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钱锺书先生纪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21 次 更新时间:2014-11-25 18: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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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  

  

   一

   钱锺书先生去世已经十年。这十年里,我常常缅怀着,也常与朋友讲述他对我的关怀,可是一直没有着笔写下纪念他的文字,仅在一九九九年四月间写了一篇千字短文,题为《钱锺书先生的嘱托》。写作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说明了我沉默与难以沉默的理由,这也是我今天写作时需要说明的,因此,姑且把短文的前半节抄录于下:

   尽管我和钱锺书先生有不少交往,但他去世之后,我还是尽可能避免说话。我知道钱先生的脾气。在《围城》中他就说过:“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钱先生的逝世,也难免落入让人生发的悲剧。不过,人生本就是一幕无可逃遁的悲剧,死后再充当一回悲剧角色也没关系。我今天并非做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钱锺书先生生前让我告诉学术文化界年轻朋友的一句话。

   这句话他对我说过多次,还在信中郑重地写过一次。第一次是在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不久,我受所里年青朋友的委托,请求他和所里的研究生见一次面,但他谢绝了,不过,他让我有机会应告诉年轻朋友,万万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紧的是自己下功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实之名。一九八七年,我到广东养病,他又来信嘱托我:

   请对年轻人说:钱某名不副实,万万不要迷信。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不实之名,就像不义不财,会招来恶根的。(一九八七年四月二日)

   作为中国卓越学者的钱先生说自己“名不副实”,自然是谦虚,而说“万万不要迷信”包括对他的迷信则是真诚的告诫。迷信,不管是迷信什么人,都是一种陷阱,一种走向蒙昧的起始。钱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权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死后他也不让别人迷信他,因为他期待着新的峰峦。在不要迷信的告诫之后是不是虚名的更重要的告诫,我今天不能不郑重地转达给故国的年轻朋友。

   二

   钱锺书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师郑朝宗先生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给我的信中说:“《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确乎如此,但钱先生在《围城》中所批评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却也反映他内心的一种真实:不喜欢他人议论他、评论他,包括赞扬他的文章。钱先生对我极好、极信赖(下文再细说),唯独有一次生气了。那是一九八七年文化部艺术出版社,出于好意要办《钱锺书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托一位朋友来找我,让我也充当一名编委,我看到名单上有郑朝宗、舒展等(别的我忘记了),就立即答应。没想到,过了些时候,我接到他的电话,说有急事,让我马上到他家。他还特地让他的专车司机葛殿卿来载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气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让我坐下就开门见山地批评我:“你也当什么《钱锺书研究》的编委?你也瞎参乎?没有这个刊物,我还能坐得住,这个刊物一办,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说我就明白了。尽管我为刊物辩护,证之“好意”,他还是不容分辩地说:“赶快把名字拿下来。”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后会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亲,路经厦门时特别去拜访郑朝宗老师,见面时,他告诉我,钱先生也写信批评他。郑老师笑着对我说:“这回他着实生气了。不过,他对我们两个都极好,你永远不要离开这个巨人。“最后这句话郑老师对我说过多次,还特别在信中写过一次。八六年我担任研究所所长后,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你现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读书》第一、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气魄很大,可见进步之速。但你仍须继续争取钱默存先生的帮助。钱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师友,不仅才学盖世,人品之高亦为以大师自居者所望尘莫及,能得他的赏识与支持实为莫大幸福。他未曾轻许别人,因此有些人认为他尖刻,但他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与他交游数十年,从他身上得到温暖最多。一九五七年我堕入泥潭,他对我一无怀疑,六十年摘帽后来信并寄诗安慰我者也以他为最早。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应该紧紧抓住这个巨人,时时向他求教。

