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帆先生暮年以精力不济，遂不著书，日黾勉于三事：编《汪辟疆文集》，整理黄季刚先生日记，编注沈祖芬先生《涉江词》。尝语寅曰：“顾亭林云，注古典易，注今典难。许多本事惟当事者知晓，时过境迁，则不知所谓。”遂为予述游寿戏拟斛律金《敕勒歌》调王易先生事。
章培恒与先生闲谈，以不娴于书为愧。先生曰：“章学诚字亦不佳。”章培恒为章学诚同乡，皆绍兴人也。虽一时戏语，亦见先生之机敏。盖寓褒于解嘲也。
先生悼亡词有“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四十年”之句，清代吴江诗人张春水名澹，妻陆惠字璞卿，亦能诗，后以家贫教授女弟子补家用。夫妇尝刻一印曰“文章知己患难夫妻张春水陆璞卿合印”，见王蕴章辑《然脂余韵》卷五，不知先生是否用此。
寅在京都大学文学部任教时，曾应修学院某上人之请，为其作画像题诗，曰∶“不随群妍竞春时，疏雨帘栊雪满枝。廿四番风吹梦远，冰心未许世人窥。”寄呈先生，谓不成体。后问先生何谓，曰∶“作诗犹学书，平日当博览，写作时当先守一二家入门。
同窗王毅进修于华中师院（今师大）中文系，该系研究生某颇眷之。迨其结业归，某生寄明信片曰：“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王难之，徵答于予。时正治大历诗，为书刘长卿句云：“春风已遣归心促，纵复芳菲不可留。”王拊掌称绝，仍书明信片以报之。
予就读南京大学，曾居六舍214室，同室有天文系冯珑珑、地质系翟建平。遂颜其居曰三才居，盖取天地人三才之义（文学即人学）。徐州王继安为书一横幅悬于壁，予复以粉笔大书于门。对门物理系二助教居一室，效之题二贤堂。识者大噱，知其误以为三才指三才子也。
汪涌豪敏捷有才思，一日乘车甚挤，一胖妇愠曰：“侬做啥拿手顶牢我腰？”汪曰：“啥人顶侬腰啦? 侬倒点拨我看看，侬腰在何处？”胖妇大羞，急忙下车。
一九九○年赴陕西山阳锻炼，地瘠民贫，居民饭食简朴。赴彼锻炼同人皆在县政府食堂就餐，常食面片、面条，幅甚宽，而少油水。遂呼面片为裤腰带，面条为鞋带。一日，食裤带毕，人口研究所王玉海君忽慨然曰：“裤带渐宽终不悔！”众大噱喷饭。盖下句为“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初不知也。
钟振振师从唐圭璋先生，博闻强记，述古贤趣事隽语，如数家珍。每晤，必有解颐语。九四年晤于武当山，席间言苦于居狭，日与幼子同室看书，作杂文乃署室名曰“鸡兔同笼斋”，作随笔稍雅者则署曰“酉卯轩”。或谓酉卯皆属地支，无乃不伦。钟为解之，莫不大噱。予所居傍立交桥，常苦喧闹，戏言欲署室名“车水马龙斋”，钟曰何不谓之“车马喧斋”，予服为一字师。
新文学兴，印书改为横排，故时有称新文学家为“横文学家”者，见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
清末朝廷为留学生专开考试，中式者予以翰林、进士、举人，即时授职，优于科举远矣。然世莫之贵，应试者亦不以为荣。时有学牙科者，亦及第为牙科进士，授知县职，传为笑柄。王湘绮赐进士，授翰林检讨，赠张之洞诗有“愧无齿录称前辈，喜与牙科步后尘”之句，为海内传诵。
古人有爱妾换马之举，好为豪逸。明江阴朱承爵以爱妾易宋刊本《汉书》，亦颇奇也。朱承爵字子儋，国子监生，平生多蓄鼎彝名画法书及宋元板书。所著《鲤退稿》、《灼薪剧谈》俱亡佚，仅存《存余堂诗话》一种。又有华亭朱大韶性好藏书，尝访得吴门有宋刊袁宏《后汉纪》，系陆游、刘辰翁谢枋得手评，遂以一美婢易之，与承爵事相埒。
苏曼殊嗜食，其致柳亚子书落款有“写于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语。又以茶花女嗜食摩尔登糖，遂口不离此糖，自称糖僧。一度无钱买，即将所镶金牙变卖，买糖若干瓶。
邓之诚斋名五石斋，或谓先生藏珍石五枚，故以名之。乃先生谓弟子王钟瀚曰∶“我四十以前能饮，量过五石。”先生四十以后不饮酒，以常饮过量而伤身故也。
