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恩:乡村与我们——80后实践札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9 次 更新时间:2014-11-14 15: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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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恩  

   一、从城市看农村

   就我个人来说,乡村建设始于大二的某个夜晚。

   当是恰值新千年前后,全社会都在分享着千禧年的狂欢与期待。作为“以农为本”的农业大学校园,一方面,与正处在产业化转轨的其他高校一样,考研、四级、校园恋爱无疑成为大学生们的真正主旋律;但另一方面,“三农”问题和社会矛盾又是如此严峻,每寸空气似乎都充满着忧虑、愤怒、焦急与热切。既然高考时就已铁心报考农大,我一入学就带着无比的热情与对现代大学的浪漫想象加入一个有着鲜明立场与历史传统的支农学生社团。

   与很多新加入“支农”社团的朋友们一样——一夜之间,忽然发现原来自己并不孤独,来自全国各地似乎怀着相似理想与经历的我们走在一起,“抱团取暖”所带来的热度与相见恨晚的感觉让我们十分的兴奋!海阔天空、秉烛夜谈、通宵达旦那是常有的事。刚从十多年应试教育牛角尖中钻出来,最让我们发自内心并全身心投入的,与其说是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有多深刻,不如说是对青年人奔放理想的一种必要安置。因此,氛围对我们来说更为关键。在这里,虽然我们做不了什么,但至少可以尝试去关心,虽然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且在实践中幼稚可笑和破绽百出,但激情、对现实大胆的评论与尝试介入的热度,似乎已成为对无聊大学生活巨大同化力量的有效防御。

   自然,在周围同学、室友和老师眼里,我们都是离群索居的一群,没能与身边同学打成一片,过于理想……,然而,当离开那个充满“爱情童话”与压抑电玩声的宿舍时,我们却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认同与适合的空气。面对那些时髦话语我们可能“土”的掉渣、无言以对,但当回到社团那个狭小办公室,我们却能滔滔不绝的上下五千年,与志同道合者分享自己关于“三农”的理想与梦想、观察和思考;我们可能不“认真学习”,更准确说是“不务正业”,其实是对在“农业”名义和“专业”包装下远离实际及“三农”真正需求的所谓“知识”之厌恶与排斥……虽然与别人眼中的“好学生”无缘,但我们却对另外一些“不入流”的知识充满着无限的热情,我们可以利用所有的假期、抓住一切机会“下乡”,组织“业余农校”、“三农角”,打破院系和年级的限制,拜访“三农”相关师友并组织各种讨论,还建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自行车队,到北京的各高校间游学,希望能真正的打开视野,遇到更多的同路人……

   所以,本该痛苦抑郁的我,非但没有,还比其他同学多了一些直面冷嘲热讽的韧性与执着。那段时光还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一个人的动力再大、能力再强、想的再多,在人群中也会被主流所带来的孤独感淹没,要让“怪”的人/想法/做法得以真正存在,只有找到更多的“怪”,这样才可以“见怪不怪”。然而,其同样需要警惕画地为牢与自娱自乐,只有进一步去发现何为“怪”?为何“怪”?才能真正的获得自信、坦然与底气!

   今天回过头来,这个“怪”可能类似于那个年代一些学者们所讨论的另类(Alternative),虽然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下,该词似乎更多被时尚小资或标新立异所征用,但对当年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80后来说,这些“别样选择”却联系着乡土和中国、过去与未来。自然,它也只能生长于主流社会之中,才具有及时准确地回应和对抗主流之现实意义。也因此,它必然在主流话语与目光的重围下痛苦的生长,如果没有积极有利的评价坐标、缺乏宽容适合的土壤环境,我们如何能有效免疫于无处不在的虚无与犬儒?如何抵御那温柔美丽的诱惑与收编?

