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久被忘忽的钱锺书诗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6 次 更新时间:2022-08-04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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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二00三年元月,我从韩国客座归国,偶与李庆教授闲谈,他问我是否看到《博览群书》去年第八期刘梦芙先生和我商榷的文章,我茫然不知。找来刘文《难以令人信服的批评—论蒋寅先生评钱锺书诗及其他》一看,原来是对拙文《对〈如何评价钱锺书〉的几点“声辩”》提到钱锺书诗“有南宋江湖派的浮滑,出手太容易”提出批评,说钱锺书对自家文字要求甚严,所有著作都多次补订、增订,反复修改,晚年整理《槐聚诗存》,与夫人楊绛一同删削推敲,然后定稿。从青年时代,陈衍就说钱锺书诗“惜下笔太矜持”,钱氏本人也说“炼意炼格,尤所经意”,“或者病吾诗一‘紧’字,是亦知言”,因此刘先生认为我的批评标签贴错了对象,钱锺书诗受“同光体”的影响,诗风近于宋人,兼融唐音,但绝非走南宋江湖派的路子。


追溯我对钱锺书诗的印象,来自读硕士时在广西师大中文系资料室看到冯振先生藏书中的《中书君诗初刊》(下文简称《初刊》)。这是钱锺书的亲笔题赠本,封面工整地题有“振心先生诗家吟政 后学钱锺书奉”的字样,薄薄的铅印本,仅二十六页,收诗二十题四十三首。封底没有版权页,应该是自印本。读完刘先生的文章,我很觉汗颜,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看来我早年读《中书君诗》的印象不对头,‘一言不智,难辞厥咎已’。”


刘先生文中还说:“如果说众人评价和钱锺书自己的话都不能算数,那么即取《槐聚诗存》观之,蒋先生能举出哪些诗是‘江湖派的浮滑,出手太容易’?”这更让我惭愧,因为我不太看当代诗词,还不知道钱先生已出版《槐聚诗存》。我随即到图书馆借来一看,大体如刘先生所论。后来网上遂多有引为口实,说我不懂诗,或说我不懂钱锺书诗,我都虚心接受—毕竟以一个硕士生的肤浅印象,管窥蠡测不着边际也是难免的。但深心也不免疑惑,自己的印象为何如此不着边际?


事情过去多年,不意一个偶然的机缘,解释了我的困惑。


最近搬家整理书籍,无意中竟翻出当年复印的《初刊》。更令我惊讶的是,随手一翻就感觉有些作品不见于《槐聚诗存》。暇日重新借来《槐聚诗存》一览,乃知此集收诗始于一九三四年的《还乡杂诗》,《初刊》里的少作悉数不存!之前看到卞孝萱老师说,钱锺书和冒效鲁的诗集均非全稿,钱集把好多诗都删去了,现在看来果真如此。卞师分析:“诗删去不存,不外两个原因:一个是其诗不足存,就是说自己认为做得不好的不足留存;一个是其人不足存,也就是说这个人不值得留在自己的诗中。比如冒广生、夏敬观,在钱锺书的诗集中都没有提到。”(《冬青老人口述》,127 页)这一推断不是没有根据的,《槐聚诗存序》自述学诗经历的话也可印证:


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及毕业中学,居然自信成章,实则如鹦鹉猩猩之学人语,所谓“不离鸟兽”者也。本寡交游,而牵率酬应,仍所不免。且多俳谐嘲戏之篇,几于谑虐。代人捉刀,亦复时有。此类先后篇什,概从削弃。