中国人于海外首次获得哲学博士者，为永安黄曾樾，弱冠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其师使著中国周秦诸子哲学概论，著录于巴黎图书馆，得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从陈石遗游，曾记《陈石遗先生谈艺录》。
语言学家黎锦熙任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教授，尝戏署所居曰“土地堂”，盖谓终日惟公公、婆婆二老相对也。
谭嗣同字复生，戊戌维新失败后被杀，康有为作挽联曰：“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
中央大学教授、戏曲学家卢前曾任国民参政员，常戏称自己“卢‘前参政’”。
章太炎、刘师培、黄季刚，时目为三疯子。季刚先生弱冠留学东瀛，内急夜起，溺于楼窗，楼下居客夜读方酣，闻之怒骂，季刚先生当仁不让，久之互道姓字，知楼下客为太炎先生，遂折节称弟子。劝早著书，谓待五十之后，1935年五十生辰，太炎有寿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黄见内含“绝命书”三字，为之惊谔。10月8日以暴饮吐血而亡。章因联语成谶，痛悔不已。
黄常调侃胡适，因倡白话文，于讲课时盛赞文言简洁，举例曰：“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文言只需妻丧速归四字，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先出版上半部，全书久不见完成。黄于中央大学课堂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诸生不解，黄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一座大笑。
俞平伯，谙音律，精词曲。夫人许宝钏亦工弦管弹唱，堪称琴瑟和谐。平老嗜昆曲，今北京昆曲研习社为其所创。平日自亦喜唱，然嗓音欠佳，有尝聆其腔者某云：“谁若第一回听昆曲是听平老唱的，管保一辈子不想再听昆曲！”
《围城》虽为小说，然其中情节皆取自作者经历，人物亦自有原型。以至当年其书畅销于世，女读者来信对作者之婚姻深表同情者不乏其人，钱钟书绝以为得意。所谓三闾大学，即1938年新成立于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之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时钱基博任教于彼，钱钟书亦随往任教。据夏志清言，书中挖苦最凶之空头哲学家褚慎明影指许思园，此公将汪精卫诗译成英文，汪遂送其出国。又，或谓曹元朗影指叶公超，同为圆脸，新诗人，都作“拼盘姘伴”。叶有文载《清华周刊》，内容竟与《围城》所讥者如出一辙，甚或遣词亦同。又谓《猫》之“绝代佳人”李太太为林徽音，老先生为周作人，赵元任太太杨步伟亦其中一角，可聊当戏说。
秦大士任翰林编修，一日上偶问曰：“汝家果秦桧后人乎？”秦无他言，但对曰：“一朝天子一朝臣。”既恭维君上，复自明志节，极为得体。又有题杭州岳庙联曰：“人自宋后耻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亦不卑不亢。
南社女社友唐群英，民国初年力倡男女平等，见宋教仁，以政纲未立男女平权一项，立掴宋颊。当今女权主义较昔尚输一筹也。
钱钟书最敏捷。在干校时，一日闲聊，以姓名作对。有举陈全荣者，钱应声答蔡恒茂。皆文学所研究人员也，不仅全荣、恒茂属对甚工，陈蔡均古国名，亦铢两悉称。或问钱钟书可对谁，答可对陈友琴，亦同所人，众皆以为妥贴。徐公恃（今改作持，《文学遗产》主编）问己名可对谁，当即答：“阎婆惜。”其敏捷如此。