   郑朝宗老师是钱先生的知音挚友,对我又爱护之至。《管锥编》出版之后,他一再叮嘱我要“天天读”。我果然不忘老师教诲,二、三十年从未间断过对《管锥编》的阅读,也终于明白郑老师所说的“巨人”二字是什么意思。钱锺书先生绝对是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学术巨人,是出现于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的学问奇观。如此博学博识,真前不见古人,后也恐怕难见来者。尽管我对钱先生的学问高山仰止,但对《围城》却并不特别喜爱,对此,我请教郑老师:我的审美感觉不知对否?郑老师回答说:平心而论,他的主要成就是学问,不是创作。

   钱先生对《钱锺书研究》一事如此认真的态度,绝非矫情。他的不喜别人臧否的态度是一贯的,他自嘲说:我这个人“不识抬举”(参见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写给郑朝宗的信),这也非虚言。一生渴求高洁、安宁,确实是他的真情真性。只是求之太真太切,往往就对“抬举”之事怒不可遏,言语过于激愤。一九九六年,我听到法国的友人王鲁(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编辑)说,他看到国内报刊有一消息,说李希凡等人联名写了呼吁信,要求制止江苏无锡把钱先生的祖居旧址夷为商场,以保护国宝文物。知道此事后,他就致函杨绛先生,询问此事是否需要声援一下。杨先生在回函中传达了钱先生的话:“我是一块臭肉,所有的苍蝇都想来叮着。”一听到这句话句,我就相信这是钱先生的语言,别人说不出如此犀利透彻的话。难怪人家要说他“尖刻”。然而,这句话也说明他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宁与高洁是怎样的不留情面。

   三

   钱先生一去世,香港的《信报》就约请我写悼念文章。他们知道我与钱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我没有答应。钱先生去世十年了,我还是没有写。没有提笔的原因,除了深知钱先生不喜悼文、不喜他人臧否的心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要写出真实的钱锺书实非易事,尤其是我理解的钱先生,真是太奇特。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丰富复杂,具有多方面的脾气。我接触交往的人很多,但没有见到一个像钱先生这样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对身处的环境、身处的社会并不信任,显然觉得人世太险恶(这可能是钱先生最真实的内心)。因为把社会看得太险恶,所以就太多防范。他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我完全不能接受这句话,因为我是一个不设防的人,一个对“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的理念极为反感的人。但是这句话出自我敬仰的钱先生之口,我不能不震撼。后来证明,我不听钱先生的提醒,头发确实一再被魔鬼抓住。口无遮拦,该说就说,结果老是被批判,直到今天也难幸免。出国之后,年年都想起钱先生这句话,但秉性难改,总是相信世上只有人,没有魔鬼。

   不过,出国之外,我悟出“头发一根也不能给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钱先生世界的一把钥匙。他不喜欢见人,不喜欢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他是政协委员,但一天也没有参加过政协会。我们研究所有八个全国政协委员,唯有他是绝对不到会的委员。他是作家协会的理事,但他从未参加过作协召开的会议也不把作协当一回事。有许多研究学会要聘请他担任顾问、委员等,他一概拒绝。不介入俗事,不进入俗流,除了洁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对“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有人要陷害他,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钱锺书有一次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放下一本毛选,竟说:拿走,拿走,别弄脏我的书桌。”钱先生立即贴出一张大字报郑重澄清:“我绝对没有说过这句丧心病狂的话。”在当时极端险恶的“革命形势”下,如果钱先生不及时用最明确的语言澄清事实,给魔鬼一击,将会发生怎样的灾难呢?

