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人民的民主,还是资本的统治?——美国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误区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1 次 更新时间:2014-06-30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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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德志 (进入专栏)  

摘要:在历史上,美国宪法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但是,美国的制宪者们却从保护私有财产的角度防范民主的威胁。在实践中,资本主义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使民主臣服于资本,严格地限制了民主的范围,侵蚀了民主的空间。美国的宪政民主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民主,强调了财产权利和资本规则对公民权利和平等原则的优先性,在人民的民主和资本的统治之间选择了后者。


毫无疑问,民主是公民的民主,民主的主体是公民。现代宪法的基础是人民主权,即权力来自人民;任何否认这一原则的宪法都不是民主的宪法。中国法学界的一些观点倾向于认为,美国宪法当然是一部民主的宪法。资本主义,其主体是资本,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资本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国家。中国的学术界多数观点倾向于认为,美国当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当我们将这两个看起来似乎都没有问题的问题放在一起时,问题就产生了:在美国,到底是人民在统治,还是资本在起作用?更进一步,美国的宪政民主,是人民的民主,还是资本的统治?这是我们认识美国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大主题;然而,恰恰在这一主题上,学术界存在着对美国宪政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误区。

一、历史争论:人民的宪法,还是财产的宪法?

在美国建国之初,围绕着宪法,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甚至形成了截然对立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诉求。然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承认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指出:“那些组成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正是一个国家中所有权威的来源,人民是国家与政府的唯一立法者”。[①]杰斐逊还多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②]华盛顿也明确指出:“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将永远掌握在民众手中。”[③]对人民作为权力来源的承认基本上在美国主要的政治势力之间达成了共识,民主派自不必说,就是反对极端民主的联邦党人亦不例外。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麦迪逊(James Madison)指出:“首要的权力不管来自何处,只能归于人民。”[④]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素来对人民抱有敌视的态度,但是,他亦不否认国家应该由人民统治,并明确指出:“美利坚帝国的建筑物应该奠立在人民的同意的牢固基础上。国家权力的河流应该直接来自一切合法权力洁净的原始的源泉。”[⑤]

美国建国时期民主派与联邦派的共识,最终反映在宪法的文本当中。美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地声明人民主权,但是,美国宪法以“我们,人民”作为宪法的开头,实际上是以特殊的形式承认了人民主权的原则。随着美国宪法的发展,在后来的“麦古洛克诉马里兰”(McCulloch v. Maryland)等一系列案例中,最高法院以宪法判例的形式最终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原则。[⑥]

然而,这里一直存在着一个悖论性的问题:当人民成为主权者时,精英会怎么想,怎么做?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19世纪的精英拒绝公民权的普及,拒斥那些热衷于‘议会道路’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如果多数原则在严重不平等的现实当中得到贯彻,那么,绝大多数投票者会支持向富人征税,而且将税收下移。”[⑦]这也是美国当时政治精英们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

在绝大多数美国制宪者的眼里,民主是对财产的最大威胁。当制宪者试图说服人们通过宪法时,他们首先宣扬的就是民主对经济自由的威胁。在他们眼里,民主的多数原则、政治平等,甚至是政治自由肯定会对财产权造成威胁。劝说人们通过宪法的联邦党人夸张地在社会中宣扬了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民主是“经济自由的威胁”,对那些作为财产权利的自由来说,尤其如此。[⑧]

麦迪逊对民主可能对财产造成的危害深信不疑。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麦迪逊断定,纯粹的民主政体“成为动乱和争论的图景,同个人安全或财产权是不相容的,往往由于暴亡而夭折。赞成这种政府理论的政治家错误地认为,如果使人类在政治权利上完全平等,同时他们就能在财产、意见和情感上完全平等。”[⑨]直到1829年,麦迪逊对无产者的多数和有产者的少数之间的危险对峙仍然心存警惕。在弗吉尼亚州的制宪大会上,麦迪逊重述了他的警告:经济变化最终将产生一个无产者的大多数,他们很可能对‘有产者的权利’和‘正义之权利’造成威胁和损害。”[⑩]

在财产和民主之间做出有效的平衡是麦迪逊思考的重大主题。他曾经指出:“我们所要探究的重大题目就是,保护公益和私人权利免遭这种党争的威胁,同时保持民众政府的精神和形式。”[11]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宪法之父”的麦迪逊坦率地承认,宪法就是要保护财产关系,就是要管理这种各种各样、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12]

