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枫:西方不高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5 次 更新时间:2016-04-18 17: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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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枫  

《罪孽压身》   

[法] 帕斯卡·布鲁克纳著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2001年9月24日出版的《纽约客》,刊登了几位名家写的命题作文。这些短文每篇七百字上下,谈论的都是刚刚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作家们有表达义愤的,也有表达悲悼之情的,只有苏珊·桑塔格一如既往,猛烈批判了一番。她批判的不是炸毁世贸中心双塔的劫机者,而是“公共人物和电视评论员在沿街叫卖的伪善的胡扯和十足的欺骗”。据桑塔格说,这些骗子信誓旦旦地告诉大众,这场袭击的对象是“文明”、“自由”、“人类”和“自由世界”。但是桑塔格却认为,攻击的目标并没有那么崇高,不过是当今世界上自以为是的超级霸权,而袭击的原因则是美国特定的联盟和军事外交政策。这篇短文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桑塔格的火力虽然集中在美国官方和媒体所谓的“伪善、欺瞒的修辞”,但让美国大众愤怒的是,三千多位罹难者尸骨未寒,谁让你批评自己的国家来着?

   这种不合时宜的批判并不少见。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后来这样评论“9·11”事件:“是体制本身创造了这场残酷报复行动的客观条件。它把所有的牌抓在自己手上,迫使他者改变了游戏规则……以恐怖对付恐怖,这一切背后不复有任何意识形态。”这里的所谓“体制”就指美国,或者广义的西方,而“他者”自然就是基地组织。四年之后,2005年7月,伦敦发生了炸弹袭击,将近六十位平民死亡。第二天,法国《巴黎人》(Le Parisien)日报的头版标题为《基地组织惩罚伦敦》,立场和语气都让英国人大为光火。而当时的伦敦市长接受采访时,竟然也胳膊肘往外拐,说:“如果西方政权在一战之后,让阿拉伯国家自己管理自己,那么现在恐怕就不会出现自杀式炸弹袭击了。”(这段中的例子全部引自下面要评论的书。)

   如果场景换成中国,这些为西方的敌人而辩护的西方人,早就会获赠叛徒、汉奸的称号,早就会被网上的口水所汇成的汪洋大海彻底淹没。恐怖分子炸了你家高楼,杀了你家百姓,依常理,你抚尸恸哭都还来不及。可是偏偏就有这样讨厌的知识分子,硝烟尚未散尽,瓦砾还没清理,便已经积极主动地自我检讨起来了。在不恰当的时间,作不恰当的自我批评,这种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被法国作家帕斯卡·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称为西方的“自我鞭挞”(self-flagellation)。

   过度忏悔

   布鲁克纳在2006年出版一书,书名按照法文硬译,大约可译为《悔罪之暴政:试论西方的受虐癖》(La tyrannie de la pénitence: essai sur le masochisme occidental)。这部书在201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了英译本,英文标题就直译为:The Tyranny of Guilt: An Essay on Western Masochism。单看这题目,颇为抢眼和香艳。有悔罪(自然也就先有犯罪),有暴政,又有受虐。但论题本身其实非常严肃。标题中的tyranny一词代表独裁专制,在书中特指西方知识界不停地忏悔,像着了魔、得了强迫症一样,要没日没夜地谴责自己、批判自己、凌虐自己。正因如此,新闻记者出身的布鲁克纳要故意使用让人呼吸急促的“受虐”一字。

   西方究竟在谴责自己什么?具体说来,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像中世纪苦修的修士一样鞭挞自己呢?布鲁克纳说,答案显而易见,原因就是过去五百年间西方对西方之外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从导致上百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奴隶贸易,到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种族屠杀,从鸦片战争,到世界范围的殖民扩张,文艺复兴之后走向强盛的欧罗巴,在他们“大国崛起”的进程中,牺牲的是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及千百万人的性命。布鲁克纳说,二战之后,欧美有识之士便不断反省、自责,不断为这种强国的原罪而忏悔。即使殖民时代已经终结,亚非拉人民已纷纷独立,西方政府已经有选择地向过去的殖民地道歉,但左翼知识分子仍旧在持续地反躬自省,仍旧沉迷于自我惩罚当中。

