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锺书先生去世已经十年。这十年里，我常常缅怀着，也常与朋友讲述他对我的关怀，可是一直没有着笔写下纪念他的文字，仅在一九九九年四月间写了一篇千字短文，题为《钱锺书先生的嘱托》。写作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说明了我沉默与难以沉默的理由，这也是我今天写作时需要说明的，因此，姑且把短文的前半节抄录于下：

尽管我和钱锺书先生有不少交往，但他去世之后，我还是尽可能避免说话。我知道钱先生的脾气。在《围城》中他就说过：“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钱先生的逝世，也难免落入让人生发的悲剧。不过，人生本就是一幕无可逃遁的悲剧，死后再充当一回悲剧角色也没关系。我今天并非做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钱锺书先生生前让我告诉学术文化界年轻朋友的一句话。

这句话他对我说过多次，还在信中郑重地写过一次。第一次是在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不久，我受所里年青朋友的委托，请求他和所里的研究生见一次面，但他谢绝了，不过，他让我有机会应告诉年轻朋友，万万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紧的是自己下功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实之名。一九八七年，我到广东养病，他又来信嘱托我：

请对年轻人说：钱某名不副实，万万不要迷信。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不实之名，就像不义不财，会招来恶根的。（一九八七年四月二日）

作为中国卓越学者的钱先生说自己“名不副实”，自然是谦虚，而说“万万不要迷信”包括对他的迷信则是真诚的告诫。迷信，不管是迷信什么人，都是一种陷阱，一种走向蒙昧的起始。钱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权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死后他也不让别人迷信他，因为他期待着新的峰峦。在不要迷信的告诫之后是不是虚名的更重要的告诫，我今天不能不郑重地转达给故国的年轻朋友。

二

钱锺书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师郑朝宗先生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给我的信中说：“《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确乎如此，但钱先生在《围城》中所批评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却也反映他内心的一种真实：不喜欢他人议论他、评论他，包括赞扬他的文章。钱先生对我极好、极信赖（下文再细说），唯独有一次生气了。那是一九八七年文化部艺术出版社，出于好意要办《钱锺书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托一位朋友来找我，让我也充当一名编委，我看到名单上有郑朝宗、舒展等（别的我忘记了），就立即答应。没想到，过了些时候，我接到他的电话，说有急事，让我马上到他家。他还特地让他的专车司机葛殿卿来载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气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让我坐下就开门见山地批评我：“你也当什么《钱锺书研究》的编委?你也瞎参乎？没有这个刊物，我还能坐得住，这个刊物一办，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说我就明白了。尽管我为刊物辩护，证之“好意”，他还是不容分辩地说：“赶快把名字拿下来。”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后会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亲，路经厦门时特别去拜访郑朝宗老师，见面时，他告诉我，钱先生也写信批评他。郑老师笑着对我说：“这回他着实生气了。不过，他对我们两个都极好，你永远不要离开这个巨人。“最后这句话郑老师对我说过多次，还特别在信中写过一次。八六年我担任研究所所长后，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你现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读书》第一、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气魄很大，可见进步之速。但你仍须继续争取钱默存先生的帮助。钱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师友，不仅才学盖世，人品之高亦为以大师自居者所望尘莫及，能得他的赏识与支持实为莫大幸福。他未曾轻许别人，因此有些人认为他尖刻，但他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与他交游数十年，从他身上得到温暖最多。一九五七年我堕入泥潭，他对我一无怀疑，六十年摘帽后来信并寄诗安慰我者也以他为最早。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应该紧紧抓住这个巨人，时时向他求教。

郑朝宗老师是钱先生的知音挚友，对我又爱护之至。《管锥编》出版之后，他一再叮嘱我要“天天读”。我果然不忘老师教诲，二、三十年从未间断过对《管锥编》的阅读，也终于明白郑老师所说的“巨人”二字是什么意思。钱锺书先生绝对是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学术巨人，是出现于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的学问奇观。如此博学博识，真前不见古人，后也恐怕难见来者。尽管我对钱先生的学问高山仰止，但对《围城》却并不特别喜爱，对此，我请教郑老师：我的审美感觉不知对否?郑老师回答说：平心而论，他的主要成就是学问，不是创作。