文中子中说十卷,隋王通撰，宋阮逸注，元刊本。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双栏，白口。王通（580～617），字仲淹，号文中子，绛州龙门人。隋代思想家、教育家，著名文学家王勃的祖父。此书刻印颇精，金镶银装，书帙设计极精巧。有“福山王氏珍藏”、“宾佐”印。民国间为张寿镛约园所藏，有“四明张氏约园藏书”印。张寿镛字咏霓，号约园，宁波人，民国间著名教育家、学者、藏书家，曾编刊《四明丛书》，其藏书五十年代初由其后人捐赠文学所。
元仿宋刊本《后村居士集》五十卷,宋刘克庄撰，元仿宋小字刊本六册。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原非一版，两册四周单栏，四册四周双栏。残存卷一至卷六、卷八至卷二十八、卷三十九至卷五十。此帙原为张寿镛约园旧藏，有“寿镛”、“咏霓”、“四明张氏约园藏书”印。
明初内府刊本《圣学心传》四卷,明成祖朱棣撰，明永乐（1403～1424）间内府刊本八册。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小黑口，上下双栏。前有永乐七年（1409）五月望日明成祖御制序。明代前期刊本传世极少，此书为内府所刊，字体朴厚，纸墨精良，虽非初印，书品完好。原为民国间张寿镛旧藏，有“四明张氏约园藏书”印。
明刊四色套印本《南华经》十六卷,庄周著，晋郭象注，宋林希逸口义，元刘辰翁点校，明王世贞评，陈明卿批注，辑明杨升庵等名公评。明凌濛初（1580～1644）刻四色套印本，初印，字画精良。林氏口义紫色，刘氏点校蓝色，王、陈评注红色。前有徐常吉、冯梦祯、沈汝绅序。胡嗣芬旧藏，有“胡嗣芬藏书”、“三十六芙蓉馆藏”等印记。
清嘉庆刊本《文选》六十卷,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清嘉庆十四年（1809）胡克家仿宋刊本。胡氏以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刊本为底本，多年校勘，八易其稿，改正原书错误七百余处，仿宋本原式刻为此本，后附《考异》十卷，以校勘严谨、刻工精妙，被推为清代名椠，1977年中华书局曾影印出版。此帙为初印之本，纸墨字画皆精，曾为嘉、道间名学者张穆收藏，有“殷斋金石书画之印”、“殷斋藏书”、“石州校读”、“石州审定”等印。有阙页两页张氏手抄，著名学者俞正燮（字理初）、王筠（字菉友）、许瀚（字印林）批校。嘉庆一朝，学者以渊博著闻者，北称张石洲（穆），南称俞（正燮），王筠、许瀚亦为当时文字学名家，合四大学者而校此一书，“可称天壤间《文选》第一善本”（陶光语）。此帙后归吴氏石莲闇，钤“金轮秘笈之宝”印。民国间为陶光购得，钤“陶光”、“北溟宝玩”等印。有民国丙子（1936）十二月题跋二则，一曰：“黟县俞理初、安邱王菉友、日照许印林、平定张石洲合勘，不特征引浩博，且多互相纠正，俞、张细字尤茂美缜密。缺叶皆石洲手钞，秀整无一懈笔。校本至此，蔑以加矣。石莲闇旧藏，北溟珍秘。”一曰：“民元壬子得前人过录何义门评校《文选》，为汲古初印，蝇头细字，绝似汪文端，遍阅无款识。未久为少＋小＋寸绳持去，失于安庆，每念则惋惜。近两年来楚游，颇获善本。如何蝯叟评校《史》《汉》及少陵、玉溪诗，王湘绮评《八代诗选》，周子幹过录各家评校《三国志》，过录庄、谭诸家骈体文钞。益以旧藏皋闻先生手写《七十家赋》、松禅评校《古今词选》及家君评校《史》《汉》《后汉》《三国》《世说新语》等数十种，学者人人必读之书，大抵略备。昨闻徐慎先说，海丰吴氏有胡刻《文选》散出，急踪迹之，携归细读，乃知为俞理初、张石洲、王菉友、许印林四先生手笔，胡刻已极善，加以四先生递校，可称天壤间《文选》第一善本矣。俞书罕觏，不图茂密研妙至此，直兼登善、鸥波之长，尤为创获。欢喜赞叹，泚笔记之。丙子旧腊。”
