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邓小平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战内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81 次 更新时间:2013-05-03 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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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  

一次难忘的会面

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我看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我读过资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习惯。虽然总统府里有个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我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他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我也确保内阁会议室里的排气风扇都开着。

我在1976年到北京访问时,他没法跟我会面,当时他遭受排挤,得“靠边站”。他先是被四人帮所挫败,但最终反而是他们被打倒。他花了两个半小时谈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字面上是“乌龟蛋”的意思,他的通译员译成“S.O.B”,也就是“畜生”)。

他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的援助的。

邓小平说,中国总共为越南提供了100多亿美元,现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担子,但是他们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东欧国家。他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我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他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反问。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他说完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我问他可要我立时发表意见,或者先休会到第二天再继续,以便他有时间更衣用晚餐,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思考他的话。他表示别让饭菜凉了。

晚宴上他很友善亲切,情绪却没有放松,脑子里老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我追问道,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他,以实际的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他再度喃喃地说,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

邓小平邀请我再到中国访问。我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去。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不同意。我认为他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他听后沉默不语。

联手孤立“北极熊”

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事实上,我们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东南亚没有所谓的“海外苏联人”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发动共产主义叛乱,有的却是受到中共和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的“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较低程度上在印尼,构成威胁。更何况中国公开宣称它同海外华人因为有血缘关系,甚至逾越“海外华人”归属国家的政府,直接号召他们,唤起他们对中国的爱国意识,怂恿他们返回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

几个星期前,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访问时,就坐在邓小平现在所坐的位子上。我问范文同,越南怎么会面对海外华人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怎么想我倒不很在乎,令人担心的却是他也对马来西亚领导人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可能引起的冲击。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细安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逃出南越,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顾另外三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我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我补充说,范文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邓小平却拒绝这么做。范文同也答应不支持颠覆活动,邓小平没有做出承诺。马来西亚人一定对邓小平存有怀疑。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印尼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正因为中国不断向东南亚输出革命,致使我的亚细安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也许他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我说,要亚细安国家对他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议彼此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之后我稍微停顿一下。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只说他需要时间考虑我所说的话,不过补充说他自己绝不会仿效范文同。邓小平也曾受邀到吉隆坡国家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歼灭马共的英雄而立的。但是身为共产党人,他不可能这么做。他说,范文同之所以有这一举动,是因为范文同属于“另类共产党员”,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邓小平:中国人说一句是一句

邓小平强调,中国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韩战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至于共产党那方面,通译员说,邓小平没什么要补充的。其实邓小平用华语说的是,他已经“没兴趣再重复了”。

他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量,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海外华侨留在内地的亲戚被折磨得很惨,遭迫害或监禁的例子不计其数。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他向我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晚餐时,我请他尽管抽烟,他指着夫人说,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他正在设法少抽。整个晚上他没抽烟,也不用痰盂。他看过报道,知道我对香烟敏感。

他离开以前,我再到总统府别墅会见他,谈了整20分钟。他很高兴能在相隔58年之后旧地重游。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向我祝贺。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新加坡,因为在岛国仍是个殖民地时,他跟它有过一面之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途中路经这里。美国,则因为中国和美国必须对话。我一直要到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渴望到美国去。

前往机场途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万一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他打算怎么做。他可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冷眼看他们受尽威胁恫吓,然后向苏联靠拢?他撅起嘴唇,眯着眼睛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这一步走得多远。”我说,泰国首相如此公开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动才行,克良萨将军还得靠中国来维持某种势力均衡。邓小平看来非常困扰,他再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

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对新加坡的观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再进一步改变。当时,邓小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他要确保中国如果采取行动攻击和“惩罚”越南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这正是他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

我当时正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打高尔夫球,在那儿遇上一位曾经任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北部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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