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说起“权力”这个词的时候，恐怕没有人对这个词没有概念，即使将所有人的定义放在一起比较，即使如我猜测的那样，我们对于这个词的定义千差万别，我们依然对这个词有着语用学上的共识，甚至，即使那些对“权力”定义彼此矛盾的人，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也依然可以理解对方的意思。我们用这个词来观看历史和今天，我们在这个词上思考、议论、想象……但是，对于汉语而言，权力，这个词在汉语的历史中只能算是一个异乡人。
汉语的思维
我在之前的几篇文字中（《语词发明背后的思维》、《命名时刻》）稍稍涉及了汉语的思维特性，汉语思维缺乏抽象思维的兴趣，对于客观世界，汉语表现着自身的语言特点；但是，对于抽象事物，汉语的语言系统相较于西语薄弱许多。汉语思维和语言上的特点，让汉语历史走上了一条特色之路。
对于那些抽象事物，汉语的表达一直有着模糊的特点，而且，这种模糊的表达，依然停留在局限的领域，对于普遍的汉语使用者来说，这些抽象事物和这些模糊的表达一样远离生活的经验范畴。且不说这种思维所导致的文明图景，与西语文明大相径庭。仅以“权力”这个词来观看，这就是汉语思维的一道难题。权力，有着抽象的性质，对于这种无法在现实中寻觅对应物的事物，是如何在汉语中栖身的？
从语词的角度来看，汉语对于抽象事物采用了另一种处置方式，把抽象事物寻找一个最贴近的客观载体，让那些抽象事物在一个实在体上显形，而用这一实在体来称谓这一抽象事物。而对于汉语的“权力”来说，这种让抽象的权力显形的工作，必然是一个庞大的“词与物”的谱系。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西语还是汉语，“权力”都有着现实的向度。两种权力都要在现实层面上显现自身的存在，但是，西语的权力，有着一种观念的前提，对于西语历史来说，权力的塑造与观念的演变有着密切联系。而汉语的权力，除了缺少观念的维度外，更多的是在历史和传统的传承中逐渐丰满起来。
制度与权力
站在今天的角度，权力（公权力）与制度（政治制度）密不可分，权力在制度的框架内运行，而制度又限制了权力的边界。而在汉语的古代，制度与权力的关系并非必然。
先说说汉语的制度。
汉语中古有“制度”这个词，但是，其含义与现代汉语意义上的政治制度交集甚小。今天意义上的制度，和“权力”一样也有着抽象的含义。这依然是汉语思维的弱项，对于汉语的“制度”而言，它更接近着今天概念上的规章、规范。在我看来，虽然今天我们用封建君主制（三代）、帝制（由秦到清）来称呼历史上的政治形态，但是，在现代汉语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出现过。【这么说可能有些骇人，但是，我从汉语历史对“权力”定义的角度，想说明这个意思。并不是指，历史上的这些政治形态不存在。】
若要追寻汉语中制度的起源，这将是一个艰难的工作，也非我所能胜任的。我尽量把思考的向度展示于此。我认为这个工作有两个方面：一、实际中制度的起源。或者说，实际中一种政治系统的起源；二、对于制度的记录。或者说，我们是如何知道历史上那些政治系统的。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大概只能从第二个方面回答制度的起源，于是，我们从哪里去了解制度，就非常关键。而我认为，由于汉语的历史，对于古代政治系统的记录，几乎被儒家垄断。换句话说，仅从文字提供的资料来看，今天的我们大约只能以儒家的标准来审视古代的制度。【当然，考古发掘，就从科学上提供了不同的解答。同样，一些并非儒家学派的作品，也提供了不同的灵感。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儒家的记录占主流。】比如说，孔子曾经认为三代的制度大同小异。而今人普遍接受商周在制度上的重大变化这一理论。于是，问题就在于，孔子所谓的制度和今人所言的制度并非一回事。那么，孔子所谓的“制度”是什么呢？孔子所谓的制度，应该是指礼乐制度，而这种礼乐制度，在我看来是一套礼仪规则。如果孔子认为三代的礼仪规则大同小异，那么，三代的政治系统，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诞生的呢？这实际上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封闭循环。
汉语历史中，权力对于土地和人民的管理非常悠久，至少比礼乐制度要早。如果《尚书》中对于夏初的历史记录与事实差距不大，那么，一个政治系统对于治理的认知是非常早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是如何认识到自己在一个政治系统中的位置的？他又是如何对一个政治系统表达自己的认同和反对？【比如叔夷伯齐不食周粟，算是对周朝的反对，但是，其结果证明，在周朝的政治系统中，是没有反对者的位置的。】我的问题可以进一步细化：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一个政治系统的？
