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回忆80年代后期的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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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  

 

记得是在1986年秋季开学之初,新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来湖北调查研究,曾在我校开小型座谈会。首先由他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最迫切需要知道的,就是你们正在想些什么?”他的心情可能殷切,但大家都沉默无语。因为事先思想缺乏准备,对这位刚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的新部长比较陌生。陪同前来的省委副书记钱运录有些尴尬,连忙敦促大家发言,并且点名说:“章校长喜欢放炮,你先讲。”我不懂“放炮”是褒是贬,顾不上与这位“年少气盛”的官员计较,便笑着说:“此刻我在想,朱部长自己想着什么?”引发哄堂大笑,气氛随之活跃。厚泽人如其名,于敦厚处显露儒雅,毫无官僚架子,又善于引导启发,所以大家谈得非常尽兴。会后没过几天,我到北京参加国家教委的会议,正好与回北京的朱部长同一车厢。他上车较迟,但很快便发现我,并且热情邀我到房间聊天。由于年龄相近,早期又有许多类似经历,所以一见如故,推心置腹,谈了两三个小时才告别。

1987年暑假有空,参加陶行知研究会在南京举办的骨干培训班,我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胡国枢都被邀去讲课。会后胡国枢邀我顺道到杭州旅游,并答应亲自陪同我回祖籍湖州寻根。我的老家在湖州市(原吴兴县)菱湖镇荻港村,当时尚无公路通行,只能乘机动木船在芦苇丛生的港汊中缓慢行进。当时我的小女儿雪梅已经就读于浙江大学光仪系,我很想到荻港定居离休,便于就近照顾,当时离休干部如果在家乡已无自家房屋,可以补助九万元修建住宅。国枢欢迎我到杭州。但说你现在精力旺盛,过早离休太可惜,不如到杭州找所大学教书,换换环境调适心情。他在浙江省很受重视,与许多领导都说得上话,所以很快就得到浙江省政协王主席的热情关切,经与教育厅商妥,由该厅向湖北发商调函,内定担任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师大校址在金华,考虑到我年事已高,在西湖边提供两室一厅住宅,每周只要去金华两天办公即可。进展之快与条件之优厚都使我非常惊喜。

喜讯带回武汉,全家都欢欣鼓舞,特别是雪梅巴不得我立刻搬到杭州,这样她就每周有家可回了。浙江省求才若渴,很快便发来商调函。但湖北省领导与华师都不肯放人,并且通过国家教委不予批准,说是章开沅接任校长未久,学校刚有起色,不宜过早调动。就这样,我与曾祖父维藩公一样,归隐荻港的美梦顿时化为泡影。

不过平心而论,我与湖北省党政领导关系尚称融洽。特别是有些老领导真是看着我成长的,对于我的优缺点,怪脾气,大多一清二楚。如果不是他们的理解、信任与宽容,我可能早已在既往政治运动中遭遇灭顶之灾。更重要的是我对华师的感情太深。昙华林是我成家立业之地,而桂子山的一砖一瓦都铭刻着我们已经逝去的烂漫青春。所以无需领导多方劝说,我就放弃了告老还乡的冲动。

当时湖北省以及武汉市的领导实干者甚多,对专家学者也比较尊重,仅就我亲身经历,追忆几件往事。

一是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他原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对工业、农业、金融业非常重视,对文化教育则有点力不从心。有次他亲自带队到华师调查研究,还邀集少数师生代表开小型座谈会。会议一开始,他就鼓励大家给省委提意见,但会场沉默无语,又是陪同的副书记钱运录“救火”,笑着命我“带头开炮”。我也只有打破沉默,就中央直属院校在武汉处境的困难,批评省委、市委领导关心支持不够。本来这些意见也不算尖锐,但我结尾却脱口而出,说了一句积压已久的心里话:“我认为解放以来湖北省领导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张之洞那样重视教育。”关书记可能缺乏心理准备,站立起来,走来走去,满面通红,仿佛关公再现。陪同前来的新任科教部部长何界生原来是同济医学院团委书记,对我比较尊重,同时也知道关书记的脾气——站立起来,走来走去往往是“冒火”的前奏。她慌忙说:“章校长是学者,是学者。”我又犯迷糊,不知“学者”一词是褒是贬?但她的提醒立即生效,书记果然冷静下来,坐下平静地与师生交流,座谈总算平安无事,大家松了一口气。事后听说关书记曾派人到武大历史系,问武大的中国近代史教授:“章开沅为什么说湖北省历任领导都比不上张之洞那样重视教育?”那位老师解释说:“这是章先生的学术观点,他历来都是挂在嘴上讲,并非针对关书记。”关广富无非是“躺着中枪”,听说他以后也没有再提此事。

