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贝德士文献》述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8 次 更新时间:2018-05-05 14:00

进入专题: 《贝德士文献》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章开沅  

提要:《贝德士文献》是美国传教士、著名历史学家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搜集整理、著述编撰及与之相关的资料总汇,现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该文献共131盒1162卷,分为通信、中国札记与资料、《基督徒奋进在中国社会》书稿、中国著名基督徒文献、其他札记与资料、本人著作、教学资料、私人要件与言行录8个类别。该文献不仅以传教士信函、报告、照片等形式详尽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种种暴行,为南京大屠杀历史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而且保存有大批关于中国基督教历史的文献、索引和手稿,继承并超越了赖特烈的基督教史研究路径,对于推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贝德士文献》也是贝德士一生献身学术、孜孜以求、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崇高人格的真实写照,是研究贝德士本人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源。


关键词:《贝德士文献》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在研究已经故去的业师、金陵大学历史系的创办者与任职30年的资深教授贝德士博士,而且主要是利用收藏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卷帙浩繁的《贝德士文献》。现在我的精力与视力都难以继续从事此项研究了,因此略作文献介绍借以引发更多年轻学人兴趣,期望有若干志趣相近者充分利用这批宝贵资料。


一、贝德士其人其事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897年5月28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纽华克(Newark),这是一个中西部内地小城镇,居民善良质朴而略有古风。贝德士的父亲Miner Lee Bates是一位学者型新教牧师,在当地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曾长期担任哈莱姆学院(Hiram College)院长。贝德士就近在父亲的学校读本科,品行端庄,学习勤奋,曾多次获得全校演讲比赛奖项。19岁毕业并获得罗兹(Rhodes)奖学金,去牛津大学攻读历史。


1916年暑假以后,贝德士独自远行前往牛津留学。当时欧战炮火正烈,牛津学生报名从军者非常踊跃,一批一批奔赴前线,不少人英勇牺牲在战场。贝德士虽然是美国人,但也在这股热潮下投笔从戎,于1917年离开牛津,作为基督教青年会(YMCA)干事前往近东。稍后又正式入美军服役,曾经到过印度、美索不达米亚等地,虽然没有直接作战,但已经受多方面艰苦锻炼,并且大大开阔了眼界,增添了不少社会阅历。


欧战结束后,贝德士重返牛津勤奋攻读。先是在近代史荣誉研究院获学士学位,随后又增修政治学与通史两类课程,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暑假回到美国,并且被基督教联合布道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授予传教士资格,派遣到中国工作。


贝德士于1920年夏秋之间到达南京,头一年在金陵大学华言科(Nanking Language School)学习中文,贝德士这个中文姓名大概就在此时启用。学习中文期间贝德士与同时前来女子文理学院任教的Lilliath Robbins女士相识并相爱,两年后成为夫妇。贝德士于1921年秋季在金陵大学正式任教,起初是在政治系任教并兼任主任教士,1924年历史专业从政治系脱离并独立成系,贝德士又担当系主任,一手经理各项创办事宜。在国民革命与民族主义浪潮猛烈冲击下,金陵大学与其他教会大学一样加快了“中国化”的步伐。1927年11月,陈裕光在“南京事件”之后出任金陵大学校长,更为重视加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并于1930年利用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遗产基金30万元创建中国文化研究所。贝德士热情协助李小缘等中国学者,积极参与此项工作,承担“中国统一政治之形成——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概观”专题研究,并且编撰《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于1933年作为该所丛刊之一正式出版。从1927年到1937年,金陵大学稳步健全发展,历史系的师资、教学与研究都随之相应趋于完善,且于1936年率先成立史学研究部,明显提高了学科层次,其中也包含着贝德士十多年的劳绩与心血。


除认真教学、研究并参与其他学校工作及社会活动外,贝德士还抓紧充实自己。1934~1935年,他曾作为洛克菲勒学者前往美国进修。1935年在耶鲁大学完成关于“公元前221~88年中国历史”的毕业论文并取得博士学位;同时还曾在哈佛大学研究学院学习日文与俄文,这两种语言对于他以后研究亚洲问题很有裨益。1936~1941年间,他曾七次访问日本,代表基督教教会并利用当地资料研究亚洲现状、日本社会状况及政府政策。从贝德士遗稿中可以看出,他是较早也较清醒地向国际社会发出日本军国主义必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警报的少数美国学者之一。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金陵大学西迁成都。当时还滞留在日本的贝德士奉学校当局之命,历尽艰难穿过日军战线返回南京,以副校长名义全面负责留守校产。南京沦陷前后,他是南京难民区委员会(Nanking International Safety Zone Committee)的骨干与主席。南京大屠杀期间,贝德士与许多中外基督徒一起,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做了大量保护与救济难民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贝德士继续在金大(1946年迁回南京)等校教书,并且赢得同事与学生更大的尊敬。1946年7月29日,贝德士出席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的审判。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目击者,他以无可辩驳的亲身见闻与实地调查资料,证实与指控了日军大肆杀戮、抢劫与奸淫等万恶罪行。他那掷地有声的证词已经被收入东京审判记录,并被当时许多报刊所传播。


