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枫:纳粹神学家有罪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3 次 更新时间:2012-11-03 15: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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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枫  

  

  纳粹时代反犹,冷战时期当东德的间谍,这位牧师和神学家真是一条变色龙。政治投机式的学术,和表达不合时宜观念的学术,这其间的界限在哪里?

  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标志着纳粹党全面掌握政权。在这改朝换代的当口,德国新教教会中有不少人认为,宗教当积极介入政治,于是颇有为希特勒政府摇旗呐喊者。这些支持纳粹的宗教界人士,组成“德意志基督徒”这样一个阵营(Deutsche Christen,英文译作“German Christians”),并设法攫取了新教教会的领导权。据保守估算,当时德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基督徒加入这一阵营,也有人计算,比例或可高达三分之一。这些人当中不乏知名神学家、牧师和学者,他们或是认同反犹的主张,或是不甘寂寞,要在新社会里有所作为。在超越世俗的宗教领域,如何在政治上积极表现呢?方法其实很多。比如,在不少教堂里,象征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下,居然可以同时挂出纳粹的卐字旗(《雅利安人耶稣》一书的封面照片便是一例)。圣经里的弥赛亚和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就以这种古怪的方式被捆绑在一起,并肩战斗了。在举行敬拜仪式时,有些教堂的牧师和会众竟还要行纳粹举手礼,让人难以分辨这到底是礼拜还是党团集会。

  除了这些积极的姿态,还有更露骨的表忠心运动。在图林根州,“德意志基督徒”组织就曾号召全国牧师向希特勒效忠,誓词如下:“我宣誓:我要对德意志帝国和民族的元首希特勒忠心不二,遵守法律,自觉完成我应尽的职责。愿上帝保佑。”既要敬上帝,也要拜恺撒,一仆就服侍了二主。到了1938年,宣誓活动在图林根州和梅克伦堡州已经全面开展。但是,这些挖空心思向纳粹示好的弄潮儿们,很快发现,他们的热脸,实在是贴在了冷屁股上。希特勒对宗教向无好感,对于频频献殷勤的牧师们始终心存疑虑。1936年,政府就曾颁布一道公文,宣布:未获许可,禁止教堂内悬挂纳粹党徽,也不得将党徽印在教会出版物上。对于宣誓活动,纳粹官方也一样不买账。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宣布:牧师宣誓与否,乃教会内部事务,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即使宣誓效忠,第三帝国也不会对教会有任何特殊礼遇。这一来,旗子算是白挂了,誓也白宣了。但是拥护纳粹的神学家们仍锲而不舍,不断想出新的策略来讨元首的欢心,也为自己在新社会争得更大的权力。

  

  学术反犹

  

  1939年5月6日,在瓦堡城堡(Wartburg Castle),一家研究所正式揭牌。四百多年前,马丁·路德曾在此将新约译成德文。这个机构的全称译成中文十分拗口,叫做“研究和清除德国教会生活中犹太影响研究所”(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und Beseitigung des jüdischen Einflusses auf das deutsche kirchliche Leben)。近来研究教会人士与第三帝国合流的著作,很少提及这个研究所。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家多以为此乃一专门学术机构,而且得到教会的明确支持。研究所后来虽发表了大量宣扬反犹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托庇于学术,让人不觉得是赤裸裸的政治宣传。有教会和学界这双重掩护,这个研究所的运作和影响便始终无人系统研究。如今,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教授苏珊娜·海舍尔(Susannah Heschel)翻开尘封的档案,搜集了大量稀见史料,对这所隐蔽的机构,其历史、成员、工作、影响,做了仔细的梳理。这项研究成果于200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标题是《雅利安人耶稣》(The Aryan Jesus)。

  读过海教授的书,我们发现,这所研究机构的成立和运行,可归结为八个字:教会资助,挂靠大学。建所的动议来自教会内部强烈支持纳粹的成员,为的是要在教会中推动反犹的进展。总部设在艾森纳赫(Eisenach),办公楼是图林根教会的资产。关键人物之一维尔纳(Friedrich Werner),当时是“旧普鲁士联盟教会”的领袖。德国统一之前,普鲁士邦将境内的路德宗与加尔文宗联合起来,组成这个联盟教会,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依然是德国新教最重要的一支。维尔纳在建所之初,为考虑平衡教会内部势力,犹豫再三,不愿意让教会直接出头。但反犹的冲动最终还是占了上风,他后来从教会拨款5000马克,在财政上给予全力支持。其他经费分别来自各地教会的捐助。从资金来源考察,这所研究所不是官办的智库,而纯粹是由宗教界谋划、为迎合潮流而设立的教会研究机构。当时纳粹化程度最深的高校是耶拿大学,所以研究所核心成员大都是耶拿大学神学系的教授,就毫不为怪了。

