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君子之泽,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锺书、杨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0 次 更新时间:2014-11-25 17: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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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鸣九  

  

   一

  

   几十年来,我们这些晚一辈的人,当面都称呼他们俩:“钱先生”、“杨先生”,而背后则简称为“钱、杨”,但不论是哪个称呼,都充满敬意。

   在“翰林院”,小字辈或低层次人士彼此之间从来都是直呼姓名,毫无客气与礼仪,有时,是有革命同志不讲客套、亲切无间的意思;有时,则带点哥们儿义气的味道;有时,则把现实生活中的不畅、不爽、不对劲夹带了进去而有点冷冰冰、气鼓鼓,甚至恶狠狠的杂质……似乎远比美国人那种直接了当,指名道姓的习惯有更为复杂多变的内涵。但辈份不同,级别不同的人,称呼就别有讲究了,小字辈与级别低的人称老革命或级别、资格较深的对象,都在全名之后加上“同志”两字,如“何其芳同志”、“张白山同志”等等,以示郑重其事,但这在日常谈话中,特别有累赘之感,绕口之感,有时,也颇想省略个把字,把姓氏去掉,如简称“其芳同志”,但在当时这么“简称”党内或行政上一位资深人士,就颇有“昵称”或套近乎的意味,还是不要造次的好,至少应该察言观色,见机行事,三思而后行为是。

   “先生”在当时是一种尊称,充满了敬重与仰视,完全不像在今天“先生”一词,只意味着一种客套、礼貌或距离,有时,甚至还带点冷诮、机锋的成分。那时在“翰林院”被称呼为“先生”者,至少应该有几个不成文的条件:一、年长;二、有学问;三、有正高职称。一个50岁的饱学之士已经爬到了副研究员即副教授这一阶梯,并且也已名扬学林,可享受此称呼吗?不能,因为他还只是一个“副研”、而不是“正研”。不过,这个称呼似乎也有内在的“软肋”,对党内的学术权威,享有正高职称、拥有学术威望的党内老同志,特别是已入党多年的老同志,如何其芳、毛星、蔡仪等,却不宜称“先生”,而仍需称“同志”,如果称先生的话,那似乎就有明显贬称的意味,那就是似乎是把对方划到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行列里,愈是郑重其事地称之为“先生”,愈是有划清界线的意思,一般都是在进行批判时才这么做的。可见,“先生”与“同志”之称,在当时“翰林院”里,是大有精微之别,大有微妙之意。

   钱、杨在“翰林院”里所属归的等级与范畴一直是非常明确的,一直恒稳地被尊称为“先生”,只不过到了后来,“先生”这个称呼愈来愈泛化,愈来愈贬值,像我们这些原来的“小字辈”、“青年人”,如今也都被尊称为“先生”了,即使如此,钱、杨的“先生”称谓,却愈来愈有高值,愈来愈高端化,甚至带有虔诚、崇敬、赞叹,甚至顶礼膜拜的意味,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称呼一声“先生”,这一声“先生”,可不同于其他千万声“先生”啊。

   数十年来,我们的尊敬恒久不变,愈久弥坚,不过在不同的时期,这尊敬又有不同的内涵与侧重,这与其说是尊敬之情的变化,不如说是我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得见了“钱、杨”精神风采、人生价值的渐进展现,面对他们不同时期的文化学术景观、精神境界,人们不能不叹服,不能不尊崇,不能不赞颂,虽然他们也都是人,而不是神。

  

   二

  

   钱、杨分别诞生于1910年与1911年,比我年长20多岁,名副其实是我的长辈。

   我第一次知道钱钟书其名是我50年代初在湖南省立一中念高中的时候,时年十七八岁,那时,我在学校图书馆的开架书中,不止一次看到由开明书局出版的钱钟书《谈艺录》,但当时我阅读的层次还没那么高,只觉得那书很古雅,也很深奥,因此,没有借阅它,失去了受启蒙的机会。后来上了北大,同宿舍上下铺的同班同学叫吕永祯,他上大学之前,就读过一些古书与深奥的书,自己别号“葽苷”,本身就古雅,我们后来一直叫他这个名字,却从来未深究其内涵。记得大学二年级时的他早已经对老子的《道德经》甚为熟悉了,经常赞不绝口,他经常称赞的,还有钱钟书的《谈艺录》,“学问大啦,学问大啦”,他总这么叹道。还特别有一叹:“旁征博引,外文材料真多”,要知道,外文系学子的崇拜往往更偏重外国文化知识的崇拜。