1950年,由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贝德士返回美国,此后一直在纽约协和神学院(The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任教,并参加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有关学术活动。1965年退休以后,长期从事《基督徒奋进在中国社会》(The Protestant Endeavour in China,1900-1950)这一巨著的撰写工作。迄至1978年秋猝然病逝,他穷尽13个寒暑,为我们留下约1000种书刊、报纸的摘录和复印资料,还有3800页工作笔记。这批珍贵资料,连同他生前保存的日记、函电、其他手稿等各种文献,全部收藏于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这些书稿与文献资料,堪称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一部实录,但可惜至今尚未被中外学者充分利用。


二、何谓《贝德士文献》


《贝德士文献》一词,最早是我在有关论著中使用的。有些人以为是贝德士的著作,是已出版的书名,其实大谬为然。《贝德士文献》是英文“Bates Paper”的中文译名,它原本是贝德士捐献给耶鲁神学院的一大批私人文献档案全宗的综称。贝德士文献全部收藏于神学院图书馆的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亦可译为善本室),属于“中国文献收藏”(The China Records Project)。此项收藏由基督教全国委员会(NCC,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于1968年启动,1972年全部归属于神学院图书馆,现已收藏始于19世纪早期的传教士与团体在华活动的相关手稿与印刷品近1000计量码。该馆还积极收集记述第三世界国家宗教生活的手稿与印刷品。该馆另有1800卷缩微胶卷,6万张缩微胶片。其全部相关收藏,包括300多位传教士的私人文献,还有学生志愿海外布道运动(The Students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简称UB)等大型组织机构的原始档案。其收藏之富,覆盖面之广,令人瞠目,堪称研究中国基督教学者必须潜心检阅的处所。


贝德士本人就是“中国文献收藏”项目的倡议者与积极参与者。早在1966年,费正清非常关心贝德士退休后的巨大写作计划《基督徒奋进在中国社会》,并主动提出愿意协助他申请经费雇用助手。信上说:“我现在如此急切地提出此项建议,是因为我觉得你所从事的研究十分重要,它将对一整代研究者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研究者目前尚处于准备阶段,不久他们将开始查阅档案资料。”贝德士对此当然更有紧迫感,曾在回信中感叹:“从事差会工作或与之有关事业的人,我只认识为数不多的几个勤勉的工作者,主要是传教士,他们大多数集中于撰写自传及回忆录,或是他们自己教派范围内的一段历史。我有时为了自己的研究做有关调查时结果也非常令人沮丧。那么多有才能的、积极热情的人们在1950年左右被迫离开中国,将自己的努力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许多人不久相继去世,或者失去工作能力,不能重返中国,从事研究或写作。”


在“中国文献收藏”的300多位传教士中,很多是贝德士的前辈、师友与同事,这一文献宝藏的建立应该视为他们及其亲属共同奉献的劳绩。这些原始手稿的阅览室以世俗政治家与基督教会先驱穆德(John R?Mott)命名,他捐献的私人文献与世界学生基督徒联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的早期档案,乃是神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严严整整摆满四壁书架,俨然已成为“中国文献收藏”的先驱。“中国文献收藏”则全部安善存放于库房,并且有统一的编号,大多已有图书馆工作人员编制的导引性详尽目录,非常便于利用。《贝德士文献》的编号是“RG10”,RG是Record Group的简写,原意为资料结集;其下序列为盒(Box)与卷(File)。


贝德士文献数量很大,共131盒1162卷。经过史茉莉(Martha Smalley)等人精心整理,已分类为八个部分:(1)通信;(2)中国札记与资料;(3)《基督徒奋进在中国社会》的书稿;(4)中国著名基督徒文献;(5)其他札记与所收集的资料;(6)本人著作;(7)教学资料;(8)私人要件与言行录。

第一部分通信,分为家庭通信、中国时期通信(1920~1950)、一般通信(从中国返美以后)三大类。其中1937年至1938年期间给妻子的信,对于日本占领区的恐怖情况作了详尽的描述。一般通信很多是同行或学生寻求贝德士学术咨询的信件,体现出他的热心助人与渊博通识。还有许多信件涉及一些研究计划与机构,如国际布道会中国研究计划(1954~1956)、中国文献计划(1968~1973)、协和神学院传教士研究图书馆等。


第二部分中国札记与资料,这是贝德士为撰写《基督徒奋进在中国社会》准备的大量素材,其中有手抄的或打字的文献资料、摘要和从图书馆复印的经过注释的资料。贝德士花费大量时间对主要教会期刊做了索引与摘录,如《中国基督教年鉴》、《中国教会年鉴》、《中国教会通讯》、《教务杂志》、《教育评论》等。