在麦迪逊看来,要通过修正民主来解决这一威胁,但是,亦须寻求另外的补救办法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杰斐逊鼓励人们创造财富相比,麦迪逊更倾向于保护人们创造财富的才能。他指出:“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就有财产权的产生,这种多样性对于达到利益一致来说,不亚于一种无法排除的障碍。保护这些才能,是政府的首要目的。”[13]然而,正是因为这样,人们的财产就会产生不同,社会就会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党派。而且,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并不能从根本上排除,但是,他希望控制其结果。

麦迪逊给出的方法就是共和政体。[14]在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麦迪逊给出了民主与财产之间冲突的解决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麦迪逊模式”,这就是使用共和的方法,而不是纯粹的民主制度来调整民主与财产之间的冲突。麦迪逊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即:“民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两大区别是:第一,后者的政府委托给由其余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公民;第二,后者所能管辖的公民人数较多,国土范围也较大。”[15]

直到18世纪末,麦迪逊一直坚持这一观点。1792年1月,麦迪逊在《政府公报》中指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其中对财产权与共和的原则提出了重要的论断:

“在所有人当中建立政治平等”;

“拒绝给予少数一些不必要的机会,这些机会通过一种无节制的,尤其是不该得的财富积聚增加财产的不平等”;

“在不侵犯财产权的前提下通过法律的操作,平和地通过减少极端的财富达到一种中庸,通过改善极端的贫困达到一种舒适的状态”;

“禁止对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对待措施,尤其是牺牲一种利益,照顾另一种利益”;

“只要政党的存在不可避免,或是他们的观点不能调和,就使政党之间形成制衡”;[16]

麦迪逊坚信:“如果说这不是理性的语言,那就是共和主义的语言”。[17]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麦迪逊对政党态度的改变,而且,我们发现,麦迪逊强调了不同利益的平等,强调了对财产权的法律控制,尽管他仍然是以财产权为前提讲到这些控制的。

麦迪逊模式是占主流地位的制宪者们的基本立场,即通过限制民主,保护私人财产。联邦党人的代表,汉密尔顿的政治哲学归结为以下的一段话:“我们能够希望年年跟着人民大众打转的民主国会会切实地促进公共的福利么?只有一个稳固的机构才能够阻止民主的冒失表现……谁都相信,在民主的计划里不会有一个完善的行政机构。”[18]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理论和实践当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以致于美国著名宪政史家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对这段时间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明确指出,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不过是为财产权而进行的一场反人民的暴动。”[19]

与麦迪逊的这种对财产与民主关系的解决方案不同,杰斐逊提出了自己解决民主与财产关系的方案。比照被誉为“资本主义圣经”的《政府论》,杰斐逊没有提及被洛克再三强调的财产权,而是用“追求幸福的权利”来代替它。就这一改变,有人认为是杰斐逊拙劣地抄袭了洛克,亦有人认为这只是一时的疏忽。然而,美国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却不这样认为,他指出:

“在独立宣言的开头,杰斐逊将人们熟知的洛克的三要素中的‘财产’改为‘对幸福的追求’,这一改动将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一个无限定的、民主的过程联系起来了,通过这个过程,个人发展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生活中的目标。”[20]

我们可以称这种模式为“杰斐逊模式”。事实上,杰斐逊模式的本质在于将洛克模式中“生命、自由和财产”信条中的“财产”置换为“追求幸福”。他把政府的职能改变为促进财产的获得,而不是保护已经取得的财产,这就使政府的职能更加积极,在财产与民主的天平上为民主加上了法码,试图均衡公民权与财产权。比较而言,洛克模式更倾向于以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来保障民主与资本之间的协调关系,即将财产置于民主议题之外。但是,相对于洛克模式和更接近于洛克模式的麦迪逊模式,杰斐逊模式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比尔德看来,制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就注定了这次制定宪法的过程不是民主的,而是由财产决定的。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比尔德断定:“宪法在基本上是一项经济文件,它的基本观念是:基本的私人财产权先于政府而存在,在道德上不受人民多数的干涉。”[21]这使得政治权力默默地遵循着一条底线,那就是,在财产的问题上保持中立。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没有一项是可以允许直接侵犯财产的;宪法也没有授予联邦政府以限制财产的权力。在对宪法之父的著作进行研读后,比尔德认为,这些作者所说的制度包括了两个基本的部分:

“一、一个政府,它拥有若干积极的权力,但它的结构却分散了多数人的统治势力,同时则防止了对于少数人的财产权利的侵犯。

二、限制一向摧残资本的各州议会的权力。”[22]

