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赶紧读书——读《张政烺文史论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80 次 更新时间:2005-03-29 2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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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进入专栏)  

  

   九十二岁高龄的张先生还躺在医院里。他的文集终于出版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虽然仍有遗憾。下面是我的一点感想。

  

   前不久,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座谈会,听很多前辈和师友发言,大家都说,张先生是个忠厚诚笃、襟怀坦荡、澹泊名利的人。这是普普通通的评价,也是很高很高的评价。因为在当今社会,做一个好人,非常不易,有时比做学问还难。几年前,为调查八主祠,我到过张先生的老家,山东荣城。胶东半岛,这是最东端,海天空阔,令人难忘。登临天尽头,天风扑面,让我想起林则徐的绝妙联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他是当得起这四句话的。

  

   我佩服先生的学问,更佩服先生的为人。张先生不善言辞,常让我想起司马迁讲李将军的话,“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他也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立身正,自然赢得大家爱戴。高明先生说,古文字学家喜欢互相贬低,包括很多前辈,你们不要学,要说人品高尚,还是张先生。作为他的学生,我很自豪——他的为人比学问更让我自豪。先生的文集,可以折射其为人,特点是博大精深,包容极广(不像很多精神残疾人,人既苛狭,文亦猥琐)。这么多内容,当然要从多角度阅读,我还读得不够。但我觉得,文集的最后两篇,《我在史语所的十年》和《我与古文字学》,是先生的自述,可当阅读

  

   全书的提纲。先生自己说,治古文字,他主要致力于四个方面,甲骨文、西周金文、东周金文和商周数字卦(用古文字材料治《周易》)。其他方面,先生只是一笔带过。他自己没说,还有个方面,是他对竹简帛书的研究。70年代,先生在红楼参加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的整理工作,四本大书出版,与有力焉。虽然那是集体工作(不署个人名),先生不愿提起,但作为古文字研究的重要侧面,我们不能忽略。

  

   中国大陆,1949年以前的古文字学家,先生是硕果仅存。读先生的文集,有一点我想强调,他这一辈子,既做历史研究,也做古文献研究,还时刻注意考古学的最新发展,喜欢到处看文物,做调查研究,古文字研究是得益于熟读古书,历史研究是取证于考古发现,四个方面融会贯通,其实是一门学问。学者有境界高下,下者是跟着材料走,跟着学科走,上者是跟着问题走,跟着兴趣走。张先生是属于后一种。对他来说,古文字也好,古文献和考古也好,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还是服务于历史研究。他是绍继罗王之学的传统,也是绍继史语所的传统。先生是一位古文字学家,但不仅是一位古文字学家,他更主要还是历史学家。

  

   我记得,刚上研究生,先生教我们读书,参考书是两本,吕思勉的《先秦史》和马骕《绎史》。吕思勉博通经史,马骕钞撮群书。我猜,他是希望我们在进入各种专题之前,先要对材料范围有个大致了解,登临绝顶,一览群山,或如王国维“三境界”说的第一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他本人是于书无所不窥,掌故烂熟于胸,我们做不到。先生脾气好,随和,美国汉学家呼为“大娃娃”。但对自己信从的观点,不管别人怎么看,他绝不随波逐流,既不与人争辩,也不强加于人。比如,作为史学家,他的观点是魏晋封建论。当年,为这事,他丢过北大的教职。尚钺先生也是这种观点,同样受过委屈。尚先生去世后,他女儿找先生,先生帮她联系出版尚先生的遗著,但对往事,他却一个字都不肯说。我记得,1979至1980年前后,俞伟超先生和郑昌淦先生打算编写为魏晋封建论翻案的论集,北京的学界中坚,很多都写了文章,俞先生请先生作序,被先生谢绝,只好作罢,各自发表各自的文章。后来,我问先生,为什么他不肯出面支持俞先生,他说,这是他一生最伤心的事,他已发誓不再提起。在《我与古文字》中,他只说“依我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魏晋以下,至今我仍坚持这一看法”。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他并没有后悔。同样,我们都知道,在甲骨卜辞的分期问题上,他也一再说,他不打算放弃自己的观点。观点对错,可以不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的性格特点,他是柔中有刚。