钱先生对《钱锺书研究》一事如此认真的态度，绝非矫情。他的不喜别人臧否的态度是一贯的，他自嘲说：我这个人“不识抬举”（参见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写给郑朝宗的信），这也非虚言。一生渴求高洁、安宁，确实是他的真情真性。只是求之太真太切，往往就对“抬举”之事怒不可遏，言语过于激愤。一九九六年，我听到法国的友人王鲁（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编辑）说，他看到国内报刊有一消息，说李希凡等人联名写了呼吁信，要求制止江苏无锡把钱先生的祖居旧址夷为商场，以保护国宝文物。知道此事后，他就致函杨绛先生，询问此事是否需要声援一下。杨先生在回函中传达了钱先生的话：“我是一块臭肉，所有的苍蝇都想来叮着。”一听到这句话句，我就相信这是钱先生的语言，别人说不出如此犀利透彻的话。难怪人家要说他“尖刻”。然而，这句话也说明他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宁与高洁是怎样的不留情面。

三

钱先生一去世，香港的《信报》就约请我写悼念文章。他们知道我与钱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我没有答应。钱先生去世十年了，我还是没有写。没有提笔的原因，除了深知钱先生不喜悼文、不喜他人臧否的心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要写出真实的钱锺书实非易事，尤其是我理解的钱先生，真是太奇特。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丰富复杂，具有多方面的脾气。我接触交往的人很多，但没有见到一个像钱先生这样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对身处的环境、身处的社会并不信任，显然觉得人世太险恶（这可能是钱先生最真实的内心）。因为把社会看得太险恶，所以就太多防范。他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我完全不能接受这句话，因为我是一个不设防的人，一个对“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的理念极为反感的人。但是这句话出自我敬仰的钱先生之口，我不能不震撼。后来证明，我不听钱先生的提醒，头发确实一再被魔鬼抓住。口无遮拦，该说就说，结果老是被批判，直到今天也难幸免。出国之后，年年都想起钱先生这句话，但秉性难改，总是相信世上只有人，没有魔鬼。

不过，出国之外，我悟出“头发一根也不能给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钱先生世界的一把钥匙。他不喜欢见人，不喜欢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他是政协委员，但一天也没有参加过政协会。我们研究所有八个全国政协委员，唯有他是绝对不到会的委员。他是作家协会的理事，但他从未参加过作协召开的会议也不把作协当一回事。有许多研究学会要聘请他担任顾问、委员等，他一概拒绝。不介入俗事，不进入俗流，除了洁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对“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有人要陷害他，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钱锺书有一次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放下一本毛选，竟说：拿走，拿走，别弄脏我的书桌。”钱先生立即贴出一张大字报郑重澄清：“我绝对没有说过这句丧心病狂的话。”在当时极端险恶的“革命形势”下，如果钱先生不及时用最明确的语言澄清事实，给魔鬼一击，将会发生怎样的灾难呢?

只有了解钱先生的防范之心，才能了解他的代表作《管锥编》为什么选择这种文体，为什么像构筑堡垒似的建构他的学术堂奥。既然社会这等险恶，就必须生活在堡垒之中。鲁迅就因深明人世的险恶，所以其文也如“壕堑”，自称其行为乃是“壕堑战”，不做许褚那种“赤膊上阵”的蠢事。我读《管锥编》，就知道这是在进入堡垒、进入壕堑、深入深渊，要慢慢读，慢慢品，慢慢悟。书中绝不仅仅是如山如海的知识之库，而且还有如日如月的心灵光芒。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不能直说，但书中“口戕口”的汇集与曲说，则让你更深地了解人性之恶从来如此。而对“万物皆备于我”的阐释，一读便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现确实集狮子之凶猛、狐狸之狡猾、毒蛇之阴毒、家狗之卑贱等万物的特性。倘若再读下“几”、“鬼国”等辞的疏解，更会进入中国哲学关于“度”、关于临界点的深邃思索。有人说，《管锥编》是知识的堆积，将来电脑可替代，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电脑可集中概念，但绝不可能有像钱先生在汇集中外概念知识的同时，通过组合和击中要害的评点而让思想光芒直逼社会现实与世道人心。有人贬抑说《管锥编》是散钱失串，这也不是真知明鉴。不错，从微观上看，会觉得《管锥编》的每一章节，都没有一个时文必具的那种思想主题，那种进入问题讨论问题的逻辑链条（串），但是，《管锥编》却有一个贯穿整部巨著的大链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内在大动脉。我在海外的学术讲座中，告诉学生，你要了解《诗经》，读读《管锥编》的第二册第十三节就可以了。我在讲解老子《道德经》时，只讲一个“反”字。此字是全经的文眼，一通百通。而能抓住这个字，就得益于《管锥编》，正是它首先抓住这个字，并集中了历来各种注本对“反”字的解释，真了不得。因为走进去了，才看到《管锥编》这一深渊的美妙。学问真是太美了!深渊真是太迷人了!一旦进入，一定会留连忘返。但应当承认，这确实是深渊，是堡垒。钱先生大约知道，能进入之人无须防，未能进入之人必须防。能进入的人一定会高山仰止，当然也一定不忍加害于造山之人；不能进入的人，或无知，或偏见，或傲慢，或嫉妒，干脆就在他们面前筑一堵墙，一道壕堑，由他们说去吧。