这正是美国宪法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即通过制度设计防止民主权力可能对私有财产造成的侵犯。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宪法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对可能侵犯私有财产的民主进行了最系统、最严谨,也是最成功的防范。1787年宪法将黑人奴隶、印第安人、妇女等美国公民中的大部分排斥在民主之外。作为一项最基本民主权利的普选权在美国用了近200多年的时间才得以实现。[23]正像比尔德指出的那样,美国宪法“不是所谓全民的产物,而不过是希望从中获得利益的一个经济利益集团的产物。”[24]

比尔德不厌其烦地将所有参与制宪会议的代表的家底翻了一个遍,包括他们的发家史、投资的领域、拥有公债的数量等等,而这些数据都来自财政部的旧公债簿籍、私人信件、当时的报纸、会议记录等相对真实可靠的数据。他发现,在出席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中,40人拥有公债券,14人是土地投机商,24人是高利贷者,15人是奴隶主,11人从事商业、制造业和航运业。没有一个人代表小农和手艺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却占当时美国人口的绝大多数。[25]他得出的结论是:

大多数的会议代表都是律师。

他们大半来自沿海的都市,即动产集中的区域。

没有一个代表的切身经济利益,可以代表小农或技工阶级。

大多数代表,最小有六分之五,对于他们在费城的努力结果都有直接的个人的利益关系,而且都曾由于宪法的通过或多或少地获得经济利益。[26]

事实上,对于比尔德的这种考察,麦迪逊早已经在联邦党人文集当中明确指出来了。比如,在列举利益集团时,他明确指出了几种明确的利益集团:“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他认为,这些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27]这和比尔德的考察是吻合的。退一万步,姑且不论美国宪法是否控制了这种党争,至少我们可以从麦迪逊那里清楚地看到,制定宪法的过程实际上充满了利益集团之间的争论,而且,确实是代表了少数人的利益集团占了上峰。

根据比尔德翔实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制宪者们制定宪法的目的,实际上跟财富是联系在一起的。宪法的制定者们更关心的是,新建立的政府一定要保证当初向私人的借债必须连本带息地足额偿还。有学者认为,这就是所谓“充公条款”加到权利法案中的原因,而这一“充公条款”最后演化成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只不过是种瓜得豆的结果。

美国的宪政制度是保守的,建国200多年来,美国的宪法只是通过修被来实现的,而且,最高法院仍然试图以宪法的原意来审理相关的诉讼,这就使我们回到历史上寻找宪政的源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美国宪法确实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但是,美国的制宪者们却坚信“政府的首要目的是保护财产”、“民主是财产的最大威胁”等信条,致力于防范民主对财产的威胁。这种防范不仅贯穿了他们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考,同时,也是他们政治实践的目标,并且,同与会代表的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

二、现实矛盾: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共生,还是互斥?

事实上,自美国宪法确立之后,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中。人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这“两个重大的传统,从一开始就主宰着美国的公民生活。虽然他们的合作并不总是那么和谐,并且,他们的联合常常为冲突所打破,但是,他们还是努力地互相适应。”[28]

据鲍尔斯和金蒂斯两人的总结,这种矛盾的缓解依赖于一系列历史性的特定制度调整。在历史上,有四种模式,即“使政治参与限于有产阶级”的洛克实践,“在全体公民中间广泛地分配财产”的杰佛逊观点,“促进公民中间利益的多样化以免出现无财产者的共同政治纲领”的麦迪逊策略,他还重点提到了“通过不断导致被剥夺者和富人之间利益共同性的收入再分配以实现经济境长”的凯恩斯模式。”[29]两人称这种政策为“凯恩斯调整”。在评价凯恩斯调整时,两个人指出:

“归根结底,凯恩斯调整只在权利争斗之中提供暂时的喘息,与先前的洛克、杰斐逊和麦迪逊的观点一样,凯恩斯调整描述了一种结构,它规定了财产权和个人权利可以在其中运用的范围。这种权宜之计一时抑制了两者扩张的逻辑。但是,它根本没有动手去消除经济特权和民主权利之间的基础性的矛盾,后者已经构成了有关社会冲突和团结的五花八门的偏见,而这种冲突在新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中持续扩张了两个多世纪。”[30]

在凯恩斯的福利政策遭到全面失败后,西方国家全面退回到保守派的立场。在左派看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新保守主义政策更多地强调了经济自由,使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超越了政治和法律的限制,使民主蜕化为资本主义的附庸。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商业中心的诺瑞娜·赫兹(Noreena Hertz)教授指出,撒切尔夫人以及里根总统的改革将过多的民主权力交到企业手上,这些企业就一定会牺牲政治及民主以换取市场占有率,他断言:政治被出售了。[31]当布什成为美国总统时,《纽约时报》观点文章称:人们相信,是资本主义民主战胜了社会民主,在资本主义民主模式当中,竞争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而在社会民主当中,所有的人都是赢家。[32]

