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2年8月16日，由《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与《云梦学刊》共同主办的"南湖藏书楼上谈著书"研讨会在南湖藏书楼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南京大学、湖南理工学院、岳阳市八中、岳阳市巴陵中学等学校的师生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南湖藏书楼楼主、《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主持开幕式并致辞，北京大学团委研究生与青年工作部部长石运佳、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柳春蕊、南京大学出版社高校教材中心主任蔡文彬分别讲话。研讨阶段由《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主编、政府管理学院2011级博士生程熙主持。这里选登的是部分发言稿。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蒋诗婷、杨厚均、锺兴永、卢英宏、杨年保、李蜜、周庭乔、周雄刚等。参加研讨会的还有曾晓剑、刘晓红、刘伊葭、余晶、童曼娜、李志美、童亦劲、万萍霞、徐颖、黄苏丽、何娟、郭夏、刘垠杉等。

引 言

余三定

（湖南理工学院《云梦学刊》，湖南 岳阳 414006 ）

非常欢迎各位光临南湖藏书楼！

我先讲几点意思。

第一，关于南湖藏书楼。修建南湖藏书楼纯粹是个人（包括我和我夫人朱平珍）的爱好，主要是为我们自己的阅读和研究服务。前不久，我看到一篇文章，该文提出读书是自己的事的观点。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这种观点很能给我们以警醒和启迪，那就是自己把书读好就行了，不要去勉强别人。读书既然是自己的事，但我们今天还要搞这样专门谈论读书、著书的活动，这似乎有些矛盾。但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喜欢读书的人，有喜欢读书的共同志趣和爱好，没有任何勉为其难的因素，也就是说大家是以书为"媒"很乐意地聚到了一起。我与柳春蕊老师，就是因为读书、写文章而认识并成为好友的。这样来看，我们的行动和观念就不矛盾了。近三四年来，南湖藏书楼成为了学界同仁和文友们快乐聚谈的一个场所。柳春蕊已来过多次了，我的老师李元洛、李凌烟等各来过3次，我的好友、湖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周发源和副主席汤建军专程来过，等等。同时，南湖藏书楼还成为了开小型研讨会的一个场所。第一次来这里开研讨会的就是《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即2010年7月13日由《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和《云梦学刊》联合举办的"南湖藏书楼里话藏书"研讨会。 第二个来这里开研讨会的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老师，即2010年10月23日在南湖藏书楼举行的"第二届'旭日佛学多学科学术对话'"，是麻天祥老师提议来这里开研讨会的，那次来了二十多位学者，包括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朱志方等著名学者。今年6月，刚刚卸任的原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来此举行了"关于故宫学及其发展"座谈会。2011年12月，柳春蕊等来此举行过"《青年读本》第三辑选编研讨会"。《北大研究生学志》是第三次专程来这里开会。还有安徽的《学术界》杂志社、《湖南社会科学》杂志社、湖南社科院文学所、湖南省作协等单位来此开过会。

第二，关于这次研讨会主题的选择。为什么选择"南湖藏书楼上谈著书"这个主题呢？对于此次的选题，我和柳春蕊、王巍等作过多次沟通。选择这个主题的原因有二：一是考虑研讨会的连续性。《学志》在这里是开第三次会了，第一次的主题是"南湖藏书楼里话藏书"，第二次的主题是"南湖藏书楼上好读书"，今年是第三次。三次研讨会既各有侧重点，又有一定的连续性，以前已经谈过"藏书"、"读书"的话题，所以这次就谈"著书"的话题。二是考虑研讨会主题的社会性、现实性。现在真正的读书人是越来越少了（我个人认为真正的"读书人"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真正喜欢读书；二是同时读读专业以外的书；三是具有一定的藏书；四是能写书，这个"写书"是广义的，包括写文章、写笔记、写日记、写博客等等）。我和柳春蕊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他给我回邮件说：本次论"著书"，我觉得非常的好，有学术意义。目前，是一个言说充分自由的时代，著书已不复性命之学，而与商业行为紧密相连，只要有钱出版社都愿意出。这导致大量的纸张浪费，也混淆视听，让人无所适从。所以，我认为要在心态上严肃看待著书，著书要尽可能认真，文章不写半句空，既为自己负责，更为考虑读书。柳春蕊的上述观点我很赞同，这说明我们今天研讨的这个题目很有现实针对性，很有社会意义。

