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为什么是“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0 次 更新时间:2012-02-25 20: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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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北师大) (进入专栏)  

  

  一、面对政治,我们为何“很傻很天真”

  

  就人的自由天性或超越性而言,人是游戏的或艺术的生物。看文艺表演、娱乐八卦的,任何时候都比看学术论著的多,用孔子直白的话说就是“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如果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而言,我们重视的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柴米油盐、亲朋好友。钱多了,寻剌激,就容易往斗鸡走狗、吃喝嫖赌的路上走,把玩古董属于“高雅”的文化行为。所以,我们的媒体近年来通过“鉴宝”“拍宝”一类节目,让中国人逐渐过剩的精力有一个正当的释放处,也算进行“文化建设”了。

  然而,偏偏近现代中国的主题是政治,是不乏光明正大,但更多的是阴谋诡计、刀光剑影的政治!中国的老百姓不想玩、玩不起,但谁都别想躲掉。很长时期,“民众革命”“群众运动”还是政治得以开展的重要形式。中国人早就厌恶了的政治“折腾”,大都是自上而下地“鼓动”、“发动”起来的。

  想想文革,响应伟大领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男女老少齐上阵,举国的政治狂热。热到什么程度?热到狠不得掏出心来让人看是不是红的,热到竟然有人越境到国外去搞革命,热到天安门前红卫兵们万众欢呼的场面空前又绝后。

  突然有一天,毛主席“最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还是谋害伟大领袖的阴谋败露,私自驾机叛逃摔死的。是真的吗?阶级敌人造谣污蔑吧?帝国主义还有社会帝国主义可是与我们不共戴天、亡我之心不死啊!善良而又被卷到“革命”政治运动中的民众觉得这怎么可能?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但你不信也要信,这是党组织通知的,中央电台的新闻播报的。那原因是什么?是林彪当了二把手,就滋生要当一把手的狼子野心了,早就组织“舰队”准备搞政变了,并且这个人在历史上就有问题,什么什么事情上不听毛主席的话,你仔细看他那形象,眉毛眼睛,多阴!

  ——民众好象一下子回过神来,就是,被林彪骗了,幸亏伟大领袖明察秋毫、及时识破,不然,红色江山说不定就断送到他手里了!我们更要紧跟伟大领袖啊,于是,批林批孔,继续革命。批林为什么要批孔?因为林彪床头挂着“克己复礼”的条幅,伟大领袖也说了,国民党反动派都尊孔,林彪也尊孔。那就批吧。

  后来,伟大领袖去见马克思了,不是说他至少能活120岁吗?这可没人敢造谣。哇,那个痛啊,人民不就成了没爹妈的孩子吗?接着,“四人帮”又被拿下了,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不久,开放了,知道国外的情况了,人家资本主义国家的老百姓不仅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简直有点象我们理想的共产主义;历史也慢慢地被揭秘,政治露出了冰山一角,民众也开始觉悟。

  但觉悟的如何?

  就在前几天,我们很多可爱的写手们还在大声疾呼:不要瞎猜乱说,听到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就是什么内部闹翻,什么要泄密、要避难,你们真会联想啊!看到女人的胳膊就联想到肉体!王立军可是我们的打黑英雄,是我们书记的左膀右臂,他是到领事馆追查偷跑到美国的贪官名单去了!

  这时候,连我这个文革中一样愚昧的人,也感觉这些人除了可爱和自信,就是太愚昧了,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很傻很天真。于是,“善良”、“愚昧”、“左”,这几个本来分属不同领域的词,都蹦出来,并在这里并排站在一起了。

  这能怨他们吗?他们看到的都是我们“正面”的宣传,政治的正确、形象的光辉,还有象当年一样的“紧跟”和“密切”。政治,严格地说是政治权力及其运作,对于中国大多数人来说,还远非什么阳光下的事情,而仍然是一个神秘的黑箱。

  他们没有看到,因而也不了解政治的另一面。加一句话,是已经有了改善,但仍然亟待改革的政治。

  善良的人们会问,为什么偏偏是政治?

