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杉:“千里马”、“呆头鹅”与“山居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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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杉  


昱岿面试时,五个伯乐,谁都不认为他会是一匹良驹。

来自云南蒙自红河学院,彝族,三十出头,在博士入学的考场上,这个来自边疆的、不再年轻的少数民族学生实在没有竞争力,他自然落榜。我记住了他,因为有惦念,我在蒙自度过童年少年,我清楚地记得那里的一切!甚至记得他就职的学校,校门外米线店的鸡汤香,校内道路两排长满了凤凰树,都有了年头,枝干空中相连,开花时撑起满天彩霞。

日子如江河流水,不停息地涌来。不记得又过了几年,他再一次出现在博士复试环节,这一次,他争取到了“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因为自带指标,录取就不再是问题。遗憾的是,他报考的康健教授,这一年被限制招生了,研究生院新出台的政策,退休前不能带满一届学生的导师不再招生。康老师对我说:“你带昱岿吧,他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时,昱岿不再是一个隐秘的连带,把我拉回一个色彩斑斓、自在悠然的自然世界去,而是一个郑重的托付,一个具体的人走到了我的面前:他的家乡在云南弥勒,他是彝族阿细支,本科就读西南师大,硕士就读北师大,倒是根正苗红,纯正的教育学出身,工作期间到美国访学一年。他是父亲,有个女儿,妻子在城乡结合部的小学教书,上下班都很远。

我注意到了他眼睛中的热切,他是带着一个完整的世界来到我们面前,那个世界有阿细跳月,有火把节上鼓声与舞步敲打出的节奏;有大山深处的村庄,村外有树林,树林里有神与鬼,有天、地、神、鬼下人的恐惧与希望,有代代口耳相传的禁忌……那是他真实生活中的经验世界。对我而言,遥远的红土高原,虽亲切更陌生,想象远多于真实,因此,我既好奇又抽象地追问:这些符号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随手递给他一本书,彼得·伯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

夏末蝉声还嘹亮时,昱岿入学了,浑身是汗,还带来一箱蒙自石榴,酸酸甜甜,每一枚都咧着嘴在笑。那时物流还不发达,这千里背来的稀罕物,是我记忆中的美味。我将把他引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身体壮实、性情憨厚,话不多,但心中有数,脑子清楚,每次约谈,都有充分的准备。他研究工作的关键词是identity,族群认同,身份认同,还是文化认同?我们辨析过多次。他肤色黝黑,身上有浓厚的南方少数民族特征。他像一个使徒,抛妻别子,暂停教学与研究,以学徒的身份,做一番艰苦的跋涉,完成一种自我的寻找与确认,也完成一份族群的叙事与代言。

我知道,这是他的使命。博士生活最初的两年,我们希望他暂时放下这个题目,虽知他念兹在兹,但他必须要为自己的研究打下更深厚、也更宽阔的根基,他也必须走入更大的研究传统中去,再回来看自己的问题。每次见他,不徐不疾,平静向上,每天早起跑步,晚上自习,身形瘦了,弹跳轻盈。我也忘了他的年龄,当他是20出头的同学少年。他不乱读书,但每本书,都读得透彻,能变成养料,滋养自己;虽慢犹快,他的文献研究是最扎实的。学习累了,也见他画过钢笔素描,潦潦数笔,勾出他家乡的风物,生动传神。从未见过他愁苦,或困顿,他很安然自乐。

我知道他心中是有急切的,每次返乡前后,总找我讨论,去做哪几个村庄的调查,找了哪几户人家,谁有故事谁又寡言;碰了什么灰,又有什么意外之喜。细细碎碎,但也绵密朴素,我不催促他,偶尔提醒两句,耐心地听他讲,抽象的意象慢慢有了具体的模样。要开题了,春夏他和我专题讨论过好几个下午,502教室的黑板上画满了各种概念,逻辑线索。最后,我给了他一个国家权力下的叙事逻辑,以地市、县、镇、村,行政级别不断向下的空间结构中,彝族的教育参与、教育获得与教育理解。这是他的问题意识吗?好像是,又不完全是。他答应得比较勉强,说他需要再想想,再试试。

