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或系统都有一个保持自身平衡的中心点，这个中心点不仅是事物或系统活动围绕的中心，而且是决定事物或系统性质的根源。不同的事物或系统有不同的平衡中心点，改变了事物或系统的平衡中心点，就改变了事物或系统的性质。在事物或系统的平衡受到破坏时，中心点能够进行自我调节，恢复平衡。如果中心点失去了调节平衡的功能，又没有新的中心点替代，事物或系统即宣告灭亡。自然界、人类社会乃至个人生活都存在这种平衡中心点。

无机自然界的平衡中心点是某种力和场，例如太阳系的平衡中心点就是太阳的引力场。生命的中心点是新陈代谢，物种的的中心点是适者生存。人类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平衡中心点是某种价值目标，人在儿童时期的中心点是玩耍，少年时期是学习，青年时期是恋爱婚姻，中年时期是事业成就，老年时期是保健和反思。人类社会的价值目标较为复杂，不同的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都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和平衡中心点，一般来说，经济的中心点是利益，政治的中心点是权力，宗教的中心点是信仰，文化的中心点是思维和创造。

自然界调节平衡的是盲目的自然力，人类社会调节平衡的是人的自觉活动，也就是革命或者改革。革命或改革的核心内容都是用新的平衡中心点代替旧的，推动事物或系统以新的方式建立新的平衡。不同的是，革命不仅改变内容（中心点），而且改变形式，摧毁旧的体制制度，建立新的体制制度；改革往往只改变内容（中心点），在形式上保留旧的体制制度。判断革命或改革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是看是否建立了新的制度，而是看是否改变了调节平衡的中心点，是否建立了新的平衡方式。一个人到了中年，既不结婚成家，也不工作立业，整天只知道玩耍，从形式上看，他是个中年人，实际上他仍然是孩子。

中共建国的前30年，社会平衡的中心点是所谓“阶级斗争”，到了“文革”时期，“阶级斗争”所造成的混乱和天怒人怨已无法由“阶级斗争”来恢复平衡，毛泽东时代即宣告结束。后30年实行改革，尽管党权国家的制度未变，但中心点已变成经济建设，并实行了市场经济。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点正在寻求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转变。中国的改革推动了社会进步，是真正的改革。改革的不彻底处在于，主导改革的平衡中心点不是民权而是党权，不是法制而是人治，改革的基础本身并未得到改革。这使改革不能不受到改革主导者自身利益的局限。如果改革最终不能克服由改革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权力腐败、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经济泡沫等等），改革将走向死亡。

英国革命从形式上保留了王室，但其社会平衡的中心点已从王权转向了民权，英国革命实质性地改变了英国社会。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的口号，建立了共和国，但雅各宾派的革命专政所推行的恐怖政策，却以反对暴政的名义实行新的暴政，以自由的名义屠杀自由，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处决了4万多人，关押了30多万人，不仅处死了王党和贵族，而且处死了起义的发动者德穆兰和革命者丹东。革命者罗兰夫人在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前感叹：“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雅各宾派的革命背离了共和国原则，未能使社会平衡的中心点向民权转变，只是用新的专制权力代替了旧的王权。雅各宾暴政是后来苏共暴政的先河。

黑格尔曾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指的当然是清王朝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国社会没有进步，是因为中国社会尽管出现了几十次改朝换代，但皇权作为社会平衡的中心点始终没有改变。

以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在封闭状态下内部平衡自足的社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只有“尊君”的民本思想，没有“人民主权”的民主思想，社会平衡的中心点是皇权，只能围绕着皇权来调节平衡。

中国人普遍以尧舜禹时代为理想社会，以皇权为核心价值，希望并接受好皇帝（圣明之君、有道之君）的统治（施仁政），怀疑反对的是昏君或暴君（无道之君）。也就是说，中国人只怀疑反对皇帝的某种统治方式，不怀疑反对皇权专制制度本身。荒淫无道的昏君（夏桀、商纣等）破坏了社会平衡，农民起义或一些实力强悍的贵族豪强就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予以纠正，推翻昏君，建立由所谓明君（唐宗宋祖等）统治的新王朝，使社会重新回到以皇权为中心的平衡状态。再出昏君，就再推翻，再立新君，皇权始终是调节社会平衡的中心点。

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制局限了中国人的思想，使中国人始终执着地相信有好皇帝，却不知道，皇权制度本身是产生昏君和暴君的根源，“天下乌鸦一般黑”，皇帝只有坏的程度上的区别，没有好与坏的区别，不是某个皇帝不好，而是一切皇帝都不好，都是“荒淫无道”的恶棍，因为一切不受限制的权力都必然腐败。所谓圣君、明君和清官的传说全都是编造出来的谎言鬼话，中国的5000年文明史就是中国人受这些谎言鬼话忽悠、哄骗的历史。

辛亥革命打落了现实中的皇冠，却未能打落中国人心中的皇冠。经过一系列历史变故之后，皇权改头换面以党权的形式重新回到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成为调节社会平衡的中心点。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是，传统社会是人治社会，国家权力产生于暴力和世袭，国家权力是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和专制权力，皇权社会和党权社会都是人治社会，调节社会平衡的中心点都是不受限制的专制权力和绝对权力；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国家权力产生于宪法程序（普选制），国家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制度的严格限制，调节社会平衡的中心点是通过全民公决制定的，体现公民共同意志的宪法和法律。

皇帝被称为“天子”，皇权的理论根据是“皇权天授”，这套理论太陈旧、太原始，已经没人相信了，也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宣称当皇帝。党被称为“伟光正”，党权的理论根据是先进阶级必须领导落后阶级，革命阶级必须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套阶级歧视的理论来自于马克思和列宁。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制”，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说明所谓先进阶级的“革命专政”其实就是皇权统治，新瓶装旧酒而已。

如果中国的改革不能实现从党权（人治）向民权（法制）的转移和跃迁，改革止步于宪政和公民社会，也将使中国止步于现代社会，止步于人类文明，仍然停留在传统的人治社会和皇权时代。

2013-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