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参加的安保磋商委员会会议（2+2）在东京举行，重点讨论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美日强化同盟的举动再次引发世界关切。
该指针规定了美军与日本自卫队联合行动的原则及合作方式，与《美日安保条约》一起构成了美日同盟的基础。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应对苏联威胁，美日两国经过两年多的磋商谈判，于1978年制定《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对合作维护日本本土及远东地区安全做了具体阐述。1998年，两国对该指针进行了第一次更新，主要增加了美日在日本周边地区出现“周边事态”时的军事合作细则。
当前，亚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亚太格局正酝酿着重大调整与变革，中国快速崛起，美国实力相对下降，海洋争端及朝鲜半岛等问题高热不退。对此，美国高调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意图稳固其亚太秩序主导权，并谋取亚太经济发展的“红利”；日本安倍政权正图谋修“宪”强“军”，以更好地抗拒“中国的海上扩张”，并成为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在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强化同盟的问题上，美日可谓一拍即合，双方于2012年8月就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达成一致，并开始着手进行相关研讨工作。此次会议是系列研讨中的重要一场，双方将就一些政治性、原则性的议题展开讨论与磋商。
诚然，美国和日本都有着强烈的动机强化同盟关系，对调整的大方向也有共识，但美日“亲密无间”的背后，在对中国因素的认识、各自的利益需求及应对方式等关键问题上均存在尖锐矛盾，修订谈判过程注定坎坷不平，最终结果也未必能如美日两国所愿。
一是美日对中国“威胁”的认识有所不同，两国对华战略目标彼此难以兼容。一般而言，军事同盟都有“假想敌”或特定的针对对象，中国的崛起及军事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无疑是刺激美日同盟进行防卫合作调整的最重要因素。两国对此并不讳言，且立场一致，不太同调的是双方的战略目标。
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是“远忧”，当前的重点是防范。在自身相对实力衰退的情况下，鼓励日本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以牵制中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中国毕竟与苏联有很大不同，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差异也十分之大，迄今为止，中美都依然没有放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如果因日本的鲁莽而卷入与中国的“不愿意的冲突”，这绝非美国之幸，在这一点上，德意志帝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前车之鉴，美国肯定不会漠视。
实际上，美国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希望通过鼓励日本、强化与日本的同盟，向中国发出更有力的信息；另一方面，却又不想太刺激中国，走向“自我实现预言”的悲剧。而且，当前的中美日三角关系极为敏感，咄咄逼人的美日同盟必然会引发更加激烈的军备竞赛，这是当下军费开支捉襟见肘的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美国必须把握这其中的“度”与“平衡”，否则将事与愿违，被看作亚太安全支柱的美日同盟可能反而会成为侵蚀美国安全的最大推手。
而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则被视为“迫在眉睫之患”，日本着实很难理解美国眼中的“度”与“平衡”。中国急剧增强的综合实力让日本焦虑，在东亚近海日益强化的军事活动也让日本倍感压力，“倚美制华”似乎是唯一的选择。问题是美国目前的支持有很大保留，不太解渴。在钓鱼岛争端激化的背景下，日本亟需美国来打“鸡血”，其当然希望新的指针能对中国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威慑力度。
二是双方国际身份地位不同，在国家利益界定方面存在结构性偏差。作为世界霸权，美国的对日政策是其亚太战略甚至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也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榨取日本的“剩余价值”，这也是美国此次修改指针的主要目的之一。而日本的关注重点则首先是在日本周边，东亚几乎是其传统安全利益的全部，其指望通过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支持，换取美国在东亚安全事务上对日本的“力挺”。
两国利益诉求不同，自然难免龃龉。美国的利益全球分布，敌人也全球分布，而日本的主要安全利益几乎全在东亚。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理论上意味着美国的所有敌人也可能将是日本的敌人，对美国的攻击就是对日本的攻击，这一点至少在亚太地区是成立的。如此大的责任和风险，以日本自卫队的资源和能力，简直是不能承受之重。然而，在当前的亚太格局下，美国所能给予日本的回报则较为有限，美国当然会承诺捍卫日本的本土安全，不过这种承诺却有点空头支票之嫌，连日本新版的《防卫计划大纲》也认为其本土遭入侵的可能性不大。
而对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的钓鱼岛或东海问题，美国则不会有太高的军事热情。如此，日本会抱怨美国不给力，在海外支援美国军事行动和强化同盟的幌子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借船出海，自己争取同盟的“附加值”，并谋求在同盟事务中的更大发言权；美国则经常会认为日本不懂事、不顾全大局，提防日本滋事，破坏其亚太战略大局，对于日本的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雄心将继续持谨慎欢迎和限制的态度。
三是合作理念不同，美国像是做期货，日本则像是炒股票。综合美日政要有关防卫合作指针的表态，美国更多是立足长远，以健全完善合作机制为推手，促使美日同盟成为其主导亚太安全机制的最重要基础。其重点是推动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扩大日美同盟的合作范围，深化合作程度，比如将日本自卫队纳入美军空海一体战等作战框架和概念，强化双方在作战计划、条令法规等方面的协调同步及一体化，在战略预警、情报搜集、作战指挥等方面的全面合作。至于相关岛屿和海域的归属问题，美国乐于奉行在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鸵鸟”政策。
而日本更看重眼下，其更关心能尽快“套现”的举措，比如针对中国的联合夺岛演习、军事部署等，试图借助美国的实力在与中国的战略较量中居于不败之地，并提高自己在亚太战略格局中的分量。另外，日本国内条条框框甚多、政治动荡、社会分裂，变革非常困难。对于美国强化合作机制建设和军事力量深度融合的考虑，受制于日本国内的政治社会生态，日本政府估计是即使有心，也无能为力。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有过惨痛教训，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就曾让美国严重质疑日本内阁的决断和执行能力。小小的普天间机场搬迁尚且如此，日本政府又怎能满足美国的长远期许？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就算真心认可美国的合作建议和理念，在操作中也只能是以短期投机获利为主。
没有人怀疑美日同盟的强大和其继续强化的大趋势，但其内在的矛盾和挑战已然凸显。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美日三国竞合两面都在同步演进，中国实力发展引发的东亚权力转移及亚太战略格局的调整正在进行。在新的形势下，美日两国依据传统思维，结盟对抗第三国的做法正遭遇越来越多的内生难题，也正给亚太乃至世界带来越来越多的困扰和风险。
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