2014年暑期他参加了北大斯坦福中心周雪光教授主持的短期课程“Conducting Research in China ”,由斯坦福大学、北大和川大博士生组成。马戎老师希望周老师的研究能关注边疆社会的治理,昱岿的民族和边疆背景正好与此吻合,周老师想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行走,顺便看看昱岿“怎么做田野研究”。课程结束后他陪周老师到云南省弥勒市彝族阿细人聚居区实地转了一圈,查了不少民国时期地方档案,晚上,周老师和昱岿还挤在阿细人家,一边喝酒划拳,一边唱歌跳舞,十几个人,热闹得很。

秋季再回校时,他提着电脑,还有厚厚的笔记本,兴冲冲地找我,在档案馆,那些发黄的、布满灰尘,少有人翻阅的卷宗中,他找到自己真正的问题。他不是要做一个中央-边陲结构下,一个边地民族的教育参与、社会适应与现代转型的研究,这不是他认同的叙事主题!他要讲一个经受时间沉淀留下来的故事:阿细彝族的学堂教育从哪开始?学校教育这一主河道下面,作为支流的家庭教育、宗教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知识与信仰,品格与劳作,开启民智与匡正民心,在这方真实的土地上,是如何具体地展开?中间有很多滋味饱满的故事,有法国传教士带来的天主教,有国民政府官绅编写的教材,有新中国培养的大批教师,当然,也有死于文革武斗中的神父兼校长——不仅是传教士,也是盗火者,还是播种人。他的研究也在不断挑战我的认知,教育不再仅是一个国家权力下社会建设的基石,它既是民众自己的选择与实践,还是多种文明文化交融理解的实验场:权力的边陲何尝不是新的疆域呢?

我捧着厚实的论文,细节、材料虽还毛糙,但气象已成:昱岿完成了自己,不只是一份知识探索,更重要的是精神的长成。他以及他生命中的世界,不再是一个让人猎奇的符号,而是一面干净、诚实的镜子:在快速现代化与物欲化的碎片生活,那是一个既自然、又真实的文化的世界。

昱岿回到了他的家乡,背着包,继续往大山深处走;写作、投稿、申请课题,教学,顺带做点行政与服务,体制内的“青椒”该走的每一步,不再年轻的他也认认真真地做。当然,他也在做体制忽视甚至无视的事情,那是他的天职。



亚琼是昱岿聪明利索的小师姐,身材小巧,话语伶俐。我一直很疑惑,她的气场何以强大?以至同学们称她为“女王”。

女王是北大典型的平民学生,本科毕业于历史系。我同样疑惑,她毕业时为什么不直接读研,却先在学校后在校外教育机构代课谋生?在我的课程中,她研读深入,课堂讨论与论文写作,每每能抓住要点,清晰透彻。她天赋好,且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是个好苗子,我对她有些许的期待。但她课余总是很忙,见不到人影,再问,仍在校外兼课,教英语语法。我多少有些遗憾,好好的一个姑娘,大好年华,干嘛要急着去挣钱?

硕士二年级的一天,她认真地来找我:老师,我忙完了,可以安心回来了,您带我吧!她把所有的课程论文都发给我看,应该说,每一篇都优秀,或视角别致,或思考独到,或材料翔实,聪慧如她,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坦率地说,对她这样心思主动、头脑明白的学生,我这个导师并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我把梅贻琦的“从游”挂在嘴边,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我有自己的研究,既不需要她做什么,也就由任她自己去探险了。直博、综合考试、开题,她的学业,我并没有太操心。

她不时跑来和我聊天,我们一起聊家常的时间远甚于谈学问。我慢慢知道,她来自山西阳泉,她从矿区的学校毕业,中学并没有什么课外书。但是,有限的课本中的每个知识点,包括脚注,都梳理得清清楚楚,不仅记得牢,还能推理,也会运用,这培养了她深入钻研的能力。家就在矿区,父母都在“矿上”工作。“资源枯竭”这个概念,在她成长中,是父母亲朋中切切实实的困顿。我也疑惑,黄土高原灰蒙蒙的小城,怎么长出这么一个轻盈伶俐的精灵,既心思高远,又朴素无华。

