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次社会科学的学术研讨会上，一学者的概念遭到与会者的批评，批评者认为概念不能涵盖作者要表达的内涵。该学者回应称，原本想采用的概念是个敏感词，为了研究的顺利进行，所以使用其他的概念。

学术研究遭遇禁区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大量的研究禁区一个结果就是学者避重就轻，主动规避禁区，选择不敏感的研究地带。

除了研究禁区之外，还有广阔的研究领域，学术不自由、研究禁区林立看似只是影响了部分的研究。但其结果绝不仅如此，更恶劣的后果在于它使得研究者失去做好的研究的动力，良币驱逐劣币，差得研究驱逐好的研究，学术研究质量低下。

此外中国学术界的其他丛生的乱象也在摧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和地位。以下乱象在学术界一定不少见：

山头林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不求对话，不求承认，只求结果，自娱自乐，一时间制造多少无用、无意义的学术垃圾。不求对话，不求高质量的研究怎么能够真正地促进学术的进步？

功利的学术研究：为了获取教职、评职称、科研考核、项目经费等需要，学术文章求量不求质，天下文章一般抄，学术文章粗制滥造，有多少学术真金白银？有多少学术论文具有学术价值，有基本的假设、概念、论证、检验等基本学术要素。

社交式的学术研讨：重点不是为了学术交流，而是为了情感的需要，学术圈子你来我往，相互吹捧，相互支持。相互吹捧出来的学术成果不是学术的真金白银，也经不起理论和现实的检验，终究会被扔进垃圾桶。

吃喝玩乐型的课题研究：调研是什么，访谈半天，吃饭2天，游玩2天的游戏，是获得金钱的游戏。游玩回去之后再好好搜资料，凑报告。

为政府背书的研究比比皆是：高校为了获取课题经费，或为了增进与政府关系的需要，大量参与政府性课题，为政府决策背书，政府和高校及研究者各取所需。各个省都有政策先行，背书随后的现象。政府制定政策，直接找研究者参与，或者请研究者论证其合理性，为其背书。而很多的研究者也患上了“政府病”，总是想着为政府服务，为政府出谋划策，研究报告写得像政府工作报告，清一色是XX是什么、怎么样、有什么特点、应该怎么样、政策建议是……

杂草丛生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实实在在地在摧毁社会科学的价值和地位，以至于前几日某哈工大教授敢于直接称读文史哲专业的学生是“文傻”、“文史哲……出来的人多半不具有科学世界观，反科学，爱哲学，挺中医，将贻害社会。”

而实质上社会科学不仅不是“文傻”专业，也不是“贻害社会”的专业，反而有其独特的价值。

著名社会学家艾尔·巴比曾指出：“社会科学不仅和政府和企业的欺诈、通货膨胀、失业、无家可归、犯罪、虐待儿童、偏见和歧视、环境污染、吸毒、增加赋税，以及公共服务减少等重大问题有关，而且可以为这些问题寻求解答。”

“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面对问题，并且体验如何改变世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提供了考察和了解人类社会事务的途径。研究方法也提供了通常我们不曾知晓的、揭示事物的视角和技术。”

社会科学可以帮助人类解决所面对的问题，帮助政府增进治理的能力，使得人类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如今，政府却设立无数的研究禁区，以为批评政府的研究就天然地对政府不利，应该严厉打击，孰不知打压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让政府失去提高自己，改变人民生活的机会，是一种极其短视的行为。

政府对敏感的学术研究的担心往往在于，恐惧某些研究击中政府的痛处，如政府过往黑暗的历史，或者是不信任某些研究，担心某些研究会夸大其实，引发公众的恐慌，从而加剧公众对政府的不满，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如此的思维方式也是错误的。政府如果希望实现长治久安，反而更应该给理性、科学的研究开道，鼓励其发展，而不是限制其发展，让更加非理性、盲目、嘈杂的声音大行其道，占据国家言论和智慧的空间。

如果想要人民变得更加理性、中道、科学，那就必须允许更多地观点接受挑战，在公共空间中接受多元的辩论。捂住盖子，阻挡民智的发展并不能换来统治的太平，长期来看，只可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