喝酒划拳,一边唱歌跳舞,十几个人,热闹得很。

   秋季再回校时,他提着电脑,还有厚厚的笔记本,兴冲冲地找我,在档案馆,那些发黄的、布满灰尘,少有人翻阅的卷宗中,他找到自己真正的问题。他不是要做一个中央-边陲结构下,一个边地民族的教育参与、社会适应与现代转型的研究,这不是他认同的叙事主题!他要讲一个经受时间沉淀留下来的故事:阿细彝族的学堂教育从哪开始?学校教育这一主河道下面,作为支流的家庭教育、宗教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知识与信仰,品格与劳作,开启民智与匡正民心,在这方真实的土地上,是如何具体地展开?中间有很多滋味饱满的故事,有法国传教士带来的天主教,有国民政府官绅编写的教材,有新中国培养的大批教师,当然,也有死于文革武斗中的神父兼校长——不仅是传教士,也是盗火者,还是播种人。他的研究也在不断挑战我的认知,教育不再仅是一个国家权力下社会建设的基石,它既是民众自己的选择与实践,还是多种文明文化交融理解的实验场:权力的边陲何尝不是新的疆域呢?

   我捧着厚实的论文,细节、材料虽还毛糙,但气象已成:昱岿完成了自己,不只是一份知识探索,更重要的是精神的长成。他以及他生命中的世界,不再是一个让人猎奇的符号,而是一面干净、诚实的镜子:在快速现代化与物欲化的碎片生活,那是一个既自然、又真实的文化的世界。

   昱岿回到了他的家乡,背着包,继续往大山深处走;写作、投稿、申请课题,教学,顺带做点行政与服务,体制内的“青椒”该走的每一步,不再年轻的他也认认真真地做。当然,他也在做体制忽视甚至无视的事情,那是他的天职。

  

  

  

   亚琼是昱岿聪明利索的小师姐,身材小巧,话语伶俐。我一直很疑惑,她的气场何以强大?以至同学们称她为“女王”。

   女王是北大典型的平民学生,本科毕业于历史系。我同样疑惑,她毕业时为什么不直接读研,却先在学校后在校外教育机构代课谋生?在我的课程中,她研读深入,课堂讨论与论文写作,每每能抓住要点,清晰透彻。她天赋好,且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是个好苗子,我对她有些许的期待。但她课余总是很忙,见不到人影,再问,仍在校外兼课,教英语语法。我多少有些遗憾,好好的一个姑娘,大好年华,干嘛要急着去挣钱?

   硕士二年级的一天,她认真地来找我:老师,我忙完了,可以安心回来了,您带我吧!她把所有的课程论文都发给我看,应该说,每一篇都优秀,或视角别致,或思考独到,或材料翔实,聪慧如她,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坦率地说,对她这样心思主动、头脑明白的学生,我这个导师并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我把梅贻琦的“从游”挂在嘴边,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我有自己的研究,既不需要她做什么,也就由任她自己去探险了。直博、综合考试、开题,她的学业,我并没有太操心。

   她不时跑来和我聊天,我们一起聊家常的时间远甚于谈学问。我慢慢知道,她来自山西阳泉,她从矿区的学校毕业,中学并没有什么课外书。但是,有限的课本中的每个知识点,包括脚注,都梳理得清清楚楚,不仅记得牢,还能推理,也会运用,这培养了她深入钻研的能力。家就在矿区,父母都在“矿上”工作。“资源枯竭”这个概念,在她成长中,是父母亲朋中切切实实的困顿。我也疑惑,黄土高原灰蒙蒙的小城,怎么长出这么一个轻盈伶俐的精灵,既心思高远,又朴素无华。

   暑假前的一天,她很高兴地说,要回去帮妈妈验收新房了。这时,几年前的疑惑才解开,家里买房,作为长女,她出了十万元。她打工攒的钱,同学给她凑的钱,直到她基本把借的钱还完时,才来找我申请读博士。我眼圈红了,10万元!她要当多少次家教?要讲多少节课?在路上,跑来跑去要花多少时间?她从来也没有抱怨过,笑眯眯的,轻盈伶俐,读书恋爱,好像什么也没耽误,好像命运很眷顾她。我认真地看着她,这轻盈是能负重的,说她伶俐,实为通透,她的脚稳稳地踩在地上。

   暑假后,她平静地回来了。我拉着她,不停地问:新房好吧?妈妈高兴吧?她沉默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跟我说:老师,房子没能验收。

   怎么回事?中间是个曲折的故事,母亲和姑妈家一起去买房,把钱交了,拿回一纸契约。在一家人的热望中,房子从图纸变成角角落落都仔细设计好的家。最后去拿钥匙时,才知道几年前姑妈家的儿子就拿着两个老太太的签名,把房号退了,取了钱消失了。

   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怎么办?报警了吗?追查了吗?

   表兄早消失了,也不知死活。姑妈一家也受损,他们也很愧疚。能怎么样?都是亲戚。

   亲情中的欺骗,父为子隐后的善良,隐忍中的声誉担忧,故事充满多重伦理张力。她点到,我没有说破,我不敢看她。过一会儿,她笑着安慰我:也有好消息,爸爸妈妈复合了。家还在,亲人也还在。

   我抱住她的肩,是我快要倒下了。我感受到她的挺拔昂扬,她强大的气场来源于她活得有根有源,有情有意;有理有据,也有取有舍。她尊重生活中的常情与常识,她的精神又不局限于此,这些厚重的情与理,既牵绊她,也滋养她,这就是她的力量。

   不久,她收拾好行装,带着研究中的困惑,到芝加哥访学去了。

   我的意象中,亚琼像一只小鹿,常在湖边跳跃着,奔跑着。

   广宇是学霸,她像时钟一样精准,每天早上7点30,准时走进学院大楼。

   广宇毕业于北京四中,一心想当中学老师,却没能进师范大学;因为高分,不能从心所愿学教育,而是在北大信科,学了四年软件。四年里,常参与教育学院知行社的活动,成为知行社的骨干,硕士自然转了教育,也成了知行社的社长。

   广宇个子很高,有1米78,却不善打篮球;她身形笔直,背着书包,肩与手摆幅都很小,步子却不碎,远看像静静地飘移过来的一根竹竿。广宇很热忱,却很安静;她做很多事,但少喧哗。

   有一年春夏,我带着她,每周都用一个下午,去北五环外的肖家河,那有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做问卷、做访谈,做观察;还外出家访,在垃圾场后面,在夜晚的棚户区,找晚回家的父母。

   记得教室的窗户是破的,每个班10多20个学生,乱哄哄的;学校有常驻的老师,来自河南,也不是师范毕业,不知什么二本、三本院校毕业,在北京漂着,在这个老师看来,教书与商场售货,没什么区别;她在托老乡,想跳槽,卖楼去。学校的老师走马灯式的,换来换去,短则三二月,长则一学期,一学年。

就这么一个勉强维持的打工子弟学校,常有附近高校的大学生来做志愿者,零星上点课,间或做个讲座,或像我们一样填写一些问卷,他们来都出于自己的目的,或者满足好奇,或者感动自己,或者填写履历。五十步笑一百步,我们不过长性一些,更有耐心一些,更想真正知道他们生活的逻辑。但是,他们仍然是对象化的“他们”,我们变不成他们,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我们可以给他们什么,或者他们能给我们什么。我把那项研究,最后做成了一项常规工作,没有太多激情,只是附近的一个田野,一扇打开的窗,持续观察另一群体的教与养,欢喜与麻木。那一片现在已经是北大肖家河教师生活园区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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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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