暑假前的一天,她很高兴地说,要回去帮妈妈验收新房了。这时,几年前的疑惑才解开,家里买房,作为长女,她出了十万元。她打工攒的钱,同学给她凑的钱,直到她基本把借的钱还完时,才来找我申请读博士。我眼圈红了,10万元!她要当多少次家教?要讲多少节课?在路上,跑来跑去要花多少时间?她从来也没有抱怨过,笑眯眯的,轻盈伶俐,读书恋爱,好像什么也没耽误,好像命运很眷顾她。我认真地看着她,这轻盈是能负重的,说她伶俐,实为通透,她的脚稳稳地踩在地上。

暑假后,她平静地回来了。我拉着她,不停地问:新房好吧?妈妈高兴吧?她沉默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跟我说:老师,房子没能验收。

怎么回事?中间是个曲折的故事,母亲和姑妈家一起去买房,把钱交了,拿回一纸契约。在一家人的热望中,房子从图纸变成角角落落都仔细设计好的家。最后去拿钥匙时,才知道几年前姑妈家的儿子就拿着两个老太太的签名,把房号退了,取了钱消失了。

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怎么办?报警了吗?追查了吗?

表兄早消失了,也不知死活。姑妈一家也受损,他们也很愧疚。能怎么样?都是亲戚。

亲情中的欺骗,父为子隐后的善良,隐忍中的声誉担忧,故事充满多重伦理张力。她点到,我没有说破,我不敢看她。过一会儿,她笑着安慰我:也有好消息,爸爸妈妈复合了。家还在,亲人也还在。

我抱住她的肩,是我快要倒下了。我感受到她的挺拔昂扬,她强大的气场来源于她活得有根有源,有情有意;有理有据,也有取有舍。她尊重生活中的常情与常识,她的精神又不局限于此,这些厚重的情与理,既牵绊她,也滋养她,这就是她的力量。

不久,她收拾好行装,带着研究中的困惑,到芝加哥访学去了。

我的意象中,亚琼像一只小鹿,常在湖边跳跃着,奔跑着。

广宇是学霸,她像时钟一样精准,每天早上7点30,准时走进学院大楼。

广宇毕业于北京四中,一心想当中学老师,却没能进师范大学;因为高分,不能从心所愿学教育,而是在北大信科,学了四年软件。四年里,常参与教育学院知行社的活动,成为知行社的骨干,硕士自然转了教育,也成了知行社的社长。

广宇个子很高,有1米78,却不善打篮球;她身形笔直,背着书包,肩与手摆幅都很小,步子却不碎,远看像静静地飘移过来的一根竹竿。广宇很热忱,却很安静;她做很多事,但少喧哗。

有一年春夏,我带着她,每周都用一个下午,去北五环外的肖家河,那有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做问卷、做访谈,做观察;还外出家访,在垃圾场后面,在夜晚的棚户区,找晚回家的父母。

记得教室的窗户是破的,每个班10多20个学生,乱哄哄的;学校有常驻的老师,来自河南,也不是师范毕业,不知什么二本、三本院校毕业,在北京漂着,在这个老师看来,教书与商场售货,没什么区别;她在托老乡,想跳槽,卖楼去。学校的老师走马灯式的,换来换去,短则三二月,长则一学期,一学年。

就这么一个勉强维持的打工子弟学校,常有附近高校的大学生来做志愿者,零星上点课,间或做个讲座,或像我们一样填写一些问卷,他们来都出于自己的目的,或者满足好奇,或者感动自己,或者填写履历。五十步笑一百步,我们不过长性一些,更有耐心一些,更想真正知道他们生活的逻辑。但是,他们仍然是对象化的“他们”,我们变不成他们,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我们可以给他们什么,或者他们能给我们什么。我把那项研究,最后做成了一项常规工作,没有太多激情,只是附近的一个田野,一扇打开的窗,持续观察另一群体的教与养,欢喜与麻木。那一片现在已经是北大肖家河教师生活园区了。

广宇总走在我身边,或前或后;新遇到的观察点,或问题线索,她总能迅速、准确地更新访谈提纲,或问卷项;每次家访前,她细致地买好礼物,约好时间,查好地点,告诉我乘车路线,或者给我导航。我们话不多,但很默契;在做具体事上,我信任她胜过我自己。

和她在一起时,我就在想,有一天,我要专题写一篇北大的理想主义者,以广宇为典型。她活在自己的理念与热情中,目不斜视,专注向前。她乐于燃烧自己,她的热情该如何落地呢?