   身边不断出现新的“怪人”,也不断有“怪人”恢复“正常”,其本正常,但最令人痛心和唏嘘的是,不久后的“正常人”转身会轻松而又意味深长的将“往事”归为曾经的不成熟,似乎当年自己的各种严肃思考、不含掩饰的清晰立场都只能是某种以供怀旧的“青春旧梦”或劝戒老乡学弟(妹)时“倚老卖老”的话题与资本。我们则在理解其中包括无奈在内复杂情感的同时,逐步看到其背后所蕴含着十分重要的时代脉络:一方面,激发我们如此关注“三农”的是这样的基本环境——那是李昌平代表数亿沉默的大多数喊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时刻,也是无论《黄河边的中国》、《岳村政治》这样的学术著作,还是《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的调查报告都热销全国的氛围,还是社会学家眼中“断裂”频现和越来越多人被“马拉松式”改革甩出去的时代。

   另一方面,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农村或小城镇,然后到大城市上学的人来说,还意味着:周围充满对“农”不同层面的偏见,既有家人朋友因“受够了”而让我们尽快逃离“苦海”的煞费苦心;也有“城市中心主义”喂养成人的城市大学生对“三农”之低劣歧视与可怜无知;更让我们失望与愤怒则是许多涉农学科都似乎以“学农”为包装和掩护,实则让我们更快更好的“去农”,社会到处还弥漫着以“为农服务”的名义,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甚至“坑农”的各色行为。

   如此既是当时我们愤怒与无奈的缘由,更是促使自己将乡村建设与别样选择结合起来的基本原因。正是那样一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让我有了一个接触乡村建设的偶然机会。

   那是一个深夜,因为学生社团的工作而不得不到半夜才蹑手蹑脚的回到宿舍,为了不影响室友们的休息,在微弱的手电光下打开一本自费印刷的《告语人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对晏阳初的访谈录),正是那本书带我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既由于那段一直存在但却并未被我们所知的历史,也因为一下子为晏先生所取得的成绩与付出的艰辛而震惊,更重要的是:晏阳初的人生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同样都是从志愿者开始,同样都是通过社会团体以汇聚力量,同样都认为必须回到民间并向平民学习——但如此学习又非知识原罪式的自我贬低与简单浪漫的一厢情愿,而是基于包括对自我、知识、教育等在内多层次反思基础上,重新调整乡与城、我们与他们、理论和实践等在内各种关系,进一步发现其中的困境及背后原因,并终其一生保持着贴地步行的热情、行动力与平和心态。

   正是那本小书开启的另一扇窗将年轻大学生小小的“自觉”与“自负”续入那场虽然充满差异张力、但也绝非后来叙述所再现之辉煌壮阔,却充分体现着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与践行精神的百年实践中。它让夹杂反复着困惑与彷徨的我,不再患得患失,不再奢望于口头与想象中伟大完美的社会改革,而是从当下的反思和手下的改变中去积聚与发现那些零散微弱但却不可轻视的建设力量!

   今天回想起来,之所以自己没有像周围的很多80后一样成为流行却多变的 “愤青”族,也没有顺着社会运动的主流逻辑、在行动中迷失方向、为行动而行动的另一种愤怒的实践者,而始终坚持着阅读、写作与反思的习惯,这始终离不开乡建前辈给我的某种示范——激情和平和是可以共存,做“小事情”和想“大问题”从来不应矛盾。我们评判甚至厌恶那些躲在象牙塔中自说自话的“知道分子”,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二元对立阴影下的派定位置,虽然“不甘”与“不平”常萦于心,但却没有理由以此打发取消那寻找真正问题并不断回到根本的探寻和努力。

   当然,“一本书改变人生”的叙述更应该是神话或故事。前晚的感动和激动很可能轻易的被今天的现实与身边依然如故的目光所教育,但那些启示却像一颗种子,还是让我较为从容的在思考中校正自己的起点与未来方向。

   剩下的大学几年,很幸运的认识了温铁军老师、刘健芝老师、刘老石、邱建生等同仁,加入了更为广泛的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特别是初期的酝酿阶段,期间帮助《中国改革(农村版)》搞过发行,接待过上访农民,参加过2003年1月就开始的各种乡建培训班。

   今天回过头还发现:虽然从小生活在南方小镇,但真正认真思考“三农”问题却是在到了城市之后;虽然至今仍然不掩饰自己对于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略带厌恶的陌生,但真正打开我们事业起点却也是在城市。与其说那里拥有更为方便的交际空间与资讯,不如说,正是如此鲜明对比与差距才让自己心中“平等、公义、劳动光荣”等抽象观念在现实刺激下显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建设始终是一个“回首”和“反观”的实践。也正因于此,乡村建设从来就不是建设乡村,自然不应拘泥于参与对象与发生场域上所做的假设或规定。