在认识资本主义与民主关系的问题上,吸引了一大批美国的政治学者,比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彼德·伯杰(Peter Berger)、丹尼尔·勒那(Daniel Lerner)、西蒙·利普塞特(Seymour Lipset)等人,他们不仅对这一矛盾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他们的作品亦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像耶鲁大学教授杰迪戴亚·柏迪(Jedediah Purdy)指出的那样:“对许多观察者来说,美国生活最基本的悖论在于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33]这一悖论,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即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不仅时间上存在着伴生关系,而且,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证上,人们都能找到大量的统计数据能够证明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积极关系。

沿着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形成的理论传统,耶鲁大学的校长,经济学家莱文(Richard Levin)认为,市场以某种形式的“自然自由”(natural liberty)为前提,也有助于创造这种自由,“没有这样的自由,政治自由就变得没有意义”。而且,“资本主义是民主的文化酵母,在不同的领域里,财富建功立业,为丰富多样的观点提供了赞助人和代言人,从罗斯?佩罗(Ross Perot)到沃伦?贝蒂(Warren Beatty)以及众多的不太知名的支持者,他们或是支持自由派,或是支持保守派的事业。”[34]这构成了两者关系乐观的一面。显然,莱文对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关系的思考可能更为积极。在莱文看来:

“在解决资本主义泛滥的方面,民主政治能够做很多。虽然,市场社会确实倾向于将每一件东西都拿出来卖,但是,民主禁止买卖的,比如,卖淫和拐卖儿童,有助于保障非市场的价值。累进税和再分配能有助于减轻市场和财富造成的不平等。市场对收益与损失进行计算,它可能会把外部经济效果

排除在外,比如,环境破坏,而精巧设计的项目能补偿这种外部性。于是,市场社会的基本美德加强了民主价值,而市场的失败也容易受民主方案的影响。莱文不是一个完全的乐观主义者:他担心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且,他还承认,政治很少对市场的反民主倾向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然而,他并不认为在市场现实与民主价值之间存在根本的对立。”[35]

尽管莱文的结论是乐观的,但是,他自己也承认,市场和资本主义确实给民主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威胁。莱文重点考察了不平等的影响,无论是技术革新,还是政治制度的原因带来的不平等,但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过度的不平等威胁到了民主的哲学基础,这种哲学将个人看作是自治的主体,适合自我创造。”[36]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学者就开始从统计学的角度出发解读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利普塞特等人的估计还包括了受教育的程度、大众传媒等等要素。一批学者对资本主义对于民主的益处保持了应有的尊敬。阿尔蒙德亦承认,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这种正相关“确实很有说服力”。[37]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兹(Joseph E. Stiglitz)乐观地指出:“即便资本主义并不会保证民主的存在,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还是会说,它创造了一种帮助民主体制抵挡骚乱的友好气氛。”他提醒说,我们也不能忘记,“从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转变”。[38]

第二个方向是悲观派的态度,他们对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正向关联持否定态度。在乐观派看来,资本主义与民主同时出现,并行不悖;然而,悲观派对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联持否定态度。通过考察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澳大利亚政治学者约翰·齐泽克(John Dryzek)发现:“在历史上,资本主义是民主的朋友,自由宪政体制只能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背景下才得以兴起……然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这种发展却达到了它的极限。”[39]齐泽克悲观地认为:“那些有着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越来越少民主。”[40]

在展望资本主义民主的前景时,齐泽克发现了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是民主派,但另一方面,民主却被束之高阁。就发展中国家来讲,威权体制纷纷跨台,然而,其继任者却很少在民主化方面有所作为;就发达国家来讲,自由民主加市场资本主义的模式成为人们的普遍选择,但在制度创新方面却因循守旧。对于任何进一步民主化的可能性来讲,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专横的阻碍。齐泽克沮丧地指出,尽管历史上资本主义曾经有利于民主,但是,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把民主的益处用尽了。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少民主,遭到了学者们痛心疾首的批评。美国学者威廉·波依耳(William Boyer)明确地指出:美国成为富人的寡头统治,民主反而成了一种装饰。[41]这使人们在考察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时平填了一份伤感。激进的左派们发现:“各种民主制度常常只是各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中的装饰品而已:自豪地展示给来访者,并为大家所赞美,但很少使用。在那些事情切实进行的地方—在诸如家庭、军队、工厂和办公室这类核心机构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民主。”[42]从这个意义上,他们甚至直接地指出:“在民主乃是保障个人自由权和行使权力的运用负有社会责任这个直截了当的意义上面,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合理地称为民主社会。”[43]

