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蒸晨:梁漱溟:一个真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3 次 更新时间:2013-07-22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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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蒸晨  

熟悉梁漱溟的人应该都知道,1931年到1937年他在山东省邹平县创建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我就是邹平县人,以前陆续听说过梁先生的一些情况,但真正开始接触他是从1986年开始的。

当时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办公室与政协文史办公室相邻。梁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县政协文史办公室正四处征集梁先生乡村建设的资料,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后来,文史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要到北京见梁先生,我就制作了一个瓷盘,刻上梁先生的头像,请那位同志捎给梁先生,并附上一封书信,斗胆请他给我题字。我没抱什么希望,只是试一试。哪知道这位同志回来时,交给我一幅小型书法条屏,上面用规整的行书写道:“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蒸晨同志属书,梁漱溟九十三。”这真让我喜出望外。

恰巧过了几个月,我被调任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重点抢救和搜集有关梁先生乡村建设的史料,从此就跟梁先生结下了难解之缘。

初次晤面,印章给盖倒了

1986年11月,我跟部门领导成学炎商量,梁先生年事已高,趁他健在,有必要进京为他拍照、录影,抢救影像资料。成学炎和梁先生的家人相熟,预先通了电话,梁先生也同意了。

梁先生的家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14层的公寓里,他住9层。他的二儿子梁培恕引我们进了门,梁先生正在书房埋头看书。他个子不高,头戴一顶兰呢瓜皮小帽,身穿一件兰灰涤卡对襟上衣,眼睛很深沉,有力量。

梁先生祖籍广西,但普通话说得很好,90多岁,耳聪目明。他说从1953年开始,他就很少出门,一心在家里看看书,写写文章。问他长寿秘诀,他的回答很简单,“少吃多动”。

我们随意地聊着,我一向喜欢摄影,身边带着相机,边拍摄边冲洗的那种,我一口气给梁先生拍了几十张照片。然后把照片放在一个影集里,给梁先生过目,他很满意。我就请他在影集的扉页上签名,他说上边已经有“影集”(印刷体)两个字了,不好写。这时他身边的大儿子梁培宽先生说话了,劝他还是写几个字。梁先生就规整地写上了“梁漱溟影集”五个字,并写上了年月。梁培宽先生拿来父亲的印章,我沾上印泥往扉页上盖。由于疏忽,加上印章上的篆字有些模糊,结果“梁漱溟”三个字盖倒了。我一看坏了,赶紧拿起影集说要到旁边晾晾,不想让他看到。不过梁先生还是发现了,说:“盖倒了啊!”我只好递给他看,脸都红了,说:“要不再盖一个吧?”他没有说话,仔细地看了看,再递给我,说:“算了,不盖了。”

与一位“海归”的故事

1987年6月10日至7月2日,我前往郑州、成都、西安、重庆等地,寻访当年随梁先生参加了乡村建设的主要人物徐树人、范云迁、陈道传等,请他们回忆当时的情形,特别是对梁先生有何印象,搜集第一手资料。

范云迁告诉我一则往事:有一次,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来了一位40来岁的留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海归”,是当时山东大学聘来的。梁先生听说他对西方文化颇有研究,就邀请他来演讲。

吃罢早餐,他就开始讲了,梁先生作陪。他首先谈西方文化有多么优越,西方社会是多么文明,然后对儒家文化表达不满,表示中国要富强,必须要摒弃孔孟这一套旧文化,全盘吸收西方文化,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只有西方文化才能救中国。

范云迁说他当时很紧张,因为这一番言辞和梁先生的主张大相径庭。但梁先生认真地听着,没有反感的意思。

哪知道这位“海归”接着说,对梁先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仍然提倡继承旧道德的事,不敢领教。边说着,慢慢弯腰,当着众多师生的面,给梁先生行了一个“封建”的跪拜礼。范云迁说当时气氛凝重得很,几百双眼睛盯着梁先生,看他如何收场。只见梁先生心平气和,面露笑意,以礼相待,拱手将这位“海归”送出门口。

56个字的对联一口气背下

我还在全邹平县范围内四处寻找见过梁先生的老人,给他们做口述。当时大家的思想不开放,有顾忌,不肯说。不过几年跑下来,收获还是很大。

邹平有个醴泉寺,因为范仲淹少年时代在这里读过书,很有名气。有位老人家告诉我,一次梁先生来这里参观,走到正殿前停了下来,看门口的一副清末学人写的木刻行书对联。这让陪同人员很高兴,因为对联中有几个字大家都不认识,又不好直接问梁先生,就偷偷准备了笔墨纸砚,瞅机会请梁先生写下来。

梁先生看了说对子写得好,书法也好。身边的人赶紧请他重新写一下作为纪念。梁先生也不推辞,一口气就把这副对子写好了:宰相出山中,划粥埋金,二十年长白栖身,看齐右乡贤,依然是苏州谱系;秀才任天下,先忧后乐,三百载翰卿著绩,问济南名士,有谁继江左风流。

这副对联56个字,够长的,但梁先生没有看第二眼,直接默写,过目不忘。现场的人都惊呆了。

就是这次参观,梁先生发现醴泉寺有些破旧,他就带头捐款,还争取到了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共募集到5000多元,历时一年多,将寺庙修葺一新。

1987年,县里要给范仲淹塑像,建委领导跟我商量,是否可以请梁先生题写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给梁培宽先生写了信,说了这事,但迟迟没见回复,后来打电话,原来梁先生住院了。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收到了来信,梁先生写了,但风骨大不如以前。哪知道当时县领导对梁先生有看法,不同意用这幅字,最后请范曾写了。

骨灰安葬在邹平

1987年10月底,我受邀到北京香山饭店参加了“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宣读了论文要点。会后和梁先生匆匆见了一面,没有深谈。哪知道第二年6月23日他说了句“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就逝世了,享年95岁。

我到北京吊唁,跟梁培宽提出梁先生的骨灰能否安葬在邹平。梁培宽征求了家人和梁先生弟子的意见,觉得这样比较有意义。我马上向县里汇报,县里很重视,财政上拨款两万,当时的地委拨款两万,社会捐资两万,共六万筹建墓地。

1989年9月,梁先生的墓地在邹平黄山东南侧的半山腰落成,墓碑是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四周有费孝通、启功、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先生题写的挽联、挽词和挽诗。到现在有时间我就去那里走走,每年清明节都要献上鲜花,寄托哀思。

我觉得梁先生这个人很真,认真做事,认真做人,不违心,不虚伪;另外就是他敢说,他一生始终思考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有不满意的他就说出来,不避讳,1953年9月,他在大会上当众跟毛泽东顶撞,直接问毛泽东有没有雅量,你有雅量我就敬重你,如果没有,就将失去这份尊敬。这在当时的氛围下简直不可思议。

(本文由梁漱溟先生的同事郭蒸晨口述,王国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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