第三，如何深入开展讨论。我建议，一是对"著书"要作广义的理解，换句话说就是指"写作"， 包括写文章（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写论文）、写笔记、写日记、写博客等等。二是已经"著书"过的朋友要尽量谈自己的著书体会、经验。三是面对今天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谈"著书"的误区，可以展开对现状的批评。

第四，谈谈我个人著书的一些体会（这可算作是我的发言）。其一，我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主动关心社会、关注现实。知识分子关心现实似乎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参与现实变革，比如直接为官，直接干预社会，这样做也许对社会的作用更直接、更大；另一是做学术研究，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影响社会，推动社会的前进。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尽可能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去影响社会，为社会的前进贡献微薄之力。因此我的学术研究大都具有现实针对性，我选择的研究课题大都具有时代性。比如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文坛岳家军论》（1994年）是一部专门研究新时期岳阳文艺现象的书（可谓是对现实问题的近距离跟踪研究），我和几位同事合著的《新世纪文论》（2007年）是一部针对新时期重要文艺现象发言的论文集。我在当代学术史研究领域出版的几部书如《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1998年）、《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2005年）、《当代学术史研究》（主编，2009年）、《当代学术史研究八年论坛》（主编，2012年）、《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2012年）等等，从书名就可见出其突出的时代特点。其二，我在文风上坚持不说套话、空话，一定要说实话、真话，说自己的话。总之，自觉地关心社会、真诚地讲实话，就是我的著书（写作）追求和特点。

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的目标

石运佳

（北京大学 团委会，北京100871）

非常有幸能来到位于洞庭湖畔、历史悠久的湖南岳阳参加《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与《云梦学刊》共同举办的第三次研讨会"南湖藏书楼上谈著书"。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我们这一行对余三定老师为代表的湖南理工学院各位老师多年来对《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的成长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我们北京大学师生一行是抱着南下取经的心情来到早已耳熟能详的南湖藏书楼，我也非常珍惜此次与各位朋友共同分享关于著书的体会。作为一名共青团干部，思想教育是我们的主要工作的主要内容，在此我结合自己的一些工作体会和著书这个主题从人和事两方面谈点个人的感受。

作为一名青年人，我们首先要有一颗感恩的心。2010年《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百期庆典活动时，我刚刚回到团委工作不足半年，用青年人常说的一句话是还比较青涩。那个时候与余三定老师结识并结缘！从相识至今，我深深感受到余老师对《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及编辑同学们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自1985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学生自主管理，着眼于学术交流、学术创新，倾力打造研究生的学术展示平台，是目前国内高校唯一一份由研究生自主承办的人文社会学学术季刊，是内部交流材料。而《云梦学刊》创刊于1979年，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是全国百强社科学报。从刊物的地位和影响力角度来看，就是《云梦学刊》这双大手在牵拉着《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的小手在不断进步，而且这样的牵手是一种重视，是一种关爱。我们也希望继续能保持与余老师以及《云梦学刊》良好的合作关系，坚持学术为本的思想，将《学志》的工作不断推进。所以作为一名青年学子，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铭记这段历史，尊重这段经历！只有这样，也才会让青年人更加珍惜自己所继承和所拥有的机遇，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同时，作为一个北大的学生，除了拥有一颗感恩的情怀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信念和远大与宏伟的目标。因为作为北大人，在一定程度上讲，所承载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责任，因为你们处在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端，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中的精英，那么就不可避免的承载起更多人的希望。北京大学110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与国家繁荣、民族昌盛共呼吸，共命运，始终挺立在历史发展的潮头！作为在不断发展和成长中的北大学子，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了坚定的信念，有了丰富、扎实的知识，有了基层生活的历练，才会拥有真正的家国情怀，才会实现个人目标和报效祖国的人生理想。