我试想一个例子：甲属于A部落，当他降生的时候，就是这个部落的一分子。他在部落中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就是他在这个政治系统中的身份。他平时的工作是狩猎，战争的时候是一名战士，他服从部落首领的指挥，从部落中获得自己的一份维持生活的资源……
如果这个例子属于“前政治”时期，那么，在进入等级社会后，一个人又是如何获得在政治系统中的身份呢？我觉得事实可能是上面例子的延伸。在一个政治系统中，人一出生就领取了与自身等级相应的身份，比如说奴隶的后代还是奴隶，士、农、工、商同样以此为标准，统治者的后代还是统治者。
这种以职业为基准的身份领取，把基于政治参与的身份排除在外。明确地说，民主——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在中国古代从未出现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不得而知，也不是这篇文字要讨论的。总之，一种并非人人参与的政治系统，就这样成为了中国政治系统的起源和传统。
对于一个政治系统来说，其中会有一些人负责创作制度，儒家认为是周公做了这件事情。且不论是不是周公所作，至少这个政治系统有这个功能，而这些创作制度的人们，大概就是儒的前身。如果说在周之前，礼乐制度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一种礼仪规则，而到了周朝，这种建立在“尊尊、亲亲”的血缘关系政治系统，为礼乐制度的推广提供了一个客观基础。从这个时候开始，汉语的制度开始与权力结合。而两者又是怎么结合的呢？
上文说过，汉语为抽象事物寻找一个实物载体，并通过这一实物载体使这一抽象物显形。具体到制度与权力的结合上，儒家所做的（我的意思是，在这些工作就是创作制度的人群中，这原就是他们的本职），就是用一种礼仪规则为权力赋形。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儒家理论的核心——等级制，在最初的时候，有着一种职业内容上的刚性要求。【如果是我自己创作一种礼仪制度，并要在这种制度中体现一种权力的分层，我是否做的比儒家更好呢？】而我的疑问是，就算是要用实物载体让权力显形，为什么是等级制？这是否与我们祖先对权力的认知有关？也就是说，在祖先的眼中，权力，是一种金字塔结构。最高权力者居于金字塔顶，之下的各级权力者在金字塔中的地位逐层下降，而金字塔的基础就是广大的无权者。
行文至此，我的疑问非但没有澄清，反而更加混沌。如果说凭借实物使抽象物显形，只是为了方便于表达，而对于抽象物本身，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廓清。不像西语的思维传统，对于汉语而言，缺乏一种对于抽象物的思考工具。汉语所作的，只是用一种权宜之计来指称那些抽象物，远远没有上升到思考的层面。对于“权力”，也是如此。
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认知权力这一概念的？也许我们的祖先并非把权力视作一种概念而是一种事物，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就历史而言，儒家对权力的建构有着代表性，这种等级制的权力模型，成为了帝制时代的基本权力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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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儒家权力观外的权力模型
除了儒家对权力的理论建构（几乎也是唯一用在实践中的理论），是否还有其他对于权力的思考？不同的权力模型或理论还是存在的。而这种对于权力的思考和争鸣，集中在了春秋战国时代。
一、老庄的权力观
对儒家权力观最不认同的就是老庄思想，这种反对集中体现在对儒家那些核心概念的针锋相对，在这一点上，庄子提供了鲜明且丰富的例子。问题在于，对于儒家的这些仁义、道德、礼乐等等概念，本身同样是一种非哲学的模糊概念，即使老庄思想在否定这些儒家概念，并不意味着，其自身的理论表达就自然上升到了思辨的高度。在这个向度上，从汉语思想中寻找哲学或逻辑学的痕迹的确困难，也并非这篇文字的初衷。还是谈老庄对权力的认知吧。
应该说，老庄推崇一种非政治的政治、非权力的权力。换句话说，那种原始社会，或者说社会契约之前的人类状态，是老庄理想的权力模型。在这个意义上，老庄不仅反对儒家的权力模型，而是反对任何一种可能的权力模型。老庄认为，任何一种“有为”的行为（我认为这种“无为”表达，以隐秘的方式直接指向了权力和政治），都是反自然的。《马蹄》篇中，庄子以马喻人，艺术地出示了其对政治和权力的态度和立场。