明王宠手书《庄子内篇》,明王宠朱丝栏精钞本。封套有沈厂署“王雅宜真书庄子内篇”，书皮有“雅宜山人王宠墨迹，山阴杨大瓢补，江都秦澹生藏”。王宠（1494～1533），字履吉，号雅宜山人。吴县（今属江苏）人。书学王献之、虞世南，精小楷，善行草，与祝枝山、文征明齐名。此册真书工抄，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字，钤有“王履吉印”。笔法精妙，疏秀有致。此册原为仪征阮元旧藏，有“文选楼”、“扬州阮氏嫏嬛仙馆藏书印”。后归扬州秦恩复，有“恩复之印”、“小淮海”、“石研斋秦氏印”。又归常州缪日藻，有“日藻”、“文子”、“兰陵文子收藏”印。原阙二页，乞杨宾补抄，钤“山阴布衣”、“大瓢山人”、“臣宾”、“辛卯年后”诸印。杨有跋云：“有明吴下能书者，以祝京兆、文待诏、王雅宜、陈道复四家为最。四家书虽不同，然各有所得，非后人比也。文子孝廉得雅宜楷书《庄子》内篇一册，而缺‘大宗师’、‘应帝王’各四百余字，孝廉丐余补之。昔赵承旨欲补米书《壮怀赋》数行，一再易，皆不似。乃又今人去古为远，余何人斯，敢任兹役？窃以为女娲炼五色石补天，不必求其似天也。以今人补古人书，而求其似古人，斯其所以去古远矣。余则仿女娲氏法，直以己意补之。虽不似天，独不得为五色石耶？孝廉解人，当不以为河汉也。壬辰十二月二十日，大瓢道人杨宾识。”杨宾，号大瓢山人。浙江绍兴人，生活于清末，有书名。此册后归涿鹿李在铣，钤“涿鹿李氏珍藏”、“李在铣印”、“沈盦校藏精钞善本印”等印。有丁亥孟夏二十三日题识：“雅宜山人书《庄子》内篇，存廿八叶，杨大瓢补书二叶，复跋一叶。前副叶有文选楼印，宜存共卅弍页，字皆精妙，可宝之至。董香光曾有楷书《庄子·说剑篇》，阙三十余行，为翁覃溪先生补书，若得之可称双美，来日望之。”另有“棱伽居士”、“宝熙长寿”、“人境庐”等印。
黄子云《野鸿诗的》云：“凡题赠、送别、贺庆、哀挽之题，无一非诗，人皆目为酬应，不过捃摭套语以塞责。试问有唐各家集中，此等题十有七八，而偏有拔萃绝群之什者何也？其法要如昌黎作文，寻题之间隙而入于中，自有至理存焉。”此即于常格中出奇之谓，亦所谓“破体”之一端也，而论韩文尤入微，盖韩文于墓志等应用文体最善于寻其隙缝独出新意也。
黄子云《野鸿诗的》论诗有云：“趋巧路者材识浅，走拙途者胆力大。”又云：“专一可以立基，泛览可以兼善。”余谓非仅论诗有得，亦可通于治学。
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其取意从陶渊明“挥杯劝孤影”化出，错综以月而人不觉。
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一云：“近世品酒贵陈而薄新，唐代诗人则喜言新酿，未尝以陈酿为珍。或言老嫩，如刘长卿云‘酒香开瓮老’，少陵云‘小驿香醪嫩’是也。然亦不以此定优劣，至‘樽酒家贫只旧醅’，若旧醅不足以供客而自为解惭者。何古今人嗜好之不同耶？”按：此古今造酒之法不同而致也。唐时酒为酿造酒，酒精度低，新熟香醇，久放则非酸则漓，味不堪饮；明以后始有今日之蒸馏酒，酒精度高，新出酒甲醇气浓，久放而挥发，故愈陈而愈酽也。此古酒贵新今酒贵陈之理也。
岑参“祗缘五斗米，辜负一渔竿”，黄庭坚“可怜五斗米，夺我一溪乐”，两诗取意同而情调别，岑意蕴藉，黄语怒张，岑语浑成，黄语刻至，于此可悟唐宋之分界。若举全诗，宋末黄庚《月屋漫稿》《金陵怀古》云：“六宫禾黍千年恨，一片江山万古情。明月不关兴废事，夜深还照石头城。”仅两句有数字，而明显可觉堆砌，盖下句痕迹太著且意俗耳。后两句拟刘禹锡《石头城》“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句，而有刻露、含蓄之别，此亦唐宋诗意趣之别也。
黄庚《暮春二首》其二云：“一鸟不啼春寂寂，百花都落雨濛濛。十分花鸟东风恨，半在诗中半酒中。”句句有数字，而读来不觉。