今天从著书这件事来讲，我个人认为，著书质量的提高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要尊重事物发展和学术发展的规律，求真务实，强调以学术质量为核心的观念。你的文章和著作只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才真正是学术发展和创新的完整体现。人是万物之灵，正在不断的改变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在这个学术不断创新、科技不断进步、信息不断快速膨胀的现代社会，著书从过去主要作为一种学术创新和传播的手段，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出书成为一种热潮，使得书变得良莠不齐，而且让读者觉得手足无措，难以分辨！对于这种风潮，有志于学术探索和创新的青年人，如何来著书，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以人为本，在思想上树立学术为先的意识，兼顾社会实践活动对学术创新的有效补充，之后把著书立说的工作做好、做扎实，把事做好。在学术传播和创新过程中，提升个人的理论基础，在学术知识的普及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

言说的德性

柳春蕊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100871）

早先有竹帛，后来有纸张，现在是网络，人们言说的方式更为自由方便。人们言说的内容广为流播，其影响别人或后人者，大抵都可归入著述之列。古人强调著述者的心志，譬如写诗，要"发乎情，止于礼义"，有几层：一是强调诗歌言说主体要心志平和，顺乎天地四时的和气，把自己情志置于先王制定的大礼大法中酝酿，这样的言说中正不偏；二是强调主体的言说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本来，人们的言行举止也是一种言说，影响他人，但能留传下来的书籍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更为深远；三是人们的情感或偏或正，或激或忿，一受制于同时的名贤领袖，二受制于书籍传播，传统儒家注重心性之学，强调中庸不倚，立足的是全社会的情感，这种社会情感又常被指称为风俗。风俗关乎教化，教化常起于先儒的礼义。这是传统言说的重要经验。

在这个前提下，便有"说什么"和"如何说"的问题。人的才性有上中下，故古人常有无言、不言破和"委婉"说。"无言"就是不说，对自己洞见的历史或真理不予表述，他认为这种洞见或真理如果被言说，会引出更多的误解和谬见，真理就被曲解，甚而掩没，或只有等到几百年后，出一大圣，方能明悟，所以他对于现时段的历史政治及人物很少评述，更不留一丝一毫言论，飞鸿雪泥，东西无迹，如幻梦境，留与后世大贤以参悟；同时，"无言"也指一种言说方式，一种同乎"无言"的方式。这种方式看似轻松，洒脱，实则沉痛。因为世人多有俗见，他的言说只能戏游人世，任高明的人予以高明的理解，任低俗的人予以浅显的认识。这种言说，可以看出苦口婆心，可以看出用心良苦，可以看出圣者的言说是一种智慧，是"道"的言说。每每读这样的文字，都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真了不起，只惜陋儒或经解家将这些瑰宝误读或遮蔽了。

不言破，就是言说主体把握住了言说对象，而采取的一种空缺和留白，一鳞一爪，声东击西，玩世不恭，诙谐戏谑，言无定所。这是因为世人理解的偏差，更是因为言说主体直接面对的是君主和权力拥有者。先秦的韩非和纵横家，以及后来的策论，都是劝百而讽一。由此中国的智谋术、心术者愈来愈多，这是"道"下移"法"与"术"的层面。正因为不言破，注意言说效课和言说方式，所以让人猜忌让人诠释的空间也就更为丰富。

"委婉"说，在"道"日益被言说，被公认为是某种"知识"的时候或者常识时，"道"的神秘性和不言说性遭受弱化，这个时候有所担负的思想家往往将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下移，即当将言说内容的价值被界定为"道"，是常识性的"道"，且被认为是遮蔽，人们就不再因言说什么而用心，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言说这个常识性的"道"上，即如何言说日常伦理--这是自8世纪至20世纪前夜，即从韩愈古文运动到桐城派被"五四"健将宣告为"谬种"，横贯在中国历史上长达12个世纪的重要思想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诸多重要讨论，比如说，言说主体究底是以个体为本位，还是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即"情"的归属问题（明代中后期有集中论争）。讨论不外乎两方面，一是强调言说主体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在12个世纪历史中，这个道德修养是按照"道统"谱系规定下来的潜在文字里的一种德性，传统的"文如其人"，也被界定在这一领域；一是言说方式上，要"诚"。即修辞问题，"修辞立其诚"。从这里引申开来的有，"言之有物"，言说内容是"及物"的，是有调查的有研究的言说，文从字顺，深入浅出，不以文浅陋，用语清明，文法雅训，合乎汉语言的表达规律。这个时期，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古文家。今天我们的写作和言说，受古文家思想的恩泽尤多。