但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权力观念，且不论在消解儒家权力模型作用上的意义，其究竟对汉语的权力有什么积极的贡献？这可能需要结合汉语的历史才能进行评说，从反对专制的角度来说，这种反权力的政治本身有着对抗强权的价值向度。但是，实际上，老庄的“无为”思想，并没有将这种价值开发出来，反而展示了犬儒的特质。从经验来看，老庄思想并没有对汉语权力提出积极性的建设方案，甚至在可能的、反对专制权力的向度上同样令人失望。
二、法家的权力观
法家对汉语权力的贡献功莫大焉。在这里我只想简单涉及这样两个问题，即：法家权力观与儒家权力观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是如何在帝制时代得到解决的。【这是一个大题目，限于我的能力，只能简单提及。】
1、法家与儒家权力观念的矛盾
法家的权力观念与儒家的等级制的权力模型有着内在的冲突，法家的权力模型有着集权化的倾向，这种集权化向度，本身就是对儒家的等级制权力模型的否定。观看战国时代的历史趋势，法家的集权化权力模型也为战国时代的统一，以及帝制专制这种新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客观基础。法家权力模型，对于封建制（在政治上表现为贵族等级制）的涤荡，使得未来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中，一种建立在等级制上的贵族政治再无重来的可能。不仅如此，随着贵族制度的消亡，汉语中的贵族精神也随之湮灭无闻。
儒家——这里是指古代儒家——对于权力模型的塑造，与周制度，或者说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封建君主制，有着皮毛的关系。而春秋战国时代却是封建君主制瓦解的时期，就这一点而言，以孔孟为代表的古儒，并没有想把儒家的权力模型进行更新升级，反而固守旧的理论，使得在战国时代的角逐中被淘汰。而法家的权力模型，在同时代的政治理论体系中，具有适应战时政治的显著优势。
2、儒法权力模型的合流
以秦为代表的法家权力模型，在帝制制度的实践中惨败，使得汉朝廷不得不重新思考帝制的权力模型。在这个时候，儒家的权力模型，也许是可以借鉴的最不坏的权力模型。说儒家是最不坏的，是指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理论体系中，儒家的权力模型，既有着历史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同时，也有着长时间的流派坚持（在楚汉战争中，儒家就与汉阵营有所勾连）。对于秦的前车之鉴，汉朝廷对纯用法家有所警惕，在制度设计上，更多借鉴儒家的权力模型。比如，改变秦的郡县制度，使用分封制。不仅是在实际政治的领域中，儒法两家开始合流，【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儒还是法，其权力模型更多的指向权力核心，而对于基层的治理兴趣不大，或者说并非其关注的焦点。在这个意义上，维持帝制中的基层治理，或者说吏治，究竟属于儒家还是法家权力模型，我想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换句话说，吏治体现了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它甚至是儒家和法家都没有进行过审视的权力模型。在这个向度上，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恰恰是对这一权力模型的最好解读。而吏治，无论在秦还是汉，以及后世，都有着历史的持续性。】重要的是，从汉开始，一种以儒家权力模型——等级制——为载体的权力形态奠定了未来两千年帝制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
三、其他
百家争鸣时代中的诸多流派，明确涉及权力模型的仅数家而已，而在帝制时代开始后，这些对权力模型有所涉及的理论，几乎都让位给儒家和法家。虽然，佛教引入中国，对汉语文明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对于汉语的权力模型却影响甚微。即使是在1840年后，与西方文明的遭遇，也没有在根本上动摇帝制的权力模型，如果说变化从何时开始，也是在甲午战争后，朝廷才真正要进行制度的改革。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朝廷还没有分清制度与权力的关系，朝廷要改变的是制度（这就不容易了），而没有想过，对于西方来说，制度是权力（权力观念）的结果而非原因；朝廷在不思考和重塑权力的前提下（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权力和制度的关系，改变制度也必然影响并改变权力，只是这种对权力的重塑，更像是一种无意为之），要改变制度，就有着观念以及理论上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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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权力