第三部分是未完成的书稿,可说是贝德士文献的核心部分,包括3000多页草稿,还有修改多次的全书章节目录。这些稿件已经孟心湉(Cynthia Mclean)女士精心整理,以《贝德士手稿选辑》(Gleanings from the Manuscripts of M. Searles Bates)为书名出版,系由美国基督教全国委员会中国项目资助付印。


第四部分中国著名基督徒文献,是贝德士作为上述专著的补充资料加以收集的。其第一步是拟定七个名单征求有关友人意见,然后形成五个经过修改的名单,其最后结果是一部分著名中国基督徒的小传。


第五部分也是与中国社会有关的札记与资料,范围相当广泛,而且很有条理。其中有些涉及宗教自由问题的文献值得注意。


第六部分本人著作,大多是关于差会与第三世界教会、宗教自由及国际时事评论等。史茉莉将这些著作分为五类:a?论文、小册子;b?述评;c?来自中国的报道和回忆;d?布道词、演讲和访谈录;e?与上述主体工作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发表于《基督教与危机》(The Crisis and Christianity)、《全球召唤》(The World Call)等期刊。


第七部分主要是贝德士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教会史、基督教伦理与实用神学等课程有关资料,还有他作为主持者为该院高级宗教研究计划(the Program of Advanced Studies)所拟定的一些教学文件。


第八部分虽然杂乱,却提供了不少有关贝德士生平的信息,其中许多照片、出生证、服役证书、日本占领南京时期的通行证等等,都是具有相当价值的历史文物,但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整理与充分的利用。仅以贝德士遗存的照片为例,就有若干箱未经整理,所以我也无从介绍其内容。


三、文献价值评估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首先关注《贝德士文献》的热点,应属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1988年暑假,我利用出访之便,顺道到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阅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文献,无意中却在相邻目录中发现了“RG10 Bates Paper”。由于有师生情谊,立即借来草草翻阅,又于无意中发现了其中散见于好些卷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大批档案以及相关人员的来往信件。因为当时我还在校长任内,暑假可以利用的时间有限,只能做了少量笔记与索引,但《贝德士文献》的吸引力时时撩拨我的心弦。幸好两年以后得以辞去校长职务,1991年暑假又在鲁斯基金资助下重返耶鲁大学,整整利用8个月的时间,系统检阅《贝德士文献》中保存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资料。


根据我当年的笔记与索引,可知与南京大屠杀直接相关的资料,集中保存于第4盒之52、54、63、67卷,第102盒之第861~871卷,第126盒之1137卷。

第52卷主要是1938年贝德士与友人及家人的来往信件。

第59卷集中收藏1937~1939年与南京日本大使馆的来往信函及附件,还有1938年与上海日本总领事馆之间的来往信函及附件,特别是前一部分大多是直接记述并谴责日军疯狂暴行。

第63卷收有1937~1938年与金陵大学创建者会(Board of Founders)的来往信函,1938年与上海全国基督教会之间的信函,以及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相关函件。

第65卷为与《曼彻斯特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的通信,这些信件表明贝德士是田伯烈首先全面系统揭露日军暴行的共同策划者与引用资料的主要提供者。

第67卷收有与南京美国大使馆之间的来往信函,其中有若干亦与南京大屠杀相关。

第861~871卷主要是贝德士收藏的各种有关南京沦陷后情况的文献资料,其中以863~869卷价值较高。

第1137卷是贝德士认为对自己有纪念意义的杂件,时间从1921年至1948年。其中最重要的,是贝德士1946年出席东京远东军事法庭作证记录的副本,以及对此次审判的相关报道,如《另一个纽伦堡》(The Other Nuremberg)等。


这样简括的介绍,显然不足以反映贝德士文献的有关南京沦陷后的全部内容,我觉得它好像还是一处未经正式勘察、发掘的丰富矿藏,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中搜寻可供利用的史料资源。譬如,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曾利用贝德士保持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南京救济委员会的档案,以及他和其他委员会成员的私人通信等资料,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与《南京:1937年11月至1938年5月》(香港三联书店)。这个课题本非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但书出以后却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应,好些中英文报刊都纷纷做详尽报道。作为其后续工作,就是经过美国吴天威教授和台北郭俊鉌先生的多番努力,以贝德士有关文献为主体的一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原件影印出版。


此书英文书名为“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in the Nanking Massacre,1937-1938”,可以译为《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由史茉莉女士主编,并以《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刊》第9期名义正式于1997年出版。此书更为详尽地公布了该馆收藏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档案分布情况。(见下页表格所示)


主要依据下列文献:(1)RG8:中国文献项目之私人收藏;(2)RG10:贝德士文献;(3)RG11: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4)RG20:史德蔚夫妇文献。


