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国企正在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但中国目前的争论过于意识形态化、过于政治化。在很大程度上，国企改革争论已经变成了禁区。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有企业开始大举扩张，这个势头到现在仍然很强健，没有任何减缓的迹象。同时，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对国企的争论也多了起来。在中国国内，支持国企扩张的主要包括国企本身、从国企扩张获得巨大利益的相关部门，和那些把国企和中国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也就是从意识形态上相信国企）的社会群体。反对者也相当明显，主要是那些受国企扩张负面影响者（主要是民营企业），和那些相信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在国际社会，反对甚至恐惧中国国企的，是和中国企业存在着竞争关系的西方企业和他们各自的政府，当然也包括那些和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政府；支持甚至仿效中国国企的是那些被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主要是金砖国家。

无论是支持国企扩张和反对国企扩张的群体，都在竭力掩盖着他们各自理由的利益因素，而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来论证自己的论据的合理性。人们对国企的认识，显然不可能从这些几乎具有神学的话语开始。如果关心国企，无论是支持国企还是反对国企的，都要从经验出发。人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国企会走向何方？这也是大多数人所关注的问题。

达尔文发展出了“进化论”，讲生物的演化。实际上，生物也好，组织也好，都有其自身演化的客观规律。国有企业会如何演变，也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加以研究。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有其本身的发展逻辑，就像任何事物都有其客观发展规律一样。在实践层面，人们已经有足够的经验，无论是中国本身的还是国际的经验，来判断国有企业的发展逻辑。这种客观发展逻辑是不以人们的意志（意识形态、道德价值和神学式的信仰）为转移的。

中国国企走过艰难历程

要知道国企的前途，就要了解国企这些年来是如何得到发展的。中国的国企走过了一个艰难的历程。在毛泽东时代，国企的发展实际上有两个鲜明的阶段。在建国初期，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但国企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很快发展起来。在毛泽东所规划的新民主主义体制里，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是要长期共同存在的。但种种因素包括意识形态上私营企业缺少合法性、没有健全法律的保护、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以及国企和私营之间的利益之争，私营企业很快就走向了终点。一旦私企消失，中国就很快进入了一个全面计划经济时代。不过，也很显然，一旦竞争消失，企业也就不再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所谓的国企实际上是一个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于一体的组织，或称“单位”。这种组织在动员国家资源，实现国家初步现代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各方面的代价（资源、人力、生命等）是很高的。当然，最大的代价是人们后来所看到的普遍贫穷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后，国企进入另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但如果细分，这个时期的国企发展又可以分为三个小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早期的1980年代，国企进行了一些内部改革，主要是分权，就是政府为了给企业提供激励机制，分权给企业。从制度创新来说，80年代的主要成就不在于国企改革，而是容许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包括民营企业和各种合资和外资企业。这些新体制为日后的国有改革创造了制度条件。

第二个小阶段就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抓大放小”的改革。到80年代和90年代初，国企全面亏损，国家面临财政危机，国民经济运作困难重重。因此就有了“抓大放小”的改革，在组建大型国有企业的同时，把大量的中小型国企实行民营化（或者说中国式的“私有化”）。在“抓大”构架内，政府对大型国企实行企业化（或者“法人化”），就是把企业的政治、社会和其他功能分离出来，同时也把竞争机制引入国企，让其成为真正的企业。而“放小”构架内的民营化，大大推进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90年代中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国企和民营保持了相当平衡的态势，并且两者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段时间，在制度建设上也有长足的进步。政府修改了宪法，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之后，又通过的《物权法》，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提供法律保护。

但2008年之后，国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一爆发，中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的救助计划，而这“四万亿”基本上都进入了国企领域，没有民营企业的份。巨额资本的流入，为国企的大扩张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从此，国企走上了大扩张道路。当时的领导层因为对金融危机的过分担心，只考虑到国家如何避免金融危机，而没有对国企的这种大扩张的结果有足够的考虑。因此，有关部门根本就没有告诉国企如何扩张？在哪些领域扩张？这就导致了国企的盲目扩张。国企领导层的唯一目标就是把国企做大。这就很快改变了90年代中期以来的局面。原来，国企被要求在具有国家战略的领域内发展和壮大，但2008年之后，国企到处扩张，哪里能盈利，就走向哪里。一句话，2008年之后，国企不仅侵入了原来民营企业的空间，而且很快就在原来的民营企业空间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也很快就改变了原来国企和民营相对平衡的局面。

