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伦海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以“文化大使”埃德温·赖肖尔为首的美国日本问题专家，创制了将日本嵌入美国政治话语、以形塑日本实践的日美文化对话机制——“日美文化教育交流会议”（简称“日美文化会议”）。该机制是“东方学”传统延续及制度化的产物，目的是确立与美国对日安全、经济霸权相匹配的文化霸权。历时逾60年发展，该机制在组织结构、人事构造、资金保障、运营模式等方面日渐完善，较为彻底地将日美文化关系纳入美国主导的制度化规范之中。战后日美文化对话机制有效推动了美国对日本文化霸权的制度实践，为维系日美同盟发挥着文化纽带作用。在此体制下，日本从被支配对象转变为主动参与美国对日文化霸权制度的实践者，乃至最终成为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共犯。其演进历程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超越单边“想象”与日美文化对话的制度起源
近代日美文化接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交流，而是在日美单边想象基础上并不相交的单向文化流动。其造成的日美文化隔阂成为引发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原因。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对日占领开启单向对日文化灌输的鼎盛时代。“安保斗争”正是这种畸形日美文化关系的产物。1961年，肩负重振日美同盟文化根基的赖肖尔出任美国驻日大使，标志着倡导平等文化对话的“赖肖尔路线”正式走向实践。赖肖尔上任伊始，其主导创设的以日美文化会议为核心的日美文化对话机制就勾勒出将日本制度性地嵌入美国对日意识形态形塑的实践雏形。在“平等伙伴关系”的政治话语氛围下，该机制使得日本选择“自愿”加入美国夺回对日思想与舆论主导权的制度安排之中。在“平等”“对话”之类颇具吸引力的政治话语表象下，该机制实质性地攫取了日本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部分主权。即日美文化交流事业开始被置于日美双边协调——实质上的美国主导——之下。日美文化对话机制是美国战术性地改进对日文化霸权实践方式的产物，其沿承了美日关系中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本质。
（二）知识“平等”对话与日美文化对话的制度初创（1962—1972年）
以日本左翼知识领袖为首要对象的平等对话尝试是日美文化对话机制初创期的基本特质。战后美国日本问题专家开创一代的代表休·波顿、约翰·霍尔、唐纳德·夏福利与战后日本左翼界的标志性人物森户辰男分别出任美日双边首席，成为倡导与日本左翼知识界为首的各界开展对话的“赖肖尔路线”的最直接体现。机构设置层面，日美文化对话机制以日美文化会议为核心的制度架构在初创期初具规模。资金制度层面，为确保日美文化对话充足的资金供给，美方开始强势施压经济大国日本作出实质性责任分担。文化事业层面，初创期前期主要以政治色彩较为淡薄的纯文化事业为主，进入后期则带有更为鲜明的服务现实日美同盟的色彩。初创期的日美文化对话机制在缓和“安保斗争”带来的同盟信任危机中颇具成效，较为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国内的反美舆论。日美关系得到显著改善的20世纪60年代，成为“对话”带来的战后日美关系“蜜月期”。然而，此阶段的日美文化对话机制也没有摆脱单边想象的桎梏，不过是在实践层面战术性地通过日本制度性内嵌方式提升了美国对日文化支配的效果。
（三）驾驭保守势力与日美文化对话的制度发展（1972—1991年）