   50年代我们这些大学生在求学之中颇有些“你追我赶”的心理,你看过的书,我一定要设法弄来一读,在他的影响之下,我总算读了一读《谈艺录》。果然是学识渊博,根底深厚,议论精微,令人感叹!可惜那时我事先订了一个庞大的课外阅读的计划,要啃完《鲁迅全集》,并限期完成,因此,没有来得及仔细研读,而这本书是必须潜下心来细嚼慢咽的。即便是粗读,《谈艺录》也足以形成我最初对学术的一个理念与生平的第一道学术标准,那便是:“旁征博引”,如果再提纲携领加以简单化、通俗化,那就成为了:“愈是引证得多,愈是学问大,愈是外文引证得多,学问就更大”。在这一简单化的学术标准理念上,自然很容易就建立起“钱钟书崇拜”,把钱钟书当作一个远处的目标,一个前进的方向。这种理念、这种崇拜一直贯彻在我早期的致学活动中,而不自量的“东施效颦”,则往往把自己弄得很苦。

   记得我的第一次“东施效颦”是在大学高年级做论文的时候,导师是闻家驷教授,我选的题目是《论雨果的<艾那尼>》,说老实话,表面上指导的是闻师,暗地里起作用的是钱师。心底里既有《谈艺录》为偶像,就不自量力欲小试牛刀,很想把论文写得“有点学问”。为此,便去把雨果的若干文艺理论找来读了读,那一次尽管是甚为初级的幼稚的“引证”,但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练习,而“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膨胀了论文的体积,正如雨果所嘲讽的那样,像一支军队补充了粮草辎重而显得声威大增。更值得我自己纪念的是,这次致学之举导致了我后来去翻译雨果的文艺理论。80年代初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我那个译本,其最初的源头就是巍巍“钱山”麓下的一道涓涓细流。

   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期,钱钟书40多岁,已经在“翰林院”任职,但还没有出版他的煌煌巨著《管锥篇》,他的著名小说《围城》也尚未再版,还不广为人知,那时他的名声远不如八九十年代响彻中外,而仅仅是以《谈艺录》而深得学子景仰的。不过,仅仅这一本书,的确使得他在后生晚学心目中成为了一把尺度、一个标准、一个偶像,人们不是崇拜他有体系与思辩能力,而是崇拜他掌握知识的非凡能力与他所掌握知识的巨大容量。试想,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是来自人所共知的主义国说经典读物,不是来自大路货的资料汇编,而是条条款款均来自时空远方书山文海的深处,这得找多少书读?这得有多快的读书速度?一步步走是不行的,必须是飞,但又必须是一步步走的,否则你如何能发现散落在小径边、丛薮里的一颗颗“思想钻石”与一丝丝历史文化的遗迹?寻觅到少数几颗、少数几丝或许并非不可能,但要像钱钟书那样有丰盛的发现与采撷,可就“难如上青天了”,这种难度只有干过这事的学子才有若干感受,行外人、业外人是很难体会到的。不言而喻,对旁征博引、对典故、对注脚的向往是学子的一种特殊的僻好,如同少女对丰胸的向往,是学子常有的学术崇拜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即使钱钟书的《谈艺录》在旁征博引方面还没有达到后来的《管锥篇》那种炫丽大展示的程度,也足以为青年学子提供了一个顶礼膜拜的偶像。

   在早年的求学、致学的生活中,我内心中一直供奉着这种特殊的“拜物教”。出了大学后,仍在“东施效颦”的路上走了好些时候,总要在自己的文章中力求达到多少多少引证与注脚,虽为东施小技,与祖师爷“西施”有天壤之别,但随着年龄的渐长,学力的渐增,此种“效颦”之举似稍成了一点气候。1963年我写《新小说剖析》一文时,为了用“充足的粮草”、“完备的辎重”壮大军威,不惜泡在图书馆里,把《费加罗报》、《文学新闻报》、《法兰西文学报》、《新批评》、《欧罗巴》等五六种法文报刊杂志,逐年逐月逐日地普查了一个够,结果在一篇25000字的文章里,作出了63条注脚引证(《世界文学》1963年第3期),这在当时的学林,也算得上是小小一景。不过,说老实话,模仿之路,效果并不好,我只顾使劲把从外国书刊上摘出的评论、引文一一设法安排在文章的各个部位,几乎就是用思路与文笔去串连这些材料,或者说是让自己的论述在一条条材料与引文之中蜿蜒伸展,这样一来,势必对论述对象新小说派没有下足功夫去作深思熟虑的公正把握、深入而有说服力的评析与科学准确的评价,而任那个时代甚为流行的“左倾幼稚病”占了上风,写成了一篇“左”倾的文章,以至后来,我多次出版论文集时,都不得不将它舍去。