在这个问题上,意识形态的左派和右派甚至达成了鲜有的共识。一贯以主张自由主义民主而著称的哈耶克也不得不坦率地指出:

“像‘自由主义’或‘民主’、‘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样的术语,今天都已经不再能够意指内在一致的思想体系了。它们现在所描述的不过是一堆在性质上颇为不同的原则和事实的大杂烩,而这些原则和事实之所以同这些术语发生某种联系,则纯属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使然;更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同样一些人在不同的时候甚或只是在同样的名目下主张这些原则和阐述这些事实以外,这些原则和事实实际上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可言。”[44]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温和的社会主义运动对社会民主的努力实际上就是要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市场经济、政治多元、参与以及福利国家的混合物。这些资本主义的调整,是在20世纪后半叶民主对资本主义压力的结果。[45]还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普朗查斯(Poulantzas)、奥菲(Offe)、博比奥(Bobbio)、哈贝马斯等人都明确地对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持批评态度。

这些学者们更多地对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持悲观态度。艾伦·伍德(Ellen Wood)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真正的民主’是极端不兼容的。为什么?假如我们真的把民主扩展至它现在不能触及的范围,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46]另一位左翼学者,市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t)更是明确指出:“认为民主只能在资本主义下才能运作,这种观点经不起检验”,“自由放任主义和民主是不相容的”。[47]后来,施韦卡特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我在《反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后》两本书中提出了相同的观点:‘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与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48]哈佛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家布鲁斯·斯科特(Bruce R. Scott)指出:“资本主义未必会通向民主。可以肯定的是,资本主义会不断产生收入不均,最终会变得与民主格格不入。”[49]

一般认为,在民主框架下,人民主权成为社会的共识,人民可以运用民主权利来防止资本的侵蚀,甚至运用投票权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向下分配,从而推动平等。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却是,民主政治在推动经济平等方面表现得无所作为,民主屈从于资本,这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明‘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这一概念来描述选举政府以来,很多人都认为,民主在资本的权力面前卑躬屈膝。”[50]

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伊安·夏皮罗(Ian Shapiro)夏皮罗从民主与再分配的关系角度切入,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为人们指出了一个无论在历史,还是在逻辑上都引人注目的悖论:根据“中位投票理论”,在那些令人吃惊的不平等发生时,比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当中,多数会支持向下的再分配。[51]然而,事实是:“在扩大民主公民权和向下的再分析之间,并没什么关系。实际上,即使实现了普选权,民主有时也会与税率递减的再分配并行不悖。”[52]

夏皮罗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全面的理由。这包括了政治制度方面的因素,美国政府阻碍了民主的意志;政党受竞选捐赠者的影响也倾向于资本家;政治家害怕高税收会造成财富流失到海外等等因素;在社会心理和政治信仰方面,原因就更多。除此之外,夏皮罗还广泛地探讨了提高税收的时机、福利国家、转移支付等问题。他的观察使人们再一次相信,在美国社会当中,太多的因素影响到了民主,最终的结果是,即便是实现了全民普选,民主仍然臣服于资本的力量。[53]

资本主义严重地限制了民主的范围,使得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成为空谈。米歇尔·丹宁(Michael Denning)也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民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担忧。在他看来,美国人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都是民主派”,而这隐瞒了一场名义上的民主与真实的民主之间的斗争,前者仅限于选举,而后者则在工作场所和一些私人机构,比如大学和基金会等,更多地加强了民众的控制。[54]丹宁更看重的是后一种民主,即:民主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选举,而且还应该包括经济民主、社会民主,而且更应该是一场社会民主,这就使其主张的民主观念与“华盛顿共识”区别开来。丹宁认为,组织工会的权利是我们时代的基础性民主问题,这在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及其遇到的阻力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他明确指出:“在工作场所进行的艰难、疲惫、并且常常令人沮丧的组织和动员的斗争,一直是现代民主的基本驱动力量之一。工会,像其它机构一样,存在着缺陷,但是,它们依然是市民社会中最民主的机构。”[55]然而,他也不无担心地指出:“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已经亲历过的工会的衰败和崩溃,就是民主的衰败和崩溃”。[56]这也正是他对美国的民主前景忧心忡忡的地方。

