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杨帆先生的说法，在西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是右翼，在中国是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属于左翼，而在中国凡属民主，都被划为西方民主，属于自由主义；西方左翼也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而在中国却几乎没有；这是由于历史不同，中国是革命为基础，西方是改良为基础。也是由于制度不同，中国至今没有建立民主制度。也就是说，西方左的东西，在中国却成了右，西方右的的东西，在中国却成了左。中国思潮划分与西方有颠倒和错位。

“当今中国，声音嘈杂”， 按马立诚先生的说法，当代中国有八种社会思潮，分别是：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综台萧功秦，马立诚，陈子明，高超群，李伟东，荣剑，杨帆等人的观点，对于中国社会思潮的划分，从左到右大致如下：1.民间文革派（毛泽东晚年的民粹主义），2.老左派（计划经济列宁斯大林主义），3.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4.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5.新保守主义（秩序与传统文化），6.新权威主义（政治集权加经济自由），7.政治自由主义，8. 寡头主义（权贵资本主义）。

当然，民间世俗及网上对当下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也有一个说法，他们认为，“改革派”（或者“邓派”）、 “传统派”（或者“毛派”）、 “社会民主派”（或者“欧派”）、 “自由市场派”（或者“美派”） 就是当下中国的思想理论界的“四大派”。 这“四大派”之外也有一小派，这就是“新左派”——如果说欧洲的“新左派”是站在“社会民主派”立场上更多倾向于中下层利益，那么中国的“新左派”则既不属于以上阵营，又经常站在“社会民主派”的对立面，甚至成为“传统派”的同盟军。“改革派”属于“邓小平理论派”，也就是一方面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另一方面认同“生产力发展理论”,无论是“改革开放”、“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总体上而言都是对“传统派”的“理论修正”，那就是“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兼容并包，发展成为“中间道路”，既反对“传统派”的“教条主义”，也反对“社会民主派”、“自由市场派”的“西化主义”。 “传统派”属于“原教旨毛泽东思想派” ，是“四大派”中唯一的“复辟派”，也就是认为“阶级斗争”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更多推崇“领袖集权”，从而消弭社会差距。“社会民主派”属于“欧洲马克思主义派”，也就是一方面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不接受列宁主义也不接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另一方面则主张改革向纵深发展从新进行权力分配。本来，“社会民主派”在欧洲属于“左派”，因为他们同情中下层民众，主张福利国家，限制高收入人群暴利。可是，由于中国的“左派”要比“社会民主派”更“左”，于是他们就变成了“右派”。 “自由市场派”属于“英美自由派”，对于民主、市场的偏好，远远超过对民生、民族的关注，或者说“自由市场派”天然是站在企业家一边，“经济发展”、“盈利”成为他们最大的关注。“自由市场派”站在“改革派”、“社会民主派”一边共同反对“传统派”的“复辟阶级斗争社会”，站在“传统派”、“社会民主派”一边共同反对“改革派”的“独享政权”、“对社会危机处理不力”。不过，“自由市场派”与“社会民主派”最大的分歧则是对“国家干预”的态度，“自由市场派”认为“市场的归市场”反对一切政府干预，认为“市场经济”需要的是“效率”和“增长”，而“社会民主派”则认为政府必须“保护弱者”，因此必须干预市场经济避免“垄断联盟”、“弱肉强食”。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亲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变动。如，以往对历史的研究，自1949年以后，把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革命派、五四运动和人民革命的激进派系谱作为历史进程的主流，余者皆为支流；1980年代就是一个转折点，人们转而推崇变法派、改良派、新儒家和自由主义。1980年代初政治上的“平反”一词，也可以用来形象历史及其他领域研究的轰轰烈烈的“平反”。 应该说，如果没有1980年代的“平反”，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百花齐放式的这派那派的局面。我记得，1988年底的《经济学周报》刊出秦晓鹰先生的《色彩纷呈的选择》一文。当时的说法，十年攺革，把中国急速推入世界性现代化（当时全球化这个词还没有现代化这个词响亮）洪流之中，由此引起了思想学术界的迅速发展和分化，各色思想流派峰起云涌。按秦晓鹰先生的说法是“色彩纷呈”。

1980年代，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理论跟不上实践，理论落后于实践。而事实上，理论已经开始“色彩纷呈” 地“繁荣”。 当时，杨帆先生是同意晓鹰先生的“色彩纷呈” 的说法的。1989年1月22日《经济学周报》刊出杨帆先生的《中国现代化与民粹主义思潮》一文。杨帆先生当时认为，“色彩纷呈” 的思想流派中，除了冷峻的精英派（“自由市场派” 与政治自由主义等的前身）外，其他各流派都和民粹主义思潮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在前面讲到的民间世俗及网上对思潮的分类，肯定有一个基于利益倾斜的简单的判断。他们认为，“改革派”拥有全国绝大部分政治资源，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的“合法性”， 多半是“官僚集团”及其追随者； “传统派”更多是毛时代的“遗老遗少”和改革开放的失意者；“社会民主派”则多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企业白领；“自由市场派”多半是“企业家集团”及其追随者。 本来，“传统派”作为唯一的“复辟派”，“改革派”作为唯一的“当权派”，“自由市场派”作为唯一的“非干预派”，都可能引起其他派别“合纵”，只有“社会民主派”可以综合各方利益从而获得长足发展，可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是“社会民主派”实力最为脆弱——因为“传统派”有党内元老支持，“改革派”有国家政权支持，“自由市场派”有财富势力支持，唯独“社会民主派”属于“百无一用”的“知识分子”，处于“论战”中最不利的境地。