钱先生很清楚地声明,自己编录诗作时,已将牵率酬应、俳谐嘲戏及代人捉刀之作悉数芟削。我们知道,一九三二年春陈衍就曾点定钱锺书诗,宠之以序,称其“喜治诗,有性情,有兴会,有作多以示余。余以为性情兴会固与生俱来,根柢阅历必与年俱进。然性情兴趣亦往往先入为主而不自觉。而及其弥永而弥广,有不能自为限量者。未臻其境,遽发为牢愁,遁为旷达,流为绮靡,入于僻涩,皆非深造逢源之道也。默存勉之”。这里“遽发为……”几句明显含有告诫之意,对其诗中流露的不良倾向有所指摘。但那部分诗作既删而不存,仅石遗序见于《石语》,钱锺书诗早年的面目遂隐没不见。晚境《石语》问世,载石遗老人语:“世兄诗才清妙,又佐以博闻强志,惜下笔太矜持。”并加按语曰:“丈言颇中余病痛。”这么一来,陈石遗的批评就由各种“非深造逢源之道”变成了“下笔太矜持”,非但早年一段率而操觚的痕迹尽为隐没,甚至连缺点也转向了反面,变为老成持重,思深笔迟,近于刘永翔先生《读〈槐聚诗存〉》的评价:“刻意非凡,字字皆苦吟而出。”今人每据此持论,其实已不是钱锺书早年诗作的面貌。


进入媒体日益发达的二十一世纪,文献已不像前代那样容易消失。在众多钱学家和现代文学研究者孜孜不倦的发掘下,有关钱锺书的文献正巨细无遗地披露出来。据新见《得孝鲁书却寄》 一诗自注:


余二十四岁印诗集一小册,多绮靡之作,壮而悔之。君见石遗翁《诗话》采及,笑引诚斋语谓曰:“被渠谱入《旁观录》,五马如何挽得回?”又曰:“无伤也,如‘干卿底事一池水,送我深情千尺潭’‘身无羽翼惭飞鸟,门有官防怯吠猧’等语,尚可见悦妇人女子。”遂相戏弄。(《国师季刊》第六期,一九四0年二月版)


这里提到的二十四岁印的诗集就是《初刊》,“干卿”两联分别见于集中《北游纪事诗》其十七和《无题义山有感云楚天云雨尽堪疑解人当以此意求之》。这两联袭用冯延巳、李白、李商隐、陶渊明、黄景仁诗词,虽能融化前人语句,却也说不上有什么佳趣新意,所以冒效鲁调侃说可以用来取悦女生。这通书札及所载轶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钱锺书本人对《初刊》的态度和评价。


四十年后重览《初刊》,恍如初见,我兴趣盎然地沿着卷首自序走近一九三三年秋的钱锺书:


二十二年秋七月始乞食海上,三匝无依,一枝聊借。牛马之走,贱同子长;凤凰之饥,感比少陵。楼寓荒芜,殆非人境。试望平原,蔓草惨碧,秋风日劲,离离者生意亦将尽矣。境似白傅原草之诗,情类开府枯树之赋。每及宵深人静,鸟睡虫醒,触绪抽丝,彷徨反侧,亦不自知含愁尔许也。偶有所作,另为一集。吴市箫声,其殆庶乎尔?二十二年中秋前一日。


序后有小字补记:“自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春得诗六十余首,凄戾之音,均未付印。此集所载,断自二十三年春至二十三年秋,择刊若干首。”卷尾还有一篇后记,交代编集缘起:


陈君式圭、张君挺生怂恿刊拙诗,忍俊不禁,因撰次春来诸作为一编,仍以旧序冠其首而付手民。来海上前,亦有诗数十首,写定乞石遗诗老为序,则留以有待。譬之生天先者成佛反后耳。旧作《答颂陀丈》有云:“不删为有真情在,偶读如将旧梦温。”《秋杪杂诗》有云:“漫说前贤畏后生,人伦诗品擅讥评。拌(拼)将壮悔题全集,侭许文章老更成。”逝者如斯,忽焉二载,少年盛气,未有以减于畴昔也。二十三年重阳后十日锺书记尾。


参照前序、后记所言,可知集中所收诗作都是一九三四年春至秋间所作,随即付印。这一年作者正好二十四岁,然则《初刊》即《得孝鲁书却寄》自注所言“余二十四岁印诗集一小册”可以无疑。其中所收诗作与请陈石遗作序的作品略不重复,应该是钱锺书编的第二个诗集。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日记里提到“振心以《自然室诗稿》相赠”,冯振先生旧藏这册《初刊》,可能就是印行不久钱锺书所回赠。