钱先生的防范与警惕，表现在学术上，也表现在工作上。他当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只管一点外事。说是“一点”，是指他并非真管院里的全部外事。真管的还是赵复三和李慎之这两位副院长。但有些外国学者，特别是文学研究方面的学者，特别要求要见他的，或者院部领导人认为他必须出面的，他才不得不见。我担任所长后，文学方面的来客真不少。有几次院部拟定钱先生必须出面，他应允后竟对外事局说：你们不要派人来，再复来就可以了，他不会英文，我可以当翻译。说到做到，他真的不让院里所里的外事人员陪同，由我两个单独会见。钱先生不让别人参加，就是有所提防。对于我，他则绝对放心，我多次有幸听到他在外宾面前畅所欲言。他批评丁玲是“毛泽东主义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么多苦头之后还是依然故我。说完哈哈大笑。他又表扬魏明伦嘲讽姚雪垠的文言杂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写得好，说当代作家能写出这样的文言文不容易。畅开心胸的钱先生真可爱，拆除堡垒的钱先生，其言笑真让人闻之难忘。

四

真正畅开心胸的钱锺书，其实是年青时期的钱锺书。尽管我敬爱整个钱锺书，但就个体生命状态而言，我更喜欢青年钱锺书。青年钱锺书心中没有一根弦，天真活泼，才华横溢，其文章全是率性而谈，直言无忌。这个青年钱锺书凝聚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钱锺书散文》一书的前半部中。此书搜集的三十年代钱先生所写的散文，即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九年也就是《围城》问世之前的散文。这些散文篇篇有性情有思想，智慧之语全无文言的包裹，让人读后觉得作者不仅是才子，而且是赤子。例如写于一九二二年的短文〈大卫休谟〉，评介的是四百三十六页的英文版《大卫休谟传》，讲述的英国大哲学家休谟的思想与故事，但钱先生以年青学人的幽默与刁顽，把休谟自己概说十六项特性选择摘译数项于文中，实在很有趣。休谟如此自画：（l）好人而以做坏事为目的；（3）非常用功，但是无补于人亦无益于己；（8）非常“怕难为情”，颇谦虚，而绝不卑逊；（11）虽离群索居而善于应酬；（13）有热诚而不信宗教，讲哲学而不求真理；（14）虽讲道德，然不信理智而信本能；（15）好与女子调情，而决不使未嫁的姑娘的母亲发急，或已嫁的姑娘的丈夫拈酸。笔者所以要提这篇散文而且注意钱先生在十六条中选择这七条，是觉得青年钱锺书很像青年休谟：坦率、顽皮、风趣，情感中放入理性，与众不同。这七条简直是青年钱先生的自白。晚年钱锺书就不完全是这样了，他很理智，很负责，很警觉，显得有点世故。能靠近他的人很少了。

因为钱先生的这种个性，因此常被误解为尖刻的冷人。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一位比我年轻的学子，有一次竟告诉我一条“信息”，说他的博士导师（在古代文学研究界甚有名声）这样评论：刘再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是热的，而钱锺书则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是冷的。我听了此话，顿时冒出冷汗（不是热汗），并说一声“你们对钱先生误解了”。有此误解的，不仅是文学所。