此外,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档案部(Manuscripts and Archives,Sterling Library)还保存着帕克斯顿文献(John Hall Parxton)。帕克斯顿是一位美国外交官,曾任驻南京副领事(1925~1929)、驻南京大使馆二秘(1937)和上海总领事馆派往南京官员(1938~1942)。


我已出版的两本书和耶鲁神学院新近出版的这本书,主要是利用贝德士、费吴生、福斯特、麦卡伦、马吉、米尔士、史迈士、华群、威尔逊等人遗留的原始文献。这些资料与刚刚出版的《拉贝日记》,都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外籍人士群体,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撰写的最为详尽的实录,其公正性、真实性与严谨性是任何人也无从否定的。


也正因为如此,在一般人心目中,《贝德士文献》几乎就等于是南京大屠杀的实录,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因为《贝德士文献》是他一生80多年的完整实录,南京安全区的救济工作毕竟只有三年左右时间,而他最主要的本职工作还是先后在金陵大学与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历史教学与研究。据我初步判断,《贝德士文献》中所占比重最大、学术价值最高的部分,还是有关中国基督教历史的文字实录,特别是他晚年为编撰《基督徒奋进在中国社会》这一大型学术专著而积累的大批资料与手稿。


贝德士在金陵大学虽然服务30年,但因忙于历史系教学工作并在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政治学校兼课,同时还要参与教会本身及其相关各项工作,所以出版学术著作不多,有关基督教的专门论著更少。


根据1948年印制的《私立金陵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册》,贝德士有关重要著作已出版者如下。

1. 《基督教与共产主义》(Christianity and Communism),该书在1933年译成中文,并由上海基督教广学会出版。

2. 《人类的一半:远东的人民与问题》(Half of Humanity:Far Eastern Peoples and Problems,The Church Peace Union,1942)。

3. 《差会与远东文化关系》(Missions in Far Eastern Cultural Relations,American Council,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for the Eighth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Mount Trembland, Quebec,1942,Reprinted by 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1943)。

4. 《教会事业分布资料》(Data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1943)。

5. 《宗教自由:一种探究》(Religious Liberty:An Inquiry,Harper and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1945)。校庆纪念册编者注明:“该书现已译成7国文字发行全世界。”


实际上,他在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教的都是中国政府颁布的教学计划以内的各种史学课程(中国史除外),直到1950年在纽约协和神学院任教以后,才开始研究与讲授中国基督教史(作为世界基督教史的一个部分),而迟至1965年退休以后才正式着手撰写《基督徒奋进在中国社会》这部计划中的鸿篇巨制。


也许,在协和神学院的教学生涯,都可以看作是贝德士为撰写中国基督教史做准备。因为,他虽然是一位资深的传教士教育家,但并未受过正规系统的神学教育,更不用说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再则,他虽然在美国被公认为上乘的中国通,但他在南京30年却从未教过中国史课程,也没有从事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他的研究仅限于与中国相关的当代东亚国际关系)。所以,在协和神学院的15年任教,不仅足够地弥补了神学素养方面的缺憾,而且还由于同时参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讨论课程,更为深化了对于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系统理解。可以认为,这两方面的进步,使贝德士成为当代少数最优秀的中国基督教史专家之一。


特别是1954年底,贝德士应邀参与美国基督教全国委员会海外布道部远东联合办公室主导的“基督教在华事业”(The Christian Enterprise in China)研究项目并担任顾问,此后他更为抓紧此项研究。晚年的贝德士,不仅为此指导若干专题研究,搜集相关文献资料,而且还不厌其烦地回答许多年轻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者的询问。例如,仅为倪维思研究(Study of the“Nevius Method”)一项所准备的文献目录与简要笔记即近30页,而给年轻学者的论文复函(包括学位论文审阅意见)之多更难以数计。


在这10多年中,贝德士为自己的著作做了大量资料工作。根据其亲密同事W. O. William整理遗稿结果,可以概述如下。


1. 花费10个夏天和整整7年时间,为几千种书籍、文章、宣传品制作索引卡片,并简要提示其价值或预期增长的价值。

2. 为全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中国教会年鉴》(Chinese Mission Yearbook, 1910-1972)、《教会国际评论》(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1890-1939)、《中华基督教会年鉴》(The Chinese Church Yearbook,1912-1937,中文版)、中国和世界主要相关会议文献、中华续行委员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1913-1921)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1922-1950)的各类文件,还有其他约200种文献(包括中文),部分中国基督教领导人的著作,中文期刊选录,各个教会、团体、机构的历史,许多学位论文与学术文章,未刊文稿选录,信件与口述历史抄件,做了大量索引或笔记。

