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登谅:试论人本主义对当代中国刑事司法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4 次 更新时间:2012-08-18 15: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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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登谅  

  

  摘要:人本主义哲学在西方影响甚远,不仅在社会生活领域,也在法学领域。其对于当代中国刑事司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人本主义自身存在一些无法解决的弊端,因而我国的刑事司法应在深刻解析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人本主义思想,并真正有效地推进人权保障。

  关键词:人本主义、刑事司法、危机、反思

  

  伴随着中国司法改革的推进与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我国的刑事司法中以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为代表的“人”的主体地位不仅得到了确认,而且对于他们的有效保护正逐渐成为各项改革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与此同时,改革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一是,对于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呈日趋完善的同时,配套的诉讼制度尤其是针对办案人员的程序性规制仍显落后;二是,尽管目前还无法实现对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给予同等的保护,但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二者保护的不均衡状态正严重影响到刑事司法的公信力;三是,一些新型诉讼制度的尝试,例如刑事和解制度,由于缺乏充分的论证和辨析,以至于司法实践中常常遭到人们的误解和质疑。由此,笔者认为当前的刑事司法正面临着一场比以往更为严重的“人本主义”危机,这肇始于对于“人”的关注与保护,却受制于诸如观念的滞后、制度发展的迟缓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当我们给予其更多关注的同时,需要对相关问题作出较为深刻的反思,并籍此推进对于“人”的真正保护和司法制度的完善。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简要回顾

  

  众所周知,人本主义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其内涵是相当复杂的,在讨论人本主义时我们常常会遭遇语义学和语用学上的纠缠不清。究其原因,与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不无关系,在不同时期,人本主义的提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针对对象,因而其内涵和外延难免会有差异。对此,西方的思想家是这样总结的,“它(人本主义)可以是早期人道主义者在希腊人中发现的生活的合理平衡;它可以仅仅是对人文学科或纯文学的研究;它可以是伊丽沙白女王或富兰克林一类人物从宗教禁锢中的解脱和对社会的一切方面所表现的强烈的兴趣;它可以是莎士比亚或歌德一类人物对人类一切情感的描述;或者,它可以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准则的哲学”[1]。不难发现,人本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对于人的价值的一种肯定,只是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倘若要对人本主义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的话,我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人本主义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当时人本主义思想是针对神本主义提出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猛烈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神性”,用人的世俗幸福反对封建禁欲主义,主张个性的解放和自由,张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这一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注重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张扬,而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对个人幸福与快乐的追求。

  其次是在19世纪的德国,由费尔巴哈创建的人本主义哲学。费氏首先把人本主义原则引入了哲学,他反对宗教神学和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他指出,是人创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人不是上帝的产物,而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界是唯一独立的客观存在,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以自然界为基础并和自然界处于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之中。

  具体来说,费氏的人本主义思想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2]:第一,关于人的自然属性,费氏认为在费尔巴哈看来,自然界是无意识的实体,在时间顺序上具有第一性;人是有意识的实体,虽然在其发生的时间上是第二性的,但在地位上则是第一性的;第二,关于人的社会属性,费氏认为, 孤立的、个别的人,不管是作为道德实体或作为思维实体,都未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第三,关于人的理性,在费氏看来,人之与动物不同,决不只在于人有思维,人的整个本质是有别于动物的,不思想的人当然不是人,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思维是人的本质的缘故,而只是因为思维是人的本质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和属性;第四,关于人性与神性,费氏指出宗教是人跟自己的分裂,人自身本质的对象化和异化是宗教的秘密。应当摧毁神学宗教,取而代之的是爱的宗教,把爱作为克服宗教异化和实现人性复归的根本手段,从而达到人的存在和本质之间的和谐。

  第三个阶段,一般是指现代西方的一种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其核心内容是,以人以及关于人的人文学科为对象,强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来进行哲学研究。[3]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人本主义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的派别对于人本主义的界定并不一致,且关注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例如美国《哲学百科全书》指出:人本主义是指任何承认人的价值或尊严,以人作为万物的尺度,或以某种方式把人性及其范围、利益作为课题的哲学。简而言之,人本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准则的哲学。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开创者叔本华认为,对于人,应从内心深处去找,就可以发现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即情感、欲望或意志,而意志最根本的属性就是生存。只有生存意志才是本体、自由之物,整个世界就是生存意志的世界。另一位哲学家尼采继承了叔本华的思想,他提出了“权力意志”和“超人”。权力意志指的是生命中内在具有的表现、释放、改善和增长自在生命力的欲望,其基本特征是冲动和创造,它来自于人的生命本身,并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的生命是一个不断地自我表现、自我创造、自我扩张和自我完善的活动过程。[4]

  由上可知,人本主义自从产生以来就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宏观上看呈现出递进式的发展。总的来说,西方的人本主义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人”取代“神”成为世界的中心,以“人性”取代“神性”。在社会生活中,强调人的地位、价值、尊严,肯定现实人生和世俗生活。尊重理性,强调个性自由。

  第二、强调人应该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个人都有权捍卫自己的幸福和尊严。

  第三、人本主义一般是以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常常忽略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因而易受学者的责难。

  

  二、人本主义在当代中国刑事司法中的体现

  