然而，我要说，钱先生是个外冷内热的人。郑朝宗老师说“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绝非妄言。对钱先生的评说各种各样，但我相信自己所亲身体验的才是最可靠。

我和钱先生、杨先生真正能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说话的是在一九七三年社会科学院从五七干校搬回北京之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那时我住在社会科学院的单身汉宿舍楼（八号楼），钱先生夫妇则住在与这座楼平行并排（只隔十几米远）的文学所图书馆楼。因为是邻居的方便，我竟多次冒昧地闯到他的居室去看他。他们不仅不感到突然，而且要我坐下来和他们说话，那种和蔼可亲，一下子就让我感到温暖，“四人帮”垮台之后，社会空气和人的心情变好了，我们这些住在学部大院里的人，傍晚总是沿街散步，于是我常常碰到钱先生和杨先生，一见面，总是停下来和我说阵话。那时我日以继夜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写得很有点名气。见面时我们更有话可说。一九七九年我调入文学所，又写学术论着，又写散文诗。一九八四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决定出我的散文诗集（《洁白的灯心草》），我就想请钱先生写书名。因此就写了一封短信并附上在天津百花文艺社出版的《太阳·土地·人》散文诗集寄到三里河南沙沟钱先生的寓所。没想到，过了三天就接到他的回信和题签。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再复同志：

来书敬悉。尊集重翻一过，如“他乡遇故知”，醰醰有味。恶书题签，深恐佛头着秽，然不敢违命，写就如别纸呈裁。匆布即颂

日祺

钱锺书上二十日

收到信与题签后我光是高兴，把他的“墨宝”寄出后，又进入《性格组合论》的写作，竟忘了告诉钱先生一声。而钱先生却挂念着，又来一信问：“前遵命为大集题署送上，想应毕览。”我才匆匆回了电话，连说抱歉。而他却笑着说：“收到就好。”香港把书推出之后，我立即给他和杨先生送上一本，他又立即响应，写了一信给我：

再复同志：

赐散文诗集款式精致，不负足下文笔之美感尧尧，当与内人共咀味之，先此道谢。拙著谈艺录新本上市将呈雅教而结墨缘，即颂

日祺

钱锺书杨绛同候

对于我的一本小诗集，钱先生竟如此爱护，如此扶持，一点也不敷衍。那时我除了感激之外，心里想到：中国文化讲一个“诚”字，钱先生对一个年轻学子这么真诚，中国文化的精髓不仅在他的书里，也在他的身上。生活的细节最能真实地呈现一个人的真品格，为我题签书名一事，就足以让人感到钱先生是何等温厚。

更让我感激的是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他对我的学术探讨和行政工作都给了充满温馨的支持。文学所有二百六十个编制，连同退休的研究人员和干部，大约三百人左右。那时我还算年轻，毫无行政工作准备。而且我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论文学主体性”、“思维方法变革”等理念又面临着挑战。尽管自己的心灵状态还好，但毕竟困难重重。在所有的老先生中（全所有俞平伯、吴世昌、孙楷第、唐弢、蔡仪、余冠英等十几位著名老学者，其中有八位全国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钱先生最理解我，也最切实地帮助我。他数十年一再逃避各种会议，但是我召开的三次最重要的会议，请他参加，他都答应。

第一次是1986年1月21日，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诞辰八十五周年的会议。这是我担任所长后做的第一件重要事，而且牵扯到众所周知的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红楼梦》研究的是非问题。我在所长的就职演说中声明一定要贯彻“学术自由、学术尊严”的方针，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有成就，有贡献，尽管被认为是“唯心论”和“烦琐考证”，但也是学术问题，也应当还给俞先生以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钱先生时，他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说：“你做得对，我一定出席你的会。”这次会议开得很隆重，除了所内人员之外还邀请了文学界的许多著名作家学人参加，与会者四百多人，成了文化界一件盛事。钱先生不仅准时到会，而且和俞先生、胡绳及我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散会时可谓“群情兴奋”，大家围着向俞先生道贺，照相，我也被来宾和其他与会者围着，没想到钱先生也竟然挤过来，在我耳边兴奋地说：“会开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我连忙说：“谢谢钱先生来参加会。”有了钱先生的支持，我心里更踏实了。这毕竟是件触及敏感学案的大事。开会的前三天，胡绳紧急找我到办公室，我一进门他就生气地指着我：“再复同志，你就是自由主义，开俞平伯的会，这么大的事，通知都发出去了，我刚收到通知。连个请示报告都不写。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吗？怎么办？”我知道一写报告会就开不成，但不敢直说，只跟着说了“怎么办？”三个字。胡绳说，怎么办？我替你写一个报告给中宣部就是了。听到这句话我高兴得连声说“胡绳同志你真好”，并仗着年轻和老朋友的关系硬是对他说：“这个会，您一定要参加，还要讲个话。”他没有答话，等我告辞走到门边，他叫住我，说了一句：我会参加会的。