《诗三百》之“兴”义，至六朝文人诗中已近绝迹，乐府民歌中偶存余响。唐人作诗率不用“兴”，其诗学所言之“兴”，皆感兴之谓。杨万里云“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焉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也，天也，斯之谓兴”（《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是也。若陈子昂所谓“兴寄”及他人之言“比兴”者，讽谕寄托之谓，盖由“变雅”怨刺而来也。自宋代以降，“兴”遂为讽刺之别名。以致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有云：“自古工诗者，未尝无兴也。观物有感焉，则有兴。今之作诗者，以兴近乎讪也，故不敢作，而诗之一义废矣。”清初叶矫然亦云：“近人作诗，率多赋体，比者亦少，至兴体则绝不一见。不知兴体之妙，在于触物成声，冲喉成韵，如花未发而香先动，月欲上而影初来，不可以意义求者，国风、古乐府多有之。徐文长谓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无不皆然，默会自有妙处，知言哉！”
元代宋无，同时赵孟頫、邓中父及清代顾嗣立均许其雅秀而多不经人道语，甚中肯綮。至其刻意学李贺之狞利奇瑰，则犹未道及也。前者多见于近体，而后者多见于古诗、乐府也。佳句五言如“鞋香花洞雨，衣润石阑云”、“雨青榆荚地，风白柳花天”；七言如“杨柳昏黄晚西月，梨花明白夜东风”、“山陵青草六朝地，巷陌乌衣百姓家”、“绿阴镂日新欢夏，红雨鏖花故恼春”、“机杼晓声柔橹月，簾帷暝色片帆烟”、“原草翠迷行辇迹，野花红发舞衣灰”。\r
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卷二载周南卿藏有唐镜一枚，河东君物也。背有铭云：“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盖五绝也，可补入《全唐诗》中。
朱仕琇《梅崖居士文集》卷十八《鲁远怀诗序》云∶“昔余与瑞金杨侍御（默堂）论诗京师，侍御力持唐音，而余主杜甫，不相下。”予读至此而窃有疑焉，杜甫乃非唐音乎?既而读尤珍《介峰札记》卷三∶“自唐以后诗人有学杜者，有学盛唐者，宗派不同，学诗者宜致审焉。”乃悟乾隆初年正当康熙朝唐宋诗之争方偃，所谓唐音有特指之义，即王渔洋《唐贤三昧集》所主之盛唐之音也。故主杜甫则异其趋，与主唐音者不相入。将“唐人”与杜甫对立起来，盖自南宋叶水心已然。叶适云：“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绌唐人之学，谓之江西宗派。”此已将唐人与杜甫对言。
《苕溪渔隐丛话》举李清照《醉花阴》“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句，谓“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余谓此正须眉所难到耳。宋末黄庚《书所寓》有“菊残如倦客，梅瘦似诗人”，此乃须眉之句也，殆亦脱胎于易安句。
何忠相《二山说诗》卷三《陌上桑》评语云：“写美人有二诀，一用洗眉法，《庐江小吏妻篇》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本《卫风·硕人》暨宋玉《神女》《登徒子》赋；一用烘云法，此篇四面嘘气，全身活现，更不消实指得。”按：二法即今修辞学所言比喻、烘托二法也，而洗眉之名甚新。
余昔撰《戴叔伦诗集校注》，《题净居寺》一首无唐宋文献依据，列于备考。其词云：“玉壶山下云居寺，六百年来选佛场。”据此，诗题应作“题云居寺”。云居寺在杭州径山，创于年，南宋时为名禅师克勤圜悟所主。普济《五灯会元》卷十九“径山宗杲禅师”载：“圜悟归蜀，师于云居山后古云门旧址，创庵以居，学者云集。（中略）又徙小溪云门庵，后应张丞相魏公浚径山之命，开堂日，僧问：‘人天普集，选佛场开。祖令当行，如何举唱？’”戴诗“六百年来选佛场”当用此也。自以降六百年，正当明代，则此诗亦明人诗也。