再读《初刊》,让我对钱锺书早年醉心于李商隐、黄景仁的风格印记有了更深的认识。陈石遗所谓“发为牢愁,遁为旷达”实在与钱诗的艺术渊源直接相关。牢愁如“新凉一种秋滋味,不是愁人不解尝”(《立秋夜坐》),“感逝直须招远魄,伤离一并作秋悲”(《秋望高吟黄河水绕汉宫墙者见之当齿冷也》),“节物渐残宁有迹,愁思突起总无端”(《晓起雨止默念秋将尽矣》);旷达如“陋居不少回旋地,默契渊鱼意最高”(《寓楼小斋》),“何日江湖偿债了,还乡下泽许同车”(《大铁汪先生风雅宜人大隐在市与余望门对宇而居》),“倘得芥舟堪共载,不须问价向山灵”(《季示西园新辟小池……》),整体情调都更接近于黄仲则的忧生之嗟和旷达之怀。像《春尽日雨未依》其二,简直就很像是黄仲则手笔:


鸡黄驹白过如驰,欲绊余晖计已迟。藏海一身沉亦得,恋桑三宿去安之?茫茫难料愁来日,了了虚传忆小时。却待明朝荐樱笋,送春还与订归期。


研究者都注意到钱先生善于熔化前人诗句,每每取前人两句三句之语之意糅为一句,此处“鸡黄驹白过如驰”“茫茫难料愁来日”两句正是很好的例子。其句法则是宋人以文为诗的老调,行以议论,出以文句,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身世之感。此外《得凤瑑太原书……》一首,也是很典型的例子,诗云:“惯迟作答忽书来,怀抱奇愁郁莫开。赴死不甘心尚热,偷生无所念还灰。升沉未定休尤命,忧乐遍经足养才。埋骨难求干净土,且容蛰伏待风雷。”这是闻友人有死志,以意气激励其养才待变之作,末句取意于龚自珍《己亥杂诗》的名句“九州生气恃风雷”,是钱锺书早年诗中少见的意思沉郁之作,风格则是很典型的宋调。


重读《初刊》这四十多首诗作,尽管让我对钱锺书议论、造语的功力有了新的体认,但浮滑的感觉仍不能袪除。主要问题在于作者掉弄翻新古人语句多,而用心锤炼新意少,不脱皎然所谓偷语、偷意的伎俩。比如开卷《北游纪事诗》其十二,据自注是“道大千于雨僧师”,诗云:“矫矫出群爱此才,鹤凫长短世疑猜。过江名士多如鲫,争及济南名士来。”又其十九云:“最厌伤多酒入唇,看人斟酌亦酩酊。自惭蕉叶东坡量,众醉休嗤学独醒。”虽然句句有来历,却都是熟烂语,整体上没什么新意。这岂不是有点浮滑,有点出手太容易么?组诗《北游纪事诗》二十二首中,多半是这类作品,有的甚至“入于僻涩”,但因为出于率意,也不免给人轻浮的感觉。如其九云:“褚先生莫误司迁,大作家原在那边。文苑儒林公分有,淋漓难得笔如椽。”自注:“源宁师为两(雨)僧师作英文传,或疑出予手,故引《卢氏杂记》王维语自解。”次句虽有出典,终究太口语化;而“司迁”又太僻—司马之姓古人省称只用马迁,这里用司迁,就好像称司马相如为司相如、司卿一样,未免有点突兀,给人轻率欠稳重的感觉。


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初刊》给我的感觉就与《槐聚诗存》相去甚远,难怪读者见我说钱诗近于江湖派,觉得不可思议。其实钱锺书早年诗的风貌大概如此,说白了就是人太聪明,记性太好,出手便太容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非但恃才华,还要炫学,于是就免不了李义山式的“獭祭鱼”,而难到覃思深功、精纯浑厚的境地。我说他“有南宋江湖派的浮滑,出手太容易”,大概是就此而言。至于其风格是否近于江湖派,当然容有斟酌,不过他作诗出于恃才逞学而非刻苦锻炼,可大体无疑。这从近年发现的钱锺书早年诗作中也能得到印证,比如冒效鲁披露的《周生珏良学诗甚勤赋示三首》:


古人今往矣,后辈继谁堪。诗岂三唐尽,书须百国探。语宜生里熟,味得苦中甘。于尔吾无隐,弥陀得共龛。


武库森罗列,而犹白战堪。泽龙凭手揽,穴虎以身探。盐着水还净,蜜成花忽甘。瓣香诚有愧,无佛且专龛。


不朽未能三,差非七不堪。精微容翻悟,奇险试同探。以乱吟更苦,但工穷亦甘。周南张北屋,合看借诗龛。


这是开示学生之作,纯行以议论,倒也不算不合。但语言终嫌太生硬,“而犹白战堪”似有凑韵之嫌;“盐着水还净,蜜成花忽甘”一联,“净”字用水中着盐的典故提示用典之法,已略觉勉强,但还说得过去,下句就有點不知所云了。第三首“不朽未能三,差非七不堪”将古书成语如此掉弄,在前人看来一定会说是弄巧成拙。“以乱”一联也属于同样毛病,仗着强记偷语偷意。或许有人赏其思深意僻,但读过一些古书的人都会觉得满纸陈言。即便是江西派的“以故为新”“点铁成金”乃至“无一字无来处”,也绝不是这等品格。还有一首《春怀》写道:


愁喉欲割终难觅,春脚未除看又临。自有生来摧老至,竟无地往避忧侵。且任积毁销吾骨,殊觉多情累此心。微抱芳时拼不尽,姑将眠食送光阴。


首句“愁喉”“春脚”看似取意奇特,但比较一下黄仲则诗的设喻取譬,就会觉得尖巧有余,而韵味不足。通篇以文为诗,后六句悉以虚字领起,读起来单调少变化,尤为诗家所忌讳。我在《金陵生小言》中曾论及此病。这在钱锺书诗中绝非仅见,上引《得凤瑑太原书……》第三至七句三四字连用“不甘……无所……未定……遍经……难求……”,一九三六年作《新岁感怀适闻故都寇氛》也连用“直须……自有……无恙……其亡……”。这种习气起于中唐而流行于宋代,比如杨万里《野菊》云:“未与骚人当糗粮,况随流俗作重阳。正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已晚相逢半山碧,便忙也折一枝黄。花应冷笑东篱族,犹向陶公觅宠光。”除了第七句外,都是以副词加动词或形容词起句。此外如《明发石山》中四句“悬知……正坐……便恐……宁论”,《腊后二首》其二中四句“如何……便尔……奈此……怀哉”,《仲良见和再和谢焉》其三中四句后三字“胡未报……可能宽……今宁晚……尚会看”,《送王吉州宣子舍人知明州二首》其二中四句“不应……未著……剩欲……其如”,《永和遇风》前四句“未嫌……只爱……剩欲……可堪”,不一而足。后世学诗凡由宋人入手的作者往往喜用这种叠用虚字掉转的句格,由此也可见钱锺书的瓣香所在。


问题又回到钱锺书诗的艺术渊源上来。关于钱锺书诗的评价,两位刘先生的看法可为代表。刘永翔称“刻意非凡,字字皆苦吟而出”,刘梦芙称“气格、章句方面刻意锻炼,有似宋人,而声调、色泽则取之于唐”(《〈槐聚诗存〉初探》),都很中肯。不过这都是就《槐聚诗存》而言,与钱锺书欧游归来后“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仲则诸集,用力较劬”(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的路径转变有关,与宋代的主流诗风即我称之为硬宋诗的风格取向相近。而《初刊》的艺术渊源,则主要出于李商隐、黄景仁,此外还可以补上陆游、杨万里这两位深得唐人神髓的南宋名家。尤其是杨万里,他的风趣、诙谐和机智、灵动,都与钱锺书的品性、才智、趣味太接近,所以钱锺书对杨万里诗本能地怀有强烈的亲近感。《谈艺录》第三十三则论及乾嘉以来对杨万里诗歌的接受,不由得为世少知音而深自叹惜:


至作诗学诚斋,几乎出蓝乱真者,七百年来,唯有江弢叔;张南湖虽见佛,不如弢叔至如是我闻也。世人谓《伏敔堂集》出于昌黎、东坡、山谷、后山,盖过信彭文敬、李小湖辈序识耳。(369 页)


