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 次 更新时间:2014-08-20 10: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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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附。我们需要对“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以及“启蒙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反思。传统中国对“启蒙”的固有理解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三种路径的“启蒙”:“权势型”、“知识型”和“救亡-革命型”。这实际上意味着国人把太多的任务加诸在“启蒙”这根“树枝”上,使得它有无法承受之重,以至于远离了“启蒙”自身的逻辑。基于此,为使“启蒙”持续“运动”下去,首要之举就在于剥离附加在“启蒙”之上的东西,把属于“启蒙”的还给“启蒙”,使它真正拥有理性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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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是一个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沉重的话题。它之所以成为问题,大概有两个因素:一是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强烈刺激,一是西方思潮纷至沓来促成的觉醒。这样背景下的近代中国启蒙问题,注定会背上双重的包袱:一方面要求洞察近代中国社会所谓的启蒙问题到底蕴涵了什么?另一方面,借助西方思潮来拯救近代中国的启蒙问题,到底意味着或者将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很难给出最后的答案。但是,带着这些令人忧思的问题,我们可以去反思关于启蒙问题的更为广泛的问题。

  

   谁来启蒙?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启蒙主体是谁?如果启蒙主体明确的话,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谁赋予他们启蒙的权利以及权力?

   关于启蒙主体,有一种不证自明的意见,那就是: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是启蒙的主体[①]。顺着这种流行的意见来看,近代中国所谓的知识阶层,无疑是首当其冲。就发生的事实来说,他们中确实有不少的人,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胡适,陈独秀,鲁迅……,担当了这样的角色。但是,启蒙主体的具体行动并不能代替或取消启蒙主体的行动合法性。因此,追问启蒙主体的动机是首要的任务。

   启蒙主体的动机大概有两面:一面是内在的伦理动机,一面是外在的功用动机。如果借用“三不朽”即立德、立言与立功[②]来考察的话,他们的伦理动机就体现为“立德”,功用动机就体现为“立言”与“立功”。就“立德”而论,近代中国的知识阶层,很难抽象地奉为“道德”的楷模。这并不是说,他们自身的“道德”不足为鉴,而是说,近代中国社会本身还面临着一个“重塑道德”的问题。梁启超关于公德与私德的讨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由此来看,启蒙主体的主导性动机就是功用动机即“立言”、“立功”。正因为这样,他们才频频地创办刊物,发表文章,建立机构,从事教育,四处演说。我们可以说,是他们自己赋予了自己启蒙的权利。

   不过,自己赋予自己启蒙的权利,并不能取代另一个关键性问题:启蒙的权力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可拿社会时势、国民的呼唤或者“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随意搪塞。就近代中国的泛泛之众而言,长期的难题不是要启蒙而是要摆脱困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暗含的问题首先是“兴亡”而不是“启蒙”。“困穷”与“兴亡”问题,实质是社会发展与秩序问题。社会发展与秩序问题是知识阶层要回应的问题而不是他们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谁有可能和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权势阶层。由知识阶层赋予自己启蒙的权利,一定意义上已经表明他们力图超脱于权势阶层的控制。或者说,知识阶层在履行启蒙的权利时,他们必须要应付权势阶层对启蒙的干预。在这些凭借“知识”敲开了权力之门的权势阶层看来,知识是被权力操纵的奴隶。因此,他们不会容忍知识阶层自由地传播知识。知识阶层要么向权势阶层屈服,传播后者所谓的“知识”;要么同权势阶层抗争,独立地宣扬自己所谓的“知识”。就事实而论,近代中国独立的、公共性的知识分子并不存在。他们不是超然于权力,而是在权力的影响下,制造与传播知识。这里实际告诉我们,知识阶层行使启蒙的权利是在权势阶层的权力庇护下进行的。知识并不高于权力,权力是宰制知识的。启蒙的权力实质上是属于权势阶层而不是知识阶层。启蒙的权利与启蒙的权力,并不是在一个平等的、开放的、自由的平台上对话。

   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论从“知识”本身还是从扮演的角色而论,近代中国社会的知识阶层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都是“在一个共同体内执行相似角色的……都被要求或相信具备同等的知识。也并不认为他们在角色所需要的其他个人特征方面完全一样。对个体间不平等的承认,导致了执行某一类角色的人之间出现社会地位的初步分化。于是,那些在知识上处于劣势的人,像那些在技能、健康、创造性或毅力方面处于劣势的人一样,不会像那些具有卓越才能的人那样被委以重任。”[③]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知识阶层还面临着社会组织化或社会分化的问题。

  

   启蒙谁?

  

   近代中国知识阶层在“知识”的逻辑上,承担着启蒙的权利。而权势阶层在“权力”的逻辑上,决定着启蒙的权力。这种不对等的地位,自然影响了彼此所认定的启蒙对象。

   依据“知识”的逻辑,决定一个社会中被启蒙的对象应是“知识”。因此,“有知”启蒙“无知”和知识不足的人。我们姑且回避“知识多少”如何衡量的问题。只需追问这样两个问题:“无知”和知识不足者作为启蒙对象,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还是单方面意志的决定?社会上哪些人是“无知”和知识不足者?就第一个问题来说,很难说是经过自由讨论的结果。这就造成了启蒙主体与启蒙对象之间的疏离与隔膜。很多时候情形是这样:启蒙主体所认定的启蒙对象对启蒙无动于衷,他们关注的不是启蒙而是如何成家安身。启蒙成了启蒙主体的一种“自言自语”。用通俗的话说,近代中国所谓的“启蒙”,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所谓的知识精英自我的文化表演而已。在启蒙主体接收了外来思想的时候,他们作为启蒙主体的优越感将会剧增。结果是,他们无限扩大启蒙对象,权势阶层或多或少进入了他们启蒙的视野,尤其是他们认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在于政治革新之时。