现代社会强调的是个体的独立性，"我手写我口"，彰显的是人的存在，人人都有表述和被表述的权力。在近一百年进程中，个体的表述力空前壮大和集体强化，"语言"的弹性和张力被空前拉大。语言作为一个世界，潜在进行了一场革命，不再是人们在表述语言，而是语言表述我们的意志，"语言"本身已构成一种模式和结构，它的精致和绚丽，让人们惊奇、怀疑和顺从，甚而归顺。如果说，"五四"前后，新旧言说习惯和理念之争构成思想家论衡的焦点，那么今天所讨论的早就不止于言说自身，早已不是新旧问题，而是语言与图像、语言与其他物质媒介的争论与袭蚀，包括身体、建筑、城市、环境、性别、网络，长达12个世纪积淀和探索下来的古典言说经验，在语言将被驱逐世界之外，在被紧缩成边缘化之时，它们在今天的意义，是将被重新提出遭受"落水狗"的奚落？还是索性把它们归入自然博物馆？人们顺着这无休止的图像和其他媒质一起疯狂、漂泊、集体迷茫下去吗？

这是一个考验群体知识分子的新时代，同样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言说什么"和"如何言说"的问题上，我们是否如"五四"健将们的努力？有他们的身姿，尝试创造这个世纪的新言说呢？今天的讨论，若是进入这个话题，那么它的意义早已超出"著书"、"读书"、"藏书"的范围，而是一个太阳即将破晓，跃出东方地平线，有思想且能开启新思想新潮流的时代了！

好书带给我编书的愉快

蔡文彬

（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 210093）

很荣幸利用暑假探亲的机会回到我的家乡岳阳，来到家乡的最高学府--湖南理工学院，参加余三定教授组织的此次"南湖藏书楼上谈著书"研讨会。刚刚参观了南湖藏书楼，其藏书规模恐怕为我社近30年出版的样品书库所不及，令人震撼。

今天大家的发言都很专业，而我只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不敢对"怎样著书"进行高谈阔论。因为编辑过程主要是对作者的书稿进行加工，从书稿的思想内容、版式方面把关，做一些文字加工和词句修饰，对书稿提出一些合理的修改意见供作者参考等等。但是编辑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作者的精神产品只有经过编辑根据社会化的标准和要求对其进行再创造，公开发表并得到社会的承担，才能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从我个人经验来看，对于一本好的书稿，编辑加工过程中会显得轻松，心情舒畅愉快，能学到一些有益的知识；但对于语言乏味，逻辑性差，一段下来不知其意，甚至一页稿纸，到处都是改红字样，这样的书稿当然只有退稿。

我想对于一本进入出版社编辑加工流程的书稿，应该有四点基本的要求：一是思想内容符合时代要求，尤其不能有政治导向问题；二是篇章结构层次清楚，各级标题形式上统一；三是语句通顺、图表清晰、引用规范；四是好的作品应力求原创，突出特色，反映学科前沿。

著书三境界之我见

王巍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北京 100091）

王国维提出的"读书三境界"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说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应该说，读书、著书和藏书，是人类同书打交道的三种最常见的方式，互相之间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因而，同读书一样，著书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境界，大致来看，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境界是龚自珍说的"著书都为稻粱谋"。在发生学上，这种境界需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待，一方面，这是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使然，从古至今，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得已为了谋生而写书。甚至常听到一些学者说："写书就是混口饭吃"，这大概就是更为直白的表述了。另一方面，很多人为了沽名钓誉，将"出书"看作谋取其他利益的工具。因而，有"为术"的著书，亦有"为道"的著书。这第一种境界大致还属于"术"的层面。

