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召:延安有过民主开放的张闻天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9 次 更新时间:2014-09-21 22: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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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召  

  

   按:延安原本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不料因为中共队伍的进驻,成了革命的圣地。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无数知识青年向往延安,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而且,可以说正是从延安起步,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天下。延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带着这个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近期采访了朱鸿召先生,他的《延安缔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一书就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

   澎湃新闻:您从事延安方面的研究将近二十年了,《延安缔造》这本书花了您五年时间,那您为什么对延安这么痴迷?当初为什么想研究延安?

   朱鸿召:我的学术研究不是职业的,属于业余爱好。我进入延安这个课题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的现实感。这个现实感来自具体的迷惑,我想破解它。什么样的迷惑呢?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了以后,桌面上是一套话语,但桌面下是另一套,而决定运动走向的,却是桌面下的东西与桌面上的话语组合。

   吴思提出“潜规则”,我觉得他一下抓住那个概念了。那么,这种东西,它在20世纪中国社会,最典型的表达就是在延安整风期间,后来登峰造极就是“文革”。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放大来看,20世纪意识形态话语来自西方,不管是美国、法国还是苏联的,都是西方嘛,但支配老百姓生活的主要是中国自己的。那么,在这种特殊的情景下,西方的东西和中国本土的东西到底是怎么融合的?

   追溯起来呢,1988年我硕士毕业,论文是做五四,思考西方话语与中国文化的关系。1995年读博,师从王晓明老师。面试的时候谈选题,我报了两个,一是鲁迅后期杂文研究,那时候王老师出版一本新书,叫《鲁迅传:无法直面的人生》。我当时想,要是接着做鲁迅后期杂文,顺理成章。另一个选题就是延安时期的历史文化,探寻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在什么层次上交接、交融的问题。王老师说,你做后面这个。我很敬佩,也很感谢王晓明老师。1995年的时候,我不敢说我是第一个,但可以说是比较早拿延安做博士论文题目的人。

   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后,我翻阅了华东师大和上海图书馆所藏延安时期的报纸、杂志,一页页地翻。这些东西以前很少有人翻,都是霉呀,灰呀。我翻过之后,发现这段历史的厚重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后来,我对它有个基本判断,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第一句话是,新中国的血脉在延安;第二句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在延安;第三句话,中华文明现代历史进程的重大拐点在延安。如果说,中华文明是条河流,鸦片战争之后融入一股强大的支流,就是西方文明。你要用火车、飞机、计算机这些器物,就要接受西方的时间概念。因为时间是文明的坐标,公元纪年法就把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时间体系冲破了,这样传统文明的整体框架就要肢解掉。

   澎湃新闻: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已成为一块革命圣地,很多青年热切向往。但是,进入延安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比如,梁漱溟就说,“车是军用大卡车,无蓬。路是军用公路,一切宽度、坡度、转弯角度,均不合于公路规矩。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不过,他还好,当时是国民政府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毕竟是社会贤达,很容易批准进入延安。但一般人是没有那么容易进入延安的,首先要有路费,然后是要有路条,即通过政审。能否介绍一下普通青年进入延安的程序?

   朱鸿召:整个20世纪有几次大规模的青年流动。倒着推,90年代是到上海,80年代中后期到深圳,60年代到广阔农村上山下乡,50年代初到东北,30年代中期的时尚就是到陕北,到延安。主要是一种信仰,不是为了物质,为了钱,是以精神追求为核心价值取向的。

   当时去延安,主要是通过党的地下组织或者外围组织,比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读书会,进行介绍,有口头介绍,有书面介绍。八路军在大城市有办事处,接待初审后,开具介绍信。拿着介绍信往延安去,一般黄河以南地区,都是先到西安七贤庄,也就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要政审的。

   政审合格后,如果有一定级别的,安排你坐车去,一般都是步行结伴着去。如果政审条件不完备,那就要先去设在云阳县三原镇的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在那里接受短期战时军事化培训,实际上就是政治审查。合格了再去延安,不合格就派往国统区工作。

   一路上非常艰难,坐车也要三到七天。瑞士的摄影家博斯·哈德,从西安到延安,开车走了一个星期。如果是结伴步行,通常要十天到两周,因为路远,加之国民政府设了很多关卡。

   黄河以北地区,主要是通过晋察冀边区进入延安,从葭县、绥德进入陕甘宁边区。但走这条路的是很小一部分。

   从时间上来说,基本上是从1937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共合作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知识青年大批奔赴延安。1938年是一个比较集中的时期,到1941年夏天就逐渐停止了。因为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对延安进行经济和军事封锁,连信件来往都要审查。

   去延安是很困难的,对于女孩来说就更困难了。在那个年代有条件读书的女孩,基本上出身中产以上家庭。农村贫寒人家女孩一般没有读书的机会,所以这里面很多都是大小姐。整个步行的过程,对她们来说就是一次人生考验。

   最远的是从东南亚出发,比如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些华侨知识青年,先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然后通过越南进入昆明,再往西安、延安走,有的人走了半年才到。华君武去延安之前在上海银行做职员,他是1938年走的,上海、南京都被日本占领了,他就先去香港,转道昆明、成都、宝鸡、西安,然后到延安,走了三个月。你想这有多艰难!