在资本的统治下,民主无法控制资本主义带来的消极作用,这也是资本主义与民主关系恶性发展的一个原因。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利福利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撰文指出,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不是现实,如今,它们已经分道扬镳。人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茁壮成长,民主却每况愈下。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越来越成为稀缺品;在像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上的成功也只是与名义上的民主制相伴而行。赖克悲观地指出,没有哪个民主国家有效地控制了资本主义的消极作用。[57]

对于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匹配,柏迪(Jedediah Purdy)指出:“如果从民主的角度来看,这一配对简直就意味着灾难。在劳动力、资本、土地以及商品等方面,自由市场在财富、社会地位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不平等,甚至延伸到政治权力领域;因为他们侵蚀着民主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平等这一前提。他们也会侵蚀民主自决的价值,女人和男人被迫走向劳动市场,以他们最好的年华和时间换取生存,甚至牺牲掉他们的夜晚和周末。市场还夺走了团结,而代之以老板和工人之间经年累月的斗争”[58]

当人们把目光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视野中移开,放眼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时,人们发现,自由市场并没有像西方经验那样,同民主携手并进。有点悖谬的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自由市场却与威权政治相伴随。帕特里夏·科亨(Patricia Cohen)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从中国到俄罗斯再到委内瑞拉,全世界的事态发展使资本主义和民主密不可分这一原本异常强大的理论产生了许多漏洞。”[59]由此,一些学者指出,美国的民主与资本主义同时出现的经验,作为一种反常现象,也许不太适合世界其他地方。斯科特指出:“在几乎所有地方,都是资本主义先于民主出现,只有美国除外,在美国,资本主义与民主同时出现。”[60]实际上,这种悖谬的现象在西方历史上也常常出现。福山即明确指出:

“在接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许多时刻,为选择繁荣而舍去自由的情况屡见不鲜—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亲英庄园主反对《美国独立战争宣言》,到德国和日本19世纪专制主义者搞现代化,还有当代邓小平在继续坚持共产党专政的条件下实行经济搞活和现代化,一直到新加坡李光耀认为民主对新加坡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是个障碍。”[61]

尽管如此,福山还是热情洋溢地宣扬“历史终结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而“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62]然而,2012年,福山又颠覆了自己的这一影响广泛的观点,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的未来”说。在他看来,在自由民主国家中,技术创新加剧了不平等,全球化使得工作机会转移,这一切使得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衰落,最终使得自由民主制度失去了原有的支撑,反而前景堪忧。[63]尽管福山并没有抛弃自由民主的理念,然而,对自由民主的必胜信念,已经开始大打折扣了。

从正面来讲,自由市场并不像人们一般想象的那样,能够促进民主政治。格雷指出,按照“华盛顿共识”,“民主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在全世界被接受。然而,现实却是,世界经济没有使民主资本主义体制普遍化,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竞争中并不是赢家,它不仅自身在改变,而且在全球竞争中越来越得不到承认。[64]格雷得出结论认为,“如同在国家范围一样,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市场没有促进稳定与民主。”[65]

就全球范围来看,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民主化,正相反,经济全球化愈来愈表现为赤裸裸的利益争夺。波义尔指出:“美国对外输出自由、民主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欺骗,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自由的真实内涵。实际上,美国是为了保障其公民在拉丁美洲的投资。”[66]不仅如此,由于强权政治的存在,在国际政治领域内,民主变得越来越稀有。巴伯明确指出:

“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在以民主化的名义占领伊拉克之后,布什政府在伊拉克自由政府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就为伊拉克人民的前途作出了决定,认为伊拉克应该有一个媒体、能源、重工业都实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没有任何协商。没有伊拉克人的参与。什么都没有。然而,这个决定却确定了民主统治的核心意味着什么。”[67]

我们看到,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冲突并没有停止,反而随着人民群众民主呼声的高涨变得更加紧张。资本主义通过更加精巧的制度设计使得民主臣服于资本,不仅民主越来越难以限制资本带来的弊端,而且,资本更加严格地限制了民主的范围,侵蚀了民主的空间。并且,这种情况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延伸至发展中国家。

三、结论与讨论

在《经济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结语部分,达尔指出:

“在美国社会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冲突的观念。我们美国人在这两种冲突中被撕为两半。如果简要地加以归纳的话,一种观念代表了在整个大陆的范围内实现世界最领先也是最伟大的民主、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的努力;另一种观念则试图创造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享受着不受限制的自由以获得无限的财富,创造世界上最为繁荣的社会。就第一种观念来看,美国理想被理解为在一个广阔而多样的领土上实现所有公民的民主、政治平等以及基本的政治权利;而在第二种观念的意义上,美国理想则被理解为对财产权的保护,保护繁荣物产、增加财富的机会。从第一种观念上看,自治政府是所有人类权利当中最基本的,一旦发生冲突,它优先于财产权;而从第二种观念上看,财产权优先的,自治权则是从属的。”[68]