   如果这部书要谈西方的悔恨,那么作者在政治上要算正确得不能再正确了。但是,布鲁克纳和桑塔格一个样,都故意要触知识界的逆鳞。他要写的恰恰是一部非常“反动”、政治上彻底不正确的书。西方这种无穷无尽、没完没了的悔恨,正是他要口诛笔伐的。在他看来,欧洲早已是忏悔的好榜样、道歉的急先锋了。欧洲为了展示懊悔的诚意,几乎可算是三日一道歉,五日一鞠躬,并且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如今,歉也道了,错也认了,悔也忏了,罪也谢了,历史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欧洲应该挺起腰板,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但是,作者发现,在悔罪中沉溺太久的欧洲,已经患上了不可救药的自虐症。不仅仅第三世界的贫困和落后,而且世界上所有的麻烦、问题、冲突和罪责,欧洲左派知识分子都大包大揽,一古脑担在自己肩上。这种负罪感一旦深植于人们的无意识,按照精神分析的心灵戏法,悔罪者便会渐渐迷恋自己的负罪感,将自己迅速变为职业受害者,不仅津津乐道于自己的罪与罚,更千方百计为自己想象、编织出更多的罪责。作者为欧洲人的心理病变作出了诊断,病症就是:越负疚,越快乐;不道歉,不舒服。结果,负疚感如同专制的暴君一般牢牢控制所有人,让所有人在自责中达到自虐的快乐。这就是本书标题的含义。

   懦弱的欧洲

   如果只是单纯自虐,还不打紧。作者为西方把脉之后,发现这种负疚的游戏已产生了严重后果——欧洲已经偏瘫,丧失了行动能力,特别是匡扶正义、干预世界的政治行动能力。打个比方,比如你闻听得卢旺达发生了种族屠杀,不免心急如焚,急忙勒兵前去阻止胡图族人砍图西族人。但你尚未出城,早有过去被你欺负过的大国、小国堵在城门口。大家齐心协力,对你指指点点,历数过去五百年间你犯下的罪行,警告你忏悔期仍未结束,还鄙视你的轻举妄动。过去的罪孽压在你身上,你只好灰头土脸地退回禁闭室,把自己继续浸泡在悔恨的药液中。

   布鲁克纳要做的,就是要给欧洲吹响行动的号角。他在书中不断高喊:西方已经厌倦了悔恨,听腻了忏悔!过去的罪孽不应该永远捆缚住我们的手脚,遏制我们正义的行动。布鲁克纳号召欧洲从忏悔室、禁闭室里勇敢地走出来,恢复行动的自由、干预的自由、伸张正义的自由。他在全书开篇,就用先知般的语调,发出了这样的旷野呼声:

   西方永远负罪,因此悔过的责任禁止西方阵营去评判、抗击其他制度、其他国家、其他宗教。我们往昔的罪行迫使我们闭嘴。我们唯一的权利就是保持沉默。其次,悔过的责任给那些悔罪的人带来拯救的安慰,以为克制和中立就会给我们带来救赎。不要再参与,不要再卷入当前的事务,唯有一个例外:从前我们压迫过的,现在我们一定要支持。(第3页)

   作者对欧洲的前景非常担心,因为他感觉,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非洲、亚洲、近东、全世界都在欧洲门前叩关,他们都想趁欧罗巴在羞耻和自我仇恨中沉溺之时,在欧洲占一席之地”。(第4页)