如果说儒家（古儒）对于权力模型的贡献，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源头，而这种权力模型只在和平或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中适用，那么，对于非常态政治环境，比如说战争环境下，权力的模型又是怎么样的？
我认为，在战争环境下，汉语的权力呈现出最具中国特色的形态，原因就在于，战争环境中，那些文明的“冗余”（姑且这么说吧）会被最大程度的削弱。就像战国时代，儒家的等级制权力模型不起作用一样。在战争环境中，权力，变得更加现实，或者说，战争环境中，权力的抽象意义被淡化，而现实意义变得更为具体。
对于战争而言，权力模型更接近法家的集权模式，以一场军事行动为例，士兵要服从军官的命令，在命令和服从之间，只有权力者与无权者两个阵营，其间是建立不起等级制度的。因此，战争环境中的权力，带有更浓厚的集权色彩。另外，战争中的权力运行，又有着对权力的实际效果的要求。为了保证权力是有效的，就需要对权力者与无权者的身份不断地进行确认，这种确认就是为了使权力得到更有效的实现。战争，在塑造权力的同时，也是对权力者与无权者的塑造，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认领，更深层次的是对一种身份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认知，而这种身份认知，在漫长的时间中足够成为一种传统和习惯，并成为汉语文明的组成部分。
上文提出了一种人进入政治的假说，如果说这种假设适用于前政治时代向政治时代的过渡时期，那么，在战国时代，战争，对于人在政治中的位置进行了升级。我认为如果在西周时期，大多数人仍旧可以与政治或者说权力保持一定的消极距离，那么，随着战争时代的到来，权力需要整合一切可以使用的资源，换句话说，物质与人口资源，只能按照权力的方式进行重整。这使得那些曾经没有出现在儒家权力模型中的“沉默的大多数”，在战争时代拥有了一个政治身份，而这种身份几乎就是强加给人们的，是人们无法商议和摆脱的。很显然，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汉语的权力建构就与契约无关，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强制。而这种把人强行纳入权力中的做法，成为了汉语权力的另一个来源。
帝制时代的儒家权力模型
上文我提出了一个疑问：儒家对于权力模型的塑造为什么采用了等级制的方式？在这里我想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回答，并从这里进入这一小节的题目。
如果说，古儒对于权力的建构与西周的封建君主制联系密切，那么，这种等级制的权力模型，其适用的范围并不广泛，或者说，它只是一种权力集团内部的权力方案。比如说：“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我的解读就是，“庶人”这个阶层是不被纳入儒家的政治系统的，也就是说，“庶人”是不具备政治身份的，因此，在封建君主制度下，大多数人与权力保持着一种消极的距离。而在经历了战国时代后，当几乎所有人都具有了一种政治身份，也就是被权力整合进政治之后，对于战争时代馈赠的政治遗产，帝制时代的儒家（我将其命名为今儒）必须在理论上处理好这个问题，具体地说，必须扩大古儒的权力模型，让这一等级模型可以容纳所有人。
当然，从技术角度看，只是把儒家的权力模型放大即可（实际上也是如此，帝制时代的宗法制度不仅仅是朝廷的专利，也遍及每个家族）。儒家的幸运就在于，西周的等级制权力模型，本身就是以家族为蓝本的设计，这在向全社会普遍推广的时候，减少了许多阻力。问题就在于，儒家的权力模型只是西周制度的局部经验，或者说，儒家的权力模型甚至无法涵盖西周制度下所有的权力集合。而在帝制时代，儒家的权力模型有责任提供一个更具兼容性的系统。换句话说，这本来是一个契机，在经历过战国和秦之后，汉朝廷对于权力，有了一个重新审视并设计的契机。当然，从制度上说，汉王朝还是有所创新的，但是，这种创新也依然是从制度上对权力有着一种客观上的重塑，而并非对权力本身的思考。也不能说儒家懈怠于汉制度的建设，但是，直到此时，对于权力在观念层面上的思考甚至认识依然薄弱。