1915年王国维于日本作《三代地理小记》，有云∶“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吾辈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象不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今人每以此“二重证据法”为王氏首倡之古史研究新模式，实则以贞石证史，以古器物订正古史之阙误、古书之误解，自古而然。李富孙《校经庼文稿》《金石学录序》云∶“古来言金石者，以其可证经典之同异，正诸史之缪讹，而法物文章皆足为多识之助，故好古嗜奇之彦，莫不博搜而争宝之。”考李遇孙《金石学录》所载，魏孟康注《汉书·律历志》即据汉章帝时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而断定古以玉作管，不但竹也，以证汉志之说不尽然。《南史·刘杳传》又载刘杳据齐鲁出土实物，与沈约论宗庙牺樽当为牛形而非凤尾婆娑形之佚事，是皆以地下新材料补正纸上材料之例也。盖金石之学昉自汉，昌于宋，极盛于清代，前人早有定论。惟宋人之金石学近于博古，复近于小学，如金武祥《粟香二笔》卷八所谓“自古金石之学或考尊彝，或访碑碣，为小学之一端”耳。然顾炎武读欧阳修《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金石文字记序》）。至顾炎武“周览山川，考古今治乱之迹，证以金石铭碣”（《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业绩始著。迨考据风炽，以金石证史益为学人所重。阮元固尝云钟鼎彝器所见“国邑大夫之名可补经传，偏旁篆籀之字可补《说文》”。朱一新《无邪堂答问》或问：“金石有益经史，似可涉猎及之。”答曰：“石刻之益于史者，惟年月地理官制诸端。须史学通贯，乃能及此。其中真赝错出，宜加审定，未可全据也。”则据金石考史固有清一代史学所重也，特其时所出土之物时代皆后，未有如小屯所出甲骨之早且富者，又不如晚近出土古器之大且多（详王国维《二牖轩随录》），即有一二钟鼎彝铭考释，零星业绩，未能耸动听闻也。有殷墟书契而后上古史之研究得以付之实证，故曰“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然则古非无此法，特不具条件，不得行之耳。王氏于《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已举史例，断言“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今人归之于王氏所创，可谓数典忘祖。要之，王氏所言重点有二，一在上古史研究，二在今日，至于方法论之新创乃至自觉，尚不足言也。陈寅恪概括王氏学术之特点，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前者已如上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则清儒获日本向井鼎《七经遗文》、《孟子古注考》诸书，已取与中土古经互勘。然则寅恪先生所举三端，余谓惟后者乃为王氏所独诣者也。
曾闻先师千帆先生云，陈寅恪著作引古籍遇同书同卷数，从不写“同前”“同上”之类字，宁愿繁复抄写，以免出错。甚至不用阿拉伯数字，必用汉字大写。寅按数目字用繁字，顾亭林云盖起于唐武后时，开成石经皆然。后代公文相沿成例。见金武祥《粟香二笔》卷一。
古来言学问著书之乐者多矣，而莫如袁嘉谷之言简而意赅。其《经说三》有云：“今夫人自立之道，其惟学乎？自富之术，其惟书乎？自尊自乐之境，其惟著书乎？以一笔笔之微，达万理，记万事，行万里，垂万年。上有功于古人，中无争于今人，下有益于来人，视夫食万钱，封万户，雄万夫，优绌高下何如耶？”
清初文网之松，固非今人想当然所可知者。一则武力征服未竟，不遑文治；二则当时意识中以李自成为亡明之敌，清朝为天命所归之主；三则遗民忠于前朝，眷恋故主，固传统伦理所奖劝者也。魏禧《明知龙溪县涂公家传》述涂氏父子拒降被杀，有云：“桀犬吠尧，未识天命有归；而邻妇詈人，彼诚各为其主。夫孤竹傲周，犹曰义士；余阙祠庙，褒以忠臣。今天子肇造区夏，轶驾前王，岂此罪眚，不逢浩荡。”是即当时褒忠悼明之伦理依据也。