而我对左与右的关注，是出于对近现代以至于当代中国史的“思考”。 在我看来，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都在围绕着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企图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锻造一个伟大的国家以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企图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統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我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既取得过巨大的历史程就，也一次次丧失过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而丧失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之前，思想学术界都已迅速发展和分化，各色思想流派峰起云涌，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理论已经开始“色彩纷呈” 地“繁荣” 的前提下，丧失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的。而深究其过程、机制、状态，却可发现这是，政治摇摆于极左极右之间循环往复与理论差距于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由此二者共振的结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与追求！而近现代以至于当代的不同时期的历史舞台又规定着你跳得多高走的多远！1978年以后，我们有一个“新时期” 的说法，但若回望国家与中央政府清王朝（1840——1911）时期的从张之洞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最后30年，1930年代的史学家们也说那是一个“新时期” 或“新时代”。 现在我们的确可以说，张之洞时代的“中体西用” 由于缺乏使前近代与近代有机结合的内在逻辑，无法在近现代化过程发挥效用；也可以说，“中体西用” 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变革的全面展开，使中国文化的重建难以实现，不能构成现代化的支持条件。然而，在那个时代，“墨守祖法”不切实际，“全盘西化” 也不可能成为现实，从社会思潮的角度去考察，你能说他们那代人的思想不解放吗？

若着眼于近代中国千余条不平等条约，1840年作为一个转折点是，在此之前，促成中国历史之转变的关键是各国与中国通商（各国开始的时间是：葡萄牙1516年即明正德十五年；西班牙1575年即明万历三年；英国1637年即明崇祯十年；俄国1654年即清顺治十一年；荷兰1656年即清顺治十三年；法国1660年即清顺治十七年；美国1784年即清乾隆四十九年），在此之后，促成中国历史之转变的关键是各国与中国战争。各国以通商及战争两种方式与中国发生关系，中国的近现代史，竟因这些关系而发生空前未有之大变迁。而社会思潮的变动也吻合着这一历史大变迁。若从更长的历史时空去考察社会思潮，在“国家” 、“社会” 与“人” 的问题上，在中国历来以“国家” 利益为中心，但到了通商的历史时期，已开始触及“社会” 与“人” 的利益问题。代表这个转变的有三大家学说：戴震（1724-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人。清代乾隆年间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大思想家）对宋儒理欲之辩的反驳；黄黎洲（名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生于余姚东郊黄竹浦，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对君臣职责的非议；俞理初（安徽黟县人，1775-1840，道光举人，晚年主讲江宁惜阴书院，学问渊博，通经史百家，擅长考据，撰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等）对男女平权的主张。从整体看，几千年传递下来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社会思潮到了戴震、黄黎洲、俞理初那里转了一个弯，开始触及“社会” 与“人” 的利益问题。由于那时还不可能了解西方社会所流行的社会思潮，因而对他们来说，不可能有“中体西用” 思维和选择方式的问题。

现在再回顾头来说张之洞（清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洋务派代表人物。1837年9月4日-1909年10月5日。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顺天府解元，十八岁中举人，廿六岁中进士。同治二年，1863年，探花，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一度是清流派健将，后期转化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成为晚清“四大名臣”）。 他不是一个学者，也算不上是思想家，因此，研究近代思想史者很少提及他的名字。其实呢，在近代思想史上，张之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以两湖总督的身份，着书立说，倡导维新，其影响之大，不容否认。比起戴震、黄黎洲、俞理初他们己经有了弃旧的念头，未明了迎新，张之洞却极力主张迎受新思想。他虽然是洋务派头目之一，还不是真正的维新派之一，但他所提倡的所鼔吹的“西用”， 也是那时的摩登中国所需要者。他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中学” 是指四书五经, 中国史事、政书地图等，而“西学” 则为西政西艺西史，根本不是现在流行的仅仅是器物层面的工艺技术之类，只要看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的《劝学篇》就知道其中的情形。整体地说，张之洞是舍不得弃旧（中学）的，在那个时代，我们能按今天流行的评判标准，认为他比戴震、黄黎洲、俞理初的思想还要倒退落后保守吗？