对于帝制时代来说，如果把帝国对权力的塑造全部归功或归咎（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意思）于儒家，显然是不客观的。上文也说过了，汉语对于作为观念的权力缺乏认知，因此只能用一种汉语思维的方式对权力进行累加式的概念定义。【我在《语词发明背后的思维》一文中举了一个关于汉字的例子，汉语对每一个单独存在的事物进行命名，而缺乏一种逻辑归类的思考。我想说的是，在对于权力进行定义的时候，汉语也遵循同样的思维方式，它所做的就是把所有与权力有关的事实归置进权力的名下。】因此，帝制时代的儒家，或者说今儒，在帝制时代的确对权力进行了建设，但是，今儒的权力模型并非帝制时代的权力集合，甚至，在一些领域和层面，儒家的权力模型不起作用。那么，对于今儒而言，在权力建构的意义上，最具代表性的创造就是把权力塑造成一个象征体系。
当我们游览故宫的时候，会认为这座宫殿是皇权的象征。我们很少从建筑的角度看待它，即使它本身是一座建筑，但是，其象征的意义超过了实体本身。宫殿是一个权力符号，它是对权力的象征，权力，这一抽象事物，在宫殿这一实体上显形。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宫殿，还是对于所有建筑宫殿的细节设计和材料，都是权力象征的一部分。再比如御用品，这个谱系的器物，也成为了权力象征的一部分，而象征意义超过了器物的使用价值。
今儒的权力象征体系，严格遵循等级制的要求，建造出一个严密的“权力—象征”体系，在所有实物的范畴上，都要体现出这种权力的等级差异。而这种等级差异之间，又与权力的层级落差相对应，也就是说，在具体的两个存在落差的层级间，所遵循的实际上是法家的集权模型，比如“三纲”理念就与古儒的“从道不从君”矛盾，与其说“三纲”是今儒的发明，不如说，是原样保留了法家的权力模型。从这一点看，等级制加集权制（专制）是帝制时代儒法合流后的权力模型特色之一。
帝制时代的权力模型
上文简单涉及了帝制时代的儒家权力模型，但是，对于帝制时代整体意义上的权力，是怎么样的一种体系呢？从对权力进行观念化建设的意义上，帝制并不比之前的制度进步多少。因此，对于帝制时代来说，权力，究竟与之前的封建君主制有什么区别？
我认为，帝制对于汉语权力的最大贡献，就是权力在自如溢出任何一种权力模型的向度上，极大丰富了汉语权力的概念谱系。
权力为什么会溢出权力模型？这也许是又一个伪问题，因为帝制时代中的任何权力模型，并不具备限权的功能。无论是古儒、今儒的权力模型，还是法家的权力模型，都不存在对“权力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解答，而是着力于“权力要如何”这一问题上的建设。
如果说法家对于君主的“绝对权力”在理论上有所贡献，而通过秦制度，这种集权性质的权力模型得到了实践。而在秦之后的帝制制度中，这种集权倾向的权力模型，为权力在各种层面上冲破权力模型创造了经验先例。如果说在汉代，今儒的复兴在规训权力的向度上发挥了客观的作用（虽然效果不是很明显，以谶纬为载体的权力规训系统，是否只是对最高权力者的恐吓？关键是，从这个向度看去，这一权力规训系统，再一次把大多数无权者排除在外），而在此之后，今儒对权力的规训功能淡出帝制的权力模型。而从帝制的进化史来看，帝制在集权向度上的发展，更接近法家的权力模型，而不是儒家的。
帝制中，不仅仅是皇帝一人在无限制的使用权力，是所有权力者都在无限制的使用权力。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对于权力，对于作为观念的权力，汉语从来没有对此进行过准确地思维审视，也因为如此，权力与制度的关系也不像宪政（广泛意义上的宪政，参考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上的定义）下那样密切相关。我在《观念与权力》一文中指出帝制制度的非观念化特点，今天来看，不仅帝制制度是非观念的，汉语的权力也是非观念的。上文提出了汉语权力的一些特征，比如：等级制、集权化、两极对立、权力象征化等等。如果认识到汉语权力的非观念化，以及与制度本身的脱节，那么，汉语权力本身也有着被权力者滥用的倾向和天然趋势。
汉语的权力，在观念层面上的缺失，以及在现实层面上不受限制的滥用，在结果上，就呈现出一种专制的必然局面。但是，这篇小文的着眼点在于权力，专制更像是权力这一原因的结果，而汉语的权力是如何演变成历史以及今天的样子的？汉语的权力，是如何成为它自己的？虽然，我对权力的追踪远未令自己满意，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汉语的权力。
权力下的汉语子民
上文我提到了两种对于人进入政治或权力的假设，一种是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原始的政治体系中；一种则是战争环境对人进入政治的加速和强制状态。而从帝制时代开始，战争时期虽然参差于汉语的历史，但是，一种常态的政治环境是帝制的主流状态。在帝制中，那些无权者是如何感知权力的？
