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日前与美国非裔历史学家弗兰克林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奖讯息传出的同时，他在西方的史学界同侪誉他为“我们这个世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消息传来，我们同感殊荣。毕竟对台湾乃至整个华人的学术思想界而言，不待克鲁格奖的肯定，余英时的著作早就是所有后进者迈入人文领域的主要启蒙导师了。

由于诺贝尔的奖项类别无法顾及人文与社学科学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因而克鲁格奖设立的初始目的即是标榜“要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因而从二○○三年设立以来即被学界誉为“人文诺贝尔奖”。要知道人文成就的审评远比自然科学要复杂甚至困难许多，学术畛域分科的门槛是其一，要超越文化、社会与语言差异的障碍进行审评更是一项繁复的工程。尝试想像其繁复的遴选过程吧！从当代哲学、历史、人类学等学门中，不分国籍与语言先选出两千多位在学术、思想上有贡献的学者，再从中逐一过滤，这个遴选作业从每年春季就已展开，一直到十月间再一个由知名学者组成的小组，就最后入围的九名学者作最后讨论。在这麽严谨而繁复的审监程序下，最后能够出线的学者，无疑也意味他的学术成就，早已经晋身当代大师之林了。

我们不妨看看先前曾获得克鲁格奖殊荣的其他学者有何卓越成就。二○○三年第一届得主波兰哲学家波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是当代研究哲学、宗教与新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他的“宗教：如果没有上帝”、“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等都是当代思想史的重要着作，他本人也一直关怀东欧知识分子如何调停于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二○○四年获奖的耶鲁大学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则是著名神学与基督教史学者，著有“宗教与大学”、“基督教传统”、“历代耶稣形象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等，他致力将基督教置入整个西方史的脉络中去探讨，为宗教史、文化史乃至艺术史的研究开拓相当大的领域。同年获奖的法国哲学家里克尔（Paul Ricoeur）则是当代极富盛名的现象学与诠释学宗师，著有“历史与真理”、“恶的象徵”、“诠释的冲突”等。而今年与余英时同时获奖的美国杜克大学历史学者弗兰克林（John H. Franklin）则是当代研究美国黑奴的著名史学者，著有“从奴役到自由：美国黑奴史”、“华盛顿传”等，被学界誉为当代非裔最重要的美国史专家。我们不厌其烦的交代自二○○三年以降所有获奖者的学术成就与地位，旨在说明一件事：余英时能在两千多名学者中脱颖而出，足见其学术成就受到当代学术社群的肯定了。

而也正是透过与其它获奖者的对比，我们才能理解余英时的贡献，除了他在史学与思想史上学术关怀外，还有他对现世的关注，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思考。余英时从不直接介入对现势纠葛的议论，他总是刻意维持一定的距离，从更高度的思想史脉络中去考察，而不论是他讨论中国思想道统的现代变迁、中国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亦或是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角色与发展等，都不难发现其将史学的深厚学养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成功的结合。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他认为“我们不能说，知识分子在价值上必然高于知识从业员。事实上，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的人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信守，往往会在社会上产生负面的作用；知识从业员倒反而较少机会发生这样的流弊。”，作为一个学人和一个知识分子，余英时对所有“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的人”所应信守的强调，相当值得我们的反省和深思。

对国内中文学界而言，几乎所有人文与社会科学专业学术与业余爱好者，鲜少不受余英时的著作的启蒙，他的“历史与思想”、“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等无一不是治思想史者必读的书目，他在前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和“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将宋代理学置入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更为宋代思想史研究开拓了全新的领域。在现时国内意识纷乱的此刻，我们宁愿对这位孜孜不倦为思想、文化与学术奉献多年心力的当代人文大师，献上我们最诚摰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