3. 在广搜博采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贝德士还初步草拟了按时期区分的撰写纲要:(1)世纪交替期间教会在中国的奋斗,1890~1906(131页);(2)基督教活跃的进展与传统中国的年轻教会,1907~1922(603页);(3)中国基督教社区的成长,在一个民族蹒跚于危机中的教会参与,1922~1937(1882页);(4)在战争与革命浪潮中的事工及幸存,1937~1950(648页);(5)回顾与诠释,1950年及其以后(20页)。这批手稿总共3284页,而且他在临终前还把第一时期(1890~1906)的纲要草稿加以修改(亦有474页之多)。


应该说明,以上这些浩繁的准备工作,都是这位老人独自完成的。直到1973年3月,贝德士经由费正清从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获取5000美元资助,才雇用了一个全职打字员与一个兼职研究助理。所谓兼职,即每周工作10小时,仅限于协助到图书馆查询并核对资料。


贝德士非常尊重耶鲁大学赖特烈教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并且认为自己的工作乃是前者的继续。赖特烈于1968年病逝。第二年7月,贝德士在《国际教会评论》上发表《基督教的史学家,基督教史的撰述者——纪念赖特烈,1884~1968》一文,对这位著名学者的崇高品格与学术贡献做了详尽的评介。他强调指出:“没有人比赖特烈为研究与记述基督教做得更多,他为基督教事工贡献之大超出我们通常的计量。”赖特烈是一位多产作家,其著作销售量据说已逾一百万册。其中,贝德士特别推重:1929年出版的《中国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Mission in China,共930页),评语是“40年来在任何语言中未经总体更动、修订或扩充”;1953年出版的《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共1516页),评语是“在这里,教会史——制度、领袖、观念——已被延展到世界各地,并与人文环境全方位的互动”;1937~1945年陆续出版的《基督教传播史》(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评语是“不仅为我们所熟悉而且为同时代人所重视”。此外还有1946年出版的《远东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Far East),1964年已出至第4版,评语是:“在唤醒美国人关注远东生活方面,还没有其他学者产生如此巨大影响。”


当然,赖特烈本人并非认为自己的著作完美无缺。他在《中国基督教史》的序言中说:“作者是一个西方人,在教会生活中或许不能把中国人作为他们的一个部分给以足够注意。同时他也不可能进入中国人的宗教经验并给以完满的理解。因此,有意地把此书取名为《在华基督教差会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而不是《中国基督教会史》(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a)。期望将来会有某位中国学者从后面的角度叙述这段历史。”此外,赖特烈史料征引的局限与编纂体例的缺失,也是很明显的。


贝德士晚年所做的工作确实是赖特烈中国基督教史编纂的继续。他除了将历史时段的下限从1926年延伸到1950年以外,还刻意把上限定为1900年,因为这50年乃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半个世纪。他给费正清的信明确指出:“不要太集中于研究19世纪的早期新教差会,而对20世纪的差会活动极少涉及。可以肯定,1890年以后差会在范围和影响上都远远超过以往。”同时,贝德士还强调宏观研究和视野宽阔,他讽刺有些就事论事的论文,“几乎成了一个世纪庞杂而变幻的背景中的地区快照”。当然,他并非完全否定“地区快照”,而是要求“把快照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里和更长的时间范围内”。他坦率地说:“我总是试图从整体上来理解基督教事业,包括它与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关系。这使我十分反感某些世俗的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对史实生吞活剥,以漠然而消极的态度从整体的史实中抽取一些零碎的内容编成较为圆通的历史。”


贝德士曾在5页纸的备忘录上,具体表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第一,建立一部实录,尽可能不仅从新教徒奋进自身的内部,而且运用经过严格审视过的实际标准、外在因素与判断。

第二,提供具有参考性见解的陈述,或可有助于对于过程与前景、基督教与世俗的专门研究。……阅读公众,特别是教师,需要对于基督教在华事业的通盘图景,借以理解与评价社会科学家为了自己专业意图而掌握与展示的断片。

第三,为我们自己专业归属的领域适度贡献若干历史框架。(a)对于世界基督教史中的中国因素,对于人类经验中的基督教信仰与基督教社区的全面了解。(b)寻求一种观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督教因素的可靠视点。(c)寻求对于基督教国际与各种文化之间关系的真实经验的理解。”


由上可知,贝德士的撰述不仅限于继续赖特烈的工作,而且是颇思有所扩充,有所延展,有所革新,有所超越。M. O. William曾为此总结说:“这里不是‘差会’的历史或是‘教派’与‘教会事业’的历史,尽管包括了所有的它们;这部著作囊括‘基督徒奋进’的整体——外国的与中国的组合成更甚于人类的努力。这是在‘中国社会’之内;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一个关系纷繁的民众之中,他们的机构,他们的历史与文化承续之中,以及他们所曾经过的事件之中。”