第二种境界就是《左传》中所说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在"三不朽"中，"立德"有赖于见仁见智、标准不一的社会道德评价，"立功"则需要由"内圣"开出"外王"，这些往往需要诸多机缘的共同作用才能完成。于是，文人们多以"立言"为矢志不渝之目标，以求通过著述和学说的流传来达及不朽。这种境界已经超越了为生存的物质条件而写的层面，但依然没有摆脱"扬名后世"的功利色彩。这是介于"为术"和"为道"之间的著书。

第三种境界："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可以说，这是著书的最高境界，既不为物质利益，也不为声名鹊起，已经超越了名与利的羁绊和束缚。同时，这种境界也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做学问，注定了寂寞和孤独，但这份寂寞与孤独也是常人所无法体认和理解的。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浮躁，忍得住清贫之人，才能体验到著书的真正乐趣。在当代学术界，这种境界愈发难以寻觅了，我们也期盼更多的学者能够以这种著书精神为圭臬，至少做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敬畏和追求。我们也更期盼现行的社会和学术体制能够给这样的学者以宽松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为"不做半句空"的著作而努力。这第三种境界是"为道"的著书。

是不是说著书只有这三种境界呢？当然不是，可以说，每一个著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一种"著书观"。更何况，中国文人还有着"述而不作"的传统。划分著书境界的标准千万种，以上只是我的一些浅见，请各位批判指正。

如何开展研究工作和著书

程熙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2011级博士生，北京100871）

我讲的东西仅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一本好的著作就是一项出色的研究工作。书的各个章节乃是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环节。

首先要指出的是研究并不等于出台政策和摆事实。每年社会科学都会出版大量的新书，但是关于某一个议题的书又大同小异，就是因为这些书只是政策报告和事实陈述，而非研究著作。几周前我师兄博士论文开题，内容关于水利建设中的政治与治理模式。评审的一个老师就他的开题报告说，不要整什么大理论、大方法，就某一个地方的水利建设通过调研，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无论是国家、市场还是社会，怎么组合，最终把问题解决就算一篇成功的博士论文了。这样博士论文岂不变成了一篇政策报告？政策报告和事实罗列不需要创造知识，这是区别于研究的最重要的一点。

创造知识就需要知道知识的边界在哪里。但是知识是无穷尽的，就像社会事实也是无穷尽的，我们做研究不可能关注每一个细节性的东西，因为没有"意义"。什么东西可以区分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呢？这就是问题。问题是一本书的灵魂。找到好的问题、有意义的问题是一本书成功的一半。

在问题的指引下，就需要对前人的文章、著作进行梳理，为了找到知识的边界。文献分好几种。一种是纯理论，比如我们本科时候学的一些大理论，结构主义、统合主义，以及新制度主义等等。读这种纯理论，直观的感受是很难应用于实际研究。然后就是中层的研究论文。这类文献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即使限定为中国研究，文献仍如海一样多。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淹死。所以关键是读该领域引用率较高的经典论文，以及最新论文。最关键的是要根据问题有选择性地梳理文献。

接着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你的见解。一般以命题假设的形式出现。然后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论证你的这些假设是可以得到支持的。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博士论文之不能称之为研究，因为他们的工作基本是从国外贩来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然后使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资料（二手或者政府报告等），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研究基本没有知识的贡献。所谓研究，乃是要有知识贡献的论文。

最后谈谈什么是好的研究，即什么是好书，值得读、值得买的书。真正好的研究不在于方法论之争、不在于事实之争，而是重新带给人洞见。社会科学虽然是对于社会事实的描述和解释，但是如何解释以及解释的深度却因人而异。高水准的社会科学作品乃是一件艺术品，而非标准化的工艺品。当然，我觉得博士阶段要先学会做工艺品，不能盲目追求艺术品，否则很可能变成次品。

从人类学思考著书以及人类学家如何著书

范忠秀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2011级硕士，北京100871）

久仰余三定老师南湖藏书楼的大名，今日有幸参观，深觉叹为观止。在此琅嬛福地与诸位一起交流，向师长们请益，也是后学的幸事。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谈著书"，晚辈于学术探索，远未登堂入室，下笔只有一二习作，绝不敢妄称著述，今日只能结合自己专业所学，略谈一点思考的体会，以求教于方家。