不过有件事,我自己觉得有点对不住关广富。记不清是哪一年,湖北省社科联首次颁发科研奖,他热心支持并且带头提交一篇自己写的政治评论文章。此事我完全没有过问,直到报上公开报道评审结果,才发现他的文章被评为三等奖。我觉得参与评审的学者非常严肃认真,省委书记的作品竟然只评为三等(即最低一等)。但具体负责经办的社科联专职副主席也过于马虎,如果事先把这篇文章抽出,可能更为妥善。不过关书记倒也胸怀坦荡,听说他不以为意,还高兴地告诉别人:“我居然也评上奖了!”可见当时的高级干部还不是多么“特殊化”。至少带头参与申报,而且不是秘书代劳,这本身就该称赞。

中共十三大正式召开之前,举行过准备性的全国代表会议,我竟然作为高校唯一代表参加此次盛会。湖北代表团开会吃住乃至娱乐都在一起,大家一律平等相待,亲切如同家人,我感到关书记对我并未存有任何芥蒂。关广富并非老干部,是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参加革命工作,然后随军南下的。他离休以后曾创建孔子学会并聘请我为顾问,仍然保持着故旧情谊。

二是湖北省领导班子中资格最老且学历最高的韩宁夫。他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抗战爆发前参加革命工作。由于年事已高,已经不再如过去那么朝气蓬勃、干练敏锐,但是忠厚诚朴,颇有长者风度。80年代事多会也多,而且很多会需要他参加以示郑重。有时一天他要参加好几个会,而且直到开会做报告时还问秘书:“我这是开啥会呀?”大家都忍俊不禁,但对老前辈仍然极为尊重。有次省教育厅组织各学科评审正高职申请,由我担任组长并且集中住在宾馆,大约一周工作结束,教育厅厅长邹时炎突然跑来,说是韩省长今晚宴请慰劳大家。我说不必了,现在教授们都急于回家,也不想惊动省领导。邹时炎原来是我们历史系的学生,所以我们无所不谈。他认为省长是诚心诚意感谢大家为学科建设辛劳,为什么老师们还不领情呢?我说过去书记、省长请客,都是客人先到齐,然后首长缓缓而来,客人站在门口列队欢迎,这到底是谁请谁呢?时炎是我非常喜爱的学生,长期当过小学校长,因此领悟力特强。他大笑说这个好办,现在就可以改进,宴请由省长先到坐候。当晚,韩省长果然笑容满面,站在门口与我们一一握手,大家鱼贯就座。看到革命老前辈如此平易近人,大家反而颇感惭愧。席间谈笑风生,共话湖北教育大业,气氛非常融洽。

再有,那些年,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黄辛白等,大多也是“一二·九”时期清华、光华等名校的学运领袖人物,国家教委副主任张健则是跟着哥哥张劲夫追随陶行知的晓庄、育才学校早期学生,因此与我们这些新上任的学者型校长很容易沟通,像是兄长与老师一样循循善诱,平易近人。有次在北京开会,黄辛白的卧室正好与我邻近,他抓紧时间与我交流,因为当时许多学校都在把学院改成大学,国家教委直属师范学校只有西南师院与华中师院迟迟没有动静。他问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申报改名,我说学校的好坏并非取决于校名,加上我们学校对外交流起步较晚,这两年刚刚进入快车道,已与十余所外国学校建立全面合作交流关系,校名一改,海外学校反来不知我们是否是新建学校。黄辛白笑着说:“你讲的道理我都懂,但在目前形势下,你们如果不改名,连招生都要吃大亏,因为人们总是认为大学比学院好一些。”经他耐心解释,我知道改名不宜过迟,很快就申报改名华中师范大学,但毕竟迟了一步,很多正式出版的高校介绍材料都把我校列入学院一类,而湖北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省属学校反而与综合性大学列入一类,在生源方面确实已经造成损失。

张健是陶行知喜爱的少年学生,因此对陶行知研究(简称“陶研”)情有独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与方明等人通过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简称“中陶会”),把“陶研”推向全国各地,蔚然成风。但是从学术水平来看,“陶研”尚处回忆录撰写与普及推广阶段,真正具有功力的学术专著寥寥无几。由于我校较早编辑出版《陶行知全集》,而且已有一个精干的“陶研”团队,所以指定由我担任全国“陶研”项目的总协调人,但主要是依赖挂靠在教育部的“中陶会”开展工作。张健经常与我以电话直接联系,他对我主要有三点期望:一、培养国内第一个研究陶行知的博士;二、举办一次关于陶行知的国际研讨会;三、撰写一本真正是学术性的陶行知传记。张健非常平易近人,像兄长一样对我谆谆教导,而且对工作程序也做了明确安排,自然使我心悦诚服。