贝德士曾经写过一份名为“关于分期问题与材料组织”的备忘录,实际上就是他为自己设定的编纂工作的导向。


贝德士最初认为,大体上按10年划分时期最便于组织材料与表述历史,但经过反复思考终于确定如此主要分期方案:1895~1907; 1907~1922; 1922~1937; 1937~1950。他强调说:“我们不想利用某个现成的历史年历的分期,然后把基督教与中国的史事强塞进去。”所以,他没有用1911及1912或1928作为分期标志,因为,从帝制到共和以及国民政府的建立,其本身并不意味着基督教运动的重大变化或与此相应的变化。他择取1907年作为分期标志,因为“1907年的100周年会议(Centenary Conference),以及有关它的信息的聚集,标志着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其后一个重大转捩点则是1922年,因为“1922年以后,直至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在基督教内部没有一个(堪称)决定性变化的单个年代(single year)”。


由此可见,贝德士对于历史时期的划分,着重考虑的乃是如何以基督教发展变化的阶段性特征为主要依据。当然,他同时也注意外在环境发展变化的关联性,所以明确指出:“草拟大纲必须提供基督徒努力的连续阶段,每一阶段都充满复杂的活动与问题,并且表现中国背景的繁复变化。时期的选择必须是可以实现的,试图发现基督徒表露的各种明显特征,以及奋进于其间并且为之而奋进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


贝德士在确定分期大纲以后,还为各个时期拟订了相对统一的“组织材料与草稿的试用标题”,兹抄录如下。

A. 国家情境,基督徒奋进其间

1. 社会,政府,法律

2. 思潮,教育

3. 宗教

B. 基督徒的奋进,做什么?

1. 纵观,合作,联合

2. 教会,自立(Self Reliance)

3. 差会

4. 宗旨,政策,适应,交往,社会—伦理关系

5. 神学与基督教思潮,与中国宗教的关系

6. 计划,方法,妇女,边境,部落

7. 福音主义,革新

8. 宗教教育,主日学校,神职人员培训

9. (世俗)教育,学院,大学

10. 事工:医药,社会,男女青年会

11. 圣经,文学

12. 中国基督教社区,领袖人物

13. 外交关系:传教士,派遣地,中国的报告与陈述

14. 天主教徒

15. 其他,分类

C. 概要解析


大约是在1975年3月以后,贝德士依据自己初步拟订的提纲,开始试写了一部分粗略草稿。根据这些初拟提纲与试写草稿,人们不难发现,与赖特烈早先出版的有关著作相比较,贝德士未完成的书稿有若干明显特点:(1)时间延伸了20多年(1926~1950);(2)参考与征引的资料,无论从种类、数量还是从史料价值而言,都远远超过赖书;(3)不仅在主观上而且在实际上相当重视“中国因素”,即贝德士所说的:“更为重要的是适当了解中国的背景与人文环境,或者是基督徒生活、工作于其间的事实。这种中国的人文及整个环境,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基督教事业的各种问题,不仅是对抗,而且是持续影响,有时竟压倒了有形的差会与教会。它是巨大的、复杂的、多变的……”孟心湉也指出:“贝德士的目的,是把这段历史植根于中国背景,其结果便是给来自中国社会、文化、政治情况乃至中国基督徒话语的各种论据以更大篇幅。”但她批评贝德士的记述“更多地覆盖基督徒,而不是中国的国家环境。中国政治史没有充分包括在内,特别是1920年以后”。这却是某种误解,甚至是认识的肤浅。因为,贝德士对“中国处境”(Chinese Context)的发掘乃是社会文化的深层,并非侧重于浅层的表象。即令是1920年以后在中国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贝德士也有意省略了对于事件本身的陈述,所侧重的乃是事件对于基督教的具体影响以及教会内部的反应与自我调适。


此外,我还非常欣赏贝德士在一份备忘录中为自己提出的两项创意:(1)“寻求一种观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督教因素的健全视线。”(2)“寻求对于基督教国际的与跨文化的关系的真实经验的理解,包括帝国主义的成见与亚洲人及发达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主义的理解。”在大约30年以前即已提出这样的高见卓识,应该成为我们现今撰写中国基督教史的追求目标。


四、永远的遗憾


根据贝德士自己的回忆,编撰中国基督教史的想法与研究始于1955年,但直至1965年退休后才能将主要精力投入其中。1973年7月28日,他在给费正清的一封信中,透露若干晚年埋头写作的艰辛:


我目前的工作仍集中于过去所研究的时间段:清末20年间的社会形势及发展趋向。我尽量运用中文资料,以新颖的视角来修订传教士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那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20年以及其后,而这些在学术研究中一直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因为以往的研究只注重1860~1890年和20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secular nationalism)。我仍觉得我对1900至1950年这段历史的研究富有成果。