  其实,政治既不意味着光明正大,也不等同于丑陋肮脏。需要还政治的本来面目,并给它一个历史性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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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治的产生与政治游戏

  

  形象地说,两人之间无政治,因为两人必须合作,且关系清楚,没有玩政治的空间。当然,可以有智力和暴力,一方揩另一方的油,甚至奴役他;但如果另一方智力体力不弱,那就得公平合作,俩个和尚抬水吃嘛。

  都知道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两个被抓的囚犯由于不能通信息,最后都没有选择对双方最有利的不坦白,而是选择了坦白招供,这叫纳什均衡。但这不是合作均衡,而是俩人“不合作”的均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一个警察是第三者。所以,三人之间就有政治了,三人中有一人放个屁,放屁的只要说自己没放,另外两人就搞不清楚了,这就会互相猜疑;如果俩俩合作,一人被排除,那么任何人都有合作的可能,也有被排除的可能,这就有戏了。

  现实的政治虽然不是这样产生的,但三人关系中就有了政治的萌芽。在最早的氏族中没有政治,因为大家的生存能力都很低,需要相互依赖,合作生产,挣的也就勉强够吃的。那时,“我们”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们”的,甚至配偶——应该叫异性伙伴——也是如此,“争风吃醋”是后来的事情。那时重要的是区别“我们”与“他们”。

  今天海外还有些民族没有政治机构,秩序是靠族长和习俗维持,但他们都比较穷,没有多少财富,所以谁都没有多大的私心和贪欲。

  但在多数民族中,一方面,财富增加、氏族扩大,血亲关系有了亲疏之分,另一方面,劳动分工与分化也在扩大,导致了人们能力和作用的差异,一些人就开始动脑筋了:我自家怎么过得好一点、风光一点,也让自己的后代过得好一点、风光一点?这就要想法利用人的先天的后天的差异,尽量让自己获得一个优势地位,多占有一些财富。

  他们为什么不像我们的道德模范,一心想着如何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真是没觉悟!其实是没法有觉悟,一者就象我们经济没有崛起之前,搞平均,吃大锅饭,吃得大家都懒了,也更穷了,所以邓小平才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二者就象今天“我族”和平崛起,不可能拉着朝鲜、缅甸、巴基斯坦这些穷哥们一起崛起,管不了那么多,管多了是干涉人家内政,象朝鲜从来讲的是金领袖树立的“主体思想”。就是这个理。

  当然,那时候这“一部分人”肯定是那些威信高经验又多的族长、酋长及其子女们,利用传统的合法性,他们最容易获得优势地位,凭这种地位捞取财富。捞得家大业大了,怕人眼红怕人抢,也就需要有人“看家护院”;于是,原来在打猎中发明出来的“枪”,现在成了受“东家”指挥的“枪杆子”。在这个过程中,道德要么放低了身段,要么生出虚伪的一面,总之,道德“权威”开始向政治“权力”转变了。

  这样,财产不能“共”了,老婆也不能“共”了,“我”的就是我的,不是“你”(或你们)的,也不是“他”(或他们)的,有了三人关系或三方关系。“我”为了自家能多捞多得,就要区别“你”(或你们)和“他”(他们),拉拢、联合你(或你们),排挤他(或他们),让他(或他们)处在最低层,为我也为你当牛做马做贡献。社会分化和界限也就出现了。当然,三方对自己而言都是“我”,究竟谁能脱颖而出,那就看他们掌握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看谁会玩儿不会玩儿了。所以,政治首先是围绕利益开展的权力获取和运用的游戏,是通过人对人的支配而实现人对物的占有。

  当着我们所说的“国家”这个圣物出现,社会就有了体制化的上下尊卑的差别。社会从原来的平面上隆起了等级的金字塔。处在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社会地位最高,拥有的财富最多,自由度也最大;处在金字塔下层的人,则只有养活自己,外加交皇粮,向上输送资源的份。所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是人的自由的天性使然,无可厚非,但有本事走到高处的,注定是少数人。

  现在大讲价值观,人类文明几千年,说白了,往上爬或羡慕、巴结那些爬上去的人,是许多民族世俗的主流价值观。批评和抵制这种价值观的价值观,是平等。孔子当年就担心,“不患寡而患不均”。但中国偏偏成了最陡峭的金字塔,严重不均,只有处在金字塔最下面的人,是既寡又均。

  吊诡的是,这原因又正在于社会不能合理分化,朝廷重农抑商,不让分化,这才能保证小农们既不流离失所,又能作好皇权的垫脚石。倒是西方,政治、文化和经济在前现代就相对分化,社会二元或三元,国王、教皇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推动了后来西方人法律上的平等。有些大领主或大商人,经营有方,富可敌国,也完全正常。

  ——要在中国,那就等着皇帝来收拾吧。朱元璋让苏州巨富沈万三家破人亡,嘉庆抄了乾隆的宠臣和坤的家。所以,即使前现代社会,西方人的出路也比咱们多一些,社会有一个内部的多元互动和制约。