  

   关于先生的贡献,我之所以要提到他的史学观点,目的并不是说,魏晋封建论是史学界最正确的观点,先生的看法就一定对。我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我想说的只是,他的具体研究,特别是古文字研究,都是围绕着他时刻思考的史学问题。比如,大家称道的《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以及他讨论卜辞所见农事制度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当然是用古文字说话,但同时也是史学研究。其他文章,也多半如此。他很少为识字而识字。先生在《我与古文字》中讲得很清楚,不用我多说。我认为,要了解先生的想法,首先要从整体上去了解,从他的基本思路去了解。现在,史学界对古史分期问题已经不太关心,很多人都以为是过时之论,迂阔之论。这类问题,是属于国情认识的问题,西方学者不关心。过去的讨论有很多问题,但有一点不能否认,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这是题中之事。我们总要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里,找到它应有的位置。学界诸说,不管哪一种更为近真,或全部都错,但对理解那一时期的史学演进,包括他们的具体研究,却是必要的思想背景。更何况,魏晋封建论最从世界史的角度讲话,也最从同期比较讲话。对前辈之研究,我们应设身处地,从当时的环境和他们的想法去理解。

  

   先生的贡献在哪里,这里不可能做全面论述。方方面面,要大家来讨论。我仅就古文字材料,侧重说一下他致力的第四个方面,讲一下我个人的肤浅理解。张先生用古文字材料研究《周易》,从材料上讲,包括商代和西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也包括战国楚简、马王堆帛书和双古堆汉简,还有敦煌卷子和传世文献,所有材料是围绕解决一个学术界的老大难问题,即宋人早已接触,近人反复讨论,长期以来困惑不解,我叫“奇字之谜”的问题。

  

   我说张先生是跟着问题走,不是不要材料,而是问题带动材料。记得当年,我刚到考古所不久,有一次,历史所请唐兰先生演讲。我们都赶去听讲。唐先生滔滔不绝,讲了很多问题,其中也包括这个问题。他老先生说,宋人的考释不对,郭沫若先生的族徽说也是猜测,这些“奇字”都是数字。他说,他写了文章,这是一种已经失传的少数民族文字。但这些少数民族干吗要用数字作文字,有人写信问他,他也说不清。他开玩笑说,那不成了电报吗。

  

   张先生的研究,是接续唐先生的研究。唐先生是张先生学古文字的老师。当年参加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汉简整理的人都说,在唐先生面前,张先生总是毕恭毕敬。1978年底,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吉林长春开第一届年会,徐锡台先生介绍周原甲骨,上面有这些奇字,大家好奇,希望张先生能解答。他的新解是被大家逼出来的。那天散会,回到房间,先生想了很久,第二天拿出答案。他说,这些“奇字”是用数字组成的卦画。先生的发言博得一片喝彩。后来,大家都知道,张先生全面搜集材料,系统讨论这个问题,在《考古学报》1980年4期上发表文章,就是收入本书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这篇文章是“当仁不让于师”,它不仅对唐兰先生的考证是一大突破,而且是一次彻底解决。虽然,先生也承认,他在讨论,有些地方仍不免是假说,后来的学者,在材料上有补充,细节上有修正(我在《中国方术考》一书中对此有所总结,可参看),但今天看来,他的基本结论还是经受了考验,至今颠扑不破。大家都同意,这是石破天惊的开创之作,不容忽略的经典之作。凡是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对先生的智慧非常佩服。比如美国的甲骨学家吉德炜教授,他在《我和张政烺先生的五次会面》一文中说,他从1969年写博士论文起,一直对这些数字符号大伤脑筋,及见张先生文,才惊奇地发现,张先生把它讲了个“水落石出”(见《揖芬集》,第25—26页)。当然,还应提到的是,本书收入的另外两篇文章,即《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易辨》,它们也是讨论同样的主题,对《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是重要补充。这里,说到张先生对《周易》的探索研究,我想做一点说明。张先生的三篇文章虽然是以商周时期的甲骨铜器为主,但他更关心的还是今本《周易》的起源。他对早期卦画的研究实与他对马王堆帛书《周易》的研究有关,从年代顺序讲,甚至就是肇始于张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参加的整理工作(参看收入本书的《帛书〈六十四卦〉跋》和《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读》)。我们要知道,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就是认为,马王堆本、双古堆本,其阴阳爻作一、八,这种卦画是从十位数字卦派生,为今本阴阳爻的前身。这一看法和金景芳、李学勤两位先生的看法不一样。两种看法,谁对谁错,可以争论下去,但关键要看证据。截至目前,最新出土的材料,上博楚简《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它们都证实,张先生的解释更为合理,相反的证据,至今没有发现。