  建所的宗旨,已经在机构名称上写得清清楚楚了。在成立仪式上,学术咨询委员会主席,也是后来研究所最活跃的成员格伦德曼,做了大会主题发言,题为《宗教生活的去犹太化乃是德国神学和教会的首要任务》,再次为研究所的走向定下了基调。机构名称中,除了“研究”,还有“清除”二字,显得格外刺眼,也清楚表明这个机构是要把学术转化为政治行动的。研究所的工作无外乎三种:课题组、办会和出书。既然清除犹太影响是建所的第一要义,那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这些事自然就免谈了。因为要紧跟时政、紧靠政府,所以研究的题目和角度都是现成的、内定的。比如由核心成员挂帅的课题组,是要从种族的角度研究基督教的起源。其实这根本算不上严格的学术研究,因为结论大家都已心知肚明:基督教与犹太教无涉,耶稣不是犹太人。办会自然也要秉承研究所的核心题目,为反犹运动造势。有些学术会议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比如,研究所的一位核心成员在某次会议上论证,英国由于在宗教改革时期过度依靠旧约,所以完全被犹太化了(102页)。论题之浅陋、论证之粗糙,说明学术已经滑向政治宣传。

  在那个特殊年代,研究所人气很旺。到1939年底,建所不足半年,成员已有80人。两年后,又增至180人。成员工资来自各人任职的教会或大学,而日常开销,包括秘书工资、电话费以及办会费用,则由研究所用教会的款项支付。学者和神职人员纷纷入伙,其中不乏真心认同反犹主张者,但大部分人都是受利益驱使。出书有人资助,开会有人邀请,食宿有人报销,还可以结识当红学者、明星教授,把握学界最新风向,站在时代思想前沿,既然有这一连串的好事,那么渴望发表的年轻学者、刚刚毕业的博士生,又有几人能抵抗住诱惑?特别是学术上想“预流”、想“前瞻”、想开风气之先者,研究什么题目,能产生什么后果,这些问题哪里有心思去想?再加上教会的威望,更是让人感觉加倍放心。

  

  去犹太化的耶稣

  

  爱默生有言,“机构乃是个人拖长的身影”(An institution is a prolonged shadow of an individual)。我们可以说,这所“研究和清除德国教会生活中犹太影响研究所”,便是沃尔特·格伦德曼(Walter Grundmann, 1906-1976)的身影。他不仅担任学术咨询委员会主席,也是风头最健的人物,了解格伦德曼,就等于了解这所机构。格伦德曼年轻时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当时就已加入学生右翼组织。1930年,他入纳粹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后来他去图宾根大学读神学博士,导师基泰尔(Gerhard Kittel)是与纳粹合作最知名的神学家(详见Robert Ericksen,Theologians under Hitler,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年)。格伦德曼创建反犹的研究机构,可谓在精神上得了他师傅的真传。

  海舍尔教授考察格伦德曼的早期著作,发现他很早就流露出教会应与纳粹合作的念头。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格伦德曼在2月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上帝与国家》。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带来极其危险的政治平等观念,破坏了所有的权威和社群。结果,上帝在不同的种族、国家、阶级、性别之间所建立的区分,一律被抹掉,导致德国陷入种族混杂的乱局。在他看来,希特勒应运而生,为的是要恢复被颠覆的秩序,而他的权柄毫无疑问来自上帝。在同年出版的《信仰与民族》一书中,格伦德曼这样评论希特勒:“我们知道,如此纯粹、诚实的人,他的权力绝非来自人间,而是来自天上,就是我主耶稣所说的天国。从元首身边的人,我们也了解到,他深知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工具,他对上帝有明确、单纯的信仰,就如圣经上所说,他与上帝和解。”(191页引)