如果用一种与权力的空间关系来确认这种感知，那么，我就得到了这样的一种认知：根据人与权力的远近，人们对于权力的感受越发的具体、真实。权力就像一个漩涡，越是接近中心，越是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但是，在这篇小文中，我不想使用这样一种视角。我关心的是，作为无权者，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认知权力的？当然，这又是一个与权力有关的庞大的语词与认知谱系，对于汉语权力的非观念特点来说，作为无权者对于权力的认知，也只能是从一种非观念的视角出发，在某种意义上，无权者对权力的认知，与权力者对权力的认知，有着同质性。
我想举两个例子试着进行分析，两个例子都来自《史记》：
A、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
B、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
在这两个例子中，项羽所谓的“代也”，代就不解释了，也，似乎也很明白，就是指秦始皇，或者说就是皇帝。这个解读没有问题。但是，我的问题是，项羽要取代秦始皇的位置，那么，这个皇帝，除了语词的意义（能指）外，它要表达什么呢？或者说，“皇帝”这个词的所指是什么呢？它指向一个身份、职业、位置……或是别的什么？而在这里，我寻找的是“皇帝”这个词与权力的关系。例子B也是如此，刘邦所谓的“当如此”，当然，刘邦说的“如此”，也可以指皇帝，但是，项羽和刘邦想要当的“皇帝”，绝不是一个词，而是这个词所指的某种东西，这东西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个东西就是权力。
皇帝拥有权力，而当时的项羽和刘邦，以及大多数的人是没有权力的，因此，项刘二人才想当皇帝——他们不会因为看见一个农夫或商人，而想要取而代之。皇帝虽然有权力，但是，皇帝却不是权力，皇帝只是在理论上居于一种权力体系的最高点。从语用学的角度看，汉语的“皇帝”就是指权力，而皇帝所代表的权力，究竟是什么？
例子A中，项羽看到了秦始皇的出行队伍，无论这种视觉冲击，带给了项羽什么样的震撼，让他想取而代之。从现象上看，是一种秦始皇所拥有或垄断的视觉效果，才让项羽想当皇帝。如果仅从这一点来看，只有皇帝才能有这样的外部表现，而其他人或者说无权者是不可能拥有的。但是，项羽仅仅是因为想要拥有皇帝才能拥有的“排场”才要当皇帝吗？例子A中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有理由认为，项羽以及刘邦对于皇帝的生活并不了解，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未明状态下的权力，不仅是对于项刘这样的无权者，恐怕就是秦始皇本人，也不清楚自己掌握的权力，准确地说，没有人清楚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虽然，权力者与无权者都不清楚权力的边界在哪里，但是，权力者可以滥用权力，无权者却不能；而且，无权者对于权力者滥用权力（或者按照某种权力模型，比如儒家权力模型，自律地使用权力），是没有丝毫监督和约束的权力的。也因此，汉语权力下的子民，是一群真正意义上的无权者。
动荡中的权力
辛亥革命后，帝制作为一种权力体系的终结，对于汉语的权力有着翻天覆地的意义。上文提到过战争对于权力的塑造。在帝制的历史上，不乏王纲解纽的时期，而战争非但没有成为汉语权力的例外，反而为帝制下的权力模型调整提供了定期的机会。
应该看到，汉语的权力不以一种政治环境的稳定与否，作为判断其存在的有无，甚至，汉语的权力也与政治环境的平稳与动荡无关——这是汉语权力与制度无关的一种表现。汉语的权力缺乏西语中权力与权利等量对应的制度设置（而西语权力与权利对应的制度设置，我看来就是权力与制度相连的历史演进结果），汉语的权力有着无限扩展自身的客观倾向，却没有与之相符的提供福利的制度保证（帝制本身也有着向人民提供福利的政策设置，但是，这种设置与其说并非制度性的，不如说并非法律性或宪政的）。
汉语的权力有着整全性或一体性的特点，比较西语权力的可分性，关键在于，西语的分权有着法治或者说法律至上这一前提，而这种现象也可视作，法律作为权力者与无权者之外的第三方权力，正因为有第三方权力的存在，这种在权力者与无权者之间进行权力调整（分权是这种表现之一）的可能性才存在；而对于汉语权力而言，权力的整全性特点，就在于，没有第三方——实际上连第二方也没有——权力的存在。如果说，西人用权力制衡权力（今天的民主宪政只是在权力制衡权力的向度上的发展升级），是人类对权力认知的里程碑贡献；那么，汉语用其自身的历史反证，人——无论在什么权力模型下——都不可能成为规训权力的因素，权力只有用权力才能制衡，而想要这样做，就需要一种在权力之外的权力，或者说，在一种政治权力外，需要一种来自法律的、宗教的、习俗的……第三方权力，而且这种第三方权力需要独立性，而且还要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与政治权力抗衡。而汉语权力的历史显示，权力，从起源处就有着整全性的特点，西语中那些第三方权力的产生，在汉语历史上没有留下痕迹，或者是对这种整全性权力的影响微乎其微。