   毛泽东在抗大开学的时候说,你们已经经历了一次考验,从五湖四海来到延安,历经千辛万苦,没有坚定的信念,你们是到不了这里来上课的。

   澎湃新闻:虽说很困难,但那个时代还是有很多青年向往延安,奔赴延安。大概有多少人?

   朱鸿召:确切的人数大概是这样的:当时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从1937年到1941年,总数有4万人左右。1943年12月底,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来说,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以此推算,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约7600人。1944年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

   这个数据跟国民党的统计大体上是吻合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42922人,至1940年减至3万余人。在这流失的1万余人中,大多数是奔赴延安的。专科以下还有中学生。

   在这4万人当中,1940年,陕甘宁边区科技人员大会,有科学技术界的代表三四百人;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文化艺术领域比较有成就的,大概100人左右。

   澎湃新闻:从遵义会议到整风运动之前,张闻天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他主持工作的时期,延安生活是比较活泼、民主、自由的,尽管物质生活条件很艰苦,但人们乐在其中,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我们今天怎么评价张闻天的延安时代?

   朱鸿召:我觉得你的提纲上提了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张闻天的延安时代”。我认为,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时代。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张闻天主持党的工作。1935年9月进陕北,1937年1月进延安,直到1942年整风运动之前,这个时期延安的宣传、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领导人是张闻天。所以应该说,存在一个延安时期的张闻天时代。这个张闻天时代有指导思想,有方针政策,有执行措施,有实践成果。

   比如说,当时延安读书的风气是很浓的,自由辩论的风气也很浓。整风之前,延安的学校资料室叫列宁室。那里有公开订阅、陈列的国民党的报刊、杂志,是开放的。另一个就是倡导自由读书,读书无禁区。学习小组经常围绕一个话题,比如“国民党是抗战的还是不抗战的”,班级之间、学校之间辩论,民主的风气是非常浓厚的。

   那么,怎么判断这个时代?我们不要拿1942年以前张闻天的时代,和1942年以后毛泽东的时代,作对立的评判,不需要用一个否定另一个。我认为这是两个文艺高峰,是可以并立的。张闻天时代表明的是共产党人的开放情怀。延安这个时候演出曹禺的《日出》,连演二十场,场场爆满,这是话剧方面。在绘画方面,有马蒂斯立体画展,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先锋。另外,还有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朗诵会。这体现了共产党人一种艺术追求的勇气,一种勇立潮头的胆识。

   如果说,这个前期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开放情怀;那么,后期表现的是文艺工作的执行力和战斗力。为了形成执行力和战斗力,就要统一思想、统一步伐。后期的指导思想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到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才说,我们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承认,延安时期文化艺术有两个高峰,一个是由张闻天指导的,另一个由毛泽东指导的。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张闻天是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张闻天对西安事变的意见跟毛泽东就不一样。

   朱鸿召:张闻天和毛泽东是非常不一样的两个人,或许可以这样形容,张闻天是江南的黄酒,毛泽东是湖南的辣椒。张闻天出生在浦东南汇,从小就在上海接触近代西方文明,他先后在日本、美国、苏联留学,眼界非常开阔,很有文艺情怀。毛泽东没有去过国外,他组织人去法国勤工俭学,但是自己没有去。毛泽东也有文采,但是和张闻天的风格完全不同。张闻天这个人,他可以执行一个事情,但是开创力不够,他的原则性、执行力要大于他的开拓精神。毛泽东不同,他的创造性、开拓精神要大于他的执行力。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红军高层有密切的联系,张学良甚至提出要加入共产党,西北军、东北军要和红军组成西北抗日联军,谋划成立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后来张学良扣留蒋介石,立即就电报通知了在保安(今志丹县)的中共高层。

   当时红军的处境非常困难,困难到什么程度呢,没有统一制服,衣服穿得各种各样,简直可以说像个叫花子。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抓起来,对红军来说自然是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很多人主张干掉他,也是一种心理宣泄。但是,张闻天和周恩来比较冷静。张闻天比较冷静,有个偶然因素。

   这里有个背景,1934年6月到1936年6月,中共和共产国际是失联的。长征途中先后派遣阎红彦、陈云、潘汉年等人从不同路径到苏联,向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汇报中共领导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情况。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苏共也不断派人寻找与中共直接联系。1935年11月,张浩(林育英)从苏联边界化装成商人,历经艰辛进入陕北,来到瓦窑堡,住在了张闻天的窑洞里。

   张浩回来后,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接待。接待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时候,张闻天和刘英结婚了。他让刘英到别的地方睡,自己和张浩在炕上聊天,聊到很晚就在一个炕上睡啦。张浩传达的就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闻天是在共产国际待过的,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他又是中共的一把手,当然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所以说,张闻天在处理西安事变的措施上比较冷静,这里面有一定的偶然性。另一方面呢,张闻天性格比较柔,这也是一个因素。

   澎湃新闻:既然提到共产国际,那么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崛起起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在延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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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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