   还是在全书开篇,作者已然指出,西方已分化成“好西方”和“坏西方”。前者指谦退、不言不语的欧洲,后者自然就指干预一切、插手一切的美国。到了全书最后一章,作者不无嫉恨地将欧洲和美国再次作了对比。他说,欧洲处理国际事务时,满脑子理想主义。过度的反思和悔恨,已让这块旧大陆丧失了行动能力和冒险精神。而美国则不然:负罪、忏悔没有演变为全民运动,只局限于某些校园和民主党左派,政治正确、多元文化也没有从根本上颠覆美国冒险、干预的国策。如果我们用拟人法,那么欧洲像一位稳重的老人,不断以内省和反思来折磨自己,因而变得优柔寡断。而美国仍然是精力旺盛的小青年,不断出击,不断生事,他最关心的不是正义,而是自己的权益。布鲁克纳用更加简洁的语言加以概括:“美国伸张自己的权利,欧洲则检讨自己;美国说:我要;欧洲问:我是谁?”(199页)

   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不难预测:欧洲无穷的悔恨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现在当务之急是破茧而出,恢复活力和信心,和美国紧密协作,彻底摆脱销蚀自己活力的悔恨和检讨。布鲁克纳开出了一份非常辩证的药方:“以欧洲的清醒制衡美国的热情,以美国的活力制衡欧洲的理性。”(217页)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美国悠着点儿,欧洲猛一点儿。

   《罪孽压身》这本书有理论探讨,又有时政分析,文采飞扬,宛如一部哲学诗。这里面有后殖民,有弗洛伊德,有尼采,有国际政治,满篇飘洒着法国式的格言警句。批评理论和时政评论水乳交融,文字又酣畅淋漓,这样的书实不多见。作者不满意看到一个谦退、谦卑,在忏悔室里虚度时光的欧洲,所以《罪孽压身》实际上是为欧洲唱的一曲哀歌。它悲悼的是那个谨小慎微、纤细敏感的欧洲,呼唤一个肌肉发达、孔武有力的新欧洲。

   自我治愈

   对一部政治如此不正确的书,要作出政治正确的回应,实在太容易、也太廉价了。作为一名中国读者,我的读后感会更加复杂。首先,我觉得作者刺耳的呐喊自有他的道理。从前的大户人家,如今家道中落,还免不了牢骚满腹,更何况从前的世界霸主,现在眼见着从统治的高位滑落,表达怨艾、自责,就算夸张些,也都在情理之中。抱怨是人家的权利,中国可以不高兴,欧洲自然也可以不高兴。作为旁观者,我甚至不厚道地希望多听到这样的怨怒之声,至少更能让人相信世界格局正发生实质的变化。作者为2010年的英译本写了一个跋,里面对欧洲衰落的现实有清醒的认识:“西方长期的霸主地位始自欧洲的文艺复兴,在新大陆得以延续,如今这个地位已经终结。正在开启的历史,我们不再是唯一的玩家,这历史也不再听凭我们的摆布。”(223页)作者对欧洲的疲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欧洲究竟有多不幸,如何计算欧洲的不幸,欧洲的“悔恨强迫症”和其他前殖民地国家的不幸摆在一起应如何计量,这些当由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和战略专家作更深入的研究。我更感兴趣的是布鲁克纳提出的两个比较宽泛的论点,姑且称之为“自我治愈”和“共同忏悔”,想在这里提出来稍作讨论。

所谓“自我治愈”,是作者为欧洲所作的一项主要辩护。首先,作者坦承欧洲在历史上制造过种种灾难,这是他光明磊落的地方。但是,作者还强调,欧洲虽然犯了错、犯了罪,但没有一走了之,反而从自身当中孕育出补救的手段。就拿贩奴来说,“欧洲建立了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但它也产生了废奴主义,并且先于其他国家结束了奴隶制。欧洲犯下了最可耻的罪行,但也赋予自己消除罪行的手段”(第28-29页)。作者随即打了一个奇怪的比方:“欧洲就像一个狱卒,把你投入监狱,还把打开监狱的钥匙塞给你。它既给世界带来专制,也带来解放。它派遣士兵、商贾和传教士去征服和剥削遥远的异国,但它也发明了一种人类学(an anthropology),提供从他人眼光观察自己的方法,在我中看到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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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高峰枫,《古典的回声 二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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