通过从制宪者到托克维尔,再到当代美国的考察,达尔深刻地看到了支撑美国社会的对立信念。是自治权,还是财产权?或者,是人民的民主,还是资本的统治?这是达尔经济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我们看到,整个美国宪政民主理论不断发展的历程,实际上就是在这两种价值之间进行选择的过程。

追述历史,我们看到,早期的资产阶级并不愿意将民主权利交给人民。马克思在论述19世纪中叶法国的资产阶级统治和宪法时就曾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硬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敌对阶级取得胜利,并危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69]美国的制宪者们在制定宪法时可能就已经意识到了民主对自身统治的危害性,这可能也是他们不愿意将民主写进宪法的原因。为了保护财产权,资产阶级需要将特殊利益上升为公共利益,并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来保护资产阶级的所有权。

但是,这种情况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有所改变。迫于美国劳工阶层和社会大众争取民权的压力,资产阶级不断开放为民主设置的界限,甚至到实现普选。他们欣喜地发现,不断地被开放的民主并没有像他们原来想象的那样,掌握了民主权利,又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群众并没有利用民主来剥夺富人的财富,反而是,宪政民主体制被牢牢地控制在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内。这样,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容纳民主,这就使现代的资本主义民主成为可能。

我们看到,美国的宪政民主,从制宪会议期间就存在着争论,其焦点直接指向美国宪政民主的终极指向,财产权的优先性考虑。制宪会议之后,虽然有杰斐逊等民主派的中和,但财产权对公民权的优先性还是被确立起来,甚至越来越变本加厉,更倾向于财产权的洛克模式,直到凯恩斯调整使这种情况得到中和。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无法通过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对达尔提出的问题给予一个确定性的答案。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杰斐逊的民主模式,还是麦迪逊的财产目标,仰或是凯恩斯干预模式,都是美国资本主义与民主相互调适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调整在形式上推动了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就其本质来讲,这些调整均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前提和后盾的。正如马克思很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70]

就民主的本质属性来看,它是人民的统治,这是民主的本质规定性;然而,美国社会的本质属性是资本主义的,这又决定了作为美国国家权力的民主,一定会“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会离开了公民,让公民权屈从于财产权,把民主权利让渡给资本,堕落为市场机制的仆人,这是美国特色资本主义民主的特征,同时,也是它的困境。

在美国,这一基础最终落在了是人民的民主,还是资本的统治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上。任何民主都不是脱离真空的存在,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他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生长出来的。美国的民主,长期生存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从而使其成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民主,这一民主,强调了财产权利和资本规则对公民权利和平等的优先性,在人民的民主和资本的统治之间选择了后者。


[①] Thomas Jefferson: Opinion on French Treaties, 1793. Thomas Jefferson,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edited by Lipscomb and Bergh, vol.3,Washington, D.C., 1903-04, p.227.

[②] Thomas Jefferson to Pierre Samuel Dupont de Nemours, 1813. Thomas Jefferson,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edited by Lipscomb and Bergh, vol.19, Washington, D.C., 1903-04, p.197. 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Cartwright, 1824. Thomas Jefferson,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edited by Lipscomb and Bergh, vol.16,Washington, D.C., 1903-04, p.45.

[③] [美]华盛顿:《华盛顿选集》,聂崇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7页。

[④]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0页。

[⑤]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3-114页。

[⑥] 实际上,美国宪政民主维度的形成得力于一系列的宪法判例。这些判例包括但不限于Chisholm v. Georgia, 2 Dall 419, 471; Penhallow v. Doane's Administrators, 3 Dall 54,93; McCullock v. Maryland, 4 Wheat 316, 404,405; Yick Yo Hopkins, 118 U.S.356, 370.

[⑦] Ian Shapiro, Democracy and Distribution, Jedediah Purdy ed., Democratic Vistas: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73.

[⑧] Robert Dahl,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85, p.2.

[⑨][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页。

[⑩][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9页。

[11][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页。

[12][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7页。

[13][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6页。

[14][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页。

[15][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页。

[16] Max Farrand, ed.,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vol.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7, pp.452-455.

[17] Max Farrand, ed.,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vol.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7, pp.455.

[18][美]查尔斯·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7页。

[19]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Transformations Vol. Ⅱ,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p.31.

