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政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恢复、继承和发展。从“政治的经济”转向“经济的政治”是邓小平政治思想的主要之点。
政治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古往今来，人们对它的解释总是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呈现多样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政治当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从动态角度看，政治可分为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政治。
所谓非阶级的政治，一般是指阶级出现前的原始社会政治和阶级消灭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政治，以及阶级社会中的非阶级政治部分。其主要特点是：社会管理组织从无到有，逐步产生管理人们共同体内部的经验、心理和意识。其主要职能在社会管理。
所谓阶级的政治，一般是指与阶级、国家的存在相联系的政治。它主要包括：国家机器（即政治的国家机关部分）；政治理论（即政治思想的系统化）；政治实践（即政治的操作运行）。其主要特点是：国家机器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存在；政治理论作为阶级统治的理论而被提出和发挥作用；政治实践主要是巩固统治阶级政权的活动。其主要职能是阶级统治。
问题的关键在于：共存于阶级社会的作为阶级的政治和作为非阶级的政治，它们之间如何发生关系和联系，如何发挥互动作用。总体说来，它们具有二重性职能，即既有阶级统治职能又有社会管理职能。但是，它们所具有的二重性职能其获得、地位、作用及发展趋势是不同的。其中，作为阶级的政治的统治职能，它的得失或强弱是同社会自身的发育成熟程度成反比的，即它产生于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得到不断强化和发展，最终又“回归社会”，也就是说，作为阶级政治的阶级统治职能有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然而，作为非阶级的政治的社会管理职能，在与阶级的政治的阶级统治职能的相互作用下，将随着社会自身发育程度的成熟而日臻完善。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主要是关于阶级社会的阶级的政治的学说，确切地说，主要是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的学说。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经济具有强大的反作用，这种决定作用和反作用构成一种“合力”，共同推动历史发展。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我称之为“经济的政治”，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我称之为“政治的经济”，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
关于经济决定政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经济发展最终起支配作用，由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过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历史发展进程的红线。之所以如此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主要是为了驳斥论敌、建构理论体系的需要。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甚至在黑格尔那里经济与政治关系却是头足倒置的，以至需要经过几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正因为如此，马恩在反驳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照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所以，这就给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
关于政治反作用于经济。恩格斯指出：如果人们把经济因素看成唯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的决定性是在同政治形成交互作用中进行的。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经济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运动的反作用。政治和政治思想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影响作用的方向有三种情况。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决定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政治。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观点的深层次原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政治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为历史前提的，它既由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决定，又能动地反作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即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剥削，解放被资产阶级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束缚了的社会生产力。当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以后，当剥夺剥夺者的历史任务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又要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重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决定政治的新秩序。
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侧重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侧重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千载难逢的社会主义革命形势时，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及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教条主义、机械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列宁以极大的理论勇气进行了批判，说他们是一些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庸人。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列宁的领导下从事“说服俄国”、“夺取俄国”的斗争，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从事“政治的经济”，从事“阶级斗争的政治”、“军事的政治”。
十月革命后，确切地说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结束以后，列宁真正着手转移工作重心，制定新经济政策，从政治的经济亦即从“政治方面的经济”、“阶级斗争的政治”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他说，我们要在实践中表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都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即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无产阶级要迅速进行战略重点的转移，集中精力搞好国家的经济建设，这是最大的或主要的政治。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实质，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质，是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从这点出发，他坚决反对那种脱离经济空谈政治的倾向，主张“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当然，在列宁看来，少谈政治不是不谈政治，多谈经济本身就是经济方面的政治。
在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比较注重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即“政治的经济”，比较忽视了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即“经济的政治”。本来，1956年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就应当从“政治的经济”转向“经济的政治”，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实现这种转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认为：以1949年为标志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治革命任务；1956年完成了生产关系方面的“经济革命”，接着就应进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就足以证明：这个时期我国搞的是“阶级斗争的政治”，“政治方面的经济”。
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从“政治的经济”转向“经济的政治”的过程，就是恢复、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理论的过程。根据我国的国情，应当侧重于强调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方面。对此，邓小平有许多论述。例如，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党的总路线、基本路线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工作作为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等等。所有这些论述，都侧重于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角度提出的，邓小平政治思想的其他方面论述还有很多，但都是在经济决定政治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阐明。由此可见，在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到底了。
根据邓小平政治思想，在从政治的经济到经济的政治的整体转型过程中，应当注意历史的反复，应当注意和防止、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走向“突出政治”的另一端，即走向“突出经济”，漠视政治，回避政治；一是眷恋“旧政治”或从旧政治嬗变为某种“非人民”的“新政治”。其实，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主人，政治本身就是人民自己的事情，人民应当亲近政治，关心政治，创造条件参与政治，而不应当远离政治，冷漠政治。因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与他们的根本的长远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只有通过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生活，才能维护、保证和实现人民根本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如果绝大多数的人民不懂得这个道理，导致一种可怕的危险：绝大多数人民远离政治，导致极少数人对政治的严密控制和垄断，用以维护极少数人的根本利益，而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的长远利益相背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一种可能与目前现实政治生活完全不同质的政治。因此，在防止和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的过程中，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应当树立新的经济观和新的政治观，处理好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使经济和政治永远保持人民的本色。
注：
① 参见曹天生：《政治诠释种种与再讨论》，《新东方》（海口）1995年第3期。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485、506页；第483、479、500—502页；第477、479、482、478、483、486页。
⑤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345页。
⑥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370—371页。
⑧ 《列宁全集》第34卷1985年版，第122页。
⑨ 《列宁全集》第35卷，第91～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