我自己的专业是人类学。今天在此，希望可以从人类学对著书的思考和人类学家如何著书两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想法。

虽则人类学一向给人专注研究"无文字社会"的感觉，但还是有许多人类学家致力于思考文明沧桑变迁中"书写的魔力"。在此，我愿意提出四位学者的事迹，这四人虽然不都是人类学家，但其思想对后来的人类学思考甚有启发，在人类学界引起了相当的共鸣。

其一为张光直先生。张先生长期致力于上古中国文明的探寻，在其研究商文明的力作中，张光直先生提出古中国的王权一直与对书写的权力之控制不可分，而这种控制，导源于古人对书写撰述的敬畏（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的神话，即为其体现），认为书写乃是天地人神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字构筑的世界自有其灵力，是王权宇宙观图示的再现。这一系列思考近年得到美国人类学大家萨林斯的回应，更将其拓展至对"神圣他性"的比较文化研究框架中。其二是沈从文先生。沈从文先生不仅以小说创作名世，其晚年论述尤多对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深刻思考。我在此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他的两个文本。一是抗战胜利后他自西南回到北平，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呼吁"我们现在要提倡一种新神话"；另一是1959年左右他在一封私信中提出似可将古代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诸多思考视为一种"抽象的抒情"。沈先生对于著作的抒情本色，对于书写之"物色缘情"而深具神性的特质极为注意，后来治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者进而提出中国的"抒情传统"这一宏观命题，而此一传统对于人类学对中国的文化想象，是极大的挑战，尚未得到充分回应。其三为李泽厚先生。李泽厚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若干著作可以说总结并进一步阐扬了两位前辈的观点，以"巫史传统"回应张光直，以"情本体"的总体美学-哲学框架回应沈从文，但李先生将之进一步推进至"文化心理积淀"的层次，实指出著作之所以是足以让人不朽的立德大事，就在于其展现了一个人完整的意义理性世界。在此，李先生的判断与今日人类学中文化心理学一翼的若干论说若合符节。其四是余国藩先生。余先生久居海外，擅于从一比较文学与文化的视角来讨论传统中国思想的若干命题。其对中国文学撰述的宗教性的阐发最为精妙，而能自觉地将古代知识分子的"宗教意识"与其对"情"的理解放在一起加以讨论，起到相互发明的妙处，由此，余先生提出，中国古人的著述亦有其宗教情怀在，而这种情怀的核心，还是一种对"情"的认知。

总结这四位学林先贤的思考可见，前人对著书的神圣性、对其中的道德体验和情感内蕴有着充分的体会，这是今日我们值得注意的。

人类学家的著书，有一独特的文类，即为民族志。考其语源，此词指称的实是常人生活世界的总体描述的意思。人类学家通过长时期的田野工作，进入一方人民的生活世界，试图写下一部深描与深思兼备的作品，以其对人文世界的反思性考察和对大量充满意义细节的铺陈引起世人的关注。其中精义，或可以"漂泊的洞察"概括之。这样的著作，需要想象力与思辨的能力，但又不仅仅是空幻的想象或空疏的玄思，更是怀有同情之理解的深入求索，保持反省能力的一种精神对话。近年人类学界开始兴起"写文化"之风，诗学与政治的交响成为新的人类学书写的主旋律，但这种著书的新风格是不是一种价值观的暴力，引起诸多忧思。在此时刻，以"情"为关键词的中国书写著作传统，似乎更有引起对话的价值。

问题意识和著书

俞祺

（北京大学 法学院2010级硕士，北京100871）

我此次带来了两本书，一本由中国学者撰写，另一本由美国学者撰写。仅从两本书的目录看，我们似乎便可以发现一些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并不足够清楚，基本还是采用了一种教科书式的写作方法；相比较而言，美国学者的著作更注重对于问题的梳理，而不是对概念的界定。前一种写作方式不利于论文逻辑结构的充分展开，严格来说不能算一种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但长期以来，在本学科内，这种形式的论文或著作却长期存在，不知其中原因何为？