  

   最后,和《周易》的研究有关,我还想起一件事,不能不说。张先生住院前,身体和头脑还可以,有一次,他说,他这一辈子,有三件事想做,但一直没完成,一件是编《中国历史图谱》,一件是西周铜器和西周历法的研究,一件是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研究。这三件事,第一件,历史所已重新启动,但先生已无法指导;第二件,将是永久遗憾,因为到目前为止,都找不到先生留下的东西;第三件,张先生希望能参考后来的考古发现(如上博楚简《周易》),把它整理出来,和他的其他论易之作,合为一编。这最后一方面,还可以弥补,他箧中仍有存稿,今后可以整理发表。

  

   张先生一辈子都在读书。一直到很晚,他仍坚持外出买书,小书包总是套在脖子上,挂在胸前。但有一天,他终于感到老了,感到精力不行了。他叹气说,现在看电视,画面动得太快,眼睛老是跟不上;过去的人,生活条件太差,年纪轻轻就死了,现在的人,怎么活得这么长;我读北大时,教授都很年轻,和现在不一样;裘锡圭先生出名,怎么好像是昨天的事,一转眼,多少年就过去了……

  

   我知道,先生是在叹人生苦短。

  

   上次座谈,很多人都说,先生腹笥深厚,肚子里的学问,还有很多没有写出来,写出来的东西恐怕不到十分之一,他把时间都花在帮助别人了。对张先生的无私助人,大家都很感激,但对他本人,说心里话,我认为,是极大困扰。在《我与古文字学》中,他说,“光阴飞逝,我从事历史与古文字学研究已六十余年。期间历经社会变革与动乱,这种时候不可能沉下心来治学。此外,多年来我还被许多事物缠身,其中最费时费力的是当评委,一年总有数十份申请职称的材料堆在案头,每份材料不管多少万字,都要认真阅读,写出意见,推荐优秀人材。这项工作每年要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另外,每年,他还要拿出很多时间,很多精力,用于解答求教者的问题,包括替他们查找材料。

  

   就我所知,先生虽慎言,惜墨如金,但他绝不是提倡少写或不写,比如对学生,他就鼓励他们早发文章早出书,为之积极举荐,联系发表(我就受过张先生的推荐),甚至为学生手懒而着急,说“年纪不小,东西怎么这么少”。上次座谈,任继愈先生说,张先生的道德文章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但他留下的东西,跟他的学问相比,数量太少,这点你们不要学(大义)。我很赞同他的说法,而且认为,这是深知先生隐痛的肺腑之言。

  

   研究学术史的应该思考,1949年以后,为什么很多著名学者都写不出东西?原因到底在哪里?文革前,当官、运动和审稿,是三个主要原因,张先生占了两个。文革后是什么?代替政治运动,现在是课题热,有大笔大笔的钱烧着,劲头更大,虚张声势、名目繁多的各级评审(评级、评奖、评项目、评基地),仍在无端消耗着学者的生命,评者和被评者都在劫难逃。我也无法幸免。

  

   我曾多次和朋友说起,张先生学问大,但不会主动跟学生讲什么,我跟先生太晚,问教不勤,学得太少,后悔也来不及了。但先生送我一句话,让我终身不忘。他说,我劝你们年轻人,趁还没有出名,赶紧读书,人一出名,就完蛋了。

  

   零虽不敏,请事斯语。

  

   2004年8月3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原刊《书品》200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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