六经皆史之说人皆知发自章实斋，实则前人亦有言之者。康熙间宁都易堂九子之一彭任《草亭文集》有《历代文约序》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经即史，史即经也。后世之所谓经史，道其所道，事其所事，是以不惟道与事分，而经史亦遂已截然分而为二已。”
陈鹤《纪文达公遗集序》谓纪晓岚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故生平未尝著书。然纪晓岚之学博综平正，自是平章学术、校雠提要之学。清人长于此者尚有张宗泰、吴名凤，《鲁岩所学集》与《此君园文集》中题跋文字，皆有四库提要之才，唯学稍有不及耳。
王静安之死，或谓殉清，或谓殉文化，均发其大义，不外乎受陈寅恪影响。姜亮夫先生曾于王氏自沉前夜见之，据云神色惊惶，以为叶德辉被杀，革命军进城，己必不免，故自绝耳。时静安主清华讲习已年，去清之亡盖已年，其果否殉清实不足言。陈寅恪先生撰墓铭，无非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云云，实当时知识人之常谈。熊十力亦尝倡言“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盖一时风气如此。吾人读陈寅恪之文，以为夫子自道则可，以为王静安必如此则不免高叟之固矣。
日本诗圣松尾芭蕉俳文最有名者曰《幻住庵记》，吾元代智觉禅师明本，号中峰，四处游历，居无定址，若入山脱笠，即结茅而居，俱名曰幻住，自作《幻住庵记》。其居东林时，冯海粟为炼泥，赵松学雪为之搬运，和尚自为泥壁。芭蕉之文或即效中峰而为之也。
《清史稿》卷七《圣祖本纪》二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乙巳，上谒陵。壬辰，以马齐、佛伦、熊赐履、张英为大学士，陈廷敬为吏部尚书，李振裕为户部尚书，杜臻为礼部尚书，马尔汉、范承勋为兵部尚书，王士禛为刑部尚书。壬寅，命满汉给事中各四员侍班。”考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是月乙未朔，月内无壬辰日。《康熙实录》卷一百九十六、《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载此事均作初五日，则壬辰应为己亥之误。盖壬寅乃八日也。乙巳亦为乙未之误，乙巳则十一日尔。
古书真伪之考定，有虽细节而确不可易者。如《管子·小称篇》：“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王渔洋《池北偶谈》十九引程良孺《读书考定》谓，“自管子至吴越二百一十三年矣，如果一西施，不应先及”。是《小称篇》不出于管子之手明矣。
古今文人类好作大言，杜甫其尤也。至其临事制断，则见识议论颇迂腐。欲举古代胆略见识过人，而又最具实际之政治才干，其唯唐陆宣公陆贽乎！汤鹏尝曰：“汉以后作者，或专攻文辞，而义理不精，经纶不优；或精义理，优经世，而不雄于文，克兼之者，惟唐陆宣公、宋朱子耳。”（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第6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至其文章，则魏禧云：“古今排俪之文，能使事情剀切者，惟陆宣公耳。”见《魏叔子文集》卷二十二《读宋李忠定公集》。赵翼云：“陆宣公奏议，虽亦不脱骈偶之习，而指切事情，纤微毕到，其气又浑灝流转，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也，岂不以骈偶少之？”（《廿二史劄记》卷二十）
舒伯特以德诗人缪勒诗二十四首为词谱声乐套曲《冬之旅》，其第十六首曰：“树上的残叶屈指可数\ 我常望着它们陷入沉思\ 我凝视着其中的一片\ 将希望与它联系\ 每当寒风将它动摇\ 我的心都不禁颤栗\倘若它一旦飘堕\我的希望就随之消失。”欧·亨利短篇小说《最后一片落叶》之构思即此诗意也。