国企改革毫无进展

实际上，进入本世纪之后，有意义的国企改革毫无进展。企业化、竞争、效益等等这些有意义的概念离国企渐行渐远。国企未来如何发展？如果现在的局面不改变，国企必然会经历如下几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继续挤占民营企业的空间。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得到相当的发展。尽管从规模上不能和国企相比，但其数量庞大，仍然占据半壁江山。近年来的经验表明，民营企业是没有任何力量阻挡得住国企的侵入和扩张，因为国企凭借的是国家政治和行政力量。民营企业的选择是出走。这些年，民营企业家大量出走。随着国企空间越来越大，民营企业的出走速度也会加快。

第二阶段，到了民营企业空间被全面挤占，国企就会实现全面的垄断。但这种全面的垄断局面，和计划经济时代会有不同。在计划经济时代，任何形式的民营企业没有合法性。今天，国企扩张会导致全面垄断，但民营企业不会消失。不过，民营企业会不可避免地被挤到社会的最底层，成为地方小市场内的角色。一旦国企全面垄断，同样会出现计划经济时代国企的局面，表现为封闭、低效率、亏损等现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企会进入第三阶段。民营企业衰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导致国家税基的大大缩小，国家有可能再次回到贫穷社会主义局面。同时，政府不可避免要面临深刻的财政危机。在很多方面，这正在变成现实。今天国有企业想方设法，大力抵制任何有意义的改革。例如为了抵制中央政府有可能的改革，一些国企甚至不惜手段，大力兼并亏损企业，把企业的亏损额搞得非常巨大，迫使中央政府放弃改革的努力。它们仅仅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把自己长远和国家利益置于不顾。最近所出现的所谓的金融系统“缺钱”局面，更是国企（包括国有银行）制度运作的必然产物。

如果发生重大的财政危机，国企有可能走第四步，即私有化，就是政府通过变卖国有资产，来应付深刻的财政危机。

但是，必须要提出的问题是：到时候中国会有什么样的私有化？这也不难，从经验看，届时中国的私有化会出现三种形式。第一是俄国式的寡头经济，即把资产变卖给现在掌握国有企业的权势阶层。因为民营企业已经非常弱小，它们不可能有钱来收购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上，目前中国的财富分配高度不公平的状况，已经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提供了经济条件。第二是国际化，就是外国企业收购中国国企。如果这样，中国也会出现拉美化。在拉丁美洲，主要企业是西方资本控制。拉美化现象前些年中国已经有很多讨论，不过，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收入分化方面，而没有把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经济考虑进去。如果中国因为国企问题而出现大规模的财政危机，就有可能导致外国资本通过收购国有企业而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情况。第三是买办经济，即中国的权力或者各种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起来来控制中国国民经济。买办经济现在已经不再提及，但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是存在着的，只不过是规模不是很大。但一旦出现大型国企的私有化，买办经济就有壮大的可能性。

今天的国企正在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但中国目前的争论过于意识形态化、过于政治化。在很大程度上，国企改革争论已经变成了禁区。左派把国企视为是社会主义的象征，支持国企的扩张；自由派则相反，认为国企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这些争论的确迷惑了很多人，一些人选择相信左派，另一些选择相信自由派，而这场争论背后的利益之争则被人所忽视。不过，左派和自由派尽管出发点不同，结果是同一的。今天如果根据自由派的主张，实行国企私有化，必然导致俄国式的寡头经济。同样，如果根据左派的主张，继续扩张国企，如同上面所分析的，也会导致寡头经济，或者更为糟糕的结局。

因为利益纷争，社会争论不可避免，但执政者必须有清楚的认识。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左派，这两种国企发展主张都不符合长远国家利益。国企存在的意义在于“平准”经济、应付危机、基础设施建设、国防等等。这些在《盐铁论》里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到今天仍然没有实质性变化。但国企的全面垄断又会造成无穷的恶果。对中国来说，理想的局面是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衡，从而是大型企业（国企往往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往往是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只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协同发展，才不会导致大的经济危机。今天中国经济领域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大多都是这两种失衡的表现。如何实现这两种平衡？这便是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