第一件事最为好办,因为有现成的博士候选人,即周洪宇。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就读历史系而且曾任中国近代史课代表,与我接触较多。这个学生思想活跃,阅读面甚广,文史基础甚好。毕业后师从董宝良教授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并且参与《陶行知全集》编辑工作,已经能够独立从事陶行知研究,所以他又回历史系攻读以陶行知研究为方向的博士学位。张健也惜才如命,从各方面提携帮助他茁壮成长,可以说周洪宇是他和我共同指导的。周洪宇不负众望,博士论文厚实创新,赢得海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而“陶研”也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第二件事也很好办,因为国内“陶研”已有一定基础,美、日等国亦不乏颇有学养的专家。1996年10月中旬就在我校举办了首次“陶研”国际学术会议。“中陶会”的领导,陶行知当年的得意弟子方明、胡晓风、丁丁都先期前来,筹议开幕式等例行事宜,稍后张健亦赶来代表国家教委宴请外国学者。18日至21日四天连续开会,先小组讨论后大会发言,讨论非常热烈。会后还举办了“陶学”研究班,培养各地“陶研”骨干,对陶行知思想的传播实践与发展起了明显推动作用。

第三件事看似简单,实际却最难办,那就是因为陶行知这个人物的一生内容太丰富了,不仅有多方面的活动,而且留下的著作与报道也是汗牛充栋。我当时正在校长任内,行政事务太忙,根本无法抽空撰写学术专著型的陶行知传记。幸好唐文权见义勇为,自愿与我合作编写。他原来专心研究章太炎,来华师后与罗福惠合著《章太炎思想研究》,已经具备撰写学术传记的功力。我们遂共同研究陶行知,并初步拟定篇章结构与整体设想,但他只有独自收集资料,访问记录,工作量甚大,几乎找遍了陶行知所有在世的亲友与其他相关人士。1990年我远去北美,但他每写完一章必定邮寄给我阅读修改,最后终于定稿交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付印面世。我们赞同当年陶行知逝世后宋美龄的题词——“万世师表”,并且认为:“他不仅是中国孔子以后又一位万世师表,而且也是现代世界屈指可数的伟大教育家之一,因为他始终走在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的前头,而在教育思想与实验方面的贡献早已超越了国界。”所以把书名定为《平凡的神圣——陶行知》,而英文译名则是“Tao Xingzhi,A Confucius after Confucius”。此书出版以后,出乎意料受到海内外学界的一致好评,特别是“中陶会”认定该书是大大提高了“陶研”的学术层次。正是我们合作出版的这本书,使我晚年与“中陶会”“陶研”密不可分,并且与散处全国各地痴迷“学陶、践陶”的“大陶子”“小陶子”亲如一家。我们共同为继承、发扬陶行知的思想努力奋斗,并且把“爱满天下”的理念传播四方。

用编年史的眼光看,1986年应是80年代最为辉煌的一年,也是我们辛亥革命研究者最为忙碌而又成绩斐然的一年。因为适值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研讨会从翠亨村开到海内外各地,而我培养的几批研究生已经脱颖而出。以在广东举办最为隆重的国际研讨会为例,就有八人通过评审参与盛会,并且多已得到中外知名学者交相赞誉,马敏与桑兵的论文更作为代表佳作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校园内也是生机勃勃,众多学科人才辈出,有些已经成为学科前沿的领军人物。学生勤奋攻读,每日清晨林间广场朝读,书声琅琅,成为一天开始的美好序曲。那几届学生,热爱祖国,关心政治,许多现今的鼎盛精英,那时已经显露峥嵘,指点江山,挥斥文字,意气飞扬,不愧为一代新型学子。

从1988年到1989年春夏之间,我的主要精力是筹备并举办首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涉及基督教的研究仍为学术禁区。但是,我在教会大学读过书,多少了解若干实情,同时又初步检阅了中国13所教会大学与我老师贝德士的档案全宗,越来越觉得对于这一历史领域不能放弃,必须客观科学地加以研究,才能恢复历史真相并给以正确的评说。从1987年开始,我们就联络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校的相关研究者,决定首先合作创办研究通讯,并且召开一次国际研讨会,借以开风气之先。他们公推我为总负责人,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林霨(Arthur)教授共同策划主办研讨会,经费由鲁斯基金资助。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课题,又处在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的时期,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幸好,当时国家教委外事局与省市外办都对我相当信任,认为我这个“老外事”一定能够掌握政治分寸,所以几经反复磋商,终于比较顺利地办妥相应手续。

6月1日至3日,会议在纷纷扰扰的华师校园隆重举行,尽管只有三十多人参加,但却把欧美和中国港台地区的中国教会史知名研究者都请来了,特别是请到了经典名著《中国教会大学史》的作者鲁珍晞(Jessie Lutz)。我在开幕词上心平气和地追述:“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滋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绝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

 

本文选编自《凡人琐事: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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