顾亭林《军制论》云：“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变之势，而犹讳其变之实，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此论至为深刻，以衡今日之势而尤为中肯也。
蒲松龄《聊斋文集》卷九有《为毕刺史祭王陇西文》，王陇西其人，研究者不详其名。余读《民国新修新城县志》卷十六：“王士骥字陇西，又字杜称，与玫子。顺治丁酉解额第一，甲辰成进士，授内阁中书，以母老乞归。母终未赴补，庚申年四十八，以病卒。有《听雪堂诗集》、《词集》如干卷藏于家。”据此知王陇西即士骥也。刘谦吉《訒庵诗钞》卷八《春暮怀友诗三十七首》之六：“新城王李两词杰，先后言归赋遂初。”注：“王陇西士骥、李季霖鸿霔两舍人。”卷七又有《吴克庵书先以季霖信相闻》：“大抵才雄多薄命，一官颠倒放蒙溪。遗书便得传公子，到病何尝见老妻。定下生芻同日泪，莫教桃叶背人啼。新城剧是怜双绝，十载前曾哭陇西。”自注：“王陇西士骥。”诗作于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七月，吴克庵即吴自肃，时李季霖初卒，吴以讣相告。王士骥卒于十年前，当为康熙十九年，与县志合。据王渔洋《蚕尾续文集》卷十七《从叔菉澳公墓志铭》：“公讳与阶，字陟公，少为经生，俶傥有奇气，重交游，已然诺，名隐隐在齐鲁间。早岁遇壬午之变，母张太淑人与兄弟三人皆及于难。公忍死衔恤，经营丧葬，皆成礼。兄子士騠、士骥能读父书，则教诲万方，以迄成立，有文章名。士骥丁酉中省元，甲辰成进士。”然则王陇西乃渔洋同高祖之从兄弟耳。
钱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采辑甚博，而考订则欠精审。秀水于源一人收为两人，乾隆间叶炜与光绪间叶炜二人合为一人，林象鼎采句一，而不知象鼎即《樵隐诗话》作者林钧字；乾隆卷据《瓶水斋诗话》收陈俯躬句一，小传云：“浙江秀水人，布衣”（8058），不知即客星山人陈梓字。似此类皆白璧之瑕也。至于作者小传之略，更无论矣。盖是书之编，悉采自诗话，以有事可纪也。翻检覆核本集之功少，故作者传记资料考证甚疏。
雨花石向传起于明代，然余读元代郝经《陵川集》，卷二十七《江石子记》一文实已载之。文略云：“仪真濒江，土脉秀异，或过雨，或治地，每得石子，皆奇润可爱，诸色备足。有脂白含蓄如隐玉者，有澹黄敷腴如腊丸者，有缜黑圆莹如玄珠者，有如丹砂剥泐而不纯者，有如空青澹沱而类琴瑟者，有赤涩而芒角者，有白而络红脉者，青而黑晕重复者，黑渍而土食中边黄者，浅碧而白晕杂者，有如晴虹凝结而不散者，有如抹霞返照而孕其余者。有如拳者焉，有如栗者焉，有如钱者焉，有漥者平者缺者凸者，有蒲背者，有鸡卵者焉。每得一则如获物外之奇宝，濯之以清泉，熏之以沉烟，置之盘盂之内，而簸弄于明月之下，方为热中而忽洒然，故尤嗜于他物。”文作于元中统五年（1265）夏六月，南宋度宗咸淳元年。然则雨花石之见重于士大夫，自南宋之世已然。余金陵人，自幼习闻雨花台出雨花石，盖俗传附会也，然由来亦久。清初董文骥《微泉阁集》诗卷二有《登雨花台拾石子》，则清初已有其说也。
昔读钱钟书《人·鬼·兽》，有云李太太美而无子，人谓之绝代佳人，为之绝倒。后见王增琪《诗缘樵说拾遗》卷五载谜语，已有用绝代佳人打唐诗一句，即美而无子也。是此谑不始于钱钟书矣。
阳明《传习录》卷上：“萧惠好仙释，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鸮窃腐鼠耳！’惠请问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惠惭谢，请问圣人之学。先生曰：‘已与汝一句道尽，汝尚自不会。’”此等言语机锋，盖即阳明早年笃志释氏所得，此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