接下来要说的是康有为。这个悲怆的先知提出的最大问题是传统与近现代的结合问题。康有为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已意识到近现代与传统的区别是对解放的自觉。这个解放不仅是指挣脱政治压迫和异化，还包括摆脱饥饿、病痛和苛酷的体力劳动，从而废除社会束缚与歧视。康有为也已意识到人必须获得解放，并为此目的自觉地寻求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等一切领域的变革。这些也是康有为作为失败者留给后人的遗产。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曾以“离经叛道” 之罪被毁禁，在百曰维新失败之后以“惑世诬民” 之罪为清廷通辑。流亡海外后，革命派斥其保皇论为“便其南面之求，愚民之计”； 清廷更把“康梁之徒” 视为虎狼蛇蝎。民国改元后，康有为因主张崇孔教为国教支持辨子军张勋的复辟活动，被斥为“民国之逆贼”。 而据董士伟等人的研究，康有为肩负着对个人权利和实证精神的肯定、对专制制度的否定三大使命，是开辟近代启蒙运动的先驱。当年，康有为认为，处此“列国并列”，“ 外变相迫” 之时，“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 应当“更新百度”， 而不能“率由旧章”。 今天读来也为之一振，当下的所谓思想解放者有多少具有当年的康有为的水平？

多年来，在读康有为时，总忘不了他的前辈张之洞以及同辈严复。前面讲到的张之洞的《劝学篇》是抵制变法维新的集中之作，著成的具体时间是1898年4月。一个多月后，即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表示变法维新的决心。这对张之洞来说，甲午战争后，作为洋务派的主要角色，在政治舞台上遇到的对手却由顽固派变成了变法维新派。当时，洋务派把自己办的洋务事业看成是“数千年未有之奇业”； 而维新派则讪笑洋务派。对于严复，学界曾流行一个S形说法, 即早年全盘西化, 晩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全盘中化, 回到封建主义怀抱中去。在我看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这是因为张之洞、康有为与严复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西化与中化在他们头脑中并不非此即彼，而是相互调和的（这在顽固派那里是非此即彼的），他们力促清朝进行改良，以期变革图存。显然，康有为是企图超越张之洞的。但有一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康有为与严复同属于维新阵营的两位杰出代表，为什么在当时并未真正合作过，甚至未发生直接接触？！而康有为与严复的人生际遇坎坷吻合着近现代中华民族陷于自战国以来最为苦难的百年历史，也很难说康有为与严复在行将告别人生的晚年会“殊途同归”？！ 他们至死执着自己的观点？！也只有用理论在那时已经开始“色彩纷呈” 地“繁荣” 来解释了。

说完了康有为，就不能不说他的同党梁启超。若从社会思潮去考察，弃旧迎新，直到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才正式开始。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曰维新失败之后以“惑世诬民” 之罪为清廷通辑，流亡海外后，继续宣传维新思想，并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公司”。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后近六年﹐共出版九十六期。《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宣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梁启超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用今人的眼光看，他是一个拿着带情感之笔，并根据草草贩来的西洋思想作武器的人。但中国思想界弃旧迎新的浪潮首先由他掀起。《新民丛报》创办之初，以其清新明白的语言，生动犀利的文笔，着重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极力宣扬变法维新，力倡民族主义，激烈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屈辱卖国的卑鄙行径，深得进步人士的欢迎。 梁启超本人在1902年10月16日出版的第十八号上发表了《进化论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有两处提到了“麦喀士(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这是在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刊物上，最早向读者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对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影响极大的译名的文字。 从1905年至1907年，《新民丛报》成为改良派与革命民主派进行论战的主要阵地，曾就革命与保皇、民主立宪与君主立宪、土地国有等问题与《民报》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巳经有了“民权” 论和“平等” 说，即使还很不彻底，但洋务派搞了几十年也没有提出过这些字眼。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主张民权、平等的同时，极力主张自由。他曾说：“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曰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综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计上之自由。------数百年来，世界之大事，何一非以自由二字为之原动力者耶？”如同“民权” 论和“平等” 说一样，梁启超主张的“自由” 即使还很不彻底，但《新民丛报》与《民报》激烈的论战的背后，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理论已“色彩纷呈” 地“繁荣”！？

孙中山自光绪二十一年起事于广州起，历次运动都遭受镇压。辛亥八月，以川咢湘粤四省保路为导火线，在武昌的革命之举，孙中山并没有参与“领导”。而长沙、九江、西安、太原、云南、南昌、上海、苏州、杭州、广西、安庆、福州、广州、山东、四川、甘肃等十七个地方权力独立联合轰倒一个王朝这一历史现象，可能中国是自秦以来的第一次！我想，这里面是否包含着洋务派搞了几十年的实业以及维新君主立宪派的“历史功劳”！？

洋务派是失败了！维新君主立宪派也失败了！革命的民主立宪派成功了吗！？

对洋务派、维新君主立宪派、革命的民主立宪派的是非价值评判不是本文的意图。本文意图是在前面第七段已写到的话：

——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既取得过巨大的历史程就，也一次次丧失过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而丧失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之前，思想学术界都已迅速发展和分化，各色思想流派峰起云涌，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理论已经开始“色彩纷呈” 地“繁荣” 的前提下，丧失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的。而深究其过程、机制、状态，却可发现这是，政治摇摆于极左极右之间循环往复与理论差距于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由此二者共振的结果。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近现代历史从失败中走来。今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在“系统” 非优的环境中努力挣脱, 以免陷于失败的深渊!?

本文作为一个铺垫, 在下一文中将给出中国当下社会思潮价值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