  就当代中国的刑事司法而言,人本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理念得以确立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我们认为,刑事司法中所有问题的解决最终都是指向秩序的恢复和“人”的合法权利的维护,而若要实现这一目标则不仅需要有理念上的支撑,也需要有具体制度的保障,因而人本主义若要确立就不能仅在某个方面得到贯彻,而是需要全方位的贯彻。在当代刑事司法中,人本主义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体现:

  第一、人本主义在刑事司法理念中的体现

  刑事司法理念是一个体系,每一种理念都应当反映某种价值追求。那么,以人本主义作为哲学依据的刑事司法理念就应当体现人本主义的基本要求,即在刑事司法中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在加强对被害人保护的同时,也应确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维护其合法权益。在自由和人权的问题上,人本主义给出了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法律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对人的权利的保障。

  在如何对待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问题上,传统刑事司法往往将其视为诉讼客体,司法官员可以对其采取各种残酷的手段迫使其承认罪行。显然这一做法绝对不是以人本主义作为执法理念的。但是,在当代在很多案件的办理中,办案人员仍然无视法律的明令禁止,滥用职权使用刑讯的手段来查明案件真相,在此过程中人本主义仍然只是虚无缥缈的事物。有鉴于此,现行刑诉法十分重视对诉讼参与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尽管它没有直接确定无罪推定原则,但却作出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取消了收容审查,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5],这些规范表明人本主义的确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而就理念而言,又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和审判中立为基本要求的程序公正理念。与传统的实体公正的理念相比,程序公正的理念则不仅关注对于犯罪的追诉,同时更加关注追诉犯罪的程序是否公正,是否体现了对于人的尊严的尊重和基本权利的保障。这一理念所透露出的信息表明,当代刑事司法所追求的目标不再是单纯的犯罪追究,而是包含了更高的价值追求,即注重对不同的诉讼参与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保障。而程序公正理念的贯彻又具体表现为:作出裁判的主体与负责追诉主体相分离,以避免追诉和裁判职能合一所可能导致的不公正;由控辩双方分别行使控诉权和辩护权,并通过诉讼程序来维持一种相对的平等,以避免出现控诉权明显压制辩护权的现象,进而防止刑事诉讼被异化为一种行政治罪程序;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应保持中立,既不偏向控诉方,也不偏袒被告方,只有如此其所作出的裁判才能具有基本的公信力。

  其次,是权力制约的理念。在刑事司法中,典型的国家权力表现为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这三种权力的行使直接影响着嫌疑人、被告人乃至被害人的合法权利的保护。一旦上述国家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话,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就有可能成为受侵害的对象,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往往也很难保障。对此,我国选择了“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程序制约权力”的两大路径,前者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原则,明确了诉讼中各机关在何种场合下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来监督制约其他机关,尤其是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法律监督权来监督侦查、审判机关的职权活动;二是依据宪法规定的公、检、法要向人大负责,人大可以在一些场合下使用特殊方式监督司法机关的办案活动。后者主要是通过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诉讼程序来加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特别是如果存在滥用权力的现象时,当事人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提出控告,但总的来说,这方面还有待于完善。

  最后,兼顾公正和效率但公正优先的理念。我国著名法学家陈光中先生曾在演讲及其文章中多次强调,刑事诉讼应当兼顾效率和公正,但二者相比较之下,公正的价值应当优先于效率。尽管近年来司法的效率广受重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就出台了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司法解释,旨在简化一些案件的审理程序以提高诉讼效率,又如很多的基层法院在办案中尝试运用刑事和解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这不仅有助于化解矛盾也可以提高办案的效率。但是,从根本上讲,倘若刑事案件的审理抛开公正这一核心价值的话,刑事诉讼就有可能偏离正轨。我们说可以为了公正而牺牲效率,却不能说为了效率可以牺牲公正。

  第二、人本主义对“真实观”的影响:由“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

  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准确作出判断,有必要先查明相关的案件事实,而究竟怎样的案件事实可以成为定案的依据呢?对此,我国的刑诉法受到了“客观真实说”的影响。客观真实说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由原苏联的学者在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民事诉讼中形式真实学说的基础上,作为形式真实的对立物和替代物提出的。后来被原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反映社会主义诉讼制度特征的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6] 它要求法院采取所能做到的一切方法来确定在客观现实上曾经发生过的案件实际情况,并以此作为裁判的依据。应该说,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客观真实说”所要追求的目标往往难以实现,是一种“事实的乌托邦”,其关键缺陷在于对客观真实的僵化追求造成人们对于诉讼中价值判断的漠视和扭曲,为了追求客观真实,常常不顾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而滥用国家公权力,实践已经证明“客观真实说”并不能推进诉讼文明的发展和人权保障的进步。

  于是,在反思传统客观真实的过程中,学界提出了“法律真实说”。简单来说,法律真实是司法工作人员运用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标准。与“客观真实说”相比,“法律真实说”吸收了“正当程序”的价值理念,且更加具体、现实,是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它较之前者片面地追求“客观真理”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对此,张志铭教授有过较为精辟的概括,“法律真实”这一概念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促进了对裁判过程中案件事实认定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体现了法律界职业意识的萌发和对社会生活现象的专业角度的精确思考,以及在司法裁判正当性基础方面作出更加合理的阐释的努力。它使笼统而难以操作的“客观真实”概念转化为体现司法认知特点和要求、现实而可操作的概念。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案件的真实情况往往是历史的、待证意义上的事实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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