  要了解格伦德曼的学术研究,必须回到本书的标题。什么是“雅利安人耶稣”?耶稣难道不是犹太人吗?福音书里记载得清清楚楚,耶稣被门徒称为“拉比”,也就是犹太教熟谙律法的教师。他在民间传道时,朝夕出入犹太会堂。他和法利赛人激烈争辩的,都是犹太教规,就连临终遗言都说的是阿拉米语(《马可福音》15:34)。我们知道,最早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但后来犹太裔的教徒和非犹太裔(即所谓外邦人)的教徒之间起了争端。此后这种新兴的宗教在外邦人中广泛传播,在犹太地区反而渐趋式微,而且教会对犹太裔基督徒的敌视慢慢扩大为对犹太人的仇恨。耶稣被犹太法庭审讯,又被犹太人移交给罗马人处死,所以早期教会中不少人视整个犹太民族为残害耶稣的刽子手,甚至称犹太人为“弑神者”。可以说,对犹太人的仇视可以一直追溯到早期基督教历史。

  基督教自认为已经取代、超越、完胜犹太教,但是有一个心理疙瘩两千年来也解不开。基督教继承了犹太传统,这是不言而喻的。考其核心教义,诸如“弥赛亚”、“末世论”、“拣选”这些观念,无不来自犹太教。连圣经中的“旧约”,本身原就是犹太典籍。但基督教要闹独立,就一定要否认犹太教的合法性,甚至要彻底抛弃犹太传统。古代最著名的例子是公元二世纪的神学家马克安(Marcion,约卒于160年),他力主旧约、新约水火不容,宣称犹太人的神是凶残横暴的造物神,而新约中的神则是仁爱和平的真上帝。因此马克安主张将旧约这部宣扬律法、记载上帝暴行的犹太书从圣经中彻底清除。他还对新约做了大量删改,同样为的是要剔除他目之为陈旧、野蛮的犹太因素。在19世纪,信奉种族论的神学家同样不满意基督教这个不光彩的“母胎”,想尽办法让基督教从源头处与犹太教做最彻底的切割。海舍尔教授用第一章描述了纳粹兴起之前,欧洲在新约研究方面已然不断在试图“排空耶稣身上的犹太特征”(“Draining Jesus of Jewishness”,第一章标题)。

  要清洗基督教的犹太“污点”,就需要在犹太传统之外,为它另寻生身父母。于是乎,有人将基督教核心教义归结为希腊影响,有人认为耶稣生平实际上取自佛传,甚至还在印度教、拜火教中发掘基督教的起源神话。所有这些19世纪很风行的研究,背后都隐含这样的情结:希腊的来源也好,东方的影响也罢,只要不是犹太教,就都能和基督教门当户对。除了在宗教起源上排除犹太影响,新约研究也不断在消解耶稣的犹太身份。如果耶稣不是犹太人,那他所创的教派岂不和犹太教八竿子都打不着吗?当时最流行的,也是被支持反犹学者广泛采用的理论,就是所谓“加利利胡化说”(the Gentile Galilee)。

  

  “加利利胡化说”

  

  耶稣出生在拿撒勒(Nazareth),属耶路撒冷北边的加利利地区。公元前8世纪,亚述人曾大举入侵犹太地区。按照“胡化说”,此后,该地区便有大量外邦移民涌入,当地人口中犹太人即不占多数。旧约《以赛亚书》中曾提到“外邦人的加利利”(8:23),塔木德中提到加利利的人民律法废弛,不守教规,而且《约翰福音》中又有“先知不出于加利利”一句(7:52)。把这些材料串起来,便可让人得出一种印象,仿佛加利利已然变成外邦人的聚集地,犹太人反而沦为少数族裔。即使是生活在加利利的犹太人,在种族论挂帅的学者看来,由于与外族人通婚,早已不再是纯种的犹太人了。如此一来,加利利地区既已被外族文化长期侵蚀,无论在人种还是在宗教方面,早已被“胡化”。耶稣在福音书中说了不少在正统犹太教看来大逆不道的话,做了不少犯忌讳的事,他与犹太祭司的冲突就被想当然地归结为种族问题。这样的解答干净利落:耶稣并不生于犹太家庭,本就不是犹太人。不仅在种族上不算犹太人,他还与犹太教为敌,以战胜犹太教为一生的志业。

  这种“胡化说”在学术上已经为现代更为严谨的历史研究证伪(可参Mark Chancey, The Myth of A Gentile Galile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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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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