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鸿寅:毛家山印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6 次 更新时间:2013-11-2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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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鸿寅  


(一)


1969年初,天津《中学红卫兵报》的朋友赵卫党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作为《红报》记者将随同天津市延安中学的学生步行长征到平陆县毛家山插队,完成采访任务以后到我插队的村子来看我。这让我非常高兴,天天盼着他来。

赵卫党是天津"劳二半"(天津市劳动局第二半工半读技术学校)的68届高中生,大我一岁,个子不高,憨厚的脸上戴着副高度近视镜。他会写新闻报道,手极快,写一笔躺倒的字。经常看他写字,脖子就会歪到一边,以至于有时看到他人,也想把脖子歪起----好像不歪起便把他看歪了。他的名字是文革开始时改的,原来叫赵自强,这名字本来已经很革命了,但他想更革命,便改成了赵卫党。虽然名字有点激进,但人却是极好的人。

很快我们就得知了"毛家山长征队"已经到达县城的消息。但根据赵卫党来信所说的日子计算,2000多里地,只走了十多天,似乎太快了点。就算是没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一群十七八的孩子每天要走近200里地也是不可能的。

赵卫党来了,我说:挺快啊!他笑了笑说:现在的事……不说了,不说了。卫党在我们村呆了三天,临走时,给我留下一把理发推子,说是能为贫下中农服务。就是这把推子,让我把村里所有老少男人的脑袋摆弄了近三年。我和卫党是步行到三门峡火车站的,大约是80里地,我们也进行了一次小长征----但我们是因为没钱,和毛家山长征队的革命精神不能相提并论。


(二)


毛家山着实火了一气,喇叭里天天在叫,让全县的人都去那里参观。那是一个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的日子,一大早我就和贫协小组长巷娃向毛家山出发了。

巷娃属牛,和卫党一样,也大我一岁,但比我壮实得多,手里永远拿着一块馍馍在吃。巷娃虽壮,却长得眉清目秀,脸上红噗噗的象个女人。大眼睛很深情,一说话有些羞涩,脸上就更加红噗噗了。那时他正在和一个带着一岁男孩的河南女人热恋。

那是我第一次进山,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我们走进了中条山。山里的路一会下到沟底,一会饶着山腰,一会跃上山梁。当我们走上一个高高的山峰时,巷娃指着远处一条蜿蜒曲折的银丝飘带对我说,那就是黄河!----啊,那就是黄河!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伸出双臂"啊""啊"地喊了半天。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从山上远眺黄河,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晶莹剔透,没有一点黄色的浑浊,光闪闪亮晶晶的,象一泻千里的水银流,荡漾在天地之间。不由得让人想起李白的豪迈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一路上我们遇到许多去毛家山的人,象赶庙会一样。大约离毛家山十里地时路过一个小山村,村口摆放着几口大锅,热气腾腾的。一个老婆婆手里拿着中条山特有的大木勺和大海碗,给过往的人们舀那熬得溶溶的粘粘的金光闪闪的玉米糁糁喝。我和巷娃每人喝了一碗,真是浓郁香甜。巷娃说,山里的玉米生长期长,又没有电,是用石磨石碾子加工的,所以就格外香。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喝过那么香的玉米糁糁。我永远不能忘怀山里那特殊的玉米香味,山里那特殊的柴禾香味,山里那特殊的大砂锅的香味。

毛家山村处在一个座北朝南的山窝窝里,占着几座山头。半山腰上,知青们用白色石头镶嵌的巨幅标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毛山变二寨"历历在目。村里大约不到一百口人,民风极淳朴。知青的到来给了这个封闭的山村带来了很高的人气。县里专门为村子拉了电,据说是天津市革委会掏的钱,这让知青们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知青们居住的大院子象个兵营,中间是个大操场,比两个篮球场还大,两边是一孔孔整齐的窑洞,窑洞的一头是伙房和饭厅。长征队大概二十几个人,由一个老师带队,还有一个领导小组。知青们一马绿军装,宽宽的武装带,头戴军帽,军事化管理,象军人,也象红卫兵。我非常羡慕他们的宿舍和食堂,相比之下,他们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而我们还在黑暗的旧社会挣扎呢。


(三)


我第二次上毛家山是1976年夏天。那时候我已在文化馆工作,知青下乡好像也已经接近尾声。毛家山发生了很大变化,长征队的带队老师当上了县革委会常委,集体户中的个别知青被推荐上了大学,有些知青也参加了工作。而长征队还在不断地增添着新鲜血液。一个75届的不知是第几批血液的孩子非常喜欢画画,一天到晚泡在文化馆里画素描,我管他叫"小毛山"。


那天接到王馆长的指示要我到毛家山采访,搞几块版面参加省里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展览。小毛山非要和我一起去为我带路。那时没有汽车,我们只有走路,约70华里,因为是上山,我们走了七八个小时,幸好毛家山有了招待所,到那里吃住是很方便的。

小毛山一路都在骂,骂领导,骂毛山,还咬牙切齿地说弄点炸药把集体户炸了。我听着就笑,这小子信口开河,说话没准,就象他画的素描。

毛家山集体户的现任负责人是一个女知青----来了7年了,还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破军装。很黑很壮,但很不友好而且特跋扈。虽然一见面我就把介绍信给了她,可她就是不看,而且她明明知道我也是天津知青,还是板着脸翻来覆去地问我是干什么的,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好像他们这里是保密局。我费了很大劲才让她明白我是宣传他们来了,而且还要宣传到省里。不是任务在身,我真想马上回去。此时此刻,我也想帮着小毛山弄炸药了。

第二天我用了一上午,导演并拍摄了"学习毛选"、"接受再教育"、"革命大批判"、"集体出工"、"大有作为"等系列照片几十张。下午,小毛山带我看望了生产队长、正在生病的知青宋春元。宋是第一批长征队员,不善言辞,但人很忠厚。他在毛家山成了家,爱人姓毛,是个孤儿,从小跟着姥爷长大,能够嫁给一个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荣幸,所以,女孩的脸上总是洒满了幸福的阳光。

我们到了宋的家中,只有他一个人。窑洞里黑黢黢的,弥漫着中草药的气味,宋正守着一个小火炉熬药。我们进了窑洞,他只是抬头看了我们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又低下头继续熬他的药,一脸的疲惫和憔悴。


(四)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县里又掀起了新一轮极左整人运动,长征队带队的老师走完了他的长征----他被打成四人帮的追随者。1977年平反后他终于向天津市委组织部提出返津的要求,并请求把长征队所有队员带回去,还给他们的父母。

当可以回天津的喜讯飞到毛家山的时候,宋面对着进退两难的抉择。抛开妻儿自己回去,他不忍心;一同回去,谈何容易?听说带队老师请示了天津市委,回复说可以解决妻儿户口。这一消息让宋毛夫妇喜出望外,可是毛的姥爷怎么办?那时天津市委书记是陈伟达,一个亲民爱民的领导人,经请示,妻儿老小可以全部带回天津!那时节毛家山欢声雷动,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整个山村和宋氏一家人共同沉浸在幸福欢乐之中。

然而事情又有了新的变化----毛的姥爷死也不肯离开毛家山半步!据县里的人传说,他说他们如果回天津,先在毛家山上挖个坑把他埋了。

于是,除了上大学的,参加工作的,还有宋毛夫妇,其他剩下的长征队员又在老师的带领下回转了天津----只是这一次是公开坐火车走的,并且路过北京时,没有在天安门广场宣誓。

大概是1980年春夏之交,宋春元因脑瘤去世,享年28岁。县里为他举行了较为隆重的追悼会,因为只有他,把长征进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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