另外，学术研究某些时候似乎和时代的命运紧紧相连，在一个问题集中发生的时代中，学者们是幸运的，因为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可以研究。但是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时代中，重大问题极少，作为一个学者所能做出的贡献也相对会受到限制。这与诗人写诗有异曲同工之处，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

性别和著书

戴地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2011级硕士，北京100871）

非常高兴能够与大家相聚于南湖藏书楼，南湖楼上好藏书，藏书楼上藏好书。我也想就著书话题，结合自己的专业和研究方向谈一谈"著书与性别"的问题。

刚才有机会到各藏书间看了看，感触颇深。文字作为人类所也拥有的一种符号，承载着信息传递和文化传承的功能。但是，在余三定老师的藏书中，我通过目测估计，可能其中收藏的来自女性作者的著书不到10%，实际比例甚至可能要远远低于此。所以，首先，我想谈的一点是著书的主体。藏书中的性别失衡并不是由于藏书人的性别偏好，而是与更大层面的著书、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过去的女子谨遵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所接受的教育也是服务于家庭，女性能够突破家庭的边界去学习读书、在公领域里有所作为。历史中留下的女性声音很小，留下来的书籍记载多为男性所著，其内容也都是反应公共领域中男性的贡献。这在很大层面上都忽视了女性的主体性，漫长的人类历史可以说是男性史。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进步，人们著书、出版的数量也随之增加，这一点也为女性书写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在宋、明、清时期，在大环境、技术、个人能力和时空条件的允许下，开始有女性著书明志，比如宋代五姐妹里的宋若昭，她的《女论语》深深地规范着内闺阁中的女性。她写书是为了扬名和实现自身的价值，并不是为维护广大底层女性的利益。宋若昭书中"语莫掀唇、行莫抬头、笑不露齿"等脍炙人口的条条框框，即使在当今也是人们对女性的刻板要求。当然，今天坐在这里参与研讨的人中有近一半是女性，这也反映了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并努力成为知识主体。

其次，是著书的主题。有人出于爱好而读书写字，有人出于考取功名而读书……著书的目的也因人而异，尤其是在商品化气息浓厚的现代社会，很多人为了金钱、社会地位纷纷写书；社会风气比较浮躁，很难有跨学科的大家。当然这也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著书成果丰厚一方面反映了出版数量的增多，也带给人们更多的文化盛宴，产生许多精华之作，但也隐匿了许多垃圾信息。而著书，尤其是学术成果的产出生产周期长，像许多经典都是耗尽作者一生的心血，所以那些所谓的高产量作者、或者受利益驱使的人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出书，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不仅如此，对于好书的评判标准也得注意，如何从个体走向多数人的群体，以及什么样的书才是有价值的。现在的学科划分越来越细，隔行如隔山，其著作也往往是局限于单一的视角下。虽然现在有很多女性，她们可以通过电子网络平台或者纸质媒体来写书，但她们也都是迎合市场的需要在写东西，像"如何成为一名成功女性"，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反思。

最后，我想说的是著书与传播。从著书到出版，这本身就是一个传播的问题。而在大众传媒对日常生活影响极大的今日，随着消费主体也在扩大，传播的主体和内容背后受阶层、性别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因此，如何评判书籍的价值还需要时间的考验。这其中如何权衡利弊，并进行筛选也很重要。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著书写作的多维面向

武宏琛

（北京大学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2011级硕士，北京100871）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著书写作和日常交谈一样，也是一种借助语言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感情的途径，因此也存在着会话的发送者、接受者、媒介三大主体，包含编码、解码等传递流程。就此而言，著书写作，发出者都是作者本人，然而接受者，或者说是写作的对象则是有多重面向的。粗略分来，有个人化的内向型写作和群体化的外向型写作。

面向个人的写作可以说是最为包容的，一条微博、一篇日记皆可称之为自我的言说和记录，是个人化的写作；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此对于这种类型的写作，我们作为读者的时候，也要以更包容的心态去看待，写作是人人都有的权利，表达所思所想所见所闻也是人人都有的权利。