   只有了解钱先生的防范之心,才能了解他的代表作《管锥编》为什么选择这种文体,为什么像构筑堡垒似的建构他的学术堂奥。既然社会这等险恶,就必须生活在堡垒之中。鲁迅就因深明人世的险恶,所以其文也如“壕堑”,自称其行为乃是“壕堑战”,不做许褚那种“赤膊上阵”的蠢事。我读《管锥编》,就知道这是在进入堡垒、进入壕堑、深入深渊,要慢慢读,慢慢品,慢慢悟。书中绝不仅仅是如山如海的知识之库,而且还有如日如月的心灵光芒。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不能直说,但书中“口戕口”的汇集与曲说,则让你更深地了解人性之恶从来如此。而对“万物皆备于我”的阐释,一读便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现确实集狮子之凶猛、狐狸之狡猾、毒蛇之阴毒、家狗之卑贱等万物的特性。倘若再读下“几”、“鬼国”等辞的疏解,更会进入中国哲学关于“度”、关于临界点的深邃思索。有人说,《管锥编》是知识的堆积,将来电脑可替代,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电脑可集中概念,但绝不可能有像钱先生在汇集中外概念知识的同时,通过组合和击中要害的评点而让思想光芒直逼社会现实与世道人心。有人贬抑说《管锥编》是散钱失串,这也不是真知明鉴。不错,从微观上看,会觉得《管锥编》的每一章节,都没有一个时文必具的那种思想主题,那种进入问题讨论问题的逻辑链条(串),但是,《管锥编》却有一个贯穿整部巨著的大链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内在大动脉。我在海外的学术讲座中,告诉学生,你要了解《诗经》,读读《管锥编》的第二册第十三节就可以了。我在讲解老子《道德经》时,只讲一个“反”字。此字是全经的文眼,一通百通。而能抓住这个字,就得益于《管锥编》,正是它首先抓住这个字,并集中了历来各种注本对“反”字的解释,真了不得。因为走进去了,才看到《管锥编》这一深渊的美妙。学问真是太美了!深渊真是太迷人了!一旦进入,一定会留连忘返。但应当承认,这确实是深渊,是堡垒。钱先生大约知道,能进入之人无须防,未能进入之人必须防。能进入的人一定会高山仰止,当然也一定不忍加害于造山之人;不能进入的人,或无知,或偏见,或傲慢,或嫉妒,干脆就在他们面前筑一堵墙,一道壕堑,由他们说去吧。

   钱先生的防范与警惕,表现在学术上,也表现在工作上。他当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只管一点外事。说是“一点”,是指他并非真管院里的全部外事。真管的还是赵复三和李慎之这两位副院长。但有些外国学者,特别是文学研究方面的学者,特别要求要见他的,或者院部领导人认为他必须出面的,他才不得不见。我担任所长后,文学方面的来客真不少。有几次院部拟定钱先生必须出面,他应允后竟对外事局说:你们不要派人来,再复来就可以了,他不会英文,我可以当翻译。说到做到,他真的不让院里所里的外事人员陪同,由我两个单独会见。钱先生不让别人参加,就是有所提防。对于我,他则绝对放心,我多次有幸听到他在外宾面前畅所欲言。他批评丁玲是“毛泽东主义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么多苦头之后还是依然故我。说完哈哈大笑。他又表扬魏明伦嘲讽姚雪垠的文言杂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写得好,说当代作家能写出这样的文言文不容易。畅开心胸的钱先生真可爱,拆除堡垒的钱先生,其言笑真让人闻之难忘。

   四

真正畅开心胸的钱锺书,其实是年青时期的钱锺书。尽管我敬爱整个钱锺书,但就个体生命状态而言,我更喜欢青年钱锺书。青年钱锺书心中没有一根弦,天真活泼,才华横溢,其文章全是率性而谈,直言无忌。这个青年钱锺书凝聚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钱锺书散文》一书的前半部中。此书搜集的三十年代钱先生所写的散文,即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九年也就是《围城》问世之前的散文。这些散文篇篇有性情有思想,智慧之语全无文言的包裹,让人读后觉得作者不仅是才子,而且是赤子。例如写于一九二二年的短文〈大卫休谟〉,评介的是四百三十六页的英文版《大卫休谟传》,讲述的英国大哲学家休谟的思想与故事,但钱先生以年青学人的幽默与刁顽,把休谟自己概说十六项特性选择摘译数项于文中,实在很有趣。休谟如此自画:(l)好人而以做坏事为目的;(3)非常用功,但是无补于人亦无益于己;(8)非常“怕难为情”,颇谦虚,而绝不卑逊;(11)虽离群索居而善于应酬;(13)有热诚而不信宗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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