尽管我一直在努力奋斗,我仍缓慢而艰难地从丰富的笔记资料中获得素材,有些不是很连续,然后写成初稿。起码在我的这一部分工作中,通过以前的写作取得一点成绩,现在处于松散聚合的中间阶段。我可以写出一份真正的草稿,这的确也十分必要。1937年至1950年这些历史,也许是1911年到1937年,我可以压缩一些事件进程,整个工作在笔记方面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正在按计划进行工作,我用了10天的时间参加了一个家庭聚会,去卡罗来纳山度假,其余没有什么别的事打断我。


这一年他已经76岁,身体依然非常健康,精力也相当充沛。他充满信心,生活规律,潜心撰著,而热心助人,特别是关切年轻学者,依然如故。但人事天心两相连,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他终于走到人生尽头。正如他的亲密友人富兰克林?吴不胜惋惜地回忆:“贝德士教授出乎意料地死于1978年10月。我负责清理他在神学院四楼塞满书籍的研究室,记得是在一个下午到了那里。他的手稿——旧的、修改的和新写的——塞满档案柜的好几格。有许多较小的盒子,装着经过他仔细注释过的文献、笔记与摘录。好几个纸箱装着已经分类过的文件。桌上堆着他最近撰写的书稿,置于纸张上面的是半截铅笔,好像是表示‘出去走走,马上就回来’。”大概贝德士也从未想到自己会这样匆匆而去。


人们很难理解,以贝德士那样渊博的学识,工作的勤奋,以及MRL那样丰富的文献收藏,为什么历经13年之久还未能初步完成这部学术专著?


一言以蔽之:力不从心。心太高、太大,老人精力毕竟有限,而且又未能有计划地合理使用。


贝德士习惯于个人独自写作,直到1973年才聘用两位临时助手,但主要也只限于打字或协助查找与核对部分文献。前面已经说过,绝大部分资料都是贝德士自己搜集、整理、分类、注释,为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贝德士的最大失误是缺少一个周密而可行的编撰计划,他为资料花费的时间太多,而留给撰稿的时间显然不足。资料搜集是一个无底洞,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范围界定与时间分配。贝德士所面对的不仅是卷帙浩繁的文献,还有许多重要课题的社会调查,如中国基督徒重要人物名录征集核实等工作,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


贝德士在学术交往上一贯以助人为乐,这本来是一个优秀基督教学者应有的品格,但如果为此而毫无节制地为他人作嫁衣裳,则必然会严重冲击自己的主体工作。M. O. William曾把贝德士晚年的工作归纳为3项:(1)积极参与纽约和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与其他活动;(2)为难以数计的博士候选人与其他有关中国问题的作者热心提供咨询;(3)为自己的巨著搜集资料与编撰工作。人们不难发现,前两项占去贝德士大部分宝贵时间。


贝德士的热心助人已是有口皆碑。例如,鲍引登(C. L. Boynton)把自己在中国搜集的一批宝贵资料送给耶鲁神学院图书馆,贝德士立即义不容辞地应邀前往整理。各种各样求教的信件如同雪片一般飞来,例如有篇文章发表在某家刊物的哪一期?某位孤身前往中国的传教士的续弦太太的名字?以及在清理图书馆收藏的档案随时发现的问题等。他不仅是来信必复,而且答复得极为认真负责。有个年轻学者正在撰写有关美国教会的执事派遣问题的博士论文,贝德士给他的回信竟有11页之多。本来贝德士自己也可以就此写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


更为圈内学者传为美谈的故事,应是1977年德国年轻学者古爱华写信向贝德士求教:“赵紫宸究竟于何时何校接受何种博士学位?”贝德士立即查阅Frank W. Price(毕范宇)的China Rediscovers Her West(《中国重新发现其西部》),并参考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的有关记述,获知赵于1947年由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于是他又写信向普大注册部门查询,并得到该校1947年的一期Princeton Alumini Weekly的复印本。赵紫宸的大名赫然见于1947年6月该校200周年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名单之中,并注明赵此前已经获得博士学位。贝德士一鼓作气穷究不已,通过赵紫宸的儿子获悉赵是在1930年左右由东吴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但贝德士仍不愿到此为止,直至看到南方美以美会会刊《教会之声》1927年6月号的复印本,上面载有赵紫宸的照片,是被东吴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的四个中国人之一,而这正好是东吴大学建校25周年。贝德士这才给古爱华写信正式告知结论并赠给全部复印文献,他俩之间的来往信件至今仍然收藏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