[20][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6页。就这一改动,学者们存在着不同意见,罗森鲍姆即持反对态度,他从洛克角度出发,认为并不是幸福不可追求,而是“宪法不应当规定人的终极目的,甚至不可能建议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终极目的”。参见[美]阿兰·S·罗森鲍姆编:《宪政的哲学之维》,郑戈、刘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5页。

[21][美]查尔斯·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26页。

[22][美]查尔斯·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8页。

[23]自1787年开始,美国人民开始了漫长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1870年取消了种族的限制;1920年排除了性别的障碍;1964年取消了财产的限制;1970年国会中止了识字率标准;1971年年龄障碍才得到解决。期间大约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时间。事实上,英国实现普选权所用的时间与美国差不多,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更为艰苦。

[24][美]查尔斯·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页。

[25] [美]查尔斯·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4-106页。

[26] [美]查尔斯·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4页。

[27]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6页。

[28] Dennis Chong, Herbert McClosky,John Zaller, Patterns of Support for Democratic and Capitalist Value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3, No.4., 1983, p.401.

[29][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和资本主义》,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3页。

[30][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和资本主义》,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9-80页。

[31] Noreena Hertz, The Silent Takeover: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3,

p.101.

[32] Kevin B. Thomas, Capitalist Democrac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8, 2005.

[33] Jedediah Purdy, Introduction, Jedediah Purdy ed., Democratic Vistas: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9.

[34] Jedediah Purdy, Introduction, Jedediah Purdy ed., Democratic Vistas: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

[35] Jedediah Purdy, Introduction, Jedediah Purdy ed., Democratic Vistas: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

[36] Richard Levin, Democracy and Market, Jedediah Purdy ed., Democratic Vistas: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62.

[37] Gabriel Almond,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24, No.3, (Sep., 1991), p.469.

[38] Patricia Cohen, An Unexpected Odd Couple: Free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York Times, June 14, 2007.

[39] John Dryzek, Democracy in Capitalist Times, Ideals, Limits, and Struggl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

[40] John Dryzek, Democracy in Capotalist Times, Ideals, Limits, and Struggl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

[41] William H. Boyer, Myth America:Democracy Vs. Capitalism, New  York: Apex Publisher, 2003, p.23.

[42] [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和资本主义》,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页。

[43][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和资本主义》,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页。

[44][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8页。

[45] Gabriel Almond,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24, No.3, (Sep., 1991), p.467.

[46] [加]艾伦·伍德:《民主与资本主义:彼此是友是敌?——伍德(E.M.Wood)访问记》,丹心译,http://ccga.pku.edu.cn/supersite/html/03/n-103.html。

[47][美]戴维·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陈志刚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48][美]戴维·施韦卡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及其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启示》,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0期,第20页。

[49] See Patricia Cohen, An Unexpected Odd Couple: Free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York Times, June 14, 2007.

[50] Ian Shapiro, Democracy and Distribution, Jedediah Purdy ed., Democratic Vistas: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74.

[51] Ian Shapiro, Democracy and Distribution, Jedediah Purdy ed., Democratic Vistas: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73.

[52] Ian Shapiro, Democracy and Distribution, Jedediah Purdy ed., Democratic Vistas: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73.

[53] 详细的论证参见Ian Shapiro, The State of Democratic The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54] Michael Denning, Neither Capitalist nor American: The Democracy and Social Movement, Jedediah Purdy ed., Democratic Vistas: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9.

[55] Michael Denning, Neither Capitalist nor American: The Democracy and Social Movement, Jedediah Purdy ed., Democratic Vistas: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51.

[56] Michael Denning, Neither Capitalist nor American: The Democracy and Social Movement, Jedediah Purdy ed., Democratic Vistas: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51.

[57] Robert Reich, How Capitalism Is Killing Democracy, Current, Dec2007 Issue 498, p.25.

[58] Jedediah Purdy, Introduction, Jedediah Purdy ed., Democratic Vistas: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9.

[59] See Patricia Cohen, An Unexpected Odd Couple: Free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York Times, June 14, 2007.

[60] Patricia Cohen, An Unexpected Odd Couple: Free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York Times, June 14, 2007.

[61][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152页。

[62]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63] Francis Fukuyama, The Future of History: Can Liberal Democracy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Foreign Affairs, Vol.91, No.1 (January/February 2012), pp.53-61.

[64] [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张敦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65][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张敦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66] William Boyer, Myth America:Democracy Vs. Capitalism, New  York: Apex Publisher, 2003, p.91.

[67][美]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彭斌、吴润洲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68] 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85, pp.162-163.

[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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