帝制的终结，不仅是新制度，或者说新权力系统的建立，也是汉语权力得到重新审视和塑造的契机。但是，这种对汉语权力的重审，需要一个至少可以提供实践支持的理论系统，即使，这种理论系统并非原创。
清政府的最后十几年，也开始在制度上寻求改革，对于清政府而言，这种对制度的改革，倒是不用考虑权力重审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消解在清政府依然作为权力主体的预设前提上。【需要指出的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最终未果，实质上是对自身权力的维护，而制度上的争论更像是表面上的风波。也就是说，制度无论如何称谓和设置，而在权力上的得失却是关键性的。清政府坚持的不是一种制度或权力体系，而是权力本身。】而新政府却有着重审权力的责任，新制度的建设，必然要求一种新权力（权力观念）的建设作为前提。从观念先于权力的角度来看，虽然制度本身也有着对权力的客观塑造作用，但是，制度是权力观念的结果与显形，离开了权力观念，我们将如何建设新的制度呢？
与其说，明确意识到权力与制度关系的人寥寥无几——更无论展开对于权力的重审；倒不如说，那些在汉语权力中已经被固化的人们，在新的制度中，还在继续着古老的、围绕汉语权力展开的游戏。接下来的三十多年，各种权力者在各种的旗帜下，做着通往权力中心的努力。应该说，从汉语的经验来看，这三十多年的历史，无论被描述得如何风起云涌，却并未跳出汉语权力的窠臼。我所谓的“动荡”，是指在这个时期，仍旧出现了一些对于汉语权力进行重审的努力。而这种努力主要集中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在那些尘封和遗落在时间中的墨迹上，出示着一个民族，对于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权力的反思和证词。我也只能在这默默无闻的角落，远隔时间，向这些思想者们做卑微但虔诚的致敬。如果有人深味悲剧的震撼人心，那么，49年，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悲剧的上演拉开序幕。如果曾有过对汉语权力的思考，那么，这一切成果，似乎都是为了毁灭而准备。
极权与权力
汉语的经验往往吊诡，两千多年的帝制都没有解决的权力问题，在49年后却得到了解决。应该说，这不是新政权的本意（这里没有贬义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新政权没有表现出重审权力的兴趣，而新政权的诞生又是古老汉语权力博弈的结果），但是，新政权对于苏联制度的挪移，也包含了对造成这一制度的权力的挪移。而这种权力就是极权权力。
对于极权制度的一些观点我在《专制与极权》一文中有所展示，这里就不对极权制度进行历史爬梳了。如果说极权制度是西方政治史上的异数，那么，极权制度仍旧有着西方政治史上的渊源，所谓的“渊源”，我是指极权权力仍旧有着观念的维度。虽然在专制的向度上，帝制与极权是一样的，但是，两者在观念的维度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极权权力是有观念前提的，而帝制权力是没有观念的。这种没有观念的权力，就是汉语权力的特征，也伴随这个民族漂浮过数千年的时光。那些企图重塑汉语权力的努力都失败了，但是，49年后的新政权，对苏联极权制度的引进，却在无意之中，完成了对汉语权力的重塑。
汉语权力从此完成了观念化的重塑，从权力观念化的角度看，这是汉语权力的升级。但是，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这种观念化后的汉语权力，并没有为汉语子民带来福音。帝制专制的传统，又与极权权力相结合，于是，就看到了毛制度下的中国。
未完成的权力
从1976年到1989年，十多年的时间里，汉语权力经历了双重震荡，先是毛制度的终止；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倒塌。从极权制度的角度来看，从理论到实践上的破产，让汉语的权力面临危机。这次的危机是汉语权力在观念化后的第一次危机，而这种危机就在于：之前的汉语权力不需要观念的维度支持，但是，在汉语权力被极权化后，极权观念就成为了权力的观念支持，而当极权观念没落后，汉语的权力被抽掉了极权的骨架，成为瘫痪在时间中的软体。
汉语的权力向何处去？汉语的权力要不要在观念化的路上探索？以及，如果继续汉语权力的观念化，要以什么理论为模型？甚至，这些问题是否就是徘徊在90年代的中国，最为迫切的问题？
答案众所周知，邓以“不争论”为马首，回避了关于制度的争论，而这种削弱制度与权力的关系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在毛制度下，制度与权力结合紧密，这也是汉语权力被极权化的表现之一），实际效果上是为权力“松绑”。这也为中国走出90年代的国际困境提供了最大的政治支持。换句话说，在现实的意义上，汉语权力又一次回到了非观念化的传统上。观看邓在80年代的改革政策，是否可以看到这样一条串联80与90年代的线索，就是使权力与制度分离，不去思考邓是否意识到汉语权力的观念化问题，至少，从实际效果来看：49年后的三十年，是汉语权力观念化的进程，而80、90年代的二十年，却是汉语权力去观念化的进程。