   然而,从“权力”的逻辑看,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举动已经“出轨”了。他们试图以“知识”去启蒙“权力”。一个根本的要害在于,权势阶层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知识,一种垄断的、具有暴虐倾向的知识。因此,权势阶层自己需要的不是启蒙而是如何控制启蒙。在他们看来,除了他们自己,其他所有的人都需要启蒙。以“权力”为诱饵的科举制度,实质上就是权势阶层用以启蒙民众的工具。

   显然,在谁需要启蒙的问题上,近代中国知识阶层与权势阶层存在着冲突和一致。在冲突可以容忍的限度内,他们会把启蒙的目光一起瞄准社会的下层。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社会的下层被知识阶层与权势阶层毫不商量地、毋庸置疑地塞进了启蒙的“囚车”。他们都把自己从“启蒙对象”中优先地提取出来,放置在他们选定的“启蒙对象”之上,以“知识”的优越与“权力”的威严成了启蒙的“训导员”和“判官”。不过很多时候,知识阶层“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鲁迅笔下麻木的看客和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④]即是证明,而这恰恰又是权势阶层所希望的。

  

   拿什么启蒙?

  

   在启蒙的主体和启蒙的对象上,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是完全“失语”了。这事实上,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启蒙的内容上有什么发言权。

   我们如果不严格区分的话,近代中国知识阶层与权势阶层都将把“知识”作为启蒙的内容。不过,在对“知识”的理解上,他们遵从不同的逻辑,因而给“知识”规定了不同的内容。不管是“什么”知识,启蒙对象都是不能决定的。也就是说,前者很少根据实地的调查来决定“知识”的内容。

   从知识阶层来说,他们把自己所掌握的、知道的和读到的知识,一古脑儿兜售给了被启蒙者。他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这些知识是否符合启蒙对象的需要、兴趣、利益和价值。毋宁说,他们是在把自己的爱好、价值、理想强行输入这些“干涸”的头脑。比如说,他们认为,近代中国变革的出路在于塑造“新民”,他们就大量地输入新思想。这些不被理解和吸纳的新思想,不但无法让被启蒙者如沐春风,反倒引起了权势阶层的恐慌。知识阶层为了切实使普通民众明白知识,他们有时还需要不断地庸俗化知识,他们必须要顾及中国社会的“乡土性”。从权势阶层的逻辑来看,他们也掌握了一套知识,一套训练权力之奴仆的知识。他们需要的不是独立自主的民众,而是乖巧顺从的奴仆走卒。他们灌输的不是自治意识,而是权威意识。但是,从知识的逻辑来看,启蒙不是愚民而是使民觉悟和得以解放。这些明显冲突的结果,一方面损害了启蒙本身,另一方面践踏了知识。

   权势阶层要求知识阶层按照他们的逻辑来传播知识,启蒙民众。崇尚平等、自由、民主的知识阶层,如果不向权力低头的话,就必须把自己封闭在书斋或者被关押进大牢。如果向权力投诚,知识阶层就要从权力的角度来过滤知识。普通民众在生存的压力下,他们不仅不理睬甚至会抵制这些所谓的“知识”。这就是说,尽管他们没有决定启蒙内容的权力,但是他们可以采取不接受、漠视或反对知识的立场。既然这样,陈独秀等人对清朝帝制推翻后无数民众满脑子还是皇帝意识的现象感到奇怪,就不足为怪了。可以说,无数普通民众不只是处于启蒙的边缘,实在是在启蒙之外。

  

   怎样启蒙?

  

   如同普通民众无法决定启蒙的内容一样,他们也无法决定启蒙的手段。近代中国社会所能运用的启蒙手段到底有哪些呢?

   就权势阶层而言,依靠帝国体制,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一套灌输、传达、送呈、宣讲体系。这套体系主要是输送诏令、政府文件等。除此而外,还有一套由帝国控制的教化体系,主要载体就是官方教育机构。从正统的观点来看,这两套体系是互相支援的,是正式的知识(信息)传播体系。这种传播体系不存在开放性、平等性。它是权力的注脚。

   近代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知识(信息)泛滥的社会。由权势阶层所控制的正统的传播体系无法完全左右知识。处于变革之中的知识阶层,大量利用新兴的传播载体进行启蒙。报刊、学堂、学会,是他们经常利用的工具。其中,报刊是最为显眼的。近代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报刊,多数出自他们之手。最著名的代表大概要数梁启超、严复、胡适了。报刊成为近代中国最富活力的舆论阵地。但是,铺天盖地的报刊并不能掩盖它给启蒙带来的问题。办刊的宗旨与定位,报刊的撰稿人与编辑,报刊的运作机制,报刊的读者群,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反省的。报刊的宗旨与定位,必须要处理与正式传播体系的关系。近代中国为什么有不少的报刊忽兴忽灭,为什么会出现数量众多的报刊,就在于这种关系的处理。撰稿人与编辑,决定或选择了启蒙的内容。报刊的运作机制关系它的发展,一定程度限制了启蒙的深度。报刊的读者群,影响了报刊的走向,制约着启蒙的广度。

在权力主宰下的正式传播体系,权势阶层能够将他们自己的意图贯彻到穷乡僻壤。由知识阶层主导的报刊,知识往往局限在城市,而且还多是城市中年轻的求学者。当这些拥有知识的人返回乡村时,他们带去的往往是几个新鲜的名词。于是,“咸与维新”也从赵太爷口中传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一样在胡适的家乡流行。乡下人接受的不是什么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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