广宇毕业要做什么呢?她毫不动摇,要做中学数学老师。我快速地帮她做起规划,到哪所重点学校,拜哪位特级教师为师,如何成为教学名师;再读在职博士,从教学走向卓越的教育实践家。

广宇坚持,她想到普通中学,教初中数学。

我一脸懵然,为什么到普通中学?那是一个成长的好平台吗?谁来引导、托举你?中学日常的琐事、繁重无聊会像泥浆一样把你淹没,让你窒息!我既苦口婆心,又严厉恐吓。

她轻轻地说:我还是想试试,重点中学有很多优秀的老师,学生都很聪明。普通初中的孩子,能学好数学,困难但重要,我希望帮助他们。

这是我和她的分歧,她希望到最需要她的地方去;我希望她到最适合成长的地方去。

研究生最后一年了,别的同学忙着面试、政审、签约;她还是7点30到516教室,晚关门才离开,心安神宁,修改完论文。找了一所普通中学,去顶岗上课实习了。

过了两周,我再见她,嗓子全哑了,说不出话来,神色有些沮丧。半大的孩子太闹了,维持班级纪律是件大难事。

你要泼辣点,不能这么文静!我恨不得替她大声说话。

又过了一个多月,她回来了,人更瘦了,更像一根竹竿。她放弃了中学的教学。

孩子并不都是天使,不仅带着知识与爱心去,也要带上鞭子和纪律去。广宇不晓得怎样才能在一帮顽童前树立自己的权威,她头脑里体系性的数学知识,巧妙地解题技法,没有机会一一施展出来,她也没给自己时间来一点点重建信心。这个不短的教师梦像五彩的肥皂泡,一阵风就吹灭了。

维柯大致有这样一个说法,愚人既不关心最高的真理,也不关心较低的真理,他活在自己的臆想中,品尝盲目轻率的苦果;聪明的文盲只关心较低的真理,生活里的道理也能让他踏实;不审慎的学者从最高真理出发,用普遍性、一般性来推论特殊性,他不断地跌跤;智者从最低真理引申出最高真理,在生活实践的曲折中不断体认最高的真理。

亚琼行稳致远的力量感,来源于她带着生活的道理,去探究更高的真理;广宇持有纯正的理想主义,但真实生活的复杂性与具体性,她还需要更多的磨砺。我实在不忍心把“呆头鹅”贴在广宇身上,裴斯泰洛齐用“呆头鹅”指那些患有“智疫”者,头脑为偏见所迷惑,失去了感受现实的能力;“呆头鹅”傲慢得不愿意认真看清现实,活在空洞的观念世界中。广宇是谦逊的,她需要接受生活的复杂,成长的曲折与不如意,需要融通书里的道理与生活的逻辑。

如今,她是一个优秀的出版人,不时推出重要的书,安静的她成为“精神太平生活的捣乱分子”——科塞对知识分子的经典定义。广宇的本质,是个知识分子,——这个校园曾经盛产的物种,如今却成了褒贬参半,常被戏谑的角色。

孑然一身,特立独行。



他们都是十年前的学生了。十年后,身边学生的性情,有了不少变化,这一茬更精致了。竞争更激烈了,搁在今天,以昱岿的笨、亚琼的苦、广宇的傻,他们应该走不进来了。

洁琼把自己的微信名改为“山居猪”,心怡陪她,也将自己称为“呆头鹅”。这是她们的自怼与互怼,当然,如此清奇的用语,算我赠送给她们的。

他们被要求读越来越多的书,也越来越快地读书,各种理论、各种概念,如过江之鲫,却认而不识,相识却不相知。我忍不住说,你总要捉住一尾,仔细玩味,把它真正变成你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多是出自“归纳”的中层理论,重要的是借着理论或概念,将它如泡茶一样,真正泡开,品尝其中的滋味,变成自己的养料:还原研究的现场,和研究者并肩,去体察他的目光,琢磨他的心思,他定性的事件,分析的人性,揭示的结构,一个好研究是有生命的,真正走进去,才能激活自己的经验或触觉。这些都需要深度研习,反复咀嚼。时间匆忙,常浮皮潦草,隔着距离,张望两眼,留个似是而非的印象——好像读过。多遗憾啊!既碰不到你喜欢的,一见如故,心心相映,得其妙趣;或者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好的研读分明是精神探险,心智的成长如春笋拔节,有困惑,有痛苦,才有通透的痛快!而不是温吞吞的,端着架子,带着面具,用抽象或空洞的言语,不知在处理什么问题。无分辨,无喜恶,也无鉴赏,只是把它们作为硬币,或胡乱揣在兜里,或像书架一般齐整地摆放在脑子里,需要时,将其作为理论工具,生硬地搬出来。