尽管我“自由主义”，但没有把胡绳的半批评半支持的态度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告诉钱先生。钱先生那种由衷高兴的态度，完全出自他的内心。这种态度不仅有对我的支持，也有对俞先生真诚的支持。钱先生内心何等明白又何等有情呵。

除了俞先生的会，钱先生还参加了我主持的“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和“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两个会规模都很大，尤其是第一个会，与会者一百多人，列席旁观者很多，仅记者就有九十人。好几位记者和外地学者问我哪一个是钱锺书先生，有一位记者错把张光年当作钱先生，要我和这位“钱先生”照个相，我赶紧去把真钱先生找来，然后三个人一起照了个相。我知道钱先生最烦被记者纠缠及照相之类这些俗事，但为了支持我还是忍受着煎熬。后一个会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开的，但筹备工作由文学所做，因此我请钱先生致欢迎辞，由我作主题报告。我还请钱先生帮我们审定邀请外国学者的名单，他答应之后，所科研处开列了一份二十个人的名单。没想到，他在每个人的名字下都写一两句很有趣的评语，例如“此人汉语讲得不错，但很会钻营，有人称他为尖尖钻”。对于海外汉学家，钱先生多数看不上，评语都不太好。读了这份评语，我立即请科研处保管好，不要外传。当时管外事的副所长马良春拿着名单和评语，惊讶不已，我开玩笑说：“钱先生真把海外许多汉学家视为纸老虎。”在北京二十多年，通过这个会，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钱先生致欢迎辞。致辞的前两天，他把讲稿寄给我让我“斟酌”一下，我哪敢“斟酌”，只是立即复印一份放入自己的活页夹里。他的致词只有六百字。除了开场白之外，只讲了两段。第一段话说：

十九世纪意大利大作家孟佐尼在他最著名的小说里写一对少年男女经过许多艰难挫折，终于苦尽甘来，他马上说，最美满幸福的生活是毋须叙述的，因为叙述起来，只会使读者厌倦，全书就此收场。我想，像鲁迅这样非常伟大和著名的人物也毋须介绍的，像“中外文化”这样一个明白响亮的大题目，也毋须解释的，我多余地来介绍一番，解释一番，作为开场白，只会使听者腻烦。何况今天在坐的都是对鲁迅的生平和著作很熟悉、很有研究的女士和先生，我更不敢班门弄斧。我只代表本院欢迎各位并预祝这次会议的成功。

第二段则表示自己对学术讨论会的看法，这段话讲得极好。会后我曾背给好几位朋友听，至今还会背：

中外一堂，各种观点的、各个方面的意见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学术讨论不像外交或贸易谈判那样，毋须订立什么条约，各方完全同意，假如容许我咬文嚼字，“会”字的训诂是“合也”，着重大家一致，但是“讨论”的“讨”字的训诂是“伐也”，“论”字的训诂是“评也”，有彼此交锋争鸣的涵义。所以，讨论会是具有正反相成的辩证性的，也许可以用英语来概括：“No conference Without differences”。