   在我致学的早期阶段,这类故伎我可没有少加重演,又如:写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拉法格的文学批评》时,塞进去53条注脚引文,写一篇两万多字的《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则塞进去96条注脚引文。特别是有的题目本来就是一位同行前辈碗里的美餐,如果聪明一点,就该回避才是,不要去染指。虽然自己是被研究所领导指派命笔的,却忘乎所以,偏想露那么一手,以显示后生可畏、技不低人,不惜挖空心思找点偏僻材料,作点炫耀式的引证,犯下了传统的“同行大忌”。从此竟结下了“梁子”,有了“过节”,以致多年之中不断受到对方的打压,甚至“追杀”。呜呼,“旁征博引”情结,“东施效颦”之举,有意炫耀的幼稚行为,亦可导致如此奇特结果!

   在我见到钱钟书之前就已经形成的钱氏崇拜与“旁征博引”情结,的确使得我在早期致学中相当疲于奔命。日子一久,我就深感钱氏那种绝技是与他一目十行的阅读速度、过目不忘的天才记忆力、博闻强记的毅力分不开的,而这些天赋禀能是我自己所欠缺的。在这方面我至多只是中等偏下的资质,我要做到“旁征博引”,那么,平时读书时就得一张张做卡片,把将来也许可引证的材料与见解抄下来,显然,这就不是“飞”了,而是脚步笨重地蹒跚而行了,结果弄得自己很累,于是,我逐渐悟出钱氏这门绝技我是学不到家的。而且我还深有所感:在文章制作过程中,如果一心想方设法去安排一条条材料与引文,势必妨碍思路的顺畅、文笔的流利、意旨的层层深入,把本来尚可保有的一点优势也都丧失殆尽。在认清了这种“命定性”之后,自己就从原来的情结中解脱了一大步。加以分配到“翰林院”工作后,受到的历练是多方面的,营养来源也是多渠道的,数量多多的名士大儒并肩而立,精神风采,争艳斗胜,给人以多元的启迪与熏陶。这里有何其芳明晓透彻而又富有文采的说理,有蔡仪严密得令人折服的体系建构力与思辩能力,有李健吾的才气横溢与文思灵动,有卞之琳的精巧与细腻,有唐弢的平易近人中的深邃……走在这样的山阴道上,是应接不遐的。原来那种单打一的情结,自然缓解了不少,但在我心目深处,钱氏的学贯中西与旁征博引始终代表着最高的学术境界。在自己的“作业”中,我也始终保持着对引证与材料的重视,因此,对我早期一部分理论文章,虽然有人认为其中有“左倾幼稚病”的病征,但却从没有人认为是“空头理论家的玩意儿”。有钱氏这碗酒垫底,毕竟就有了若干底气,总算最后得到了一个眼界甚高的评论家这样的评语:“柳某某的引证充足而适当。”

  

   三

  

   1957年,我从北大毕业后,分配到当时尚属于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任“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辑,本可以很快就一睹钱钟书的风采,至少在本单位的大会议厅里以及走廊过道里。但我报到的当天,一位延安老干部的夫人,专管人事的负责干部就通知我,根据上级的统一规定,新毕业的大学生在正式参加工作之前,一律下放劳动半年至一年,要我做好准备,两三天之内就要动身。于是,我在学会做编辑工作之前,就先去了北京远郊的一个山村去学习锄地,这一去就是半年,后来因为编辑部里两位“大将”之一休产假,人手不够,我才被提前调了回来。

钱钟书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委,但在我参加工作之前,他已经就为最初的几期作出了贡献,从选题到提供译文,均有当时一期期“译丛”可查。待我开始在编辑部干活的时候,那几期的选题与译事业务就是靠另外两位编委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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