他们也被要求掌握更多的、更高超的技法,熟悉学术生产线的各个环节,高效、出活。我们能不只是培养学术技工或学术巧匠?我们能否真正去呵护、养育有精神、有学养,身体与灵魂都健康的人?这却是困难的。

我这个导师,也不想混成一个“工头”:接活,分派、监工,验收,补缺,再交差。我仍然相信,教育中最重要的创新是塑造新人,人文主义者白壁德用化合作用来比喻,是传神的,知识、情感与习性要化合成稳定的性格,这个过程同样需要强悍的意志!化合过程并非仅是春风化雨——欣欣然自然生长。

这一代——吃了太多速成食品、成长被按了加速键,看似饱满光鲜,他们如何经受这番磨砺!零碎或系统的知识,笨拙或娴熟的技法,都需要他将自己,朴素地、本分地放进去,不仅是短时的激情或幻想,更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甚至一定的放达——得之坦然,失之淡然。他们必须走出设计精致、控制严格的喂养流水线,才可能有真正的成长,他们需要成就自己的性格,——“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内在坚定性。

在人生菜单上,有太多可以不负责任的选择,浅尝辄止、“用户友好”消费体验,什么是真正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内在坚定性?进入研究选题,我总在问:你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有研究对象,甚至有研究路径,却没有研究问题。看似提出的问题,不过是研究的形式问题,少有心智的紧张与困惑。再追问急了,学生委屈地说:老师,您不理解我们的困难!给我们范文,给我们模板,我们就有路径可循。

我妥协,再进入研究问题时,顺带也问:你的研究范例是什么?这是他们搭建自己作品的脚手架。从终端开始,逆推过程,步步分解,有序进行——自幼就是各类考试的赢家!他们能迅捷、准确地找到答案,提出问题却是困难。

能不循路径,向未知提问,是需要勇气的;向自己提问,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真诚;甚至也不仅是真诚,它需要生命的困顿。常说理论研习培养社会学的想象力,对从未离开家门校门的他们,更需要培养社会科学研究的感受力,进入具体社会情境、捕捉复杂社会事实的敏锐性。这感受力又从何而来?回到“山居猪”的典故。

洁琼天资聪颖,四岁就钻进小学,刚过16岁就进了北大法学院,22岁开始进入博士研究。在理工科,应该也算神童。然而,她做的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教育学科。这三四年,我们在持续跟踪北大本科毕业生质量研究,她是当之无愧的首席课题“CEO”,问卷设计、访谈计划、报告撰写、时间控制、任务分配、人员协调、礼物准备、财务发放,她一手打理,轻轻松松,也清清爽爽。

真正进入论文研究,她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她没效率吗?项目研究已经证明她是一个行政高手;她不投入、没有激情吗?她作了近百个案例,少则一二个小时,长则三四个小时,她和不少访谈同学成为好友、知己,“小丁姐”在几届毕业生中小有名气。她不真诚吗?她没有问题意识吗?正是因为她有成长之困、成长之惑,她才能真正走进北大同学的故事中,分享他们的成长。如此多的材料,这发酵、转化、提炼自然不容易,但她显然还缺了什么。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她需要跳出来,站在外面,再来看这个群体。你写出来的是寓言,而不是碎片的故事!就像看富春山居,要察山形地貌,要知气候物种,这些都了然于心,再聚焦山居中的农舍,农舍里的小猪,这小猪才是有意涵的——这个“梗”就这么慌不择言地跑了出来,又被她们抓住。