五

更让我感动的是钱先生不仅在行政工作上支持我，而且在学术探索上支持我。我的本性是对文学对思想的酷爱，无论自己的地位发生什么变化，头顶什么桂冠，我都牢记自己的本分，不忘把生命投入学问。因此，虽然担任所长，但还是把心放在着书立说上，而且尽可能“利用职权”推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钱先生理解我。他比我更了解人情世故，更知道路途坎坷，因此，总是为我担心。1985年拙著《性格组合论》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引起了“轰动效应”，连印六版三十多万册。热潮之中，我的头脑也很热。但钱先生很清醒冷静。见到第六版，他对我说，要适可而止，显学很容易变成俗学。听了这句话，我立即写信给责任编辑郝明鉴兄，请求不要再印。《论文学主体性》发表之后，更是“轰动”，不仅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而且引发《红旗》杂志的政治性批判，特别是由姚雪垠先生出面批判。姚先生宣称自己是用“马克思主义大炮”来炮轰我。我在回答《文汇月刊》记者刘绪源的访谈之后他更生气，说要到法院告我。那时钱先生真为我着急，很关注此事。有一天，他让我立即到三里河（他的家），说有事相告。我一到那里，他就说，刚才乔木（指胡乔木）到这里，认真地说，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是符合辩证法的，肯定站得住脚。文学主体性也值得探索，他支持你的探索。钱先生显得很高兴。其实在几天前，就在八宝山殡仪馆（追思吴世昌先生的日子），胡乔木已亲自对我说了这些话，但钱先生不知道。看到钱先生对我这样牵挂，我暗自感叹，困惑胜过高兴：这样一篇学术文章竟让钱先生这样操心。不过，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钱先生的温厚之心，在困惑中感到人间仍有温暖与光明。那一天，他留我在他家吃了饭，然后就主体性的争论，他谈了两点至今我没有忘却的看法。第一，他说，“代沟”是存在的，一代人与一代人的理念很难完全一样。言下之意是要我不必太在意，应让老一代人去表述。第二，他说，“批评你的人，有的只是嫉妒，他们的‘主义’，不过是下边遮羞的树叶子。”听到第二点，我想起了《围城》的话：“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这第二点是犀利，而第一点是宽容。我将牢记第一点，尽可能去理解老一辈学人的理念，不负钱先生的教诲。

不了解钱先生的人，以为他只重学术求证，不重思想探索，其实不然。钱先生当然是一等学问家，不是思想家，但他对思想探索的价值和艰辛却极为清楚也极为尊重。他两次劝我要研究近代文学史中的理念变动，对近代史中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这一思想脉络也很敬重。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我亦远不会知道他的内心深处具有思想探索的热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作为一个弄潮儿，一个探索者，没想到给予我最大支持力量的是钱锺书先生，尤其是在比我高一辈两辈的人，规劝者有之，嘲讽者有之，批判者有之，讨伐者有之，明里暗里给我施加压力者有之。轻则说说笑笑而已，重则诉诸文字。可是钱先生却毫无保留地支持我，既支持我性格悖论的探索，也支持我主体论的探索；既支持我传统转化的探索，也支持我变革方法论的探索，支持中既有智慧，又有情感。就以“方法论变革”一事而言，我被攻击非难得最多。但钱先生也支持，只是提醒我：“你那篇《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是好的，但不要让你的学生弄得走样了。”听到这句话时，我一时反应不过来，竟书生气地回答说：“我没有学生”，是后来才明白是什么意思。当时我的提倡方法论变革，包括方法更新、语言更新（不惜引入自然科学界使用的概念）、视角更新（哲学视角与哲学基点）、文体更新等，因此方法更新也可称作文体革命。1988年秋季，中央主持宣传文教的领导人决定举行一次全国性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征文评奖活动，其意旨是要改变历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总是处于被批评的地位，由国家出面表彰其优秀成果。这一思路当然很好。因为全国各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及大学都要参加竞赛，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者也重视此事，他们觉得院内的几个大所都应当竞得最高奖（一等奖），因此，汝信（副院长，也管文学所）打电话给我，说院部研究过了，文学所要重视此事，你自己一定要写一篇。没想到，这之后的第二天，马良春又告诉我：钱先生来电话说要你亲自动手写一篇。有钱先生的敦促，我就不能不写了。大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写出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一文，并获得一等奖。全国参加征文的有一千多篇论文，二十二篇得一等奖，文学方面有两篇。文学所总算把脸面撑了一下。获奖后最高兴的事并不是参加了领导人的颁奖仪式，领了五千块奖金和奖状（颁奖者是胡启立、芮杏文、胡绳等五人），而是出乎意料之外，钱先生给我一封贺信，信上说：