自20世纪60年代末始，威胁日美同盟的关键因素从日本国民大众的反美情绪转向经济大国日本带来的权力挑战。以“平等”对话为基调的文化理想主义迅速衰退，日美文化交流向着战后初期权力支配的现实主义路线回归。高扬“日美基轴”的日本保守势力成为与美国日本问题专家合作的新伙伴，并加速推动着文化领域参与美国对日支配的实质共犯化进程。20世纪70、80年代，获得充足资金支持的日美文化对话事业迎来制度建设、事业实践等各方面的飞速发展。发展期的日美文化对话机制实质性地推动了日美文化领域美国霸权实践中日本共犯化的进程，使得日本对美依赖呈现永久化态势。取代左翼知识分子主导日美文化对话的日本保守势力是推动日本共犯化的关键力量。以国际交流基金、美日财团的创立为标志，日本保守势力的努力确保了日美文化对话机制这一美国对日践行文化霸权的制度得以延续。尤其是保守势力的积极协助，强化了美国国内日本问题专家知识群体及其辅助美国促进日本知识精英亲美化的进程，让日本日渐丧失与美国对话乃至对抗的知识根基，而这比权力劣势更容易导致日本对美依赖永久化的形成。
（四）中国崛起与日美文化对话的制度转型萌动（1991—2006年）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与中国崛起极大冲击了日美同盟的战略价值，日美文化关系在经历日美中心（CGP）创立带来的短暂兴盛后开始急剧降温。后冷战时代的日美文化对话整体迈入历史低谷期，被迫开启日美文化对话的制度转型萌动。这种萌动主要源自日美同盟战略价值的弱化为日美文化对话机制带来的权力松绑。权力松绑带来更大的自由与多样化态势，日美文化对话机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脱离双边权力控制的趋向，为推动日美文化对话机制朝着更加灵活的有限度的制度转型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权力关注弱化也直接带来资金来源的急剧缩减。日美文化对话机制开始被迫寻求多元化资金源摸索。受资金来源萎缩影响，日美文化对话机制在强调拓展日美文化交流全球视角的指引下，着力推动实施机制的精炼化变革。临时委员会取代小委员会制为标志，日美文化会议进一步聚焦扶持有限的重点事业。自此，日美文化会议不再将自己定位于日美全面文化事业统揽机制的角色，而是在针对重点事业提供阶段性扶持的基础上，推动各领域文化事业实现自主独立发展。从权力色彩浓郁的精英主义向去权力化的大众“草根”转向是转型探索期日美推进文化交流事业的显著特征。
（五）“新冷战”的蔓延与日美文化对话的制度重振（2007年至今）
迈入21世纪，“中国威胁论”的迅速抬头推动美国致力于促进同盟身份认同，重振一度松动的日美文化对话机制。在人事层面，日美文化对话机制向着冷战时期的人事结构回归。视日本为“军事资产和实现梦想的工具”并主张维持日美“军事关系”是“关键所在”的美国“新日本通”知识群体开始主导日美文化对话，其比冷战时期更强调对日权力支配以及权力性地利用日本。加强资金来源建设成为日美文化对话机制重振的首要施策，尤其是竭力挖掘日本社会的民间资金成为主要方向。重振期的日美文化事业聚焦于唤起日美相互关注意识以重振同盟身份认同。留学生交流、美术交流、次生代领袖培育是重点资助的三大项目，并分别成立教育交流审查委员会、美术对话委员会、次生代专题组。在制度层面，日美文化对话机制实现推动双边文化交流向着更具可持续性的“孵化器”功能转型，以确保日美文化对话机制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日美同盟身份认同再次强化的背后是日美与中国互信的日渐疏离，其根本动力是冷战时期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意识的复活。
综上，标榜“平等伙伴”的战后日美文化对话机制，其本质是美国对日文化霸权的制度实践，根本宗旨是为维系日美同盟发挥文化支柱作用。相较于权力的不对称性，知识话语的不对等性是促成美国对日文化霸权确立的更具决定性因素。尤其是该机制下日本“自愿”成为美国对日文化霸权实践的积极参与者与主要资金提供者，正是受美国驾驭的日本保守势力将对美屈从由安全、经济领域扩展至文化领域的体现。另一方面，文化霸权的确立又反向夯实着美国的对日权力支配，即日美文化对话机制在文化心理层面提供着较为坚实的缓冲基础。然而，日美文化对话机制只是战术性地缓解了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意识变革痼疾的症状，短期内有效地发挥维系同盟文化支柱作用的同时，也不断累积着导致日美间爆发更大冲突的知识危机。
牟伦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来源：《日本学刊》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