   透过乡村建设,我们或许更清楚的看到裹挟于百年激进思潮与实践中的“三农”。表面自主与众声喧哗,实际却是无言和失语。既使我们很多人来自农村,从小生活在农村,那又怎样?可能从小就开始以远离村庄和土地为最高奋斗目标;可能我们的老师会说并且教会我们说流利的英语、但却不会讲我们更熟悉的方言更不了解也不需要了解我们的生活;可能那些城乡一样化的教材读物让城里的阳光照射进我们单调匮乏的生活,但却不能解释为何身边90%的同伴只能是永远的“陪读”、为何从童年时代就满怀期待种下的“城市梦”,收获的却是富士康流水线上的“N连跳”与电视屏幕上矿难厂灾中冷冰冰的数字……

   我们可能更加努力,但那是为了对农村生活的逃避与生我养我村庄的逃离;我们可能也有梦想,但那梦想却常常建立在只能是梦想的现实基础上;我们来自乡村,但却不属于乡村,甚至不再有少年“闰土”般的无邪与快乐;我们的生活经验背靠乡村,但我们的想象图景和思维立场却与城市无异。

   然而尴尬的是,我们熟悉并陌生的乡村毕竟也不是那些“吸废气、喝污水、挤地铁”现代城市一族疲倦之后“农夫、山泉、有点田”般的牧歌想象,日益增多的乡人癌症病例告诉我们在资本和污染携手下乡的高歌猛进中,所谓“净土”岂非自欺欺人?在电视广告的轰炸与以消费论英雄的文化霸权影响下,外表宁静的传统村落也处处弥漫着不甘寂寞的骚动,“乡村”似乎真的只能成为现代都市人的遥远“乡愁”,更几乎成为遮蔽那块土地主人们真正触摸并理解乡土的朦胧面纱。

   某种意义上,在那个阶段,我基本上是并且只能是从城市回望农村,虽然急切但却遥远,一遍遍的“下乡”似乎满足了自己“他乡也是故乡”的弥补心理,对着偌大的中国地图,已经在超过一半的省份留下自己浅浅的足迹,但也同样积累了更为虚空的内心与抽象的概念。“眼”高了,可“手”在哪里?青春所特有的“个人英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自信与勇气,然后也迅速的被另一个“自我”所厌恶和怀疑:然后呢?

   二、在乡村看我们

   2003年,“非典”的到来让我们史无前例的躲过毕业答辩,各种骚动却弥漫于整个校园。似乎大家都“看透”了人生与死生,然后更为投入的加入到包含“打牌+杀人游戏+网络游戏”等在内的更大虚幻与狂欢中。危机时刻所带来的严肃思考反而缺席与不再重要。如果弥漫于这个世界每个角落的犬儒与浮躁依然如故,死亡本身不就是游戏人生的一部分而已?心中如果没有更为丰富的苦难与真正的快乐,被“恐惧”和“对恐惧的恐惧”填满不再也自然不过?

   空荡荡的公交与难得不再堵车的北京交通,让我可以每天骑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往返于学校与实习单位。已经可以留下来的这家部级直属单位还是让我厌倦,我逐渐明白为何那么多富有才华、想象力与社会理想的个体会变成当初自己都鄙视的官僚。

   2003年7月19日,参加了心仪已久的晏阳初乡建学院揭牌仪式,既由于它位于定州翟城村这样一个历史乡村建设的发源地,更因长久以来那就是大家心中的共同期待——我们需要一个扎根农村以接续乡建薪火的实践平台。回京后没几天,我很自然的辞职了,在行动援助的支持下,作为乡建学院理事单位的派驻代表,和《中国改革》的邱建生及香港CSD的袁小仙一起,开始这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说是已经揭牌成立,那不过是处于实践一线的人们在现实压力中形成的策略选择与办事风格——我们需要关注,如此才有可能带来最为缺乏的支持与存在感。而各种工作基本上还是完全的空白,大队人马与热闹散尽后,留下了无数的期待、部分的赞赏与更大的压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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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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