如果不看制度的变化，只是跟踪汉语权力的痕迹，那么，汉语的权力，依然在非观念的传统中漂流不止。
权力的变化发生在最近这十多年中，如果说90年代是一个权力狂飙突进的年代，那么，进入21世纪后，这种与制度脱节的权力，却要求一种与之相应的制度把权力固化，准确地说，是为了把权力挪作私器。在这个意义上，权力与其说在寻觅一种相应的制度，倒不如说，权力需要建立一种与自身相匹配的权力模型或政治体系。情况与清末的朝廷有类似之处，关键在于权力而不是制度，甚至与制度的名称无关。
从制度的角度爬梳，有人将我们正在经历的制度命名为“新极权主义”或“后极权主义”，并做着相关的思考和研究。但是，从权力的角度审视，汉语的权力在新世纪，寻找到一个新的方法完善自己，那就是为自己寻找一种制度。对比帝制时代，权力与制度的脱节；毛时代权力与制度的如影随形；以及八九十年代权力与制度的分道扬镳。新世纪，汉语的权力开启了从未有过的制度化（而非观念化）进程。
如果说今天汉语权力的制度化进程，与帝制时代的汉语权力的不同，那就是今天的汉语权力，必须在已经有的制度框架中，完成这种制度化。无论过去五十年中有着什么样的制度遗产，今天的汉语权力，必须对这些历史资源进行整合，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屡屡见到权力与制度的冲突，这是制度在客观上对权力的限制，而权力要突破这些限制，而这些制度所标定的界限，正是确立一种制度（比如说极权制度）的依据。一旦权力溢出这些界限，也就破坏了一种制度成立的依据。而对这一制度的破坏，也就为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目前无法确定的是，今天汉语权力制度化的进程是否完成。而不乐观地观点是：新的汉语权力，以及匹配这一新权力模型的制度已经基本建立。除非重大领域的动荡（就这一点而言，体制一直在努力消弭这种可能），可能对新权力模型有所影响。至于那些局部的冲突（比如官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在土地、国有资产、垄断行业，甚至城管与商贩之间等等，诸如此类的矛盾），几乎对新权力模型没有丝毫影响。
但是，之所以我称之为“未完成的权力”，原因在于，新政权的起点（从理论上要追溯到1921年），是对一种极权权力的模仿，而这种权力有着与极权制度吻合的特点。今天的汉语权力有着极权时代的胎记，而在新世纪，当权力要完成制度化的进程，意欲洗掉极权胎记的时候。无论新制度有什么样的名称，它必须说清与前五十年制度的关系，关键在于，在新旧权力模型间的嬗变，必须符合体制本身的意识形态。除非继续邓“不争论”的策略，让关于新权力模型的理论处于“未名”状态，否则，必将有一个时刻，体制要亮出新权力的模型蓝图，而这一蓝图，与二十世纪体制出示过的权力蓝图间的矛盾，则是体制必须解决，但是又无法在理论上可以解决的一个——汉语权力的问题。
重塑权力的权利
对于汉语权力的简单审视，到此已经完毕。如果说还有什么可能的变数，却不在汉语的权力之内。从君主专制、帝制专制，直到毛的党专制，跨越数千年的时光中，汉语的无权者一直扮演着“沉默的大多数”的角色，那么，变化就是在这十年中，公民观念——以及与之匹配的权利观念——的觉醒和传播（借助新的技术媒体，如手机、网络），使得汉语权力再次获得了一个变革的契机。
当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思考这个时代的时候，即使，这种行动，并未明确到对汉语权力的重审的层面上，但是，对于汉语权力的传统，即：非观念化权力的传统，这种思考本身，就是在改变汉语权力的性质。无论汉语权力的谱系有多么的庞大且模糊，人们对权力的每一分思考，都是在为汉语权力进行“祛魅”，而汉语权力的整全性特点，使得任何一点上的突破都可以动摇整座权力金字塔的砖石。
如果汉语子民曾经所熟悉的就是认领自己在权力模型中的无权者位置，而今天，汉语无权者第一次作为权力的第二极，在古老的汉语大地上抬起头颅。令人欣慰的是，作为公民这一观念的升起，让传统的汉语权力，终于有了脱胎换骨的可能，这一次，不再是权力的游戏，而是用权利去重塑汉语的权力。如果说汉语权力的起源已经难以寻觅，而权利的起源却是清清楚楚，那是来自人类思想、心灵、精神的共性，来自于我们作为人类成员之一、所分享的人类文明的价值与意义。在21世纪，重新开始朝着普世文明的目标跋涉，对于汉语权力来说，晚，也不算太晚，只是，这条路注定艰辛，这是汉语权力必然经历的重生之路，也是所有汉语子民们向自由和尊严皈依的朝圣之路。
写于2013年9月17日至22日 午后 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