江湜诗是否学杨万里而能出蓝乱真,这里无法展开讨论,但钱锺书对《诚斋集》心追手摹,下过很深的功夫,则是可以肯定的。《初刊》所收的作品,如开卷《北游纪事诗》其一“某山某水愿能酬,敝舌焦唇汔小休”,其二“泰山如砺河如带,凭轼临观又一回”,其三“有地卓锥谢故人,行尘乍浣染京尘”,其十“各有姻缘天注定,牵牛西北雀东南”等等,这种排叠和重复的句式就是诚斋惯用的套路。而其十一“毁出求全辨不宜,原心略迹赖相知。生平一瓣香犹在,肯转多师谢本师”,其二十“朝朝暮暮日旋过,世世生生事不磨。临别爱深翻益恨,恨时怎比爱时多”,通篇造句更是典型的杨万里风格。谓予不信,不妨翻翻《诚斋集》,触目皆是这类句式,老境愈为习见,流为俗套。


杨万里诗被元人目为浅俚,范德机批评当时俗学“见有浅俚如诚斋之作者,则指之曰此俗学诗也”(《诗法源流》),则当世对杨万里的评价可以概见。今天看来,杨万里诗不乏性灵生动之趣,但语言实在太粗率。近体不避重字,也不在乎句法重复,早年作品通篇反复以虚字领起,晚年则滥用双音节词排叠和重复的句法,到了令人生厌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初刊》除了《北游纪事诗》这组七绝外,其他诗体都要矜慎得多。最重要的差别在于,钱锺书根本缺乏杨万里那种体物兴趣,只是一味地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时而杂以谐谑嘲戏,不像袁枚学杨万里能得其性灵的真髓,天趣盎然。当然,杨万里造句随意、出语粗率的毛病,钱锺书没有沾染,我说他出手太容易只是指不用心炼意,并不包含字句草率的意思。


话也说回来,尽管钱锺书本人对《初刊》不无“悔其少作”之意,但诗集出版后还是颇得时流赏誉的。据刘永翔《文学史家张振镛其人其事》一文,钱锺书的光华大学同事张振镛获赠《初刊》,有《简中书君即题其诗集》四绝相酬,其二、三曰:


腕有风雷眼有神,绝无一语不清新。照人肝胆惊人笔,绳武堂前四座春。


于今诗老数陈郑,年少如君已绝尘。并世高歌有几手,镂冰为骨玉为神。


通篇都是极尽褒奖之辞,评价之高简直并世罕俦。不过这种应酬文字当不得真。或许张振镛对钱诗的感觉真是如此,但在我看来,“绝无一语不清新”简直就像是讽刺!《初刊》有书袋,有雕琢,有谐谑机巧,又何尝有什么清新之语来?凡读过一点古书的人大概都會觉得满纸陈言,要说以故为新,如禅家所谓把死蛇盘得活,恐怕还是隔了一层。回过头再来看《槐聚诗存》的删存之作,不能不说是老眼明锐。诗毕竟要自出机杼、自作一家之语方好。开卷《还乡杂诗》“匹似才人增阅历,少年客气半除删”一联,虽是一九三四年所作,却已逗露晚年删诗的宗旨。


常言道“良工不示人以璞”,从来有成就的作家都不愿示人少年幼稚之稿。钱锺书删弃《初刊》和陈石遗作序的那部分诗作,以及《初刊》补记提到的一九三三年秋至翌年春的六十余首“凄戾之音”,也是正常的。《初刊》后记还说乞石遗作序的诗“则留以有待”,并有“不删为有真情在”“拼将壮悔题全集,侭许文章老更成”之句。可迨及晚境却终究不敢正视、保留那份真情,就像对朋辈追忆他早年的轶事一概否认一样。非但如此,《槐聚诗存》自序还预言:“他年必有搜拾弃余,矜诩创获,且凿空索引,发为弘文,则拙集于若辈冷淡生活,亦不无小补云尔。”致黄裳书又云:“弟于旧作,自观犹厌,敝屣视之,而国内外不乏无聊好事或噉名牟利之辈,欲借弟为敲门之砖、易米之帖……”此言固然刻薄,但比起郑板桥诫人勿辑其芟削稿的恶誓来,还不至于狠毒。我本无搜拾弃余、矜诩创获的兴趣,只不过涉及早年率尔所发的议论,学人因未见《初刊》遂生出诸多非议。如今既睹旧藏影本,就略述管见以为谈助,顺便也为早年的议论做个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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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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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 2022年7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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