  我朝向来有我朝的特色。秦统一六国之后,原来周天子的分封制变成皇帝专制下的郡县制,皇帝通吃,政治领袖、精神导师、财富霸主一肩挑,“天下”这才真正属于“天子”了,朕是天子也就是朕即国家。

  在这方面,荀子和他的弟子韩非和李斯没少帮忙。按韩非的教导,人性都是恶的、心理都是阴暗的,父母和子女之间也算计,觊觎皇帝大位那就更多了,刘邦看到秦始皇是怎么说的?“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又是怎么说的?“彼可取而代也!”所以皇帝对谁都不能相信,要牢牢地掌握权力,熟练地运用“法术势”的三字经,即颁律法、弄权术、处优势。

  ——律法是公开透明的;优势是制造出来的落差,或者表现为空间高度、时间领先,或者表现为某种异样的氛围,造成人的心理认同或精神雌伏,半公开半透明;权术、心术则不公开不透明,说某某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极深,就是他的真实想法你一点也看不出。这样玩政治,有点象猜哑谜,最接近的是仇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的相互追杀,玩得心惊肉跳,没什么规则和程序可讲。传统政治,厉害也就厉害在这个地方。

  秦用法家,二世而亡。接着,黄老之学和儒家先后成为汉家的首选,汉武帝独尊儒术,用汲黯的话这叫“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有点嘲讽的味道;到汉宣帝训斥太子时,就明确地宣示为“霸王道杂之”这一经典政治原则了。

  于是,作为利益集中体现的政治游戏,成为皇帝的禁脔。皇帝特选的帮办们当然要参与其中,为皇帝玩游戏出谋划策,让游戏玩得高明一些。所谓高明,就是让天下人不仅对皇帝坐天下心悦诚服,还感恩戴德:“天大地大,不如万岁爷您的恩情大!”“陛下圣明,臣罪当诛!”“吾皇万岁、万万岁!”

  ——这也不能说整个一阴谋,儒家帮助设计和推行这一阴谋,因为弱小而无助的农民们,要没有皇帝从上面给他们洒下雨露阳光,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作主,遇到土豪劣绅的欺男霸女、灾年荒岁的颗粒无收,他们还真是没辄。至于到底是谁养活谁,草民们如何弄得清?自古就要交皇粮,有坐轿子的就有抬轿子的,这些天经地义的“传统”难道会不合理?谁又有本事把它翻过来?中国百姓根本不必知道什么黑格尔,生活每天都在教育他们“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皇帝加儒家的专制,还是好于皇帝加法家的专制。作到帝王师的儒者瞅着机会就给皇帝讲天人感应、讲舟与水的故事,让皇帝有所忌惮,也慈善一点;皇上父仪天下,皇后母仪天下,如此天下一家春,社会也就和谐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也不妨说就是“大家长的政治”。政治除了有不可公开的“阴”的一面(阴谋?),还有可以公开的“阳”的一面(阳谋?),孙中山的比较现代的说法,就是“管理众人之事”,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但是,参与这场游戏的人一多,游戏的设计就麻烦了,穿帮的危险就增大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同心圆就要分出内外层。最为内部的圈子是皇帝最宠信的几个人,只有他们掌握最高权力和最高机密。不过,对他们,皇帝不仅拥有最后的裁断权,还要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处处留一手,这是韩非子早就告诫过的。所以,传统政治之所以不公开、没规则,更不必讲什么程序,关键在于政治的高度集权和一二个人说了算。这是传统政治最大的两个特点,从这两大特点自然生出神秘性。皇帝也怂恿一些人为他指天画地、装神弄鬼,搞什么谶纬神学。

  当然这并非没问题。关乎天下安危、万民祸福的大事,只一二个人说了算,那更多的人就不放心,于是乎,凡有可能或自认为有能力的人都想影响这一二个人。中国历史上不停地上演剧情差不多的一齣戏,就是外戚、宦官们的干政甚至夺权篡位。玩得好,可以象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象魏忠贤成了权倾朝野的九千岁;玩到极致,也有自己当上皇帝的,象王莽、杨坚,武则天、慈禧也可划入这一行列;玩不好,轻者打入冷宫,重者流放灭门,更是比比皆是。

  即使皇室的嫡长子世袭制拥有政治的合法性,围绕皇位的争夺,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事,也多了去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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