贝德士虽然未能完成生前的宏愿,但他的劳绩毕竟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遗产。


首先,在那些零碎片断的备忘录中,记录了他有关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许多深刻理念;如果把这些理论与他多次起草并不断修订的提纲(虽然并非完整)与部分书稿结合起来研究,不难发现他对1900~1950年期间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活动史的总体构思。其视野之广阔、观察之细微与态度之严谨,都足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其次,更为可贵的是他在13年期间勤奋搜集积累的大量资料与索引,可以为我们现今编纂中华基督教史提供许多重要文献的线索。特别是他复印的那些书刊,现今在国内外许多重要图书馆已经很难发现,虽吉光片羽亦弥足珍贵。贝德士遗留的信件甚多,其中有两类亦需加以注意:一是有关人士提供的书刊目录;一是为核实某人基督徒身份或其他相关事项的调查问卷及复函。例如,仅为澄清蒋经国、蒋纬国兄弟是否基督徒一事,他即曾向国外多位友人通信查询,可见其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对于贝德士的宏大遗稿,纽约协和神学院及相关学术界都极为重视。该院迅即成立专门的清理与研究班子,由美国基督教全国委员会中国项目主任富兰克林?吴牵头,M. O. William具体运作,虽片纸只字也不轻易言弃,终于分类清理就绪。这是一项极为繁杂、艰巨而又必须过细的工作,清理班子不负重望,终于在1983年秋天完成任务。其成果便是1984年,亦即贝德士逝世六年以后,由NCCCUSA编辑出版的《贝德士手稿选辑》(Gleanings from the Manuscripts of M. Searle Bates)。此书包括四个部分:(1)由富兰克林?吴撰写的深情而且深刻的序言;(2)由William,Jr.编撰的《贝德士:〈基督教奋进在中国社会〉介绍》;(3)由年轻才俊孟心湉精心撰写的贝德士书稿提要;(4)史茉莉编写的《贝德士文献登记纲要》。应该说,这已经为贝德士遗著的进一步研究、整合、补充、编辑、出版,提供了必要的准备与极大的方便。正如吴所说:“孟心湉小姐成功地将贝德士数以千计的手稿压缩到100多页。只要认真阅读便可对1890~1950期间基督徒在中国的奋进获致一个轮廓的印象。William博士对大纲与实际内容的比较具体的介绍,将进一步帮助作者知道如何查阅这些资料。”


我不知道究竟多少人认真阅读过《集粹》,更不知道有多少人认真阅读过贝德士的手稿,哪怕是十分之一,甚至是百分之一?在全球都弥漫着急功近利迷雾的现今,有多少人甘于寂寞,以许多年的岁月埋首于这堆积如山的故纸堆?我苦于早已与贝德士老师失去联系,及至1979年首次访美,老师已经逝世经年,而遗留文献尚未及整理完毕,无从对外公开。我最早得以检阅贝德士文献是在1988年,但当时仍在校长任内,研究时间极其有限,而注意力仅限于南京安全区相关档案。1991年再次前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但主要任务还是搜集并复核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文献,而回国后又花多年时间整理、编辑、出版这批珍贵资料。早在1990~1993年旅居美国期间,未尝没有整理贝德士遗著的宏图大愿,但苦于当时繁重的教学与交流工作,面对这卷帙浩繁的文献宝藏,也只能知难而退。当时,我已经与贝德士的儿子Robert Bates取得联系,他和他的家族都殷切寄望于我整理其父遗稿,最好是撰写一本翔实的传记。甚至在我1994年回国以后,他们仍然不断寄来大批贝德士生前发表过的各类文章。


非常惭愧,一晃又过去20多年。作为我早先安排的“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的成果,仍然限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而贝德士文献的主体部分,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与编纂,我的整理与探索工作还仅仅是开始着手。幸好我们东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年轻同事,都对这一课题显示出浓厚兴趣,有的已经投入大量精力与心血,可谓后继尚属有人。但兹事体大,贝德士的遗稿涉及时间很长、空间极大,而内容又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决非少数人所能胜任。恳切期望有更多有志之士惠予援手,关心支持乃至参与我们正在从事的艰难工作,这就是我借《澳门理工学报》发表此文的本意。


附记:

对于贝德士来说,他的最大遗憾可能是未能在生前重返南京,看看昔时的金陵校园与过去的同事及学生。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南京大屠杀70周年,即2007年12月中旬,他的儿子Robert带领一家十来口人,远渡重洋专程来金陵这片热土寻根,与南京人民一起缅怀父亲,共同祝愿世界和平。此事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现代快报》于2007年12月31日发表《我的父亲曾救护很多难民》长篇报道,记述了此次访问期间的许多感人情景。

2011年11月28日,Robert在辛亥百年一系列盛大纪念活动基本结束之际,热情地给我发来电子信并附以《现代快报》的报道及其英文译稿。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时,他细看有关贝德士的展板,发现用的是中文音译名字“贝茨”,便向馆方建议,他们全家人都认为应该用“贝德士”中文原名。他强调说:“大家都知道他叫贝德士,这才是他的大名。”我也觉得纪念馆展板应该做相应的更正。

他在信上说,已经收到我的著作,可惜他看不懂中文,不过大女儿回家过圣诞节时认真读过,她能够阅读中文书。他还说但愿在哪一天,能够与我坐在一起敞怀长谈,我也有同样的期盼。但能否实现呢?彼此都是八十以上高龄,但大家同有这个梦,毕竟已足以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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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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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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