理论文章荣获嘉奖，具证有目共赏，特此奉贺。

钱先生写贺信，是件不寻常的事，而“有目共赏”四个字，更是难得。有朋友说，这四个字，一字千钧。固然，这可让我产生向真理迈进的千钧力量，但是，我明白，这是溢美之辞，钱先生对同辈、长辈，尤其是对国外名人学者，要求很严，近乎于“苛”，而对后辈学子则很宽厚，其鼓励的话只可当作鼓励，切不可以为真的所有的眼睛都在欣赏你。

六

我今天所以把这“四个字”写出来，只是想说明，钱先生内心深处有一种常人不易感受到的热情与关怀，不仅对于个人。其实对于社会也是如此。一九八七年反自由运动开始之前的一个多月。被聘请到广东去担任《现代人报》主编徐刚告诉我，说钱先生给刘  宾 雁写了一副对联，即“铁肩挑道义，辣手着文章”。这两句话原是李大钊之语，钱先生用以肯定刘 宾  雁的敢说敢言。没想到，得知此事不久（对联在报上刊出也不久），全国批判“资产阶级自  由化”的运动开始了，邓小平点了方   励  之、刘  宾  雁、王   若  望三个人的名。当时社会科学院党组立即召集各所党委书记、研究所长等近两百名主要干部传达邓小平指示，并在院外租一旅馆进行“集训”，胡绳作了非常严厉的报告。我也带着日常用品去参加集训三天三夜。回来后，我给钱先生打电话，他立即要我到他的三里河之家。一进门，我就开会的情况全告诉他了。并说：刘  宾 雁被开除党籍了。现在党内正在批判他。我知道钱先生关注此事，有一个具体原因是他刚刚写了对联赞美刘  宾  雁，所以就主动提起此事，并安慰钱先生说，您虽然给刘  宾  雁写了那对联，但这次运动不涉及党外，应当不会追查此事。他点点头，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呼唤了正在里屋工作的杨先生，让她出来和我们一起商量一下“要事”。杨先生一出来就说：写就写了。钱先生也接着说，对，写就写了，就这样吧。杨先生似乎早已胸有成竹，给钱先生镇定了一下。

钱先生虽然整天埋头著述，但头脑非常清醒，他好像明白，我虽然当了研究所负责人，其实头脑并不清醒，所以常常提醒我。一九八九年三月，我应邀将到美国五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圣地亚哥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作学术讲演。钱先生除了托我把两本《洗澡》（杨先生小说）分别交给夏志清先生和李欧梵先生之外，就叮咛我说：你到美国这么多学校，交往的人很多，一定要注意一点：只讲公话，不讲私话。刚听钱先生的叮咛，我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明白了，这是钱先生给我的护身法宝。倘若破译一下，就是要我言行端正，不可对任何人讲迎合的话，拉关系的话，更不可讲机密的话。在美国两个多月，我念念不忘的就是钱先生“不讲私话”的嘱咐。

这一年的五月上旬，我因为赶回去参加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因飞机的耽误没参加上）被卷入政治风波，于八月初又来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落脚后，我给钱先生打了一次越洋电话。接电话的是钱瑗。她放下电话去找钱先生。大约三分钟后，钱瑗说：父亲让我告诉你，在海外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政治不是我钱某能搞的，也不是你能搞的。钱先生这一叮嘱很认真，很郑重。过了几个月之后，香港天地图书公司陈松龄先生告诉我，说他刚到北京去拜访钱先生，一坐下来，钱先生就问，你们知道再复在海外怎样吗?接着又让我们转告你：在海外千万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政治不是我们这些人能搞的。钱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很严谨，在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上也很严谨。绝不参与政治，这是他的坚定立场，也是他能够给予我的最具体、最大的关怀。钱先生的一再叮嘱，对我产生了影响。近二十年来，我绝对不涉足政治。对于社会，我也仅止于关怀，绝不直接拥抱社会是非。二零零二年，我在城市大学“客座”时，钱先生的忘年好友奕贵明兄和许德政诸兄到寓所拜访我。贵明兄说钱先生在我出国后一直牵挂着我，甚至在去世前不久还牵挂着。对于钱先生的这份情，我除了心存感激之外，就是要记住他在生前就投射给我的灵魂光辉，坚定地走独自进行精神创造的路，不可落入任何权力角逐的黑暗深渊。钱先生的智慧既呈现于他所创造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