而面向群体或者他人的写作，则是受限的；正如会话交际原则中要求的那样，面向他人的写作，要想作品不是文字垃圾、有一定的读者群体，就一定要保证写作符合"质量、数量、方式、关系"四方面准则：首先要传递的是有效信息，不是假信息、旧信息；其次要保证语言的精炼，不是过分地堆砌或者流水句；再者要以适当的语体表达出来，不能将日常用语、网络用语过多地出现在学术写作中（当然，如果写的是网络用语调查报告，则另当别论）；此外，还要保证写作的针对性，例如：写给小孩子看的科普书，就不适宜出现过多的学术名词。面向群体著书写作的发出者遵守这些准则，虽不能完全保证著作的高水准和思想性，但起码能保证著书写作的良好风气，日积月累，自然有经典奉献于世人。

著书的态度与快乐

李灿朝

（湖南理工学院 文学院，岳阳414006）

《北大研究生学志》师生一行，在暑热尚未退尽的假期远道而来岳阳访问交流，令人感佩。《学志》与《云梦学刊》的多次交流合作，勾连起未名湖与洞庭湖（南湖为洞庭湖的子湖）的文脉，从"话藏书"、说"读书"，再到这次的"谈著书"，这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很有意义。在当今社会风气普遍浮躁的背景下，还有人能如此淡定地坐拥书楼，浸淫于翰墨书香，实为难得。我们得近水楼台之便，在南湖藏书楼因书结缘，临湖畅叙，真乃人生之一幸。

现今著书的环境、著书目的与传统的著书有了很大不同，那么我们该持一种怎样的著述态度？当今时代言论充分自由，学者文人不复有龚自珍诗所言"避席畏闻文字狱"之苦。著述环境宽松、出版门槛降低，这是一把双刃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盛，但另一方面也导致泥沙俱下，产生了大量的泡沫文字、泡沫学术。著书、出书不再是学者文人的专利，谁都可以公开出版著述，这便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无创造性的重复劳动。

在著书目的上，现代学人带有较强的功利性，"著书都为稻粱谋"。高校工作者大多为职称而著述，以适应现行的评估体制，因为论文、著作的数量在高校成为了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的重要标杆。文学创作上也是适应市场需求，追求利益最大化，摆出所谓先锋的姿态，用身体写作，兜售个人隐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以搏眼球。当今的学术气候、学术机制已经很难让人把著述当作一项神圣、庄严的事业。中国古代儒家倡导"三不朽"的价值观--立德、立功、立言。著书为了立言，立言为了传世，像《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追求的是不朽。当今不为稻粱谋，真正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的乃为少数，余三定《论胡绳的治学精神》一文中，认为胡绳是为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进行学术研究，此乃真正的学者，大多数人对学术的终极目标很迷茫，难以达此境界。

古人将"立言"视为"三不朽"之一，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待著述的态度是谨慎的。孔子坚持"述而不作"（孔子整理六经实际上是寓作于述，或曰既述又作），虽是一种自谦，但表明了一种态度。一些大学者也不轻易著书，如黄侃先生"不到五十不著书"，此论不一定可取，但对著述我们确应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急功近利、剽窃抄袭的速成产品难免"速朽"。在著书态度上，每个人都应该做到有学术感悟、学术冲动才执笔，情动于中不得不发，就如春蚕吐丝欲罢不能，这样的著述经过才不会是苦差事，才能"找回失落了的学术情趣"。就个人体会而言，我在写作《越水悲歌--明末清初越中文人及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充实的一段时光。心无旁骛地阅读、思考、写作，别有一番滋味，那种灵光乍现、豁然开悟的文思，以及吉光片羽的思想火花的迸发，让我感受到了写作中最深刻的快乐。正如南湖藏书楼主余三定老师所言，著述的快乐，是进取的快乐，探索的快乐，发现的快乐，成功的快乐。

我今天主要是来聆听《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同仁们的高论的，既然主持人点到我，我就粗浅地说这些。最后感谢在座的南京大学出版社的蔡文彬老师，初次谋面就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我的书是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请转达我对左健、金鑫荣老师的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