走出自己就不容易,更何况置身自己的时代之外,再来审视!她尝试用不同的理论视角,如同搭设天梯,既能跃身鸟瞰,又能俯察细微。从大处来看,他们是全球化的一代,他们出生时中国刚好加入WTO,他们的成长深度卷入全球化;他们是后匮乏的一代,物质的丰裕、消费的旺盛主导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是网络时代的“原著民”;就具体而言,他们还是“四二一”家庭结构中的独生子女,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下的学习者或者消费者……这层层标签,如同俄罗斯套娃,结构性地嵌套着,可是落笔在具体的人、事,乃至群体的面目时,能画其形,却无其神,更难捕捉其韵味。她迟迟下不了笔。

恰好《北京高教》约稿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学生角色演变,我让她来撰写,想让她沿着切实的制度路径,往远处多走几步,再来回望。

老师、老师,您那一代一上大学就是“公家人”,是“国家干部”啊!她语速急促、声音高亢,眼睛闪亮、满脸通红。

我被她的神情逗笑了:又不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啊,你不是早做过文献梳理吗?

我读了,但没把它和我自己、我自己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啊!

这是认而不识,认识但不熟悉啊,她的神情是真正的、甚至是惊讶的“识知”!我耐心地解释开来,我们一接到通知书,就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转户口,吃皇粮,户口转走就像剪断与父母的脐带,真正断乳,我们是国家的人了!国家既抽象,又很具体,它就是学校、专业、岗位,国家像全能的父亲,安排好了我们的一切。

所以,五六十代的大学生,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是到祖国最精彩的地方去!你们呢?“蛋蛋”后们,到世界最精彩的地方去?到自己最向往的地方去?还是到父母最希望你们去的地方去?或者随便被命运抛掷到哪个犄角旮旯?

我突然愣住,我理解了她的惊讶,我也惊讶地“识知”了他们——教育消费下的中产阶级孩子们:所走的每一步,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是家庭经年累月、心力、智力与财力的结晶。国家退隐,家庭被推到最前面。我也突然想到,从事本科招生与教学的同事吐糟:你不觉得学校是在教一个孩子,很多精力是在与父母、家庭打交道,他们的父母虽隐身,却无时不在;你也不觉得是在训练自己的学徒、挑选自己的继承人,而只是在教“别人家的孩子”。

“山居猪”,准确地说,父母的“掌上明珠”们,怎么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人生,活出自己的样子?洁琼的论文,提出了这些问题。论文真正写就,需要她更长的生命历程、更艰苦的精神探索。珍珠是大海之子,它栖身于贝壳,沉隐于海深处,大海的潮汐、泥沙的洗刷,化育成珍珠的光亮。他们的人生还未真正开始,他们必须走出去,在时代的潮汐中,大浪淘沙。



我一直有些后悔,亚琼最初选题时,有一个备选是商学院学生的文化资本与惯习,被我否定了。我只关注到“文化资本”,一个似是而非,却众声喧哗的热点问题,我不想让她平庸于合唱。多年后,我才醒悟,“惯习”被不恰当地忽视了,只有把“惯习”真正揭示清楚,“文化资本”才不会沦落为一个空泛的、标签化的概念。而“惯习”是教育的根本,一个身份群体挑选与培育“继承人”时,无论挑选时玄妙的“本体性契合”,还是日后严格训练出的习性,无论是笼统冠名的“身心状态”,还是细微可察的“趣味相投”:共同的价值,共同的标准,共同的趣味,惯习是人对人的影响,是“学而时习之”的“习”——自主的、反复的练习打在身体上、生命中的烙印。教育真正磨砺人的惯习,培植人的性情,而人的性情、一代人性情,一国民众的性情,决定制度真正的血脉气息。我们的教育涵养何种惯习,既潜移默化,又立竿见影地决定着社会的好与坏、民族的盛与衰。

幸好亚琼又回到“惯习”,她所供职的华中科技大学,是中国信息技术的前沿,她着手研究信息工程技术的研究生教育培养何种惯习。他们究竟养成什么惯习,这是“中国制造”提升为“中国创造”的关键。原本计划一月到北京来,仔细开题论证,新冠病毒打乱了一切。

这个黑色的二月!没有一个冬天过不去。我们既能走进这个时代,我们也能走出这时代。

2020年2月5-7日

写于北京漫天大雪、全国病毒肆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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